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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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冬月13日晚上7点40分。这个时间点，就像刻在我心底深深的纹路，无论时光如何冲刷，始终清晰如昨，挥之不去。
因为这是母亲与我分别的时间。慈母在临终之际，我已经在新庙老家一直守在她人家身边，几乎寸步不离。但就在母亲离开我的前五分钟，我去距离母亲休息的地方不足10米的大哥家吃晚饭，刚端上碗，弟弟就来告诉我，母亲走了。
父亲是2008年5月12日下午逝世的。父亲离我而去的时候，我还在商洛职业技术学院领导岗位上。那个时候，商洛卫校与商洛师范学校合并成立商洛职业技术学院的各项工作正在“吃紧”的时候。当时得到父亲去逝的消息时，我正在商洛职业技术学院东校区参加两校合并工作的重要会议。会议结束后，我才把父亲去逝的事，告诉了学院党委领导。
大哥长我12岁，母亲后事的处理，是他慎密思考的事。母亲在鲐背之年离开我们，兄弟姊妹依依不舍的心情，难以言表。但母亲在这个年龄段去逝，也就是“善终”了。在我们前后几个村里，母亲是年龄最长的人了，这就是我们村的“喜丧”。
“长兄必父”也是我们新庙的文化属性。
在母亲逝世第二天晚上12点左右，大哥在有序安排好母亲后事的相关事情后，我们兄弟和小妹以及和母亲“脚下”（在新庙指晚辈）的孙子们围坐在母亲棺材的两侧，虔心地守着母亲的时候，大哥非常严肃地对我说：“妈不在了，有个事情，妈一直放在心里，对我说了以后，再没有对任何人说过这个事情，也是她非常在意的事，今天我就把妈埋在心底的事，给你们说说。”
“啥事呀？大哥。”我当时看到大哥严肃的样子，心里想，是不是我在母亲生前做借了什么事，母亲碍于我的情面，就没有当面对我说，母亲不在了，大哥才可以说了。
“在2017年10月底的时候，也就是妈在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住院回到商南县城，住在任家沟村（弟弟住的地方）养病的过程中，有一天她在路上见到一位陌生人，对妈说‘你有个小儿子，估计不会给你送终’。妈在生前感觉到那位陌生说不能给她送终的小儿子，估计就是你。因为最小的弟弟送给河南西坪贾家了，名誉上已经是人家的人了，还有位弟弟在妈患病后一直住在一起。”大哥说完了这个事情的时候，释然了很多。
“大哥，这几天，我一直守在妈的身边，几乎没有离开她老人家半步。父亲去逝的时候，我没有在他身边，这个事情，在我心里一直是个遗憾。我一定要给妈送终。没有想到，我才离开她大约五分钟的时间，她就撒手人寰了。”我非常沉痛地对大哥说。
“妈听到陌生说的话后，觉得你在西安工作，回一趟新庙不容易，家里无论任何事情，也不想给你找麻烦。但母亲担心更多的是为你的工作、生活上安全着想呀。”大哥说到此时，我的情绪失控了，母亲在任何时候，都想着儿女的事。
听到大哥这么严肃对我说母亲生前担心的事后，我突然就想起了李淑同（弘一法师）因其母亲离世前不在身边，他曾对弟子丰子恺说：“自母亲过世，我的人生路上，就剩下不断的悲伤与哀愁”。
“世间爹妈情最真，泪血溶入儿女身”呀！
也就在这一天，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大哥给我们讲述了父母亲筚路蓝缕的一生。
商南县新庙村的付家人，是从丹凤县城关镇水泉村经过三代人的艰辛跋涉，来到了新庙的。爷爷的父亲是位善经营会管理的“手艺人”，特别是对制作各种具有地方特色的“小吃”，有独到的技术与理念。为扩大生意的范围与规模，他就顺着“商於古道”，把爷爷带到河南省淅川县荆紫关镇的中街，也就是父母亲生前经常说到的荆紫镇的“中码头”。爷爷从丹凤县城到荆紫关小镇，又从荆紫关小镇领着父母亲来到商南县的新庙村定居。从爷爷的父辈到咱们的爷爷这一代，他们生活嬗变的轨迹是从大城市到集市小镇，又从集市小镇来到了商洛山里的新庙村，这其中肯定有很多的原因和我们不知道的隐情。
“我也仅仅知道付家人从陕西丹凤到河南荆紫关，再到陕西新庙的大概情况，我生在新庙，长在新庙。与河南荆紫关的付家人，多有联系。但与丹凤付家人，我既没有去过丹凤县的老家，也从来不知道他们那里付家人的情况。”大哥一生在新庙务农，是一位有格局，有想法，有技术的地道农民。
“大哥，为了掌握咱们新庙村付家人的迁徙情况，我先后专程去了丹凤县找到了丹凤县付家人的后代，也去河南省荆紫关镇，与荆紫关镇的新家人取得了联系，还去了湖北省郧阳区会沟村妈妈的娘家住了几天。”
我退休后，心里一直有个想知道新庙付家人来龙去脉的情感与责任，就先后去了这些地方，去追寻付家人的足迹。
丹凤县付家人，从哪里来到丹凤县？从哪个时期开始在丹凤居住？在丹凤住了多少代人？到目前我和丹凤县的付家人都是未知数。但可以肯定的是，从爷爷的父亲开始，付家人就在丹凤县居住了，那个时期，丹凤付家人已经是“平浪宫”里的常客了。
