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衣新鞋过大年

 进了冬月，田坂地里的庒稼该收拾的收拾了，该播种的也播下了。收割的晚稻上了仓。挖来的红薯洗了淀粉，剩下作明年种薯的在屋后坡上挖了个洞，藏了起来。

 母亲就开始张罗给每人做一套新衣做一双新鞋。说是新衣新鞋好拜年。

 意思是正月初一出天荒，一身新衣一双新鞋穿在身上，人精神着，让祖先知道，咱家的日子衣食不愁好着呐。正月里窜亲访友，新衣新鞋告诉亲朋，您家日子富裕着，咱家的日子也不差，新衣新鞋红红火火。

 鞋是母亲手工做的，我母亲手巧，做出来的布鞋不仅美观，穿在脚上又适脚。记忆里总有一个夜晚，煤油灯把母亲的身影投在土墙上，空气中飘着热面浆的微酸、新棉布的暖香，还有一种极淡的、属于母亲手指的温度。我的老布鞋，就在这样的气息里，一针一针地，从她的掌心走到我的脚上。

 母亲把平日里攒下的碎布头、旧衣衫，一层一层铺在木门板上。先用手抚平每一处褶皱，像抚平日子里的毛边。稀稠刚好的面浆淋上去，刷子走过，发出嚓嚓轻响，一层布，一层浆；一层浆，又一层布。最后，整块门板被移到日头下晒。浆糊的气味与阳光的气味混在一起，碎布们有了新的筋骨。

 接着是剪鞋样。我的脚在地上踩个印子，母亲拿张旧报纸比着。那时生产队里什么都缺，就是不缺报纸，到了年前每家都要分一大叠旧报纸，有女人用来做鞋样，也有用来糊墙贴窗孔的。更多的是用来包装正月里走亲戚家时的糖果的。

 母亲左比右量，鞋样弧线要刚好兜住脚弓，像量体裁衣一样郑重。好的鞋样是鞋的灵魂，母亲剪出的样子，总能让脚趾在鞋头里舒服地微蜷。

 最见功夫的是“纳鞋底”。把几层袼褙依样剪好，用白布条滚了边，摞成一寸来厚，便开始纳了。

 母亲右手中指戴上顶针，黄铜顶针被磨得锃亮，针是粗长的针锥，先用力扎透，再用顶针一顶，针鼻儿便从底子的另一面露出来。   这时，她把针在发间轻轻一篦，仿佛母亲的发丝给针线注入某种魔力，然后捏住针尖，胳膊向后扬起，猛地一抽，嗤的一声，麻绳被绷得笔直。声音干脆，又满足。

 千层底上，针脚要纳得密，纳得匀。针脚走过的地方，凹下去一个个小坑，一双鞋底，要纳上几千针。我常常在那嗤嗤的富有韵律的声音里沉沉睡去，又在这声音里醒来。那声音是夜的背景音，也是我童年的安魂曲。

 鞋面布多是黑色或深蓝色的棉布，结实耐脏。里子则用软和的旧棉布，贴着脚踝的地方，母亲会细心絮一层薄棉。她用一种近乎绣花的耐心，把鞋帮和鞋底缝合，这是最后的组装，针脚要藏在看不见的地方，外表只留下一道细密匀称的线梗，像鞋的脊梁。

 新鞋初成，硬挺挺的，还不驯服。几块两头翘的木头楔子，塞进鞋膛里，拼成一副脚的形状。撑上几天，鞋子便有了从容的腔调，有了家的模样。

 新鞋刚上脚时有些紧，但那种紧，是一种踏实的、被包裹的紧。底子硬挺，踩在地上，能感觉到大地的形状，却又被千层布与万针线化解了粗粝。走起路来，脚步稳稳的，心里也稳稳的。

 如今，我的母亲也不在了，那双曾翻飞如蝶的手，也只能存在我的记忆里。

 我父亲年轻时个子小，他的小号螺丝也是这样叫出来的。祖母担心我父亲吃不了耕田的苦，未成年便送去裁缝铺里学手艺了。

 那时裁缝铺里衣服也是坐在冷板凳上用手工一针一线缝起来的。脚踏式裁纫机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才出现的。

 也可能是我父亲天性好动，他过不了那种整天坐冷板凳的生活。父亲终是没学成这门手艺，后来倒成了一位庒稼好手。水车犁耙样样做得有板有眼，夏天耕水田一天下来，雪白的的确凉衬衣不沾一点泥水。自留地里的包菜甘蔗也种得风生水起。

