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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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20年代初，父亲生在河南省南阳市淅川县荆紫关镇的中码头。父亲自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沐浴在豫、鄂、陕三省结合部，从小就耳濡目染了这里悠久的历史和繁荣的文化。
荆紫关水陆并通的强大信息流，已经把生在陕西省丹凤县东街的爷爷“醉漾轻舟，信流引到花深处。”爷爷在这里成家立业，结婚生子。
“丹江通道”和“商於古道”，不仅使爷爷西去直通关中，东出可下南襄。更为重要的是，使多年没有联系的荆紫关的付家人与丹风县付家人，都在这个地方置业兴家。
明清时期的荆紫关，已经是豫、鄂、陕附近7省商贾云集之地和南北贸易的枢纽。古镇先后呈现出了“3大公司、8大帮会、12家骡马店和24大商号”的景象。荆紫关人也就在这里过上了“繁华竞逐”的日子。
爷爷的父亲是位善经营会管理的“手艺人”，特别是对制作各种具有地方特色的“小吃”，有独到的技术与理念。
为扩大经营的范围与规模，他就顺着“商於古道”，把爷爷带到河南省淅川县荆紫关镇，也就是父母亲生前经常说到的荆紫镇中街的中码头。
正当父亲在荆紫关边学文化边学烹饪技术的时候，爷爷的家庭发生了变化，导致爷爷只身带着父亲和大伯来到了新庙。
来到新庙的父亲，尽管在荆紫关只是把高小的课程基本读完，但对《国语》、《历史》、《地理》等课程还是学习了一遍，在新庙，父亲也算是一位“文化人”了。
大伯把初中勉强读完了。父亲在荆紫关学到的烹饪手艺，在新庙那可是屈指可数的。那时的父亲已经对河南的胡辣汤、湖北的三合汤、陕西的羊肉泡馍等地方特色食品的制作技术了如指掌，对做色香味俱全的家常饭菜更是手到擒来。
荆紫关的付家人来到新庙后的不长时间，爷爷、大伯及父亲的头上，就戴了一顶看不见，摸不着，但压得令人直不起腰，抬不起头，喘不过气的“地方成分”帽子。
那时的父亲，吃不饱饭穿不暧并不可怕，怕的是全家人经常面临尊严被剥夺：生产队开会时被强制站在台前“认罪”，承受批斗中的辱骂、推搡甚至肢体羞辱，队上有集会就要在胸前挂上“地主分子”的牌子。最无奈的是被邻里乡亲孤立、蔑视。哥姐们也会被同伴歧视、辱骂，甚至无法正常读书。
父亲在生产队的劳动中分配最繁重、最脏的体力活已经是常事了，还经常遭到无端的指责，连基本的人格尊重都无法保障了。说话做事需格外谨慎，长期生活在压抑与自卑中的父亲，就是“怎一个愁字了得。”
父亲想用做饭的技术在新庙开个小饭馆来养家糊口，也只能成了想想而已的事了。
我为了寻找荆紫关、新庙付家人的确切关系，也试着想续续付家人的家谱，就在去年7月中旬专程去了荆紫关镇的中码头。付家人的老房子还在，也不知道换了多少次的房主，老房子看上去好像多年没有人住了。房子后面曾经咆哮的丹江，早已没有昔日急流卷着白浪翻涌腾跃的样子了，涛声震彻四野，尽显一往无前的湍急与磅礴，已经荡然无存。小时候睡在荆紫关老家的吊床上听到丹江奔涌如雷的声音，仿佛已遥远的无法成声了。我久久站在老家的门前，没有人知道我是谁，我也不知道瞩目看我的人是谁。“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的情景，就在我的眼前，瞬间飘过。
一
在我7岁左右的时候，像我这样年龄的孩子，家庭成分好的娃已经开始在生产队读书了。可我还在家里分担小妹妹的生活。
