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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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云初
一、追求进步、魂断杭城的杨琳前辈
京杭大运河，像一条蜿蜒的飘带，它的两边，镶嵌着无数璀璨的明珠，这些明珠，在时代的变迁和岁月的洗礼下，大都成了各具特色的古镇。
东汉建安五年（200），东吴大将吕蒙在苏南运河畔一个叫庱亭的地方屯兵筑城，其浩荡之势，威震乡野。为纪念这位英雄人物，北宋雍熙四年（987），后人遂将庱亭改名吕城，并置镇。
镇府在何处，史书无记载，也就无所知，但历朝历代，沿河兴市，几成风尚。河道内，船只穿梭，波浪翻滚；两岸边，店铺林立，街巷纵横，更有吕蒙这个历史人物的加持，古镇也就成为大运河苏南段一个独特的存在。南宋刘宰诗：“吕公遗垒枕高冈，落日西风草木荒。王气悬知南国在，不妨北面俨冠裳。”清蔡芬诗：“石尤风作恶，舟泊吕蒙城。市岸乡音杂，河桥月色横。空囊思贳酒，隔舫正调筝。咫尺家园在，依然滞客程。”清黄之晋诗：“两堤灯火市商铺，中有条条巷达衢。一宅十年三易主，依然弄以其家呼。”古镇在历代诗人笔下所展示出来的英雄追慕、水乡风光和街市俨然，可见一斑。
随着沪宁铁路的建成，吕城火车站的设立，古镇商贸活动日盛。据《吕城镇志》（韦竹青主编）载：民国20年（1931），集镇上已有银楼、典当、猪行、木行、鱼行、粮行、茧行、绸布店、茶馆、染坊、糟坊、酱醋坊、客栈、浴室、铁铺、戏院、五金店、药店、酒店、糖烟酒专卖店、杂货店、南货店、饭店、估衣店、石灰店、豆腐店等120余家。后也曾遭兵灾敌侵，几度萧条，但重商亲商的传统，让古镇迅速恢复旧观，更添新貌。民国37年（1948），古镇大小商号已增至200余家，每当逢集市日，街上人流如织，店内拥挤不堪，古镇的繁华景象颇似“清明上河图”。曾传有这样的说法：“无锡小上海，吕城小无锡。”可见当年的繁华。
多年乃至数代的苦心经营，使本镇数十户家族成了大小富豪。富家望子成龙，望女成凤，也因此，兴资办学，子弟游学海内外，女生得以进学堂，尊师重教成了古镇又一优良风尚。
运河南岸的西侧，有一条南北走向的吕渎河，与大运河贯通，在靠近大运河处，有一座青龙桥，镇域内吕渎河西边，有一条青龙巷，巷西有两家大户，其中一家便是杨家。新中国成立前，杨家大院单单房舍就有七八十间，其中大部分是楼房。除主人居住外，其他用来开店设厂——南北货商店、粮行、蚕行、糟坊等，皆具规模和名声。镇中央运河边的泰定桥附近，还有一处杨家经营的三间两层的酒店（当时已属古镇最大规模的酒店了），古镇外围乡间还有不少田产。
杨家主人杨敬胜（国立浙江大学表格上杨琳父亲为杨缄三），夫人杨匤氏，其家所经营的商号名杨元昌号。夫妇育一男五女，长子杨松年，长女杨真正，二女杨真璠，三女杨真瑞，四女杨真如，五女杨琳。
杨琳生于1912年，早慧，喜爱读书，在丹阳县第三高等小学校（现为吕城中心小学，由清末秀才、镇江政法大学毕业生沈揆百等人于1915年创办）毕业后，即入当时民国首都南京的暨南学校读初中，毕业后考入该校高中部，读完高中二年级上半学期后，因学校升格为大学，并搬迁到上海的工作已全部结束，时年18岁的杨琳转入上海务本女子中学，保证人是她的二姐夫郝克之，职业为商人，住在上海大东门火神庙晋康里11号。在一年半的时间里，她与同班同学杨明洁（与杨琳同龄，祖籍四川，父亲杨光湛，律师）成了密友，在进步老师和同学的影响下，也有可能还在其表兄匤亚明（1906年生，比杨琳年长六岁，1928年考取上海大学并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南京大学校长）的影响下，产生了参加革命的思想。
