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英文小说人物形象塑造小议——以长篇小说《群山绝响》为例

方英文小说人物形象塑造小议

——以长篇小说《群山绝响》为例

                             方晓蕾

作为陕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方英文以“庄谐杂出，荤素并陈”的独特文风在当代文坛独树一帜，其坚持毛笔写作的创作方式，更赋予作品浓厚的文化底蕴与民族风格。长篇小说《群山绝响》作为其代表作之一，以公社化大生产时期的陕南乡间为背景，通过少年元尚婴的回忆视角，勾勒出几代人的生活轨迹与精神图谱，成功塑造了一系列兼具传统美德与人性光辉的人物形象。这些形象既扎根于特定的时代土壤与地域文化，又承载着作家对理想人格的建构与人文精神的追问，其塑造手法精妙独到，既延续了中国文学的审美传统，又彰显了现代意识的创新追求。方晓蕾对小说人物形象的塑造有着独有的视角和手法，在其几百万字的小说作品中，不管是小到几百字的小小说，还是几十万字的长篇小说，大概有几百个人物形象吧，每一个都有自己的特点。本文以《群山绝响》为核心文本，小议方英文小说人物塑造的三个特点。

特点一：以儒风与诗性的交融，完成理想人格的类型建构。

《群山绝响》的人物塑造并未陷入单一化、扁平化的桎梏，而是通过多元类型的建构，形成了一个立体丰满的人物谱系。这些人物虽身份平凡、经历各异，却都闪耀着理想人格的光芒，共同构成了作家对人性美善的集中诠释。其中，以祖父元百了为代表的贤能长者、以元尚婴为核心的纯真少年、以母亲为典范的温婉女性，构成了小说人物体系的三大支柱，分别对应着儒家的入世担当、人性的本真状态与传统的女性美德。

祖父元百了是小说中灵魂式的核心人物，作家在他身上熔铸了儒释道三位一体的文化精神，塑造出一位“既有入世的才能，又有出世的情怀”的理想长者形象。作为乡间贤达，他德高技长、自在洒脱，凭借过人的聪慧与勤勉，习得看云识雨、治病救人、营造建筑等多种技艺，不仅将自家日子经营得富足殷实，更对乡邻有求必应，开药方、写春联、教算盘，成为十里八乡的精神依靠。这种“修身齐家、兼济乡邻”的行事准则，正是儒家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与道义担当的生动体现。面对时代变迁带来的境遇落差——土地被分、房屋充公、沦为批斗对象，祖父始终保持安之若素的坦然，既不怨天尤人，也不消极避世，主动献出家中仅有的红谷子，以顺应时势的智慧让家族平安度过动荡年代，这又契合了道家“顺应自然、无为而为”的生存哲学。而他视财产为身外之物、帮人不计报酬、除夕夜收留流浪孤儿、待乞丐如贵客的慈悲之举，则彰显了佛家“无分别心、慈悲为怀”的精神境界。三重文化精神的交融，使祖父形象超越了单纯的“乡间长者”范畴，成为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化身，其身上“坚守社会责任又超然物外”的人格特质，为当代人提供了精神参照。

少年元尚婴的塑造则聚焦于“纯真美善的赤子之心”，作家通过一系列充满童真的细节，勾勒出一个近乎理想的少年形象。他热爱自然万物，与流浪狗击掌问候，给桑树打招呼，保护产卵的青蛙，为自家的猪取名“爱挠”并每日逗乐，这种对生命的珍视与共情，展现了人性最本真的善良。在价值认知上，他摆脱了世俗的功利计较：面对“上高中”的机会，他觉得“当农民也挺好”；面对相当于两个民办老师工资的邮递员美差，他竟因“工资过高像强盗恶霸”而犹豫放弃，甚至为自己的决定能让他人受益而感到“崇高陶然”。这种不慕名利、平等待人的价值观，与成人世界的世俗功利形成鲜明对比。更难能可贵的是，元尚婴的纯真并非无知的懵懂，而是历经世事仍坚守的本心——他为素不相识的万水贵祭奠祈福，给乞丐分享贵重的麻花，用稚嫩的行动践行着“善”的本质。李泽厚曾言“实现了的善与人化了的真，便是美”，元尚婴的形象正是这种真、善、美和谐统一的审美典范，寄托了作家对人性本真状态的向往与守护。

