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灯暖

七十年代开头那几年，刚入秋，天还没咋凉快透，刘生屯来了这么一户人家。那天晌午头，日头爷明晃晃地挂在正当空，晒得地皮冒烟儿。生产队那架老掉牙的牛车，慢悠悠、晃荡荡地碾着屯子里那条灰土土的道，轱辘压过车辙，发出“嘎吱嘎吱”的动静，听着就乏得慌。赶车的是王老疙瘩，嘴里叼着个烟袋锅，眯缝着眼，有一搭没一搭地甩着鞭子，那鞭梢儿在空中打个卷儿，也没啥响声。车上没多少东西，几个木头箱子，漆皮褪得差不多了，露出里头木头的本色，还有一卷铺盖，捆得倒是板正，麻绳勒得紧紧的。

车轱辘磨蹭到屯东头那间空了很久的土坯房前，王老疙瘩“吁——”了一声，老牛听话地停了蹄子，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这房子有些年头了，墙皮掉得一块一块的，窗户纸早就破了，黑咕隆咚的窗口像人没睡醒的眼睛。去年老李家搬去公社边上住了，这屋就闲了下来，墙角都结了蜘蛛网。

最先从车辕边跳下来的是个壮实汉子，看着三十郎当岁，个子挺高，身板挺直溜。他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劳动布上衣，胳膊肘和肩膀那儿都磨起了毛边，可细看那针脚，还纳得密实着呢。他脚上蹬着一双半旧的胶鞋，那样式，屯子里的人没见过，底子上的花纹怪新鲜的，一脚踩在浮土上，留下个深深的印子。他站稳了，回身朝车里伸出手，小心翼翼地搀下来一个妇女。那妇女怀里抱着个裹在小被里的娃娃，看个头也就刚会走道儿，她自个儿是个瘦高个，长脸盘，眉毛淡淡的，眼睛看着地面，头发在脑后挽了个髻，用个黑网兜兜着。她身上是件蓝底白花的褂子，也旧了，但干干净净。汉子又转身，从车上抱下个小男孩，三四岁光景，虎头虎脑的，睁着大眼睛好奇地四处看。

屯里几个半大孩子，光着脚丫子，穿着带补丁的裤衩，早就远远地围了过来，指指点点，小声嘀咕着。“看那男的鞋，真怪！”“那女的咋不抬头哩？”“抱那孩子穿得还挺好……”

这时候，队长老陈吧嗒着旱烟袋，从隔壁院子踱了出来。他五十多岁，脸上褶子像老树的年轮，穿着一件旧中山装，领口都磨毛了。他走到牛车前，上下打量着这一家四口。“你就是大贵吧？公社前儿个打过招呼了。这屋，去年老李家搬走后就空着，你们先拾掇拾掇住下。缺啥少啥，跟队上说，能凑合的队里尽量给凑合。”老陈说话慢吞吞的，带着一股子玉米碴子味。

大贵点点头，脸上没啥表情，只从裤兜里掏出半包压得有点变形的“大生产”香烟，抽出一根，用手小心地捋了捋直，递给老陈。“陈队长，给您添麻烦了。”

老陈接过来，别在耳朵上，又瞅了瞅那妇女和孩子：“这是你屋里人和孩子？”

“嗯，我媳妇，奥丽雅。小子叫小林，丫头叫红红。”大贵的话不多，声音低沉。

奥丽雅这才抬起头，飞快地看了老陈一眼，嘴角努力想扯出个笑模样，却没成功，只是微微点了点头，又赶紧低下了。她脸色有些黄，带着长途跋涉的疲惫。

“成，先安顿下吧。安顿妥了，跟着大伙儿出工。”老陈说完，又吧嗒了两口烟，背着手走了。

大贵一家就这样在刘生屯扎下了根。

那时候我还小，叫拴柱子，整天光着脚丫，趿拉着一双快磨破底的塑料凉鞋，在屯子里疯跑。对这新来的一家人，充满了好奇。我很快就发现，他们家用的家什儿，跟俺们屯里人不太一样。俺们家洗脸用瓦盆，他家有个雪白雪白的搪瓷脸盆，盆底还印着红字，俺认不全，就认得有个“奖”字。俺们喝水用瓢，他家有带把儿的搪瓷缸子，上头也印着字，“先进生产者”，缸子沿儿有点磕掉瓷了，露出黑铁皮。最稀奇的是，他家有个铁皮暖壶，外面还套着细竹篾编的套子，精致得不像话，俺娘说，那肯定是城里人才有的玩意儿。