1931年春，杨琳考取浙江大学农艺学系（首批招生七人），同时考进浙江大学的还有杨明洁（被浙大文理学院录取），半年后，云南大姚县籍男生施尔宜（参加革命工作后，改名施平，曾任华东师大党委书记、上海市人大常务副主任等职）从南京金陵大学转考入浙江大学农学院森林学系（第二批次录取），与杨琳成了同院校同学。
同年，“九一八”事件的消息传至浙江，浙江大学的学生义愤填膺，积极寻求救国之策，首先想到的就是要求南京政府与日断交，对日宣战。浙大农学院首先行动起来，成立了“浙江大学农学院学生抗日会”和“浙江大学农学院学生会”，施尔宜和杨琳分别当选为两会主席。浙大工学院、文理学院以及杭州各大专院校也积极响应，并组织了近二千名学生赴南京请愿，要求蒋介石率部抗日。施尔宜以浙大农学院学生抗日会主席和杭州市中等以上学校赴京请愿主席成员的身份参加并领导了这次大规模的活动。
“在抗日救亡的学生请愿斗争中，我结识了杨琳同学。杨琳系江苏丹阳吕城镇人，小康家庭，在上海务本女子中学毕业后，考入浙大，思想进步，在‘九一八’学生活动中，是积极的骨干分子，参加了南京请愿，我们意见一致，工作中相互支持，有问题相互商量。”（施平《六十年春秋风和雨•“低谷追求”》）
之后，施尔宜和杨琳决定去上海找共产党，和杨明洁一起到上海，先是参加了支援东北义勇军和马占山抗日的募捐活动，同时由杨明洁的父亲帮助找工厂（他们认为上海工厂共产党员多）。施尔宜和杨琳募捐结束后返校。“我和杨琳认识后，两人的感情由逐渐加深进入了恋爱阶段。在等待去工厂做工时，我们的爱情终于成熟了。由于到工厂做工，单身男女易受到工厂主的拒绝，又由于上海单身男女不容易租到房子，因此我们结婚了，准备到上海后建立小家庭，共同进行人生的战斗。”（施平《六十年春秋风和雨•“低谷追求”》）
这年寒假，国民党政府命令全国学校无定期放假，紧接着，原定要去上海的那个工厂被日军炸毁，上海去不成了。“这时候我们又遇到了雪上加霜的打击,原来杨琳在童年的时候,封建顽固的父亲把她许给他的至交好友金姓之子为妻,杨进中学后，接受了婚姻自主、恋爱自由的新思想,对姓金的青年十分不中意,但她父亲坚持不变，要她大学毕业后即与金家完婚。杨琳和我结婚的事,没有告诉家里,但这事是瞒不住的。当她父亲知道杨琳已和我结婚的消息,大发雷霆,宣布断绝父女关系,不再给钱供她上大学，使我们的生活陷于极大的困境之中。”（施平《六十年春秋风和雨•“低谷追求”》）
1932年的寒假直到3月份才结束，施尔宜和杨琳一时无去处，只得返校继续读书，两人的生活费用，大部分是云南省政府提供给施尔宜的公费奖学金（一百八十元），另外就是施尔宜“勤工俭学”，月可得七八元，再有就是杨琳母亲偷偷寄去十元八元，杨琳的朋友（大概率是杨明洁）也接济一点。为了节省开支，两人向农民租了一间住房，自己做饭，过着贫苦的日子。四月份，施尔宜从表叔刘云南（曾任共产党云南省委宣传部部长，大革命失败后，在上海神州社做出版校对工作）那里得知，由宋庆龄发起，“工学团”组织的赴俄工学，招收青年到苏联半工半读，他和杨琳认为，赴俄工学比在上海做工强，一则生活不用愁了（一切费用由工学团供给），二则可以近距离学习革命理论，可以参加党，他们追求的理想都可以实现了。由于“工学团”受到国民党的查禁，二人最终没有去成。