这个会馆是清嘉庆二十年(1815)，丹凤当地水手和往来丹凤的船工集资修建，为船帮议事、祭祀、娱乐的重要场所。丹风县凭借丹江的水运便利条件和商於古道的地理优势，成为陕西与华中、华南地区物资交流的重要“驿站”。水运和古道的结合，推动了丹凤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
付家人在这家会馆里，在南来北往的客商中，学习到很多经商的经验与饮食制作的技术。那个时期，“金银财宝”也就是老爷他们那一代人的家谱排序了，付生金是咱们老爷爷的姓名。
无论任何时期，能够适时建立家谱的家庭，他们在经济、社会地位、文化教育和家庭生活等方面都有一定的特点和优势（新庙的付家人，就没有建家谱）。从丹凤付家这个家谱的词语的用意中，多少可以窥视到付家人当时在丹凤县的生活景况。这也是我见到的与新庙付家人有关的唯一的家谱了，到了我这一代人，不要说家谱了，就是给我们起一个有点寓意的名子，都是奢望了，我家从大哥到我的小名就叫大山娃、玉山，大毛者，小毛者------。因为父母亲能把我们拉扯成人，已经是奇迹了，其它的都不重要。
至于爷爷的父亲为什么要带着爷爷到河南省淅川县荆紫关重新开辟家园，创业发展，我猜想他们是不是掌握了“鸡鸣三省荆紫关”的商业信息，或者是荆紫关有付家人的人脉资源，或者是他们看到了稻盛和夫说的话了，“人不走出去；家就是你的世界。走出去，世界就是你的家。”我想，大概是最后一个原因吧。
爷爷在豫、鄂、陕三省四县交界的“明清古建筑群”里，把在丹凤县学习掌握的烹饪技术和管理理念发挥到了淋漓尽致的地步，付家人在荆紫镇饮食行业关不仅小有名气，而且奉行的“修合无人见，存心有天知”的经营理念，也得到了荆紫人的广泛好评与认可。
荆紫关古街曾摧生了“三大公司、八大帮会、十二家骡马店和二十四大商号”的异常繁华景象,成为豫、鄂、陕附近7省商贾云集之地，是南北贸易的枢纽。父亲在商品极度发达的环境下，也掌握了靠“手艺”养家糊口的办法。
我母亲出生于上世纪20年代初期，也就是老人们常说的“旧社会”。
母亲在3岁时，外婆就撒手人寰了。16岁那年，外公也驾鹤西去，母亲兄妹4人。因此，我们兄弟姐妹都没有见到过外婆、外公长的是什么样子，更没有听过他们叫我们的名子。我记事后，见到母亲娘家人也就是她的三位哥哥。就是我的大舅、二舅和三舅了。随后与母亲娘家有联系的也就是母亲的晚辈侄子们了。
母亲是“半裹脚”的农村妇女，从小家庭的窘境，导致她没有读过一天书，是一位非常善良但不认识字的慈母。18岁那年，受媒妁之言，从湖北郧西县（现郧西区）白浪镇会沟村嫁到河南荆紫关中街的付家。
母亲的娘家与荆紫关，大约有20多公里的路程。但两地之间隔着一条汹涌波涛的丹江。那个年代，河南荆紫关镇与湖北郧阳县被丹江相隔，丹江上没有桥，此时的丹江就像一道难以跨越的天堑，给两岸群众的通行带来极大的不便 。两边的人若想过江，摆渡船就是主要的交通工具。这些摆渡船大小不一，船身大多由木头打造。船夫们每日早早便来到江边，将船只检查一番后，便等待着过江人的到来。当有人要过江时，船夫会熟练地解开绳索，挥动船桨，奋力划向对岸。遇到江水湍急时，每一次划桨都显得格外吃力与小心，船身也会随着水流剧烈摇晃，过江的人坐在船上，紧紧抓住船舷，心里全是紧张与不安。
丹江上在没有桥的日子里，荆紫关、会沟村群众的每次往返，都充满艰辛。但即便如此，丹江两岸的人们凭借着顽强的毅力和对生活的热爱，克服种种生活、交通中的困难，保持着彼此之间的紧密联系。
这种过江的小船，我在15岁那年乘坐过一次。那一年我与母亲和姐姐，担着柴禾、黄豆等礼品，从新庙到郧阳县白浪镇的东沟村参加三舅家的二儿子的婚礼。那个年代，湖北郧西人最喜欢的就是柴禾了，是可以作为礼品送人的。
到了上世纪1990年代，我从商南县县城乘坐班车到商南县的赵川镇，考察在赵川镇卫生院工作欲调往我们机关的同志时，在丹江的湘河渡口，也乘坐了一次也是唯一搭着汽车过丹江的大船。当时班车开到商南湘河丹江渡口时，就把班车整体开到摆渡过江的船上，人在班车上，班车在船上，摆渡到对岸后，人还在班车上，班车平稳地开着下船。
现在想想，那个时候想在任何一个地方过一次丹江是多么的困难。不过，这样的经历不仅值得记忆，还对达摩祖师借助“渡船”完成渡水之行，并开启佛教在中国传播发展新历程的重新感悟。“山高自有客行路，水深自有渡船人。”也成为我在随后的工作与学习中摆脱困境、获得知识与智慧的圭臬。
母亲是不是乘坐大花桥嫁抬到付家，我无法得知，但坐船嫁到付家是千真万确的事。
这个时期，付家人在荆紫关生活的红红火火。爷爷领着大伯、父亲（爷爷前任妻子的两个儿子）一起做的饮食生意，也蒸蒸日上。
爷爷在经营过程中，捕捉到“荆紫关人多地少，新庙人少地多”的信息，并且新庙一带的山货（商洛山里的野菜、野果、菌类、野兔、土特产，药材等类的物品）价格与荆紫关有关非常大的差价，这也就促使了爷爷经常从河南的荆紫关出发，延着菩萨堂，柳林沟，大陡岭，小陡岭、穆家垭的崎岖山路，来到新庙村附近的洋坪、吉亭、青山、马蹄店等地收购山货。然后拿到荆紫关的集市上出售，以挣到可以令爷爷满意的中间差价。有时爷爷也把荆紫关的腌菜缸、水缸等坛坛罐罐，用双肩挑到新庙或更远的地方，或买或换取山里的粮食，爷爷担着货物，每天步行50多公里的山路，已经是家常便饭了。