开春铲地的时候，生产队的劳力都下了地。北大荒的黑土地，一望无边。大贵干活真叫一个实在，别人铲地，铲一会儿就得直直腰，歇口气，抽袋烟。他不，撅着屁股，一垄地从头铲到尾，腰都不带直一下的。那锄头在他手里，像是长了眼睛，又快又准，野草连根薅起，庄稼苗儿一点不伤。歇气儿的时候，大伙儿都找树荫底下四仰八叉地躺着，扯闲篇儿，吹牛皮。大贵却找个土坷垃坐下，从兜里掏出个巴掌大的小本本，又摸出半截铅笔头，低着头写写画画。有人好奇，凑过去想看看他画啥，他就把本子一合，冲人笑笑：“没啥，记点工分。”

其实后来我才咂摸出味儿来，他那哪儿是记工分啊，他是在画图，画那些农机具的草图。

到了夏天，麦子快熟的时候，队上那台宝贝疙瘩似的“东方红”拖拉机坏了，趴在场院里，突突突地光冒黑烟，就是不走道儿。农机队长李老歪，是个黑脸汉子，围着拖拉机转了好几圈，这儿敲敲，那儿摸摸，急得满头大汗，最后没辙了，骂骂咧咧地蹲在地上，卷他的老旱烟。“去，栓柱子，跑去玉米地里把大贵喊来！”老歪朝我努努嘴，“听说这小子懂点这玩意儿。”

我像只兔子似的窜到玉米地里，找到大贵时，他正撅着屁股除草，汗衫早就湿透了，紧紧贴在脊梁上，结了一层白花花的汗碱。听说拖拉机坏了，他二话没说，扔下锄头就往场院跑。

大贵蹲在拖拉机旁边，这瞅瞅，那摸摸，耳朵贴近了听声音，又伸手摸了摸排气管。然后他站起来，从拖拉机工具箱里翻出把扳手，对着一个油管接头拧了拧。接着他跳上车，抓着那个操纵杆，来回扳动了几下。“来，试试。”他对坐在驾驶座上的司机说。

司机将信将疑地一摇，“轰——”的一声，拖拉机猛地抖动了一下，接着就发出了匀实有力的轰鸣声，黑烟也淡了。

李老歪蹭地站起来，咧嘴笑了，露出被烟熏黄的门牙，用力拍了拍大贵的肩膀：“行啊，大贵！真有两下子！以前摆弄过这铁疙瘩？”

大贵用棉纱擦着手上的油污，淡淡地说：“嗯，在别处见过点。”

我以为这下大贵肯定能进农机队了，那多风光，不用风吹日晒地铲大地。可第二天派工，大贵的名字还是跟大伙儿排在一起，派去铲地。他也没说啥，扛着锄头就走了，好像昨天修好拖拉机的事儿根本没发生过。

那时候农村靠工分吃饭，壮劳力一天挣十个工分，到年底算账，一个工分也就合三四毛钱。大贵壮实，干活肯下力气，饭量也大。有一回他家临时搭的灶台塌了，我爹妈心善，叫他们一家来俺家吃晌午饭。我妈蒸了一锅苞米面大窝头，熬了一锅碴子粥。大贵一个人，吭哧吭哧，吃了七个大窝头，喝了两海碗粥。把我爹都看愣了。吃完饭后，我妈悄悄跟我爹嘀咕：“这大贵，身体是真壮实，干活也真舍得用体力，这一顿，赶上咱家六口人吃的了。”

我爹吧嗒着旱烟袋，吐出一口烟：“嗯，是条汉子。出力的人，吃得多正常。你看他干活，一个能顶俩。”