母亲形象则以“勤劳温婉、宽厚慈爱”为核心特质，成为传统女性美德的具象化表达。小说中虽未对母亲进行浓墨重彩的刻画，却通过日常生活的点滴描摹，凸显其如大地般包容的品格：她操持家务、抚育子女，始终以平和的心态面对生活的艰辛，用言传身教传递着善良与宽厚的家风。在祖父的影响下，母亲将“仁义礼善”的家训融入日常，对待乡邻友善热忱，对待家人体贴入微，成为维系家庭和睦的精神纽带。这种不事张扬却深沉厚重的女性形象，既符合陕南乡间的文化语境，又承载着中华民族对女性“贤妻良母”的审美期待，与祖父的长者之风、元尚婴的赤子之心形成互补，共同构筑起小说“美善共生”的人物世界。

特点二：以地域基因与精神血脉的传承，完成文化内涵的深度植入。

方英文的人物塑造并非孤立的形象刻画，而是将人物置于特定的文化语境之中，通过地域文化基因的植入与民族精神血脉的传承，赋予人物超越个体意义的文化象征。《群山绝响》中的人物之所以具有持久的艺术感染力，关键在于其身上深深烙印着陕南地域的文化特质，同时承载着中华民族数千年积淀的精神内核，使人物形象既是“这一个”，又是“这一类”，实现了个性与共性的统一。

陕南地区作为秦楚文化的交汇之地，兼具北方的厚重与南方的灵秀，这种地域文化特质在人物形象上得到了充分体现。祖父元百了的“通达”与“洒脱”，既有着秦地汉子的豪爽慷慨，又蕴含着楚地文化的灵动智慧；他修复莲震寺的营造技艺，既承载着传统古建筑文化的精髓，又融入了陕南乡间的实用主义思维；他待人接物的“仁义”之道，更是陕南民间“重情重义”文化传统的直接反映。元尚婴对自然的热爱与敏感，也与陕南秀美的山川地理密不可分——秦巴山区的青山绿水滋养了他纯真的心灵，而乡间的农耕生活则让他形成了“顺应自然、安于本真”的生命态度。作家通过将地域文化的特质融入人物的性格、行为与价值观之中，使人物形象具有了鲜明的“地域标识”，读者在感受人物魅力的同时，也能领略到陕南独特的文化风情。

更为深刻的是，小说人物承载着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其身上的理想人格特质是对传统审美人格的延续与发展。祖父元百了身上儒释道合一的精神境界，追溯其根源，是中华民族“和而不同”的文化智慧的体现——儒家的“入世担当”赋予人物社会责任，道家的“顺应自然”赋予人物生存智慧，佛家的“慈悲为怀”赋予人物精神境界，三者的有机融合，构成了传统中国人理想的人格范式。这种人格范式并非脱离现实的空中楼阁，而是立足于世俗生活的实践智慧：祖父并非不食人间烟火的隐士，而是在柴米油盐的日常中践行着精神追求；他并非没有遭遇困境，而是以智慧与豁达化解困境。元尚婴的纯真美善，则是对“赤子之心”这一传统审美命题的当代演绎，从《诗经》中的“思无邪”到陶渊明的“性本爱丘山”，这种对本真人性的推崇，始终是中华民族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方英文通过这些人物形象，将传统精神与当代生活相连，使古老的文化基因在新的时代语境中焕发生机，实现了“以文化人”的文学功能。

此外，小说人物还承载着作家对“正向价值”的建构与追求。在公社化大生产与文革的特殊时代背景下，社会弥漫着相互攻讦、功利至上的氛围，但作家并未聚焦于人性的阴暗与时代的残酷，而是通过塑造祖父、元尚婴等一系列坚守美善的人物，展现了人性的光辉与民间的生存智慧。这些人物在时代洪流中坚守本心、传递善意，用平凡的行动对抗着世俗的异化，彰显了“个体在社会生存中获得诗意人生的可能性”。这种对正向价值的坚守，不仅使人物形象具有了精神引领意义，也体现了当代文学“建构正向价值的时代使命”，为浮躁的当代社会提供了精神慰藉与价值参照。

特点三：以视角、细节与语言的协同发力，完成叙事手法的艺术支撑。

《群山绝响》的人物塑造之所以成功，离不开叙事手法的精妙支撑。方英文运用少年视角的叙事策略、富有生活质感的细节描写、“庄谐杂出”的语言风格，从不同维度为人物形象赋能，使人物既真实可感，又富有艺术魅力。三者的协同发力，构成了人物塑造的“艺术合力”，让理想人格的建构避免了概念化、说教式的尴尬，实现了“润物细无声”的艺术效果。

