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米干饭土豆烩茄子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的东北山区，秋光漫过玉米地梢头时，山风已带着扎人的凉。那年我虚岁八岁，跟在父亲、大哥、二哥身后，踩着没踝的草稞子上山割苫房草——老房顶得趁霜降前重铺，不然冬漏雪、春漏雨，一家子难安生。

东北苫房草是宝贝，茎秆比我还高，韧得像细瘦竹林。父亲说它“宁折不弯”，铺房顶能顶五六年，不压房梁还挡风雪。那会儿全村房顶都覆着这草，远看像层金黄毡子，风一吹，草梢哗哗响，似有人在房上唱歌。

走在前头的父亲扛着两把亮镰，木柄被手汗浸得发黑。那年他不到五十，背挺得笔直，不像后来我回乡时见的那样，腰弯如弓——他一辈子守着土地，是生产队“打头的”，铲地、割麦、滤粪总冲在前，队里人夸他“铁打的”，谁也没见他夜里偷偷揉腰。后来父亲因食道癌离世，弥留时还拉着我手念叨：“当年苫房草没割够，亏你二哥补了几捆。”话落，眼里的光就暗了。

父亲身后是刚成年的大哥，穿件洗白的蓝布褂，袖口卷到肘弯，露出细瘦却结实的胳膊。他生得清俊，皮肤白净，是村里少有的“文化人”，初中毕业就当大队会计，算盘打得噼啪响。那天他没带算盘，只背个空麻袋，攥着镰刀闷头追父亲，割草的“咔嚓”声总慢半拍。大哥重情，兄弟姐妹谁家有难，他必倾囊相助，可性子烈如炮仗，曾和大嫂吵架时扔炉盖子砸碎玻璃，吓得我们几个小的躲在门后不敢出声。后来他走得突然，只留下一箱子泛黄账本，字迹依旧工整。

二哥跟在我身边，比我大八岁，胸前别着“大队长”红袖章，走路挺胸抬头。他从小好强，上学时从中队长干到大队长，干活也不肯落人后，十四五岁就抢着扛草捆，父亲拦着，他还犟嘴“我能行”。这股劲儿陪了他一辈子：后来没当老师，成了村里“挖匠”，镰刀换铁锹，上山采石、下地挖沟从不惜力；再后来当工程队队长，盖房修路仍冲在前头。可重活累垮了他，先得腰椎管狭窄，后遭脑血栓，一躺就是四年。卧床时他总念叨：“当年割草再快点，爸就不用多跑一趟。”走时，他手里还攥着我找木匠做的小镰刀模型。

我是最小的，父亲没给我镰刀，只让我拿个小竹篮“捡草籽”，其实是怕我被镰刀伤着。我追着蝴蝶拔狗尾巴草，早把割草抛在脑后，只记得山风扫过草叶痒了脸颊，阳光透过草缝织出碎光，父亲他们的身影在草海里忽高忽低，镰刀声、说话声混着山脚狗叫，成了记忆里最清的背景音。那时不懂离别，只觉有他们在，天塌下来都有人扛。

日头爬上天顶，父亲擦了把额角的汗，喊了声“歇会儿，吃饭”，我立马蹦到他身边。母亲早上用旧布兜装了两个粗瓷盆，里头是我盼了一路的大米干饭和土豆烩茄子。那年月，大米是队里分的稀罕物，一年吃不上几次，土豆茄子也不是家常能有的，只有全家干重活，母亲才舍得做这道菜。

我们找了块背风的石头地坐下，父亲把盆摆中间，大哥、二哥和我各自拿起粗瓷碗，盛上满满一碗饭，再舀几勺烩茄子。茄子吸饱了油香，软乎乎一抿就化；土豆炖得面面的，咬一口满嘴生香；大米饭就着菜，越吃越馋。我吃得急，米粒掉在衣襟上，捡起来就往嘴里塞；二哥狼吞虎咽，转眼碗就见了底，又添了一碗；大哥吃得慢，却也一粒没剩；父亲最后动筷，总把菜往我们碗里拨，自己就着剩下的菜汤，把碗底刮得干干净净。没一会儿，两个盆就见了底，连菜汤都被我们用饭蘸着吃了。我摸着圆滚滚的肚子抬头，正撞见父亲、大哥、二哥都笑着看我，阳光映在他们脸上的汗珠上，亮闪闪的，比任何时候都亲切。那时不懂什么是幸福，只觉得跟着他们上山，能吃上这碗热饭，就是世上最开心的事。

后来我长大了，离开家乡去了城里，山珍海味尝了不少，可总觉得不如当年山上那碗大米干饭土豆烩茄子香。每次回乡，都要让母亲做这道菜，母亲笑着说“日子好了，天天能吃，还稀罕这个”，可我知道，我念的不只是味道，是那年的山风、草响，是他们三个的身影，是一家人围坐的温暖。只是后来，饭还是那碗饭，菜还是那道菜，桌边的人却越来越少了。

如今父母、大哥、二哥都不在了，村口的汽车站再也见不到父亲翘首等待的身影，大哥的账本被我收在抽屉里，二哥的小镰刀模型摆在书桌一角。想他们的时候，我就自己做一碗大米干饭土豆烩茄子，坐在桌边慢慢吃，仿佛又回到了那年的山上——风还在吹，草还在响，他们三个就坐在我对面，笑着看我，一如从前。

那碗饭的香，藏着父亲的坚韧、大哥的温情、二哥的好强，是家的味道，也是他们留在我生命里，最暖的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