这话真不假。冬天刨粪，那粪坑冻得梆梆硬，一镐头下去，只能刨出个白点，震得手膀子发麻。大贵抡起镐头，胳膊上的腱子肉绷得紧紧的，每一下都刨下老大一块冻粪，粪点子溅得满脸满身都是，他也毫不在乎，用手抹一把脸继续干。夏天除草，他总铲得最快，地垄沟里干干净净，连草根都薅出来。秋天割豆子，那是累死人的活，腰弯下去就像折了似的，他呢，一趟就是半垄地，很少直腰歇气，那镰刀在他手里，唰唰唰，又快又利索。

我爹常敲打我说：“栓柱子 ，你跟大贵学学，人家城里来的，干活比咱这老庄稼把式还像样，还不叫苦不叫累。”

那年夏天，我混完了初中，回生产队劳动了。那时候我十五六岁，半大小子，吃穷老子，也正是对啥都好奇的年纪。因为我年纪小，没长开，力气不够，队长就常安排我跟大贵搭伴干些轻省点的活儿，比如间苗、薅草什么的。

渐渐地，我们熟络起来。歇气儿的时候，我俩就坐在田埂上，或者靠在草垛旁。他给我讲北京的事，说那天安门广场有多大，能站下咱全公社的人；说故宫的房子顶都是金黄色的瓦，太阳一照，晃得人睁不开眼；还说长安街上的小汽车，一辆接一辆，像河里的鱼似的。我听得入了迷，嘴巴都合不拢，心里像有只小猫在抓挠。我问他：“大贵哥，北京那么好，你们为啥跑到咱这穷屯子来受罪啊？”

大贵折了根草棍，在地上无意识地画着圈圈，沉默了一会儿，才说：“工作需要呗，组织上安排的。”他不太爱提这个，总是含糊过去。

但他懂得真多，好像啥都知道。他知道拖拉机哪个零件最爱坏，知道什么样的土质适合种苞米，什么样的地该种大豆。他还会用树枝在地上画地图，告诉我中国有多大，省和省怎么挨着，哪条大河往哪儿流。我对他崇拜得不得了，整天跟在他屁股后头，“大贵哥、大贵哥”地叫。

有一次，我们给玉米追肥，就是用发酵好的农家肥。那粪肥臭烘烘的，我嫌脏，捂着鼻子，用铁锨远远地、稀里糊涂地撒。大贵看见了，走过来，接过我的铁锨，说：“栓柱子 ，你看，追肥得这样。”他弯腰铲起一锨粪肥，手腕一抖，那粪肥就像天女散花似的，均匀地撒在每一棵玉米的根旁，既不浪费，又能让庄稼都吃到劲。“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他直起腰，笑着对我说，“嫌脏可种不出好粮食。”

我问他：“大贵哥，你这些农活活儿，跟谁学的？咋比俺爹还麻利？”

他拍拍手上的土：“看多了，琢磨琢磨就会了。干啥都得用心，不用心，白搭。”

那年秋天，场院上的脱粒机又卡住了，麦秸塞住了滚筒，机器吭哧吭哧就是转不动。李老歪带着人折腾了半天，满头满脸都是灰，也没弄好，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围着机器直转磨。有人喊了一嗓子：“歪队长，去找大贵呀！他准行！”

大贵正在那边码苞米秸秆子，听说后，放下叉子就过来了。他让停了机器，断了电，然后伸手进那危险的滚筒缝隙里，摸索着掏了掏，拽出一大把缠得死死的麦秸。他又检查了旁边的齿轮，拿扳手上紧了松动的皮带。

“好了，试试吧。”

闸刀一推，脱粒机又轰隆隆地转了起来，麦粒欢快地蹦跳出来。李老歪长舒一口气，递给他一根“大前门”香烟：“大贵，你小子是真行！我跟队长说说，干脆你调到咱农机队来吧？风吹不着，雨淋不着。”

大贵把烟夹在耳朵上，摇摇头：“谢谢李队长好意，我还是在地里干吧，习惯了，踏实。”

后来我私下里问他，多好的机会，为啥不去农机队？他叹了口气，低声说：“农机队那几个人，都是老把式们的亲戚，根子深。我去了，抢人家饭碗干啥？平白惹人嫌。”

