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国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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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的热风掀起窗帘时，案头的日历正翻到6月7日。指尖划过纸页的沙沙声里，那些被岁月浸得泛黄的记忆突然清晰——四十五年前的夏天，我在高考的浪潮里浮沉，终于抓住了命运抛来的绳索。
一、两度奔赴的夏天
1977年的冬天来得格外早，却抵不住全国上下腾起的热潮。当恢复高考的消息顺着广播飘进灌区工地时，我正握着铁锹在冻土上刨沟。指挥部的黑板报前围满了人，粉笔字在阳光下亮得发烫：“知识改变命运”。那天夜里，我在工棚的煤油灯下翻出压箱底的课本——牛皮纸封面的语文书边角卷成波浪，数学笔记本上还留着老师用红笔圈的重点。
第一次高考来得仓促。走进考场时，鞋底还沾着未洗的泥巴。政治题里的时事热点、语文卷上的作文题《谈青年时代》，都在脑海里织成一张网。考完后盼来体检通知，以为胜券在握，却在漫长的等待里等来了寂静。我却在深夜对着宿舍窗外的星空发誓：这一次，不算结束。
1978年的夏天带着蝉鸣涌来。这一回，我更笃定了方向。在灌区指挥部忙碌的间隙，我把史地课本抄在硬纸板上，揣在工装口袋里；午休时蹲在树荫下画中国地图，连塔里木盆地的褶皱都描得仔仔细细。那年全国统一出题的消息传来时，我正跟着喷灌技术学习班去辽阳，行李卷里藏着一本磨破边的《中国通史》。
二、分数榜前的震颤
在辽阳的那晚，路灯把招办的木门照得发亮。我攥着准考证的手心全是汗，顺着榜单从上往下找——“全县第二”四个字突然撞进眼帘，墨迹在昏黄的灯光下微微发颤。身后的蝉鸣忽然静了，只听见自己心跳如鼓。想起这两年在工地边啃馒头边背课文的清晨，想起煤油灯熏黑的工棚屋顶，想起母亲缝在书包里的字条“吃得苦中苦”，所有的疲惫在那一刻都化作了眼眶的热。
其实我的“强项”藏着太多不自知的侥幸。中小学十年一贯制的学习里，我偏爱着语文的平仄、史地的经纬，却对英语单词和理化公式望而却步。幸而选了文科，避开了头疼的化学方程式，又逢英语第一年不考、第二年不计总分，才算得了喘息之机。自诩“语文好”，却在写《谈青年时代》时，只记得开头的排比句：“青年时代是朝气蓬勃的时代，是大有作为的时代……”第三句终究没记起，下文更是凭着热血胡写一气，如今想来，所谓“好”不过是对文字的本能热爱，像野草在石缝里冒头，带着未经雕琢的莽劲。
数学科曾是老师眼里的“希望”。课堂上遇到难题，老教师总爱把目光投向我，而我也总能在粉笔敲黑板的“咚咚”声里站起来，说出前半段思路。可高考那张卷上，连“勾股定理”的证明都让我卡了壳，最后得了可怜的分数。如今回想，当年的“好”原是浮在水面的萍，真正托住我的，是历史课本里背得滚瓜烂熟的朝代兴衰，是地理图册上描了又描的等高线——那些被偏爱的学科，终究成了命运的跳板。
三、岁月深处的回响
后来的故事，像被春风展开的画卷。师范院校的中文系课堂上，我第一次读懂了“青年时代”的重量——不是排比句的堆砌，而是在时代的浪潮里敢闯敢拼的勇。毕业后到辽河油田当老师，从三尺讲台到机关干部又到学校管理岗位，每一步都带着高考赋予的底气。有时站在教室门口，看着学生们埋首刷题的背影，会想起自己在工棚里冻红的手指，想起辽阳招办那盏摇晃的路灯——原来命运最动人的，从来不是某一刻的高光，而是那些咬牙坚持的时光，早已在血脉里酿成了向前的力量。
如今再看当年的“偏科”与“侥幸”，忽然懂得：高考于我们这代人，从来不止是一场考试。它是冰封十年后破土的春芽，是千万个像我这样的青年，用课本作舟，从泥泞的现实里划出一条通向光明的河。那些没写完的排比句、没证出的几何题，都在岁月里成了温柔的注脚——重要的从来不是“考得如何”，而是我们终于有了“考”的机会，有了把命运攥在手里的可能。
窗外的风掀起书页，2025年的6月7日与1978年的夏天在时光里重叠。此刻忽然想对四十年前的自己说：那个在招办门口笑到眼眶发酸的青年啊，你不知道吧，你攥着的那张成绩单，从来不是终点，而是一个时代给千万人写下的、关于“希望”的序言。
2025.6.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