这一年也就是上世纪1969年12月份，商南县革委会决定从全县抽调数千名民工在县城北面3公里处修建水库。这座水库选在干流30公里，控制流域面积100平方公里，总库容667立方米，集灌溉、防洪、城区供水为主，兼顾发电，养殖等的县河水库。这座水库，就是在商南县城里人每天生活要用的一盆清水。
也就在这一年冬天的一个晚上，我领着妹妹去生产队开会的地方“看热闹。”当我和妹妹来到会场时，就看到爷爷、大伯还有父亲胸前都带着“地主分子”的牌子，跪在会场的最前面。
“县上决定，要动工建设县河水库，咱们生产队必须要派人参加。”我一进到会场，就听到队长对付家人训话后的“指示”了。
修县河水库，是当时商南县的头等大事，各个公社，生产队都要抽调精壮劳力去参战。
“我家娃小，怎么去呀，一去最少3年，日子就没法过了。”
“我家老人身体不好，需要人照顾，也去不了。”
“我家掌柜的是家里的主要劳动力，挣工分就指望他了，肯定去不了。”
……
队长话音刚落下，队上成分好的人就七嘴八舌开了。目的就是不想去修水库。
商南县准备建设县河水库的事，全县各生产队已经宣传了好长时间了，人们对修建水库的困难、危险程度早有耳闻。
“听说县河水库是在县河上游建设，还要修建溢洪道等工程，这些地方最容易发生山崩、塌方，在这之前就有民工遭遇重大险情。”
“修水库，不光是危险，施工条件恶劣且风险高。施工区域多为商南曹营的山地，地形崎岖，给物料运输和基础作业带来极大阻碍。”
“我还听说，建设工具极其简陋。仅靠大锤、钢钎等手工工具作业，唯一的机械只有几台拖拉机，像黏土斜心墙堆石坝这类46米高的建筑，全靠人力一点点开凿、堆砌而成。”
“去修水库的人，只能多记点工分，还在搭建的简易棚屋中居住，民工常处于高强度体力消耗却难以保证顿顿吃饱饭，还要长期面对风吹日晒的户外劳动，身心负担都很重。”
……
“不要再说了，队上派人修水库是上头要求的硬任务，没有条件可讲。”队长听到这些叽叽喳喳的声音后，忍不住发话了。
“老付家是地主，到县上修水库，也是改造改造他们的机会。”
“这个提议好，他们应该到这些地方去接受教育了。”
“我同意这个建议。你们付家人，定一下看让谁去？”队长说这话的意思，就是要把修县河水库的任务，撂给了付家人。
“我父亲身体不好，最近总是睡不着觉。队上会计上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我去不了。”大伯在新庙是真正有文化的人，说话办事很受队上人的喜欢，加之他承担着队上会计工作，就先说出了他和爷爷不能去修水库的原因了。
“付老二（父亲排行老二），你收拾收拾，明天就去县河水库指挥部报到。”队长的话，是不容商量与妥协的。
就这样，父亲撇下家里的老小（母亲，哥姐、弟妹），第一次走出了新庙，去见识他没有见过的大世界。
商南县把修建这座水库的时间定为3年。父亲在建设县河水库的3年里，我能记起父亲也只回了3次家。
父亲离开新庙第一次回家的具体时间，我确实不记得了。但我至今都不会忘记父亲这次回家后，就把娃们都叫到一起，开口就感叹“技不压身”的情景。
“娃们都小着呢，你说这话是啥意思？”母亲也有些不明白。
“我这次去到县河水库指挥部报到后，他们就问我会不会做饭？我说做饭是我的老本行，他们就安排我在水库上给民工做饭，当上了炊事员，这可是一千多名民工中不到50人才能揽到这份没有危险并且比在工地轻松许多的活。”
“你大（新庙的方言，把父亲叫大）做饭的技术是很好的，这差使也是修水库所有活中最体面的。”母亲为父亲能在水库给民工做饭，干轻松的活，多少还是有些自豪。
“娃们，你们听好了，长大后一定要学门手艺。学会一技之长，到那儿都不会吃亏，也饿不着肚子。”父亲为此次给民工做饭的喜悦之情难以言表。
我们也都为父亲高兴!