1933年初冬，两人终于有机会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一个群众性组织——“左翼文化总同盟”，被编入一个三人小组，小组成立后，接受过一次到校外活动的任务，即由杨琳以东北学生的身份，在一个茶馆里作宣传演讲，题目是“东北义勇军抗日情况的见闻”。施尔宜在茶馆外面“望风”。全程没有发生意外，杨琳演讲完和施尔宜会合后就返回了学校。小组只存在了半年。1934年暑假，二人同“同盟”失去了联系。为躲避追查，施尔宜带杨琳去了在庐山办私塾的表叔李一平处（这地方叫庐林“交芦精舍”，是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和陈名枢、蔡廷锴的别墅）住了一段时间，为了讨得一些生活费，由李一平介绍，施尔宜到“庐山森林植物园”做技术助理。
施尔宜对这里的工作和生活是满意的，他说：“这个工作，对我曾产生了相当大的吸引力，因为它和我大学学的专业对口，又符合我早先的兴趣。”“我若从此沿着这条人生道路走下去，它将是平平静静、自自由由，既不必防特务的跟踪，又不须为生活逼迫而忧愁，不太远的将来就可以成为一名森林植物学专家，前途一片光明。”（施平《六十年春秋风和雨•“低谷追求”》）
但他最终选择了带杨琳离开这里，去杭州“尽自己的时代责任。”
下面较长篇幅转载施平（施平《六十年春秋风和雨•“低谷追求”》）一节的后部分，让读者完整地了解杨琳不幸早逝的过程。
到了十月，杨琳怀孕已五个月，决定她先一步返杭，迟了旅行不便，我在植物园再工作两个月，赚点工资，为生孩子住院做准备。杨琳之所以去杭州，因为我们估计被捕的可能性已经过去,而且没有别的地方可去,杭州有她的好朋友可以给她一些照顾,同学多,生活不会太寂寞。杨琳回到杭州后，在大学本部旁边租了一间破旧的小厢房住下,自理生活,艰苦地过日子。一九三四年十二月，我辞去了植物园工作,回到杭州与杨琳相聚，照顾她的生活。她怀孕七个多月了，行动已很困难。我在植物园的工资,月仅三十元,两个人最节省也要二十几元，所余者只数元。生孩子住院必须先交入院费,否则就进不去,杭州的省立妇产科医院，入院费是十元,医药费不知要多少，其他开支还未计算进去,孩子生下来,还得有衣服穿，也要用钱。所以我们尽最大可能节省。杨琳到这个时候,需要一定的营养,但我们吃的只能是青菜萝卜。为了节省,凑住院费用，一个铜板、半个铜板都要计算。我们到老虎灶泡开水喝比自己烧合算，但老虎灶的开水是两个铜板一勺,我们仅有一只热水瓶，买两勺有点多余，买一勺半则还不满。为了节约,就买一勺半，可以节省一个铜板,不这样精打细算不行哪!我们是借贷无门的,杨琳的母亲已经很久没有给她寄钱了,杨琳知道母亲有困难，所以不愿向母亲开口，日子就这么艰难地过着,等待孩子的出生。
可是命运并不让我们安静地等待孩子的降生，真是路滑更遭顶头风,祸不单行,大难降临了。一个下午，来了个比我们低一班的同学、国民党员钱平望,我们一见此人就觉得可疑，据说他父亲是残酷迫害和收买共产党员叛变的“浙江省反省院”的院长。果然,他跨进屋后对我们说:省党部要他来通知杨琳到“反省院”去自首,对参加共产党的事坦白认罪,争取宽大处理,说完就走了。我们陷入惊恐、焦急之中,我们没有入党,只加入过“左翼文化总同盟”这一群众团体,为什么说杨琳是共产党员要去反省自首?为什么没有要我去自首?可能是那次到闸口工人区茶馆演讲的事被叛徒出卖了,而且说成是共产党员，我则没有露面，敌人可能还不知道,或者还没有定准。怎样对付当前的情况,要不要去向“反省院”说明杨琳不是共产党员,只是个浙大学生,又觉得这样做岂不自投罗网。