滚烫的

年三十，雪还在下。父亲出门了。

我趴在窗台上看。雪地里，他的背影一颠一颠的，走得很慢。我知道他怀里揣着什么——红纸包，里头是换好的两块钱、五块钱、十块钱，新票子，叠得整整齐齐，贴着心口放着。

母亲在灶屋里说：“下雪天都没挡住你爸。”

我说：“嗯。”

“你姑姑命好。”

我没接话。命好是有个好哥哥——父亲十三岁就没了爹娘，姑姑是他背大的。冬天河水凉，他把姑姑扛在肩上，自己棉裤湿到腰。姑姑只念到三年级，就不肯念了。她懂事，知道得让哥哥多读几年书，这个家才能撑起来。

这些事，父亲从来不提。但每年三十，那个红纸包一定会送到姑姑手里。

父亲走的那年七十五。

秋天走的。头年三十，他还去送压岁钱。回来跟我说：“你姑姑也老了，手抖得厉害。”

第二年三十，我起了个大早。母亲问干啥，我说，给姑姑送压岁钱。

母亲愣了一下，转身进了灶屋，没再出来。

红纸包是我自己包的。两块的、五块的、十块的，簇崭新。我把红封揣进棉袄里层，贴着胸口。忽然想起父亲——他每年是不是也这样？有点硌，又有点热。

五里土路，我骑自行车去的。雪刚停，路上没人，车轮轧过去，嘎吱嘎吱响。冷风灌进脖子，我把身子伏低了些。

姑姑开门，看见是我，先是愣住，随后笑起来。那笑容里有惊喜，也有别的什么。

“外面冷，快进屋。”她说。

姑姑接过红纸包，攥在手心里，攥得很紧。那只手确实抖得厉害。

“喝口热水吧。”

“不了，还得回去贴春联。”

骑出村口，我回头看了一眼。姑姑还站在门口，红纸包还攥在手里。雪沫子被风扬起，落在她的头上、肩上，她也不掸，就那么站着。

往后的每个年三十，我都去。

有时带瓶酒，有时拎两斤点心。姑姑每次都留我吃饭，我说不饿，就是不想给她添麻烦。她也不强留，只是往我车筐里塞东西——熟鸡蛋，苹果，有时是一包她晒的干豆角。

有一年，她忽然说：“你爸小时候，过年也给我压岁钱。他哪有钱？从自己伙食费里抠出来的。”

我说：“真的不容易。”

她看了我一眼，没再说话。风把她的白发吹乱了。

前年腊月，姑姑走了。脑梗塞，没受什么罪。

今年年三十，雪下得比往年都大。我怀里揣着红纸包，骑车去了村后圩。姑姑的坟，被雪盖得严严实实。我在坟前站了很久，手伸进棉袄里层，压岁钱热乎乎的。

回来的路上，我骑得很慢。五里地，骑了小一个时辰。

母亲在灶屋里忙活，锅铲碰着铁锅，叮叮当当响。我站在院子里，没急着进屋。雪落在头上，凉丝丝的。

院子里那棵老槐树，父亲小时候就在了。枝丫上积了薄薄一层雪，弯成弓状。黑的黑，白的白。我看了它好一会儿。

母亲端着饺子出来，说：“趁热。”

我坐下来，咬了一口。

滚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