有的时候，爷爷也采取放排的形式，把山货通过在丹江上放竹排的方式，运到荆紫关。他们从陕西境内收买冬青木、桐籽、龙须草等特产，扎好结实的竹排（竹排由一根根粗壮的竹子捆绑而成），这些竹排顺着丹江一路向东，渴了就用双手掬一捧丹江水，那清洌甘甜的江水，恰似醇厚的美酒，令人陶醉。然而，放排并非易事，江面上暗礁林立，水流复杂，稍有不慎，竹排就可能撞上礁石，导致货物散落，竹排上的人也会陷入危险之中。因此，只有掌握了丹江上的水运状况，又有熟练的放排技术的人，才能采取放排的办法运送货物。
爷爷是一位非常聪明，善良、能干的“生意人”。早年在丹县县城生活的时候，他抓住天南地北的客商经常通过“商於大道”聚集在丹凤的良机，学会了很多商铺经营的方法，做人做事的道理和与人为善的理念，在陕西新庙附近人的交往中，也给自己积攒了非常多的人脉资源。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
我的奶奶（我们兄弟姐妹都没有见过，我也只知道奶奶姓聂）因病在荆紫关去逝。爷爷不仅要面对中年丧偶的沉重打击，而且还要培养关照等待结婚的大伯和父亲。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爷爷又在荆紫关给我们续上位奶奶。奶奶到家了，家庭矛盾随之而来。矛盾的焦点集中在这位奶奶与大伯和父亲之间。有时矛盾冲突已经发展到不可调和的地步了。在既要经营好家庭，又要顾及奶奶的情绪，还要操心养家湖口的多重压力下，爷爷多方权衡家庭矛盾的解决办法，最后采取了“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儿子们暂时离开家庭）”的办法。爷爷便带着两个儿子和各自的媳妇，离开荆紫关，来到了商洛山中的新庙村。
据父亲生前对我说，大约在上世纪1943年前后，他是爷爷用扁担把大伯和他担到新庙的。至于为啥把他弟兄两个放到新庙，这与爷爷多年在新庙收山货，认识人多有直接关系。加之，新庙距离荆紫关仅有50多公里的山路，爷爷与大伯和父亲也容易见面，更容易时常关照。
付家人到了此时，已经走过了从陕西到河南，又从河南到陕西的过程。从省属地域来说，就形成了一个迁徙地的闭环过程。
大伯与父亲来到新庙后，爷爷的主要精力就在河南荆紫关了，况且他的俩个儿子都已经成家，也算完成了人生的“任务”了，大伯与父亲就各自过起了自家的小日子。
母亲在新庙坐了9个月子。并且大多数都是以《平凡世界》里孙少安的母亲坐“月子”的方式生下了我们兄弟姐妹。 因此，我们兄弟姐妹都是第一代新庙人，大哥是上世纪1952年5月25日生，我最小的妹妹都是1968年9月6日生。姐姐、姐夫与三哥还有一位小侄女，二嫂和一位弟弟都在母亲生前相继离开了我们。在她老人家离开我们时，已经有了18个内孙，12名外甥，16个曾孙，母亲真正是拥有“高曾祖，父而身。身而子，子而孙”的家庭荣光。
父母亲初到新庙时，面对人生地不熟的情况，租住在新庙村6组的胡姓家里，经过省吃俭用，两年后在新庙村5组建起了仅能栖息的三间茅草房。父母亲在新庙也算有了立足之地，日子也慢慢地在往前奔着。
我记事的时候，就知道爷爷是一们精打细算的人。爷爷每次给他的儿子（爷爷给我找的后面的奶奶生的叔叔，英年早逝）上坟时，都要带上香烛、纸钱、点心、蒸馍、水果之类的“贡品”，先让叔叔“吃”后，再让我们吃这些食品。爷爷说吃了这些“贡品”，既可以充饥，还可以减少患病的机会。爷爷的这个行为，或许是他知道明朝著名权臣严嵩被革职抄家后，有“寄食墓舍”的故事。他是想让我们爱惜粮食？还是给我们警示教育?少不更事的我们，当时怎么知道这么多呀1
人，有时对事情算计的太精明的时候，就有可能算计到自己的头上了。但爷爷绝对不是“聪明反被聪明误”的人。
爷爷把两个娃的家安在新庙之后，他从内心还是放心不下，日日牵挂着新庙俩个娃的生活情况。
那个时期，真的辛苦爷爷了。从荆紫关到新庙大约50多公里的山路，爷爷过着一心挂两头的日子，这段路不知道爷爷步行往返了多少次？爷爷为彻底解决常年往返荆紫关到新庙，新庙到荆关的问题，大约在1946年前后，把续弦的奶奶及她在荆紫关生的两男一女，也从荆紫关镇带到了新庙。这个时候，爷爷也算全家在新庙“团圆”了。
“千百年来，发家致富是每个底层劳动人民的梦想。”爷爷也不例外地有带领儿孙们在新庙“出人头地”的强烈愿望。全家都在新庙，过上好日子是爷爷当时的想法。凭借他多年经营饮食的思路和理财的智慧，把全家带到新庙这个地方的“富裕”行列，应该是没有多大问题的。
“土地是农村的命根。”购买土地是爷爷准备在新庙发家致富的唯一途径。爷爷依靠多年的辛苦积累与精打细算，就在新庙所在地的马蹄店村、洋平村购买了仅限自己耕种的土地（当时购买土地的具体位置，多少亩，现在都不知道）。
爷爷在购买土地的前后，也正值“开展打地主、分田地、废除封建剥削和债务，满足农民土地要求革命”的重要时期，也就是我读高中时，老师讲的“土地革命”前期。