“自首”我们绝不干,让它来抓好了,反正这时必在特务监视之下,要逃也逃不了。况且,怀孕已近八个月，走路都困难，怎能逃走呢?这天夜里我们整夜未睡。第二天中午,杨琳突然觉得胎动,而且阵痛，似乎就要生产了。这是缺少营养,身体虚弱,特别因经受了“自首”的惊吓与打击，身体支持不住了，看来要早产。我这时什么也不想,立即叫来一辆黄包车,把她送省立妇产科医院，幸而入院费凑齐了。杨琳入院后，两三个小时就生下一个男孩,我们做爸妈了,高兴极了。我们早已给孩子取好了名字叫“施枋赤”,“枋”字是我们两人姓的一半组合而成,“赤”就是红色,是我们两人生的赤色种子的意思。我一直守护在她身边,由于没有床位，被临时安置住在病房外的一间透风的木板小房里。我们为了节省钱，想住三四天就可带孩子回家,万没有想到,第二天下午杨琳突然发高烧，烧到四十度，医生来看后给她吃了两粒药片,烧没有退,要求医生继续给她吃药、打针，护士要我先去收费处交药费，才能继续打针吃药,但我身上已没有足够的钱，不先付清药费就不给打针吃药。高烧继续到晚上,杨琳已陷入昏迷状态,眼睛也睁不开了,我要护士找医生来,而医生不见来,我也无法走开,心情十分焦急，我叫她:“琳,醒醒!”可我反复叫,她却没有醒,到第三天的中午，她喉咙里起痰了，我抱着她叫:“琳，你把痰吐出来呀!”可是痰老是响着,不见吐出,忽然,好像钟摆突然停止一样,“嗒”的一声就没有声音了。我不相信这么一个活生生的人会死去，我抱着她放声大哭,还叫她醒醒,醒醒……。护士走来了,摸摸她的鼻孔,说她已死了,叫我不要哭了,接着就来了工人,把她抬进了太平间。护士说,人已死了,快去准备棺木，太平间时间不能放长的。我伤心地走出医院,先去学校找杨明洁,告诉她杨琳已死，并向她借钱买棺木。杨明洁听说杨琳突然死去,十分震惊和悲伤,答应立即想办法为我借钱。接着我到电报局给杨琳家里报丧。第二天早上,杨琳的二姐、二姐夫赶来了。杨明洁给我送来一百元钱，说是有人“施舍”的棺材钱,不要归还。我听到“施舍”二字,感到十分羞辱和难过，但我有什么办法呢，只得表示感激地接受了钱,并请转告“施舍”的人，在我有钱后一定归还(一年以后我如数偿还了这笔钱)。我用一百元买了一口比较好的柏木棺材，二姐、二姐夫出钱买了入殓的衣服及香烛纸钱等,就在太平间收殓了,眼看着最亲爱的妻子,共同战斗、共度困难的同志、战友被装进棺材,我痛心疾首,眼泪洒在她的尸体上!我们何其不幸!人间的悲惨命运竟落在了我们二人身上。我心中升起了对国民党的仇恨!若他们不来逼杨琳“自首”,我们的孩子一定不会早产，杨琳就不会如此死去。由于安葬还要买地等等,目前也无钱去办，只好把棺材先存放在宝石山下一家替人停棺的“山庄”里，等以后再安葬(一年后安葬在杭州市第一公墓,为了表明对她的思念,我用拉丁化新文字,刻写了碑文，注明于一九三五年一月八日去世)。我们的孩子是十分可怜的,生下来没有在母亲温暖的怀里甜甜地睡上一觉、吃上一口奶就和他母亲诀别了。我深爱这孩子,他是用杨琳的生命替换来的,我一定要抚养他长大成人,继承他母亲的革命思想,为他母亲报仇。但当时我无力养活他,只好拜求二姐、二姐夫带去代我抚养，此恩此德，我将来报答。
杨琳如此死去,我在住房里一想到就大哭,革命的道路就是如此难以追求!假若我们做工成功,尤其是去苏联工学成功，杨琳当然不会死,以她的思想、气魄、才干,一定会在革命斗争中立下功勋,我们会一同在党的领导下,战斗到胜利，再继续为社会主义建设而献出毕生力量,她，不愧是人民的好女儿，革命的好女儿!她永远活在我心中,鼓励和支持我战斗在革命的浪尖上。