少年视角的采用是小说人物塑造的一大亮点。作家以少年元尚婴的回忆为叙事线索，通过他纯真、澄澈的眼光观察世界、感知人物，使人物形象的呈现更具感染力与可信度。在元尚婴的视角中，祖父是“无所不能”的英雄，母亲是“温柔慈爱的依靠”，身边的乡邻都有着各自的善良与可爱。这种视角过滤了成人世界的复杂与功利，凸显了人物身上的美善特质：祖父的“通达”在少年眼中是“神奇的智慧”，他的“慈悲”是“活菩萨”般的善举；元尚婴自身的纯真则通过第一人称的内心独白与行为描写，更具代入感——他为“爱挠”被卖而痛哭，为放弃邮递员工作而感到“崇高”，这些心理活动的真实呈现，让少年形象跃然纸上。同时，回忆性的叙事基调为人物形象增添了一层诗意的滤镜，岁月的沉淀使人物的美善特质更加突出，也让读者在怀旧的情感氛围中，更易产生对人物的共情与认同。

细节描写是塑造人物形象的关键手段，方英文以细腻的笔触捕捉日常生活中的微小瞬间，通过具体可感的细节，让人物的性格、品质与精神境界自然流露。在刻画祖父形象时，作家通过一系列细节展现其“贤能”与“慈悲”：“见郎中开处方，他过目不忘，能给乡邻治些疑难杂症”，体现其聪慧好学；“除夕夜收留流浪风雪中的孤儿兄妹，待他们如贵客，拿出家里最好的吃食招待”，彰显其慈悲心肠；“面对土地被分、房屋充公的境遇，毫无愠色，一副坦然自在的样子”，展现其豁达通透。这些细节并非孤立的堆砌，而是精准地指向人物的精神内核，使祖父的形象立体丰满、真实可感。在塑造元尚婴时，细节描写更显童真童趣：“每天回家和迎来的黑狗相击一‘掌’”“经过门前的桑树，他总要拍拍树身，像是给桑树打个招呼”“给家里的猪取名‘爱挠’，每天给‘爱挠’挠痒痒逗乐”，这些充满生活气息的细节，生动地展现了少年的纯真与善良，让人物形象呼之欲出。正是这些“于细微处见精神”的细节描写，使小说人物摆脱了抽象的概念化塑造，成为有血有肉、可触可感的艺术形象。

“方英文式的语言”则为人物形象增添了独特的艺术魅力。其语言“庄谐杂出，荤素并陈”，既有着书面语的典雅，又融入了陕南民间的口语智慧，使人物的语言符合其身份与性格，同时增强了作品的可读性与感染力。祖父的语言往往蕴含着人生智慧，既朴实自然又耐人寻味，如他评价元尚童开斋吃肉时所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涌现出来的新生事物”，既化解了家庭的伦理矛盾，又带有几分幽默与豁达，精准地展现了祖父“通达”的性格特质；元尚婴的语言则纯真直白，充满孩子气，如他认为邮递员工资过高“跟强盗恶霸有什么区别”，直白的表达既符合少年的认知水平，又凸显了他不慕名利的本真。同时，作家善于运用比喻、拟人等修辞手法，使人物描写更具诗意，如将母亲比作“大地般宽厚慈爱”，将祖父的慈悲心肠比作“活菩萨”，这些生动的比喻既强化了人物的性格特质，又使语言富有文学美感。此外，方英文作为书法大家，其语言中还蕴含着“虚实制衡”的艺术哲思，人物对话中的“留白”与“蕴藉”，使人物形象更具层次感，留给读者丰富的想象空间。

方英文在《群山绝响》中构建的人物世界，是其文学创作理念与艺术追求的集中体现。作家以理想人格的类型建构为骨架，以地域文化与民族精神为血脉，以精妙的叙事手法为肌理，成功塑造了祖父、元尚婴、母亲等一系列具有持久艺术魅力的人物形象。这些人物既扎根于陕南的地域文化土壤，又承载着中华民族的精神内核；既展现了特定时代的生活风貌，又超越了时代的局限，成为人性美善的永恒象征。方英文的人物塑造，不仅实现了“书文双美”的艺术效果，更践行了当代文学“建构正向价值的时代使命”，为读者提供了精神的滋养与心灵的慰藉。

从更广阔的文学视野来看，《群山绝响》的人物塑造为当代小说提供了宝贵的借鉴：它证明了理想人格的塑造并非只能走向概念化与说教式，而是可以通过地域文化的植入、细节描写的强化与叙事视角的创新，实现真实性与理想性的统一；它也证明了传统精神的传承并非只能依靠宏大叙事，而是可以通过平凡人物的日常行为与精神追求，实现古老文化基因的当代转化。方英文用毛笔书写的不仅是一部小说，更是一曲对人性美善的赞歌，一幅对传统精神的肖像，其人物塑造的艺术经验，值得当代作家深入借鉴与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