父亲第二次回家，就把我单独叫到身边，把在水库上见到的事情说了说。父亲给我说最多的是上世纪六十年代，穿“四个兜”的事。我那时还太少，不知道父亲的用意，对只知道穿“四个兜”的人是吃公家饭的人，我们是农村人，很少见到穿“四个兜”的人。
父亲说来食堂吃饭的人，当看到袖口都挽到小臂上，衣襟扣得严实，不会敞怀露领的人。他们端着粗瓷碗或铝制饭盒，排队时不喧哗，选菜简单实在，多是窝头、咸菜、白菜汤这类家常饭，扒饭动作利落，吃完会把碗碟涮干净，偶尔和身边人低声聊几句工作上的事，不拖沓、不推诿、很和蔼。这些人就是公家的人。他们的上衣经常穿的就是灰色的“四个兜”。
“你长大了，也要穿‘四个兜’的衣服！”
“我不穿‘四个兜’的，我要穿‘五个兜’的。”
“为啥要穿‘五个兜’的？”
“兜兜多，装的馍就多呀！”
父亲见我说这么幼稚的话，摸着我的头莞尔一笑。但心里明白，这娃还是有想法呀！
到了1973年春季的时候，县河水库建设的非常顺利，不到3年时间就要开始蓄水了。父亲选在这个时候又回了一趟家。他这次回新庙，一是要向生产队的队长报告修水库的情况和自己在水库上的表现，这是当时“地主成分”的人在外在干活必须在做的事情，也是就是那个年代的“接受改造后的思想汇报。”二是到了给要我说学习文化知识的事了。因为我这时也快10岁了，这个年龄的娃，应该早就到学校读书了，但我家的成分高且贫穷，家里娃们顿顿有饭吃都非常不容易了，那还敢想娃们上学的事。
“咱家的老大、老二也只能读到小学毕业，想上初中，推荐这一关都过不了。老三我已经看了，他对学习的兴趣不大。大女儿早早找个婆家成个家，过她的日子了。”父亲对娃们的今后的成长忧心忡忡。
“我也看出老四还行，谁家有好吃的他都不去看嘴（蹲或把在吃好饭人家的门口，看人吃好饭），过年也不去别人家门口拣炮。就让娃早点进学校吧。”父母亲对我学习的看法还是一致的。
“还说早点进学校呢？咱这娃都快10岁了。”
父亲在修水库期间遇到很多有知识，有文化的人。他们在食堂吃饭期间与父亲交流的话题，影响了父亲对培养娃的观点。因此，这次回家父亲就下决心，无论家里再困难，日子再难过，都要让我读书。
二
我们生产队本来是想让父亲在修县河水库期间，接受更残酷的再教育的，没有想到父亲的烹饪技术，就把苦差事变成了父亲施展本领的好事。
那可真是“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呀！
父亲从商南县水库回来后，新庙供销社，初中，卫生院都先后来请父亲去他们做饭。就是这样一份非常普通的“差事”，在新庙也是让人“眼红”的活儿。不仅每天很轻松就能挣到工分，而且天天还能与“国家干部”（ 指供销社的售货员，卫生院的医生，学校的教师）打交道，这在那个年代里，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父亲到新庙初中做饭的那一年，我已经10岁了。
当时新庙正如火如荼地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新庙初中也处于摇摆不定的办学状态，
秋季的庄稼收拾结束后，新庙人就集中到马蹄店、黑子沟、庙基等地开展梯田改造、修渠筑坝。父母亲每天凌晨顶着启明星出门，夜色还裹着山里的寒气，就扛着钢钎、背着锄头往返在工地上。在造田学大寨的现场，男劳力凿炮眼、撬岩石，虎口震裂了就裹块破布或抓把细土撒在伤口处，抬石头砌挡坎时磨破的手掌结了血痂也不吭声。我们队上“铁姑娘班”们挥着锄头刨土，冻得通红的手攥着工具不肯松。等到暮色沉下来了，月光爬上山坡才收工，回到家时早已看不清路，只能借着淡月微云摸路回家。就是大雪封山、霜冻刺骨，工地上的号子声也从没断过，人们铆着“人定胜天”的劲儿，把新庙崎岖的山坡一点点改成了层层梯田。