杨琳逝世四五天后,我借到了钱，到医院去补交医药费时，有个医生偷偷对我讲,杨琳死了以后,省党部还来查问，似乎杨是重要人物。
杨琳死后,我找不到别的出路。由于还可以领取云南教育厅发的公费，一九三五年一月,我回浙大农学院复学读书，孤身一人,继续追求着革命。
这段文字，我反复、仔细读过多遍，揪心不已。世上没有如果，但凡有如果，杨琳就不会死，比如，如果赴俄顺利成行，如果不从庐山返杭，如果救治有力。
一朵娇美的凌寒的花凋谢了，吕城人民的优秀女儿，年仅23岁的杨琳就这样不幸离开了人间。滔滔运河水，也要为她呜咽、悲鸣。
二、天作之合、相濡以沫的施怀琳和姜小英伉俪
1935年1月7日，当杨家正忙碌而欢喜地做着迎接新年的准备时，突然接到来自杭州的电报。父亲哀伤，悔恨，母亲悲痛，号啕，都是可以想见的。作为家中长子，杨松年这个七尺男儿，也流下了泪，同住在镇上闻讯赶来的妹妹、妹夫们皆陷于悲痛中。杨松年此时担任着丹阳县第三高等小学校的校长（1932年9月——1935年8月），可能是顾及自己的身份和杨家的名声，也可能不愿意让杨琳原先订下婚约的人家笑话，他让全家永远封锁消息，并请妹夫郝克之和妹妹杨真璠代表杨家于次日赴杭州处理善后。
看到襁褓中的婴儿，才出生三天，就失去母亲；看到正当青春的小妹，躺在冰冷的太平间里，二姐杨真璠肝肠寸断，伤心欲绝，二姐夫郝克之也是男儿有泪止不住，想当年在上海务本女子中学，小姨子是何等的知性优雅、风华绝代，才隔了短短几年，竟抛下幼子，撒手人寰。二人含悲和施尔宜处理了杨琳的后事（将杨琳入殓，因无钱下葬，停棺于某地，一年后，葬于杭州市第一公墓。——参见施平前面记述）。
返乡前，施尔宜请求二姐和二姐夫将孩子带回吕城抚养，告诉他们，之前他和杨琳已为未出生的孩子起名为施枋赤。
孩子带回来了。作为家里的掌门人，镇上的“大先生”，杨松年对家人说，孩子这么小，妈妈就没了，小妹的孩子，就是我们杨家的孩子，今后，大家都要把他当作自家的孩子来对待。几经商量，决定将孩子交给杨真璠、郝克之夫妇抚养，理由一是郝克之家住在杨家附近，来往方便，况且他们家中只有一子，经济条件也不错。二是杨真璠和郝克之和杨琳感情一向很好，二人也很想带这个孩子。杨松年承诺，孩子住在郝家，抚养费由杨家承担。他立即安排人找来奶妈，住在郝克之家，照顾和喂养这个孩子（因郝克之在镇上也是位头面人物，又在上海经商，在家日子不多，杨真璠要掌管家里事务，也忙，多个人照顾总是好的，况且杨家孩子都有这个待遇，孩子既然到了杨家，自然也享受同等待遇）
为避免流言，郝克之、杨真璠给孩子起名郝小林。
从此，这个可怜的孩子有了一个温暖的、安定的家。自他有记忆起，这个家就是他的家，郝克之、杨真璠也就是他的父母亲，他还有一个哥哥叫郝鸿龙。由于杨家嘴严，镇上很少有人知道他是杨琳的儿子。
郝克之家在大运河岸边的西街上，两间两层楼房。郝小林在吕城这个有着千余年历史的古镇上，茁壮成长。他完全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曾经发生过什么，他曾经经历过什么。家庭优渥的经济条件和社会地位，吕渎河水的碧波荡漾，大运河的自然风光，以及街巷商家的繁华，还有来自郝克之、杨真璠一家的宠爱和杨家其他长辈的关怀，都让这个孩子从幼儿到少年都一直处于舒心无忧的生活状态里。稍稍长大后，他和大哥郝鸿龙玩在一起，睡在一起，情同手足，青龙巷、青龙桥、西街等地方以及附近的树上和河塘里，都留下了他们天真无邪的笑声和活泼跳跃的身影。