晚上收工后，我常往他家跑。那时候没电，点的是煤油灯，灯苗儿小小的，晃晃悠悠。奥丽雅嫂子总是在灯下缝缝补补，红红和小林在炕上玩嘎拉哈（猪或羊的关节骨）。他们家有个旧木头箱子，宝贝似的，里面装的全是书，有的书皮都磨没了，纸也泛黄发脆。大贵说，那些书都是讲技术的，怎么修农机，怎么种庄稼。有时候，他就着昏暗的灯光，在本子上画图，眉头拧成个疙瘩。有一次我看见他画的图，就问画的啥。他说是改良犁铧的草图，现在的犁铧入土角度不对，费劲不说，还耕不深，影响庄稼扎根。

“这能行吗？”我将信将疑。

他笑了笑，眼睛在灯下闪着光：“不试试咋知道？总得有人琢磨这些事儿，老法子不行，就得改改。”

他还真就去找了屯里的张铁匠，两人比划了半天，张铁匠按他的图，打了个新犁铧。试用那天，好多人都围着看。果然，新犁铧下地，又轻快又省力，耕出来的地又深又匀乎。老把式们都啧啧称奇，说这大贵脑子是活泛。

可是，怪得很，这新犁铧用了没几天，就不见了，又换回了旧的。有人说是农机队的人嫌麻烦，不爱用。大贵知道了，也没说啥，照常天天扛着锄头下地，好像这事儿从来没发生过。

转眼到了冬天，地里没啥活儿了，进入了“猫冬”时节。屯子里组织社员学习，念报纸，读文件。有时候，队长也让大贵上去给讲讲啥叫“科学种田”。他站在前面，拿着粉笔在小黑板上画，讲怎么合理密植能让苞米棒子结得大，讲怎么提前发现病虫害，用什么土法子治。底下坐着的老少爷们，有的竖着耳朵听，有的吧嗒烟袋，还有的打起了呼噜。

讲完了，老陈队长照例总结几句：“啊，大贵讲得挺好，挺新鲜。不过咱庄稼人呐，还是得按老祖宗传下来的老法子来，稳妥，保险，不出岔子。”

散会后，我替大贵抱不平：“他们都没好好听！白瞎你讲那么细了！”

大贵一边收拾着粉笔头，一边淡淡地说：“没事，慢慢来。新东西，总得有个过程。总有一天，这些能用上。”

那年冬天特别冷，雪下得一场接一场，都没过了膝盖。快过年的时候，听说大贵家断粮了。其实也不是真的一点没有了，就是挣的工分换的口粮，吃到腊月就见了底。他家两个孩子正是长身体的时候，能吃，加上大贵饭量大，那点粮食根本不够嚼咕。

有一天，奥丽雅嫂子揣着个空口袋，脸红得像块大红布，扭扭捏捏地来到俺家，找到我妈，声音跟蚊子似的：“婶子……能不能……先借二十斤苞米碴子……开了春，队里分了粮，一准儿还……”

我妈心软，赶紧说：“哎呦，说的啥话，邻里邻居的，啥还不还的！”说着就去粮囤子里装了一袋苞米碴子，又塞给她几个大萝卜，“先吃着，不够再来舀！这大冷天的，别让孩子饿着。”

奥丽雅嫂子眼圈红了，一个劲儿地道谢。后来我才知道，大贵家几乎年年这时候都青黄不接，可他从不向队里张口要求补助。有时候公社或者别的队有临时活，比如修水渠、扛麻袋这些重体力活，他都抢着去干，就为了多挣几个工分，给家里换点粮食。

开春化冻的时候，奥丽雅嫂子抱着一只老母鸡来到俺家。“婶子，这鸡下蛋可勤快了，给你们养吧，也算俺们一点心意。”

我妈推辞不要：“这可不行，你们留着给红红、小林补补身子！”

奥丽雅急了，跺着脚说：“您要是不收，那苞米……那苞米我们可不能要了！俺家大贵说了，不能总占人便宜。”