我老家对面的黑子沟、庙基等处梯田的痕迹，现在还仍然能看到它的旧貌，夜深人静的时候，仿佛还能听到当时热火朝天的施工声音。
父母亲“两头不见天”的学大寨，我在生产队领着小妹妹一边读书，一边还要利用课余时间打猪草喂猪。那个时候，放学铃声一响，农村娃们就挎上竹篓，抄起小镰刀就往田埂、河沟或山坡里跑。看到蒲公英、野辣菜、鸭舌头草、枸叶这些猪爱吃的野草，就收割在竹篓里。有时也在庄稼地里弯腰薅猪吃的青草，有时还在浅水沟里捞水草。傍晚回家后，就把猪草倒在家门前的空地里择净，再用菜刀剁碎些儿，若是水生草就先摊开晒半干，然后拌些麦麸和少量的盐，这就是喂猪的最好草料。如果哪一天父母亲看到猪哼哼唧唧的样子，就会非常生气。也会责怪我不懂事，不会心疼大人。
每当农闲或下大雨的天气，父母亲不去学大寨了，就会把我们割回的青草用铡刀铡碎垫进猪圈。猪圈里通常会先铺一层泥土，再放上青草，然后让猪在上面踩踏，有时还会泼上些人粪或尿液，加速发酵。经过一段时间后，猪圈里的草和粪便混合在一起，变得又黑又臭，这时就到翻猪圈的时候了。父亲就用铁锨、抓钩等工具，将猪圈里的粪土一铲一铲地挖出来，从猪圈的墙上扔到门前的空地上。猪圈清理干净后，再垫上新的黄土和青草，开始新一轮的积蓄。从猪圈里挖出的肥料堆放在一起，进行进一步的发酵和腐熟。然后就把这些农家肥担到地头，再一锨一锨地均匀地撒在地里，为庄稼生长提供充足的有机养分。
我年龄太小，这些既脏又累的活，父母亲是不会让我干的。当他们经常看到我在新庙读书时每学年拿回来的奖状，既就是干再苦再累再脏的活，心里也是高兴的。
我从新庙初中毕业的前两年，已经中断了11年的高考制度又恢复了，我以商南县富水区初中毕业统考前10名的成绩，来到了富水中学高中。
“娃呀，你赶上好时候了，只要你好好读书，新庙付家人今后的好日子就有指望你了。”我走出新庙，到富水读书前，父亲就对耐心地教诲我。
我在富水中学读高中时，每周都要从家里到学校往返步行20多公里的山路。
我家推开门看到的就是山，每次从新庙出发时，晨雾还没漫过新庙的山梁，我就揣着冷硬的红薯，踏上到富水的求学路。这些山路很少有平途的地方，不是蜿蜒的羊肠小道，就是布满碎石的坡岭，鞋底磨出破洞，就垫上晒干的茅草，脚后跟的血泡破了又起，结出一层厚厚的茧子。
到了春夏季节，山间草木疯长，露水打湿裤脚，有时走到学校时浑身早已湿透。母亲纺线织布染成黑色的衣服上经常都会渗出一圈圈白碱。如果遇上暴雨天，泥泞的山路滑得站不住脚，摔得满身泥污已经是常事了，但怀里揣着的课本却要紧紧护在胸口，生怕被雨水泡烂。
秋冬最难熬，秋风卷着枯叶灌进单薄的粗布衣裳，冻得人缩着脖子直跺脚。冬雪封山时，积雪没到脚踝，每一步都要使劲拔腿，雪水渗进鞋里，脚趾冻得发紫发麻，到了学校半天都缓不过劲。
每周到校都要带些吃的东西，除交到学校食堂的糊汤和少部分的麦面外，就只有蒸红薯、玉米饼和一筒咸菜了。每每吃了冰凉的蒸红薯，胃里很快就有一股酸水涌到喉管。咸菜吃久了嘴里就发苦。学校的住处是简陋的土坯房，十几位同学挤在通铺的稻草上，夜里寒风从墙缝灌进来，只能裹紧打满补丁的薄被，互相挨着取暖。周末放学往家赶，山路上的身影被夕阳拉得老长老长，却不敢停下脚步——那崎岖但藏着山里娃唯一希望的路，再苦再难，也得一步步往下走。
我尽管经历了从新庙读初中到富水高中读书的艰苦时光，但第一次高考还是蹭蹬了。