正当新庙付家人在爷爷购买的土地上日日播洒辛苦的汗水，期盼年年有好收成的时候，“ 关于土地改革中一些问题的决定”，就把我们付家人定性为“地主”。从此，从我往上的哥姐们的头上就被“地主”成分的乌云紧紧地笼罩着。这也就是父母亲到新庙居住后要面对的的第一道坎坷或者是无法逾越的深渊。
付家人本来就是新庙的外来户，刚刚立足，又成为“地主”家庭。父母亲当时天天要面对的就是“社会的歧视、乡邻的冷漠和抛弃，亲戚的奚落和疏远，无时不更加以尖利方式吞噬着全家的苦难神经。”
我依稀记得公社里开大会时的广播喇叭里，每次广播的开场白都是这样说：贫下中农同志们，社员同志们，现在开会。简单的开场白，就是分割付家人与村上其它人深深的红线。每每听到村上小小广播喇叭里的声音，我就突然感觉到付家人与队上其它人之间已经形成了一个坚固的屏障了。
从此，付家娃对加入红小兵、红卫兵、入团，入党、入伍、招工、上学，甚至参加欢送农村青年入伍等等活动，就成了“诗和远方”了。
“地主”家的小伙子再优秀，姑娘再漂亮，脸上贴着无形的“地主”成分标签，“男婚女嫁”的人间事，就成了人生深深的“鸿沟”了。
付家人在背负“地主”阶级成分的岁月里，对我来说只是“童年的记忆”，或者说是人生经历的某些片段，简单而不系统，记忆犹新而又模糊不精。虽然如此，“地主”阶级成分的历史痕迹，已深深地在我的心灵深处镌刻下难以消失的印记。孩提时承受的屈辱，从某种程度上讲，影响了我和兄弟姐妹的人生轨迹。
集体劳动时，要去最运、最危险地方，干最脏的活，拿最低的“工分”。生产队分配庄稼时，例如苞谷、红薯，给成分好的家庭分剩下的，再把这些食物扒上大小不等的堆子，就是地主家庭能领到的食物了。这些食物不用称重，更不能说好坏，还要面带笑容地拿回家。
成分好的亲戚路过家门时，他们都会绕道走。更有甚者，有时他们路过家门时，如果给一点看一眼的施舍，我们都会觉得是莫大的荣幸与惊喜。
成分好的人家，也都与无我家之间已经有了无形的、非常深的界限，无论任何集体活动或者是吃饭聊天，都绝对保持一定的距离，担心“地主”阶级成分影响了他们的前途，付家人穷的灰尘粘到了他们的衣服上。
大哥、二哥、三哥与姐姐就因“地主”阶级成分而被迫辍学，记得我与村里其他小孩发生冲突时，那个小孩的妈妈带着她的小孩找到我家，大声斥骂母亲：“地主家的孩子还敢欺负贫下中农的孩子？你小心点！”咄咄逼人的脸色，我至今依稀在目。
我读小学四年级时，因我是“地主”家的孩子，当场取消了400米比赛跑第一名的成绩。
……。
尽管爷爷一生辛苦，往返于陕西、河南两省商品大流通的地方，穿梭于荆关与新庙集市小镇，我敢肯定爷爷没有看到，可能也不懂“天地庄周马，江湖范蠡船”中的哲理，否则，他是绝对不会让新庙付家人成为“地主”成分的。
“成分”取消后，高考已经恢复了，我通过商南县初中统一考试，已经在商南县富水中学读高中了，我们生产队的人，因很长时间没有见到我，有时还会在人多的地方说：“地主家的这个娃，干啥去了？”
我家是“地主”成分的事，也让我在随后的人生阅历中，经常去咀嚼“一叶落知天下秋”道理。
如果仅仅因为贫困，那是可以忍受的，当时能够自给自足已经是非常好的日子了，大家的日子过的都是非常艰难。如果仅仅因为“地主”成分或许也可以苟且偷生，因为背负地主成分的家庭，也不仅仅是我们一家。就在那极其艰难的困境中，妈妈硬是拉扯着自己的孩子一步一步地往前走。
父母坚忍与执着的力量从何来？穷根扎的那么深，什么时候是个头？歧视、冷眼什么时间才能结束？父母怎么熬过不堪回首的岁月？
记得《老人与海》里的主人公圣地亚哥对执着的解释是“不服输”、“打不败”；面对挫折继续战斗，在挫败中表现出极大的执着与坚强的毅力。这种面对困难的态度，似乎在父母身上时刻都能找到。
正当新庙付家人过着“破帽遮颜过闹市，漏船载酒泛中流”的日子，匍匐前行的时候，付家人在新庙的第二次劫难如期而至。
“三年困难时期”刚开始，新庙人把这个时期俗称为“吃食堂”，“吃饭不要钱，干活不计酬”是具体表现形式。
在“吃食堂”的岁月里，付家人经济拮据加之成分高，哥姐们又都正处于长身体的时候，父母亲经常把从食堂分回来的饭，再加一些野菜煮一煮（当时是用来喂猪的，现在成了农家乐餐桌上的佳肴了），这就是全家每天的食物了。
听大哥说，他现在双手抖动的非常严重，就是那个时期营养不良留下的后遗症。
也就在“吃食堂”的艰难时期，全家人挡风遮雨的房子被一场大火化为灰烬，在被迫无柰的窘境下，只能在“生产队”的牛圈里勉强度日。两年后，通过省吃俭用，多方“化缘”，又建起了两间只能栖身的土房子。这种房子全部是用泥土夯实建造的，房顶上用茅草盖住就住进去了。这种房子就像杨朔在《征尘》描写的那样:“我们来到一所简陋的土房前，伸一伸手，我准可以摸到屋檐。”
我似乎记得那时家门前的场地是吭哇不平的，用现在的话说也就是“晴天扬灰路，雨天水泥路”。在遇到下雨的天气，就必须要把鞋脱掉拿在手上，光脚走回家，这样就不会把鞋弄湿了，也不会影响鞋子的“寿命”。否则，就会遭到父母亲的责骂，说我们不懂事。