推来让去，最后那只母鸡还是留在了俺家。我妈后来感慨地说：“这家人，穷是穷，可硬气，有志气。”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去，像屯子边上的小河，不紧不慢地流。转眼到了1977年夏天，苞米杆子长得比人都高了。有一天，公社的通讯员骑着自行车来到屯里，送来个通知，让大贵赶紧去公社一趟。大贵是晌午跟着送公粮的马车走的，一直到天擦黑了才回来。奥丽雅嫂子站在村口那棵老榆树下，望眼欲穿，见着他，赶紧迎上去，低声问：“啥事？公社叫你去干啥？”

大贵没说话，脸色看着有些复杂，像是高兴，又像是担忧，径直走回了家。那天晚上，他家的煤油灯亮了很久很久，窗纸上映出两个人影，时不时低声交谈着。

第二天干活歇气儿的时候，我忍不住问他：“大贵哥，公社找你啥好事啊？”

他沉默了一会儿，望着远处起伏的山峦，山上的树已经绿透了。他深吸了一口气，说：“可能要……落实政策了。”

我听不懂“落实政策”是啥意思，是福是祸？但看他脸上那神气，像是长久压着的一块大石头，终于要搬开了，可搬开之后是啥光景，他心里也没底。

从那以后，他还是照常出工收工，可休息的时候，不再掏出小本本画图了，常常一个人蹲在地头，望着通往公社的那条土路发呆。有时候收工后，他不直接回家，就站在屯子口那棵老榆树下，望着那条被晚霞染红的土路，一站就是好久，烟袋锅里的火星一明一灭。

有一天傍晚，天气闷热，我们干完活，坐在场院高高的草垛上乘凉。他看着天边最后一点光亮，忽然说：“栓柱子 ，我教你修拖拉机吧。”

我愣了一下，挠挠头：“我学那玩意儿干啥？我又进不了农机队。”

“艺多不压身。”他转过头，很认真地看着我，“学会了，是自己的本事。万一……万一哪天我用不上了，你还能接着干，别让队里的铁疙瘩趴窝。”

我心里咯噔一下，隐约觉出点什么。于是，那个夏天剩下的日子，他一有空就手把手教我。认拖拉机的零件，哪个是油泵，哪个是化油器，怎么调气门间隙，怎么听声音判断是哪儿出了毛病。我学得马马虎虎，兴趣不大，倒是他，一讲起这些，眼睛就发亮，好像有说不完的话。

“机器这东西，”他拍着拖拉机冰冷的铁壳子，像拍着老伙计的肩膀，“你把它摸透了，对它好，它就对你好，不给你掉链子。”

转眼又到了秋天，庄稼黄了，大豆摇铃了，苞米龇牙笑了。割豆子的时候，大贵干得特别猛，像是要把全身的力气都使出来似的，一天割了两亩多地，创了生产队的记录。老陈队长在晚上的社员大会上表扬他，奖给他一条新毛巾，一块胰子（肥皂）。大贵上台接过奖品，手有点微微发抖，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最终却什么也没说。

那天收工后，他破天荒地主动邀我去他家吃饭。奥丽雅嫂子炒了一盘金黄金黄的鸡蛋，还烙了白面饼，这在平时可是过年才有的吃食。吃饭的时候，大贵不停地往我碗里夹鸡蛋，往我手里塞饼：“栓柱子 ，多吃点，正长身体呢。”

饭后，他走到那个旧木箱子前，翻腾了半天，拿出几本最旧、边角都卷起来的书，递给我：“栓柱子 ，这些书，送给你吧。都是讲农机修理、保养的，你有空的时候……翻翻。”

我接过来，沉甸甸的。正要问他为啥突然送书给我，外面传来我娘的喊声，说我大舅从南边回来了，让我赶紧回家一趟。

我答应着，把书小心揣进怀里，跟大贵一家道了别，就跑回家了。心里还想着，等明天见了大贵哥，得好好谢谢他。

第二天一早，我刚爬起来，生产队的会计就来找我，说公社要搞宣传，缺个会写几个字的，让我去公社帮忙，可能还得去县里文化馆学习几天。这可是美差，能见世面，还能吃上公社食堂的好饭菜。我高兴坏了，赶紧收拾了两件衣服就跟着走了。