第一次高考的失利，并不是说我就没有走出新庙的机会了。
当年商南县一中根据高考成绩，把我录取到复读班学习，高考的机会似乎又开始垂青我了。
复读学习更加艰辛，10%的录取比例就是横亘在眼前最难逾越的高山，过“独木桥”的危境时时萦绕着我。加之县中每周只有两个中午才能吃到蒸馍或面条，晚上睡的大通床比在富水中学有过这无不及。那个年代，商南城乡用电都是非常紧张，学校在晚上9点就把教室、宿舍的灯全关了，要想多学会，只有点煤油灯了。
“你的脸怎么成这样子了，是不是没有地方洗脸？”父亲从新庙步行40多公里到商南县一中学给我送吃的，也就是一个月没有见到我，就看到我的脸黑的不象样子了。
“这个地方读书比富水还要苦，我不想上学了！”我一边流着泪一边说，但就是不敢看父亲的脸。
“行，不想学了，咱们就回新庙。”当父亲边说边把拿着糊汤包酸菜的馍递到我手上时，我已经看到父亲手掌中爬满老茧，掌面凹凸不平就像微型的丘陵，指节处全是厚厚的老茧。
父亲双手上的每条掌纹，似乎都在告诉我一定要记住：“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
我在新庙读书时，每当我考了好成绩或者父亲看到我从学校领回的奖状时，他总是不由自主地去摸摸我的头。那时候父亲手上的老茧还没那么厚，蹭在脸上或头上有点痒痒的。这次看到父亲掌心的老茧，裂纹纵横交错，有的地方结着暗红的血痂，有的新裂的口子还在渗血。
“我坚持学习，坚决考上学。”看到父亲手掌上岁月留下的深深纹路，我的信心油然而生。
“娃呀，‘能受天磨为铁汉’，我们新庙付家人从陕西的丹风到河南的荆紫关，最少祖孙五代都没有人吃上公家的粮人了，你是付家人唯一的希望，一定要争气呀！”听到父亲饱含泪水叮咛我时，我已经是“欲语泪先流”了。
在商南一中复读的这一年里，当时我在学习上只要遇到困难，犹豫彷徨的时候，就想想父亲每天起早贪黑地除干完农活，操持家务，为娃们的成长天不亮起来晒红薯片，有时还上山砍柴翻山越岭走30公里的山路担到荆紫关去，父亲卖柴补贴家用……
穷不怕，只要有理想，苦不愁，只要肯下功夫。“东风也有转南”时，岂知“黄河水不清？！”
这一年，我如愿考取了商洛地区卫生学校医士专业（现在的商洛职业技术学院）。
“我在商南县新华书店大门口的墙上看到你家娃的名子了。”邻居从县上回来后，第一时间到家里告诉了父亲。
那个年代，商南县每年高考成绩出来后，就会在县上最醒目的地方张贴高考成绩上线的学生名单。全商南县能上榜的学生（大中专学生），也只用区区两张红纸就写完了。
我考上中专，吃上了“商品粮”的消息，瞬间就成了新庙的“顶流。”
这个时候的母亲是非常的平静，因为她正担心我到商县（现在的商州区）读书了，连一件象样的衣服都没有，怎么到这么大的地方去见人的问题。更操心的是到哪凑点我上学的零花钱。
我考上中专的年代，尽管我家还是处于贫困状态，但全家到处已经充满着融融的喜气。
父亲现在是顾不上我生活上的这些事情了，他一手拿着商洛卫校的录取通知书，一手拿着“羊群烟”到乡上给办粮食关系、户口迁移证。今天的父亲腰挺的直直的，说话也显得中气十足，见人就发根纸烟。我家到新庙乡政府也就是500多米的距离，我跟在父亲身边走了好长时间，父亲时不时在摸我头的时候，我已经感觉到他手掌中的纹路似乎都舒展了许多，这是新庙付家老四（我在哥弟中排行第四）吃上“商品粮”事，已经使他多年的艰辛，被喜悦彻底熨帖了。
三