1937年，吕城沦陷，大运河两岸众多商家、住家遭日本飞机轰炸和焚烧，郝家住宅也多有损坏。郝克之一度出任伪镇长。在战火纷飞的年月里，郝家因他这样的身份得以保全。吕城地带抗日情绪如地火般暗涌，杨松年卸下校长职位，到句容茅山、溧阳、宜兴一带山区，组织了一支有100多人，100条枪的地方抗日武装，因不时袭扰敌人，日本兵曾扬言要出资1000元大洋买他的人头。
1941年，六岁的郝小林，进入丹阳县第三高等小学校读小学，在这里，他读了四年初小。他的同学赵樵平晚年回忆：“郝小林，比我大一岁。高挑的个子，比别的同学调皮，喜欢和同学交往，梳着小分头，青布中山装的上口袋中常插着一支钢笔，在当时的学生中还是很显眼的装束。小林擅长游泳，一到夏天，经常到我们村旁的大运河中逆流击水，顺流凫水，我在岸边帮他拿衣服，很是羡慕。”
1945年，日本投降，吕城和全国各地一样，在庆祝胜利的时候，也对任过伪职的人员进行清洗。郝克之商人出身，加上任伪职期间，并无为虎作伥之劣迹，相反还利用职务之便，对乡民多有庇护，因而躲过一劫。这时，毕业于黄埔军校、在国民党部队任团长的施家三弟施尔昌和国民政府国防部任高官的四弟施尔福（中共地下党员，为党立下特殊功劳，受到毛主席、周总理的多次表扬，新中国成立后在云南省委工作）商量后，在上海《大公报》刊登寻人启事，要帮二哥施尔宜找回施家血脉。启事意外被杨家人（很可能是郝克之，因杨松年已于1939年因有接受共产党部队收编的倾向被国民党宜兴县长派人暗杀）看到，郝克之审时度势，以为把郝小林送还在南京的施家两兄弟比较安全，再者毕竟是施家的孩子，早晚要归还的，于是与对方取得了联系。
很快，郝小林被接（送）到南京。叔叔们将其名改为施怀林（施家同辈为怀字辈），当郝小林得知自己的身世后，如雷击顶，做梦一般，回过神来，大哭不已。一边是从未见过的生父、生母，一边是养育了自己十多年的养父养母；一边是生死未卜的生父、命丧黄泉的生母，一边是朝夕相处，视为家人的养父养母。施怀林心如刀割，泪水涟涟。孩子的这般情形，叔叔们是理解的，但也没有别的选择。
当时，国共内战爆发，两位叔叔忙于战事，考虑到孩子的安全，叔叔们让施怀林失学在家。
一晃一年多过去了，施怀林逐渐从阴影中走了出来，1948年，已参加共产党部队、时任滇黔纵队营长的三叔施尔昌来到南京，把失学已两年的施怀林带回云南大姚县老家。
施怀林被送进大姚金碧小学读书，经过在南京的两年沉淀，他有些早熟了，天资聪慧的他，很快显现了学习上的超群，仅用一年时间就学完了小学五六两个年级的课程。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早已成为共产党干部的、身在苏中地区的施平多方打听，得知他和杨琳的儿子已被三弟送回云南老家，还顺利地读完了小学，很快给儿子写信，并特意嘱咐儿子，升入初中后，将名字改成怀琳，他是以这种方式表达对前妻的怀念，同时期望儿子永远铭记母亲。
施怀琳以优异成绩考取大姚县中学，并于1952年毕业，同年，只身赴上海父亲施平那里，后在上海国立高等机械学校读书。
青春年少的施怀琳，这时已更加成熟，他很快融入父亲的家庭（施平于1942年底与来自上海的苏中根据地民运工作队的蒋炜结婚）。当父亲告诉他的养父郝克之的遭遇后（施平曾劝郝克之留在上海，但郝克之认为，他只是个商人，虽任过短期的伪职，并未有过伤民误国之举，不会有事，新中国成立后，因私藏枪支，虽事出有因，竭力解释，因当事人不肯做证，终未获宥，1950年被执行枪决），他更加思念在吕城的亲人。