当时的房子是非常矮的毛草房。这种房子，既低又潮，房子矮，能矮到什么程度，可以说是伸手就可以摸到房子的前檐了。房子的地面是用士填平就住进去了，既不防湿，更不隔潮。如果是晴天，家里还能过得去。如果遇到下雨天，特别是下连阴雨的天气，家里仅有的家具等物品，那就要遭受大罪了。那个时候家里的潮湿样子，现在我都还依稀在眼前。房子的墙基用土夯起来就行了，根本没有钱买石灰去粉刷墙面，有时在房子里吃饭，墙上松动的土灰就会掉到锅里或正吃饭的碗里，但仍然要把的含有土查的饭吃完，不然就会锇肚子。家里有几条登子，几个碗，几双筷子，我们都是清清楚楚的。就包括家里到地里干活的家具的形状，我们只要用手摸一下，就知道是不是自家的家具了。
我在小时候，经常看到妈妈在灶台烧火的地方吃饭。那个时候，一个生产队住的农户相对集中的地方，一般都长有比较高大，粗壮的树。有了这样的树，队上人吃饭，尤其是吃中午饭的时候，大家都会不约而同的在到树下面吃饭凑热闹，各自端着碗扎堆在一起各家吃各家的饭。这个时候，既是聊各自家里的家长理短的事，也是展示各家吃的什么饭。那个时候，妈妈总是不让我们去这样的地方吃饭，因为我们碗里全是“见不得人”的食物。有时，我们吃完了，才知道妈妈为什么经常在灶台后面吃饭的原因。因为妈妈的碗里全是把酸菜兑些水一起吃了，就是一顿饭。妈妈吃饭的碗里，那有什么粮食的样子呀。
家里来贵重客人的时候，妈妈就会给客人做白面条。当把白面条捞出来后，就给我们下的是杂面条（各种豆子在一起磨的面），然后再下些酸菜之类的食物。就是这样的面条饭，在往碗里放的时候，也要把酸菜放在碗底下，面条放在碗的上面，这样把盛着饭的碗揣到客人面前时，看到的就一碗的面。把面让我们吃了，最后剩下的全是面汤，妈妈才在这样的面汤里放些菜，圪蹴在灶房烧火的地方吃。母亲经常就是这样“吃面”的。尽管这样，这也算是给我们改善生活了，因为家里不来客人的情况下，就是这样的“面条”，妈妈是绝对舍不得让我们吃。
在我记事的时候，妈妈经常给我们说：“从前有个婆婆对媳妇不好，每次吃面，把稠的全都捞给儿子吃，媳妇只能喝汤。谁知道，时间长了，儿子居然越来越瘦，媳妇反倒越来越胖。”就这个故事，妈妈经常给我们说，特别是在家里做面条的时候，经常给我们说她最拿手的故事。
多少年后，当我漫漫地长大了一点的时候，才知道妈妈是用这个故事，也就是用这样的谎言，让我们不要争吃面条，有面汤喝，就说明我们付家的日子还能过得去，如果有一天，连面汤都喝不上了的时候，那日子就过不下去了。
我们生产队有一座水磨房，大概位置就是现在“新庙村党群服务中心”所在地。那个时候基本上每个生产队都有一座供本队社员吃面，吃包谷糁用的水磨房。要建好一座水磨，是一件技术含量非常高的事。现在想想当时水磨的情景，真被父老乡亲的智慧折服。要建一个磨房，先要选择地势比较高，水流下行要有一定的落差，并且其上游必须有充足的水源，并且要修建一条比较长的水渠，水磨的动力就是依靠水渠里水的下行冲力。然后就在一个地势相对比较低的地方挖一个深坑，在这样的深坑里，要建一个有多个水槽的水车，这样的水车要足够的大，修建水车的目的也就是要把水的势能通过水车传递到石磨上。随后在深坑的地面上修建水磨的房子，一般最少要建三间房子，随后就在房子里按上石头磨子。我们生产队上的石头磨子足有几吨重，能够做出这样的石头磨子，准确计算出其咬合关系最为关键。磨子相对面的上、下部分还要用铁锤锉出牙齿状的样子，并且石头上下两面必须能够协调地咬合在一起。否则，就不能磨出能够吃的面或包谷糁。这种水磨在设置的过程中，还可以用水量的大小调整磨子转动的速度，当然石磨下面水轮车的大小与转到速度就要起非常关键的作用。现在商州市黄沙河南与丹江河交界处的望江楼下面的水轮车，就是那个年代水磨房中为水磨提供动力源的水轮车。
我们家磨面，一般都选择在晚上。就每每在晚上磨面的事，我曾经问过母亲。母亲给我讲述了生产队水磨房的一些事情。母亲说，我们是“地主”家庭，肯定都安排在晚上磨面。因为白天磨面的时候，人不遭罪，都是成分好的人家磨面的时间。我们成分高的人家，一般都在晚上才能轮到，并且整夜都不能睡觉。母亲还给我说出了晚上磨面的重大隐情。母亲说在晚上磨面，真还做过“见不得人”的事情。那个时候，生产队分配小麦的时候，经常都是成分好的先分了，然后剩下多少就是我们的了。这些相当于“边角料”的小麦，肯定比不上成分好的小麦品质。这样的小麦在磨面时，出面的比例是非常低的，同时磨出来的面，也不是很白。这样的事，在白天是担心有人看见，就会被人瞧不起。更为重要的是在晚上磨面，到了晚上，白天磨完面的人家，由于他们家里的粮食相对宽裕，整个磨房里到处都有散落，但可以吃的面或包谷糁。这个时候就是我们家“收获”的最好时间了。母亲就会把别人家不要的或者是散落在磨房旮旯拐角里的面或包谷糁，非常仔细地，认真的收拾起来拿回家，让我们都吃了。这些别人剩下来不要的面，对我们家来说，都是非常宝贵的面粉。那个时候，我们队上的人经常说，付家人最爱在晚上磨面，并且把磨房收拾的非常干净。岂不知，这是我妈为了我们能够活下来，采取的不得已的办法。晚上推磨，妈妈经常是把前面几次磨出来的面，也就是我们新庙人经常说的白面，这种面做出来的面条，吃起来非常的筋道、滑溜，并且颜色也非常的白。天天能够吃上这种面做出来的面条，在新庙就是家庭殷实的外在表现。妈妈在晚上磨面的时候，就把前面几道磨出来的面先留下来，单独装在布袋里，家里来客人的时候，才能给客人做这种白面条，这也是向客人表明，我们付家是有白面的，日子过的还是非常好的。然后把剩下的面，就掺杂一些豆子重新磨几遍，当时的豆子就有红小豆、黄豆、绿豆等。这样磨出来的面，我们新庙叫“杂面”或“黑面”。因为小麦磨到最后几遍的时候，几乎都是麦麸子。但妈妈就是把这样的“面”与豆类谷物放在一起磨呀磨，磨呀磨，这种面做出来的面食，就是我们改善生活的好饭了。