这一去，就是将近半个月。在县文化馆，我见识了真真的电灯电话，还看了场露天电影，心里美滋滋的。回来的时候，我兴冲冲地抱着一大卷公社文化站给的废旧稿纸，心里盘算着，分给大贵哥一半，他总在本子上画图，缺纸用。

我快速小跑地直奔屯东头，远远就看见他家那扇熟悉的木板门。可是，门上挂着一把旧铁锁。那把锁，我认识，平时他们出门，都是从里面闩上门，很少用锁。锁头挂在门鼻上，随着风轻轻地晃荡着，发出一点沉闷的碰撞声。

我愣了一下，心里突然空了一块。这时，我妈从隔壁院子出来，眼睛红红的，看见我，叹了口气：“傻柱子，你还瞅啥？你大贵哥一家……走了，回城了。”

我像根木头桩子似的愣在原地，怀里抱着的稿纸，“哗啦”一下撒了一地，被风吹得四处飘散。

后来，我才断断续续从大人们嘴里知道了经过。我走的那天下午，调令就送到了队里。他们一家第二天一早就坐上了去县里的马车，然后转汽车，回北京了。走得特别匆忙，好多东西都没带，那个装书的木箱子送给了前院教书的刘老师，那个精致的铁皮暖壶留给了老陈队长。

奥丽雅嫂子把之前借俺家的苞米碴子还了，不仅还了，还多还了十斤。还留下一床半新的棉被，说是红红小时候当襁褓用过的，留给俺家做个念想。

我蹲在他家空荡荡的窗台下，看见窗台上还摆着一排五颜六色的小石头，那是我和小林在河边捡着玩的，他说要搭个小房子。墙根下，还立着他自己做的那个耙子，齿密密的，把儿被手磨得光滑。院里的晾衣绳上，不知怎么还挂着一只红红的、小小的袜子，在秋风里孤零零地飘着，像找不到家的叶子。

那年冬天，队上的拖拉机又坏了，趴在场院里，像个冻僵的铁牲口。李老歪围着转了几圈，这儿踹一脚，那儿拍一下，最后还是没辙。他叼着烟，皱着眉头，突然扭头看见我站在旁边看热闹，就问：“栓柱子 ，大贵以前教过你摆弄这玩意儿没？”

我点点头，心里有点打鼓。试着按大贵哥教我的法子，先检查油路，看看是不是堵了，又调整了一下火花塞的间隙。忙活了大半天，手都冻麻了，心里默念着大贵哥教的口诀。最后，我让司机上去摇车。

“轰——突突突——”拖拉机猛地抖动了一下，然后真的发出了熟悉的、有力的轰鸣声。

李老歪愣了一下，随即咧嘴笑了，用力拍了拍拖拉机的机盖：“嘿！这大贵！真他妈神了！人走了，本事还留下来了！”

开春种地的时候，公社来人推广新式犁铧，说能省力，增产。我跑去看热闹，一看那犁铧的样子，心里咯噔一下——那弯弯的角度，那锋利的刃口，跟大贵哥当年在小本子上画的，一模一样。

很多年过去了，我才彻底明白，大贵他们是从北京下放来的知青。而那个总是蹲在拖拉机旁认真修理的身影，那个一顿能吃七个大窝头的汉子，那个在煤油灯下画图的夜晚，还有奥丽雅嫂子低眉顺眼的模样，小林和红红天真的笑脸，都成了我对那个年代最清晰、最鲜活的记忆。

只是，我再也没见过他们一家人。就像秋天荒野上的蒲公英，成熟了，风一吹，那顶着小伞的种子，就轻飘飘地散了，飘向了不知名的远方，散落在了天涯。不知道大贵哥回到北京，还摆弄他的那些铁疙瘩吗？不知道奥丽雅嫂子，是不是还总低着头？不知道小林和红红，还记不记得刘生屯，记不记得我这个一起捡石头的栓柱子 ？

屯子还是那个屯子，日子也一天天过着，只是屯东头那间土坯房，又空了很久，很久。有时候我路过，仿佛还能看见那个壮实的身影，听见他低沉的声音：“干啥都得用心。”

风还在吹，吹过田野，吹过场院，吹过那扇沉默的木门，呜噜呜噜的，像是在念叨着什么，仔细听，又啥也听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