3年卫校学习生活很快就结束了，我也凭着在校的学习成绩和综合表现留校工作了4年。上世纪的1989年代我被调到商洛地区卫生局（现在的商洛市卫生局），从事卫生行政管理工作。
到了1990年的5月下旬的一天，父亲到商洛卫校找我，那时我在卫生局工作，但仍然住在商洛卫校的院子里。
“家里现在日子好过多了，新庙的小饭馆生意也不借，就是太累人了。你在商县工作，能不能我找个看护院子，当个门卫之类比较轻的活？”父亲见我就说。
我知道家里小饭馆，是父亲一手经营起来了，口碑也很好。河南、湖北等地从新庙路过的人，他们总会来小店里歇歇脚，聊聊家常事。要是快到饭点上了，都要品尝品尝可口的饭菜。我家的小店似乎就成了他们旅途的“中转站”了。其中的原委是父母亲是从荆紫关、陨县来到了新庙的，这两个地方的人往返新庙经常到家里来喝水歇脚，加之有小店的加持，“美不美，乡中水；亲不亲，故乡人”呀！有时他们来小店吃饭，有钱就给，手头紧了，就下次再给，都是常事。这也就是父亲经常对我说的“和气生财”的生意经。小店的好生意，也为我家在新庙赚取了“第一桶金。”
这一年父亲已经63岁了。
“行，现在就有卫生单位要让我帮他们物色清洁工呢。”
我当时想，就近给父亲找个比较轻的活，他靠自食其力挣点自己花的钱，也是他不想给“儿女们添麻烦”的想法，并且我也有更多的时候与父亲在一起了。这也是我想让父亲走出新庙的小心思。
父亲与我在商洛卫校住在一起时，我看到他掌纹里那些被岁月深刻的纹路，像干涸的河床般纵横交错。丝绸被面滑过父亲的掌心时，被粗糙的皮肤挂蹭出细微的滞涩——不是布料的摩擦，是绸缎的温润撞上掌纹里沉淀的粗粝，像软缎拂过干裂的树皮。
“我把单位找好了，你明天就可以去试试干活了。”父亲是一位闲不住的老人，在家闲着他是非常难受了。
“那就好。不过，我这几天大便时有点血丝，能不能去医院检查检查，然后再去上班。”父亲对说到他身体上事情时，我已经注意他有些难为情的表现。
“学校对面的那家中医院在诊治肛肠方面，很有特长，咱们现在就去。”我对父亲的脾气太熟悉了，他身体上的小问题是不会对我说的。他能说出来身体不舒服，那就预示着不是小问题了。因此，我不敢掉以轻心。
我陪父亲到中医院检查后在回住处路上，我既不敢近距离谛视父亲，更不知道怎么向父亲述说他的病情。
父亲在中医医院检查出是患了“直肠癌。”
医生根据父亲患病的时间与症状分析，告诉我是“直肠癌”的早期。
父亲患如此严重的病，对我们全家来说，就像遭受的晴天霹雳。
对父亲的病情，在我“不敢与无法”的纠结中，向一位资深的中医大夫说明了父亲的病情并请教他怎么治疗的事。
“老人患的是‘直肠癌’，这病好治，我给你介绍一位北京的大夫，打一针就好了。”这位热心的中医大夫执意要来家里看望父亲并脱口说出了父亲的病情。
“啊，我得的是癌症？！”父亲听到后立即显现了谈“癌”色变的愁容。
……。
我们三人相对无言，持续了好长时间。朋友看着我父子俩人都饱含泪水，任其顺流而下。
“大，你有病了，不要害怕，我一定会想办法治好。”我强忍着泪水向父亲说。
此时的父亲，只是微微地向我和朋友点了点头。
在随后的时间里，我又请我们学校附属医院外科大夫，为父亲的治疗寻找最佳方案。
西医大夫告诉我，“直肠癌”必须通过手术切除癌组织，不仅能达到彻底治愈的目的并且还能根治。
中医大夫告诉我，“直肠癌”通过中药注射杀死癌细胞，消除肿瘤，调整阴阳平衡，扶正祛邪，使癌组织逐步软化到达最后消失，但愈后难料。
两种治疗方案，不同的治疗路径，给父亲治病是选择中医注射还是西医手术？
我正对父亲的治疗“犹豫而狐疑”时，父亲对我说：“咱们去北京吧，你朋友说打一针就好，那多省事呀！”