二哥随后在商品经济浪潮的推动下，在新庙率先购置了磨面的粉碎机，从而结束了新庙人吃面、吃糊汤靠水磨的历史。
新庙付家能把不堪回首的日子奋斗到现在的样子，真正验证了《平凡的世界》里孙少安的一句话：黄河水总有清的一天，人不能穷一辈子。
发生在我们家里的事，也就像《圣经》里说的那样，“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
母亲在生前经常对我们说起艰难日子的时候，对我说的最多的就是：“生你的时候，是向生产队借了两升黄豆，就是坐月子的最好营养品了。”
我在需要写经历的多个地方中写到，我是生在“困难时期”，更确切地说我是上世纪1962年3月生，尽管我没有遭受“吃食堂”时残羹冷炙的“待遇”，但我从出生时就在饥饿交替的困难中生活。
我现在都不敢去想，父母亲是靠什么样的力量，从那儿来的毅力，把她的儿女们抚养成人的。
有时我想，父母亲当时的付出，只能具有“即使把我放在火柴盒里，我也是无限空间的主宰者”的坚忍与豁达，才能做出令儿女们一生难以忘怀的尊敬与敬佩。父母给儿女留下吃苦耐劳的文化基因，深深叠印我们兄弟姐妹及其后人的人生历程中每一个细小的过程中。
我现在在外面吃饭，对剩余的饭菜打包的习惯，每次用餐巾纸的时候，都是一半一半的使用的习惯，这种骨子里的基因，应该就是从那个时候，已经叠印到了我的DNA里了。现在看到生活在西安的女儿，也养成了对剩余饭菜打包的习惯，我还是比较欣慰的。这种习惯也是我从“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中得到了升华。
我在退休之前，是在一个省级机关做办公室工作。每年到了年底的时候，都要对自己负责的工作进行全面整理，需要装订成册的相关资料，就分门别类进行装订，以便自己在以后工作中准确查找。在此过程中，我对单面已用的纸张又重新进行整理，装到档案袋内，标注“废纸利用”的字样，以便我在打印需要多次校对的材料，或者需要多次修改的材料，或者机关相关部门非正式传递的资料等环节中使用。我这种对“废纸利用”的作法，得到了机关同志的广泛好评，也为自己人生增添增添了意想不到的收获。因为我的这个习惯已经影响到了我的朋友和家人。他们也习惯性地将一面还是非常干净，整齐的纸张重新利用起来了。
记得我在新庙读小学和初中时，也都是把每张纸两面用。我现在每天晚上7点到9点在我们机关订阅的三份报纸上练毛笔字，都是双面练写。这种习惯也就是聂云台先生在《保富法》中读到了“发财不难，保财最难。”的道理，更是对“常善救物，故无弃物。”的现实感悟。
那个年代，新庙付家人，只要为我们能生活下去说几句好话的人，都会把他当作至亲的贵人。只有生活在最底层的困境中，才能看清或认清一张张脸背后的另一张脸。
付家人坚信“生活不会亏待人”的哲理，也就是说当生活把无边的严寒和灾难铺盖在你身上的时候，一定还给你一根让你生活下去的火柴，让它烘暧或照亮漆黑的前路。
父母的艰辛，也正验证着“你今日所受之苦，所吃之亏，所担之责，所忍之痛，最终都会化为光，照亮你的路。”
时代的变化，是每个小家庭的最大港湾。不知感恩时代的人，是不知道“事非经过不知难”的人。
当“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强劲东风，把改革的浪潮掀起，化作这场划代的甘霖，也毫不保留地滋润到了新庙村的沟沟岔岔。全家人在第一时间沐浴到了“分田到户，自负盈亏”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温暖，深切地感受到了拉开改革开放大幕的强烈震撼与无比兴奋。
接着全家人都成为了“社员”后， 我们就扬眉吐气地健康、愉快、硬气地在新庙生活了。也终于可以与全村人平视、对等的做人、做事了。
付家人在可以直起腰，可以昂着头走出新庙村的时候，就开始谋划过上好日子的事了。
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浪潮，发展经济的甘霖也浸润到了我们村。商品经济的雨水，在和煦阳光的照耀下，逐步深入到了新庙土地的深处。
父母亲在大时代背景的呵护下，终于可以按照自己的思路，把付家的日子逐步往正路上过了。
母亲在家里办了个小饭店，做起了小本生意，这也是在新庙首家开设集住、吃、休息为一体的农村小旅店。在方便过往新庙的河南、湖北等地客商旅途吃饭、休息之外，也为家里挣些“碎银子”。那个时候，我还在富水中学读高中。