假期一到，他便动身回到了朝思暮想的吕城，见到了养母杨真璠（据人描述，杨真璠身材修长，衣着整洁，气质高雅，勤劳能干）、大哥郝鸿龙（小名郝龙龙，曾留学苏联，回国后，担任南开大学俄语系教授，妻子也是大学教师。文革中被打成“苏修特务”，1972年被遣送返乡务农，母子相依为命，靠妻子接济和生产队微薄收入生活。1977年平反，回南开大学任教。）和大舅姆张干苓（1890年生，1995年去世。杨松年死后，张干苓经营家庭生意，杨家产业继续红火。新中国成立后，房舍充公，仅留两间供后人居住）以及姨妈姨父们。
此刻的吕城，大致还是早先的模样。施怀琳触景生情，感慨良多。他经常踱步在郝家屋内，一遍遍抚摸那些破旧却坚硬的家什，回忆往事；也经常站到二楼的回廊上，眺望远方，有时他走到回廊东侧，朝杭州方向深情凝望——那里有他长眠于九泉之下的慈母。有时他若玩兴起，也爬树登高，街景和河景在他眼中是最美的人间风光。
不久之后，他就留意到，郝家附近的吕家（吕家原宅被日本飞机炸毁后，长期租居在这个地方）门前，经常可以看到一位娴静的少女在大树底下埋头看书。这引起了他的注意，慢慢地，这位年轻人的心如一池春水起了波澜。而吕家那头的少女，也大致能察觉到有一位年轻人在不远处长久地注视她吧。
最好的年纪遇见最好的人。不久他们就认识了，见面了，或在郝家，或在吕家。从当初的羞涩面对到后来的倾心畅谈，两颗年轻的心渐渐擦出了爱情的火花。
从此，两人开始鱼书雁信，一到假期，都会翩然归来，相会于吕城。不必花前月下，已是心心相印。这片承载着施怀琳年少温馨记忆的故土，因为这个女孩子，更增添了一份甜蜜的思念和强烈的吸引力。
这位女孩子便是姜小英，当时还在吕城镇上读初中。
姜小英1935年8月31日出生于吕城旁边的导墅大焦村，在她之前，已有三位姐姐，大姐姜小书，二姐姜吉英，三姐姜锡英。姜小英家有祖上留下来的二十多亩田产，父亲姜生和在一家私人药店做工，还掌管着族里的祠堂，日子过得还是蛮不错的。由于当地没有学校，几个女儿都没有读书，三个姐姐到了结婚年纪，都出嫁了，两个嫁在离娘家不太远的乡下人家，二姐嫁在吕城镇上。后来，在父亲的奔波操劳下，村里终于办起了一所小学堂，于是，开明的父亲立即把小女儿姜小英送进了学堂。姜小英学习认真刻苦，加上天资很好，成绩一直全班第一。在村里读完初小，父亲就很自然地想到把女儿送到吕城来上高小，一则这里有丹阳县吕城完全小学校（现吕城中心校），二则可以住在二女儿家，有个照应。姜小英的二姐善良，二姐夫又是仁厚之人，也非常乐意小姨子住到自己家里来。这样，姜小英也就到了吕城，并且一住就是五年（不包括去常州读书后，假期回来还是住在吕家的时间多）。
当时，吕城小学已有45年的历史，校舍整洁，环境优美，教师素养较高，姜小英感受到了良好的教学氛围，学习上更加认真勤奋了，成绩一直在年级名列前茅，第二年考入吕城镇私立养正中学（1948年由杨松年的儿子杨立军和黄埔军校毕业生辛铁君以及贺叔香、马伯安等地方知识界、工商界人士创办）读初中。
1953年姜小英以优异成绩考取常州芳晖女子中学（1925年创办，现改名为常州市田家炳高级中学）。可见她初中期间（乃至以后的高中阶段）与施怀琳的交往，并没有影响到学习，反而激起了她往更高的目标去努力，去追求。
这时，姜家因为地主成分，田产、房屋（大部分）被没收，经济状况已非常糟糕，很难再拿出钱来供女儿读高中。仁慈的父亲最终下了决心，将家里唯一的一头猪和仅剩的两棵大树卖掉，让姜小英上了高中。
我调阅了常州田家炳高级中学的档案，看到了姜小英在高中三年的成绩表，仔细比对之后，确认她在学校的学习成绩依然非常优秀。
1956年，姜小英如愿考取北京矿业学院，在这之前的一年，施怀琳已被分配到北京一机部动力机械研究所担任技术员，一对有情人终于可以在新中国的首都相会了。