父亲明确的态度，反而使我为难了。
“是不是担心去北京花钱多？”
“大，给你治病，已经不是钱的问题了，如果通过打针能治好你的病，不要说是到北京，就是去外国，我都要想办法给你治。”
在我做决策最煎熬的时候，我在商洛卫校3年学医的经历帮助我最后做出了手术治疗的决定，同时也说服了父亲。
钱在有的时能解决问题，但在癌症面前，早发现、早论断、早治疗的不二原则，就处于绝对优势地位，并且不容动摇。
最后，我就请有“商洛洛山中一把刀”之称的李效先老师给父亲做手术。手术当天，从早上的8点多一直持续到下午1点30分，给父亲做了“肠管切除术”和“人工造瘘术”。手术当天切除的肠管足有1尺多长，当我看到从父亲身上切除的肠管时，我已经泣不成声了……
在那个年代里，对“直肠癌”手术的方式与路途还是很有限的，因此手术创伤非常大。父亲从手术室回到病房后，两上肢开始输液，输血，在切口处还放置了引流管，下腹部还有导尿管等。手术后的最初几天，当我一看到父亲身体上的多条管子，并且不停地把各种液体输进父亲的身体，又通过管子排到体外。父亲的身体俨然就成了一个微型的水库了：液体的进出就靠父亲身体的力量了。此是的我，似乎就置身于父亲当年在商南县城建的水库的旁边。
父亲康复出院，术后身体逐步恢复。
这次手术后，在父亲的下腹部永远留下了后遗症：下腹部要戴粪袋子（人造肛门），这是父亲出院一个多月时间里无法接受的现实。
我深知父亲的脾气，一辈子就是爱干净。
父亲现在天天在腰间要戴个有臭味，还难受，不卫生的袋子。更难以接受的是，手术后每天吃的食物残渣通过回肠和部分直肠直接就到粪袋子里了，什么时间排大便，父亲就无法控制了。
如何适应手术后造成的后遗症，是父亲天天要面对，又难以启齿的重要问题。
“我怎么能到人前去，又怎么能与你们在一个桌子吃饭，又怎么能……”父亲经常自言自语，出院后的最初时期，父亲的情绪已经低落到了极限。但，更严峻的是，父亲不仅要经受住化疗副作用的侵袭，还要面对“人造肛门”变狭窄的严峻考验。
父亲身上的癌组织是切除了，但因手术造成的父亲无法面对的人工肛门的事，才是考验父亲的信心与毅力的开始。有时我想，这是“矛盾对立统一”的必要代价吗？还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实践逻辑！？
在父亲与“癌组织”抗争14年的时光里，最初我担心放射线对父亲的身体损害太大，就没敢做。随后主要靠每天口服免疫制剂 ，以增强身体抵抗力。父亲手术后生命能够延续10多年，我真切地感觉到是父亲坚强的毅力与乐观的情绪，更为重要的是他有个吃“商品粮”的娃给他时刻拉满的情绪价值。尽管这样，父亲也先后到商洛卫校附属医院、商南县医院进行了4次针对瘘管狭窄等原因住院治疗，到2007年的时候，父亲身体内的癌细胞已经扩散到了肝、肾等脏器。父亲80岁的那一年，离开了我们。
父亲离开我了，但给我留下的“财富”，却受用至今。
父亲生前经常对我说，人穷不可怕，就怕人没有志气。
“衣服虽破，常存仪礼之容，面带优愁，每抱怀安之量。”人可以“形”穷，但不能“神”贱，内在的修养气度和格局，才是你穿越黑暗时坚不可摧的盔甲。
历史上因会做饭成就了“兴王只在谈笑中。直至如今千载后，谁与争功！”的伟业。
父亲也会做饭，只是以烟火暖人心，成就了众人齐心筑坝、护一方安澜，这也就是平凡人坚守的价值。
“治大国，若烹小鲜。”原来家国本同一理呀！
（2025年11月25日于西安清凉山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