每当周末我回家时，有时看到家门口就有 10或者20多人组成一个“担缸队”，把缸盆罐等农家生活的必需品挑到我们村附近换成小豆、玉米等农作物，从中赚取差阶（新庙农村最基本的商品流通形式）。每天在我们村头可以看到整齐划一，蜿蜒前进的“担缸队”，就像一支移动的运输队，当他们把这些生活用品摆放我家门前的空地上休息时，又好像是晒酱油的小工厂。当时我只能把河南“担缸队”理解为，为了生活而不辞劳苦的人们。现在想一想，“担缸队”的出现，真正才是涌动的商潮。正是这股商潮，也成就了我家原始“资本积累”的第一桶金。
资本的趋利，也需要有时代的加持。
我家开的小店也随着距离新庙村不到5公里远的洋坪敏家沟一带，发现的年开采量达100吨左右的水晶石矿区而红火起来了。这个矿区如果用机械开采成本太高，并且价格很高，因此民间自由开采的各种办法都用了，全国各地挖水晶的，交易水晶的，运输水晶的都涌向了新庙。我家的小店也在这种背景下，发展壮大。到了上世纪的1987年年初，在敏家沟还开采出一块重达370公斤的五头巨型天然水晶石，国内罕见，被称为“水晶王”，目前还在商洛触乃至全国大型展览活动中展出，受到万众注目，让我们自豪的是，在这块水晶上，新庙两个字显得非常的耀眼。“新庙”也由此蜚声全国。
“或名诱其心，或利牵其身。”
江苏 、河南、上海、安徽等地经营水晶石的客商，纷纷向新庙集中。全国各地的客商来到了新庙，吃住的问题就成了必须要解决的头等大事，因此，我家开的“小店”顺理成章地变成了新庙的“饭店”了。我每每在家里的时候，也会参加到新庙饭店的经营当中。饭店生意的日益兴隆，也为我家积累了可以向往美好生活的资本了。
在商品经济逐步热起来的年代里，全家人在充分感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重大变化的同时，我们的日子也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走向了持续、健康、平稳发展的“黄金时代”。
在新庙，建房子是家族“富起来”最明显的标志。
我们家有了些许积累之后，就筹划盖起了四间砖混结构的房子。这种“档次”的房子，当时在新庙村绝对是“上等”的好房子：四面墙的外面都是砖砌的（好看），中间是土坏（省砖、省钱），房顶是用新庙土窰烧制的瓦盖的（洋气），房子大开间（布局有小房间）。在新庙，我家建的房子，嫣然就成了新庙的一张名片。
然而，然而，然而！
1998年8月25日，一场滔天洪水直接把我家又冲到了“解放前”。付家人第三次劫难，就此出现了。
在我们村暴发水灾的第二天，当时我在商洛行署（现在商洛市）卫生局办公室工作，当时我正在西安参加会议，卫生局的同志用固定电话告诉我说，我家房子被水冲走了。我听到这个消息时，简直不敢相信那是真的，因为那一年商南县遭受了大面积洪水灾害，都发生在当年的6月份，我还参加了商南县清油河乡的抗洪救灾工作。况且，我家盖的新房距离新庙河边还有很远的距离。加之，离我家200多米的前方还有很多很高很粗的柳树林“护着”我的家。那时，我既没有手机，也没有BB机。第三天我从西安回到商洛地区的时候，卫生局的同志已经为我准备好了临时医疗队在等我，我们就立即乘车赶回到当时的青山乡（现在的青山镇），医疗队员们和我一起，担着必需的救灾物资和医疗用品，步行15公里的水毁“路”：洪水把原来我回的家路冲刷的无路可走，洪水冲起的浪渣时时阻止我们顺利前行，遇水蹚水，无路踏路。经过艰难跋涉4个多小时，才到我“家”：房子全部被冲走了，当时我能看到了也只剩下了很少一部分房子的根基石头了。
一贫如洗的家，就在眼前。天有不测风云的事例，来到了我家。
父母亲和村上的人见到了我们的第一反应，就是用渴求的目光，直直的看着我和我们的医疗队员。那场面令我至今难忘，特别是“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的真情，没有亲临这种灾难现场的人，是无法想像在灾难面前的深刻与无助。
随后我从商南县史志地情网上查找到：1998年8月25日夜晚,商南县17个乡镇遭受特大暴雨洪水袭击，2个多小时降水量达484mm，暴雨中心点降水量1600mm以上，双庙岭河、青山河、新庙河、县河、富水河、试马河、清油河等流域在不到2个小时的强降雨内，洪水夹带泥石流倾泻而下，部分河段洪峰高达10米，流量达每秒近千立方米。这次灾害死亡39人，38人下落不明，41人重伤，2334间房屋倒塌，6390间房屋致危，418户共1755人成为无衣、无粮、无房的“三无户”；32700亩农田受灾，其中23690亩绝收，16280亩无地形；冲毁乡村公路13条460公里，冲毁电力干线2条，支线7条，造成10个乡镇56个村停电，冲毁通讯线路41公里。湘河、青山等7个重灾乡镇的交通、电力、通讯全部中断，基础设施损坏严重；县河水库多处出现险情，这次灾害直接经济损失达1.66亿元。
家里被洪水冲毁的事，我好长时间都不敢碰这个话题，一旦触摸到它，就好像打开了家庭苦难的“潘多拉的魔盒”。