1957年施怀琳被所在单位选送到哈尔滨工业大学电力系学习。1961年，他和姜小英同时从大学毕业，二人在北京举办了简朴的婚礼。为了让家乡的亲友们分享他们的新婚甜蜜，施怀琳特意写信给他的小学同学，请他帮忙买点糖果，他要和新婚妻子回吕城一趟。据赵椎平晚年回忆：“当时的国民经济十分萧条，物资供应紧张，小林曾来信要我在吕城为他买结婚喜糖，说糖粒没有，红粮、白糖也行，实在不行，糖精也好。”姜小英被分配到河南焦作矿业学院任教，施怀琳到北京电力学院动力系学习，并于次年主动要求到河南省工作，被分配在河南省电力工业局，二人辗转多地，最终在郑州市落了户，并生下了三个孩子。施怀琳忙于工作，但仍十分关心孩子们的学习，姜小英不但在照顾家庭，在孩子的教育上也是倾注心力，孩子们长大后，大都英武有用于社会，其中最小的儿子，就是世界著名的结构生物学家、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现任西湖大学校长的施一公。
1969年10月底，因受施平问题（后平反，恢复工作）的牵连，一家六口人（包括姜小英二姐的大女儿）下放到河南驻马店地区汝南县老君庙乡（当时的光明公社）闫砦大队小郭庄，住的是改造后的牛棚，他们很快融入到当地人的生活中去。施怀琳遗传了父母基因，非常聪明，在农村，他学会了木工、裁缝、电工等手艺，还将这些技艺用在服务村民上。姜小英也是乐善好施，村人但凡有一时之需，她也总是尽力去帮，夫妻俩与村民结下了深厚的感情。三年后，施怀琳夫妇被安排到驻马店工作，全村百姓依依不舍，含泪送行，施家也是情有不舍，一一告别。
姜小英一直顾念二姐二姐夫对她的恩情，夫妇俩一直希望能够帮助到他们。1974年，他们将二姐家的另外两个孩子（因为家庭成分关系，前途暗淡）接到身边，为他们在工厂里安排了工作。全国恢复高考制度后，施怀琳让二姐的三个孩子抓住机遇，积极备考，并利用业余时间为他们辅导功课，最终将几个孩子一个个送进了大学的校门。
夫妻俩伉俪情深，相扶相持，携手走过了人生的数十个春秋，他们的故事时常被人提起；他们的达观、智慧、乐于助人以及家风家教，则被身边人认为是中国知识分子温良恭俭让、潜心育英才的典范。
作者附记：
这是一篇写施一公院士的奶奶杨琳和他的父母亲施怀琳和姜小英的文章。知道施院士的名字，至少已有15年，对于他与吕城的渊源以及他本人的情况，一直疏于了解。一个月前，我接受了这个写作任务，我与施院士的奶奶杨琳的大哥的孙女婿朱进书记（吕城镇供销社党支部书记）加了微信。在之后的一周时间里，我网搜并打印出了相关文章和资讯，网购了施院士的首部作品集《自我突围：向理想前行》，并与朱书记频繁联系。朱书记记忆力好，对相关历史和人物所知甚多，甚详。从他那里，我听到了不少之前闻所未闻的故事。之后，镇党政办束主任又帮我网购了施院士的爷爷施平老先生的两种文集。在朱书记的联络下，我和施院士的表姐吕黎老师建立了联系，并同吕老师多次通电话、面谈和微信交流，又仔细研读了施院士和他爷爷的著作，之后，更是得到了施院士大姐施玉芬女士和二姐施云楠女士的宝贵支持。我和朱书记赴上海、杭州、南京、常州丹阳等地档案馆查找档案，又到多地进行了专题采访，拨开历史的尘雾，与施院士血脉相连的杨家、施家、姜家等，一一清晰、生动再现。稿子写出来后，朱书记认真阅读后，对细节又进行了进一步的核实，吕黎老师更是逐字逐句地帮我修改，充实，可以说，这篇文章是我们三个人合作的结果。特此说明并表示感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