 那时村里有两位裁缝师傅，一位是我屋前的髙信尊公，另一位是村西头的德利叔。髙信尊公家在村里做衣的时候不多。我家的衣服基本上都是德利叔做。平时要做单件的衣服，就把布料放在他家里，按件计工钱。工钱也是先记着，到了腊月二十六七，他就一家一户的上户收工钱。

 只有做过年的新衣时，他就带着一台脚踏式缝纫机上户。到了冬天，过年做衣服的活忙了起来，按约定的时间一家一户的做。

 裁缝师傅要进门，一家老小都忙活起来了。母亲先一天傍晚时去师傅家搬案板，我们则去帮忙抬缝纫机。

 缝纫机是黑的，机身铸铁的部分被岁月磨出一种温润的哑光。后来农村里结婚时，女方家里基本上都会配一台做嫁妆。我结婚时才知道那黑色的家伙也是有名字的叫飞人牌。

 师傅进了门，家里的伙食也改善了不少。早晨有道点心，鸡蛋煮面条。师傅说，血压髙不吃鸡蛋。鸡蛋还是要下的，不过后来进了我们这些小孩的碗里。

 师傅吃了早点便开始给全家人量尺寸。母亲从樟木箱里拿出一块又一块的布料，告诉师傅给老大做一条长裤用那一块布，给老二做件棉衣又用那一件料。师傅感到某布料做某款衣服不合适时，母亲又换出另一注布料。

 量完尺寸裁剪完毕，到了半响午，缝纫机开始响了起来。

 师傅左脚稳稳踩在踏板前端，右脚则虚点在机身旁一个黄铜的踏杆上。只见师傅左脚掌向下一压，那铸铁的大轮子便呼地转了起来，带着一连串杠杆与皮带运作，最后将力量汇聚到那枚银亮的机针上。针尖急速地上下跳动，化作一道看不清的银色虚影，嗒嗒嗒地犁过布料。

 这双脚配合，前行时，左脚匀速踩踏，象船公摇橹，从容不迫。遇到拐角或需要加固时，他右脚跟轻轻一点踏杆，轮子略略反转，机针便往回扎上几针，针脚又细又密。接着，脚跟收回，前脚掌再次压下，轮子又欢快地朝前转去。

 一进一退，一顿一挫，全在这双脚掌微妙的角度与力道转换间。

 师傅的双手也没闲着。右手在前，四指微张，拇指与食指的指腹轻轻捏着布料边缘，左手在后，掌心平托着布料已缝合的部分，顺着机器的速度，一寸一寸地将布料往后送。那送布的动作流畅至极，布料驯服地、笔直地从他指间流过，在针下开出两排整齐匀称的线迹。

 并不总盯着针尖。那双眼睛，常常是虚望着前方，仿佛在倾听布料与机器对话的声音。

 线用完了。停下脚，轮子惯性转了半圈，慵懒地停下。师傅从线轴上扯出新线，头微微一低，嘴唇轻抿线头，右手食指与拇指捻一下，线头便变得又细又直。他凑近针孔，那针孔小得像个传说，可他只一穿，线就过去了。然后，他拉起底线，将两根线头一起捋到压脚后面，动作简洁得如同呼吸。

 重新开始。他右手转动右上角的手轮，将机针提到最高；左手放下压脚扳手，那小小的金属压脚咔哒一声扣住布料，如同定下一个庄重的契约。然后，脚下一动，那熟悉的、带着体温的嗒嗒声，便又充满了整个屋子。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物资紧张，国家按票供应。上街买肉要肉票，买洋油点灯要油票，买布做衣，还要布票。我家兄妹多，布票是不够用的。正常情况使用布票，买了的做褂子的布，便少了做裤子的布票。

 我母亲是个要强的人，日子再难，每年的正月初一早上，一套新衣新鞋早放好在我们兄妹们的床边。原来母亲早计划好了，有时用自家的油票换了别人家的布票，有时也用肉票换布票。母亲说，人靠衣装马靠䯃，吃食无边际，只有新衣新鞋穿在自家的孩子身上，人才显得精神贵气。

 元旦从九江回大塘山傅家，打开母亲的房门，母亲和父亲的相片靠着贴在五斗厨上。父亲微微笑着，母亲的笑里还有声音。

 母亲说，新衣新鞋过大年。

 是的，母亲，新衣新鞋过大年，又一个花团绵绣的大年从三汊港梅堂新屋里查家的村口向大塘山傅家走过来，犹如你当年红嫁衣小红马一团绵绣过三汊港街进了大塘山咱们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