一年后，在我家重新建房子的时候，听父亲告诉我，发洪水的当天晚上10点左右，突然电闪雷鸣，大雨倾盆，伸手不见五指，天就像就要塌下来。父亲说他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雨下这么大。那个时候也是父亲做直肠癌手术后的第8个年头。还是老人有经验，当时就叫醒熟睡中的母亲和小侄子（农村人晚上8点左右就休息了），放下家里的全部家当，拉着母亲和小侄子，穿过房后的玉米地，完全凭感觉，拼命地向村后的大古树方向奔走，因为那里的地势比较高，相对安全一些。当父母和小侄子刚刚离开房子不久，就听见房子被水冲倒的声音，这种声音深深地刺痛着父母年迈的心。第二天，天亮的时候，我家新建的房子已经看不见原来的样子了，父母亲站在大古树下，怅然若失，久久不能平静。
在洪水冲走我家房子的第四天，我让医疗队员们陆续回到了工作单位，我陪父母亲在“家”住了几天。就在这一天，妈妈说家里所有的生活用品都被水冲走了，包括我在此之前给家里买的白面和食用油也全部被水冲走了。那个时候，我才真正体会到了什么才是“一无所有”的家境。
当时，最让父母亲放心不下的就是家里仅有的3000多元存款单据，也被水冲的无影无踪了。这一天，妈妈就叫我跟她一起顺河而下，一定要找回仅有的一张存款单据。洪水滔天，河床变宽，泥沙俱下，不要说3000元的存款单，就是再多的存款，也无法找到。我当时根本不敢抗拒妈妈不切实际的想法，只是陪着母亲漫无目的的从陕西省的新庙村走到河南省西坪镇穆家垭村（两地相距2公里左右），来到了为母亲办理存钱手续的储蓄所。
还是世上好人多，妈妈把我带到这里（在我们当地，河南人经营理念非常超前，诸如新庙人存钱，购买商品的事，大部分都来这里），说明了原因，在没有费多少周折的情况下，就给母亲补办了存款手续，这也就是家里的房子被洪水冲走后，唯一的“家产”了。
新庙被洪水肆虐的一月后，我第二次回新庙，在青山乡政府寻找解决建房的渠道时，得知我二嫂（14岁就说媒嫁给我二哥，一直到24岁结婚），因在废墟中掏挖被洪水冲埋的家具时，被倒下的烂墙夺走了年经的生命。
“屋漏偏逢连夜雨，船迟又遇打头风。”呀！
俄罗斯作家阿·托尔斯泰说过，“一个人要真正强大起来，就必须“在清水里洗三次，在碱水里煮三次，在盐水里腌三次。”从父母亲遭受劫难的次数看，我高度怀疑托尔斯泰先生的话，就是专对我父母亲说的？！
随后，我在家里的几天里，全家面对“睡觉没窝，做饭没锅”无立锥之地的严峻情况下，经过亲戚、本家的帮忙，总算在邻居家的房檐下暂时安了个“家”。这个过程，也才让我真正感受到寄人篱下的滋味。也就在这个“家”里，我和父母亲一起过了一个非常不平凡、非常不一般、非常难忘的“戊寅年”的春节。
在随后的日子里，我一边上班，一边给家里筹措重新盖房子的物资。我们村上第一时间内把洪水冲后的“三无户”（ 无衣、无粮、无房）划定了桩基地，经过大半年时间的努力，我家率先在新划定的桩基地上盖起了砖混结构的一层楼房，并且在院子里打了一口水井。我家盖房子的速度在我们村上的“三无户”中，是比较快，尽管房子盖的不很好，也算是新庙村5组第一家的“楼房”了，最起码有了自己的“窝”。这也就是我家现在在新庙村老家的房子了。
从此以后，全家就逐渐一扫洪水灾害的阴霾，重要恢复了安逸、顺达、恬静的农家生活。
在此后的很长时间里，父母亲就在这个应该说是我一手打造的“楼房”里平静地生活。也就在这里，更多沟起父母亲对往昔生活的回忆，对儿女孙子曾孙们成人成长的牵挂，对过上随心所欲日子的眷恋。
每每回忆起在新庙村点滴的时候，站在我家门前就可以看到东北方向“香炉山”上的兰叶葳蕤，更能闻到野果香甜。
我家对面的“黑子沟”就是我们村上的“中药房”。天麻，葛根，丹参，连翘，五味子，菊花，金银花等等10多种中草药长满了整条沟，这些野生中药到了采摘或采挖季节，我们村上和附近村上的人，有时还有河南、湖北的人从这条山沟里进进出出，似乎形成了庞大的“淘金队”。我们村上的发小告诉我，仅仅去年一年在“黑子沟”采摘连翘的有每天就能达到上百人，持续了2个多月，整条沟仅连翘的收入就接近100多万元。
与我家隔山相望的“商南县青山镇新庙村兴沃鑫农牧科技产业园”计划投资2.6亿元，占地300亩。徜徉在这个养猪的产业园里，不仅闻不到更看到不到集繁育、育肥、屠宰、深加工、销售于一体的“生猪产业”链上的任何味道，映入眼帘也就是“养深闺人未豕”的壮观。它们每天吸收着大秦岭里的养分，贴上了“新庙”的标签，已经远销到全国各地。
我们东边的“老牛坡”，从上世纪80年代中后就开始种植茶叶。我们村上人从“牛”的背部到腹部，从“牛”头到牛尾都依靠坡上的昼夜温差大，土壤肥沃，富含锌、硒等微量等特质，种出了优质茶叶，家乡的茶叶不但成为我招待贵客的饮品，也成为了我炫耀家乡的筹码。更为重要的是“牛”的奉献精神，也成为了新庙村的文化符号了。
新庙，是我儿时生长的地方，是无法从我记忆中抹去的地方，更是我在有意与无意间去代言的地方。
（2025年4月27日于商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