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秋天

起风了。

山里的风带着凉意，从窗缝里钻进来，吹动了桌上那本翻开的《湘西风物志》。书页哗啦啦地响，那声音，不像打印纸的清脆，倒有几分像老家后山那片竹林被风吹过的簌簌声，带着草木的韧性。我放下笔，走到窗前。城市的天空总是灰蒙蒙的，像一块没洗干净的白布，看不到云朵的舒展，也看不到飞鸟划过的痕迹。这个秋天，又是我一个人过。

阿妈昨天打电话来，声音透过电流，有些失真，但那份暖意还在。“仔啊，寨子里的桂花开了，香得很，整个山坳都闻得到，风一吹，连晾在竹竿上的衣裳都是香的。”她说这话时，声音里带着刻意扬起的笑，可我听得出那笑声底下，像溪水石头下的暗流，藏着深深的寂寞。阿爸走后，她就一个人守着那栋越来越显空荡的老木楼，守着那个早已熄灭、只剩下一坑冷灰的火塘。

“仔啊，你什么时候回来？”每次通话，尾声总是落在这句问话上，像一首歌里反复吟唱的副歌。而我呢，我总是支吾着，说工作忙，说等项目结束，说等过年。理由找了一箩筐，可我心里清楚，我是怕。怕看到寨子里那些门窗紧闭、空了人心的木楼，怕闻到火塘冷却后那股混合着陈年烟灰和潮湿木头的味道，更怕遇见那些看着我长大的叔伯阿婆，他们浑浊的眼睛里，沉淀着太多时光的重量和我说不清道不明的期待，那期待沉甸甸的，我生怕自己接不住。

这个秋天，我三十岁了。孔子说“三十而立”，我立在哪儿了呢？立在这座离家千里的城市里，租着一间三十平米、朝北的公寓，朝九晚五，挤能把人挤成照片的地铁，吃味道千篇一律的外卖。日子像一台出了故障的复印机，吐出来的每一张纸，都印着同样的内容，模糊，且带着一股焦糊气。有时候，深夜被噩梦惊醒，或是被楼下的车喇叭吵醒，在那一瞬间的恍惚里，我总觉得自己还睡在火塘边那张被磨得光滑的竹床上，耳边是阿婆轻微的、有节奏的鼾声，空气里弥漫着松柴燃烧时特有的、带着松油香的暖气。

可是睁开眼，只有空调外机沉闷的嗡嗡声，像一只不知疲倦的困兽，还有窗外那一片永远不肯真正暗下去的、被霓虹灯染成暧昧紫红色的天光。

我想起十八岁那年秋天，我像一只终于挣脱了笼子的鸟，背着行囊离开寨子去省城上学。阿妈送我到山口那棵老枫树下，往我那个洗得发白的书包里，硬是又塞了十几个煮鸡蛋，还有一包用油纸包了好几层、她亲手熏的腊肉。腊肉的油渍渗出来，在书包上留下一个洗不掉的印子。她说：“仔，好好读书，别惦记家里。山里娃，只有读书才能有出息。”我嗯嗯地应着，心里被一种叫做“未来”的东西塞得满满的，涨乎乎的。我几乎是跑着下山的，脚步轻快，恨不得立刻飞出这困了我十八年的大山。那时我以为，外面的世界很大，很大，精彩得像过年时看到的烟花。我以为我这一去，就是海阔天空，再也不会回头。

可如今，十二年，一个轮回过去了。我才猛然发觉，我哪儿也没去成。我只是从一个有形的、长满了树木和石头的大山，跳进了一个无形的、用钢筋水泥、规章制度和生存法则垒成的更大的山里。这座山，没有鸟叫虫鸣，只有键盘声和电话铃；没有清澈的山泉，只有循环过滤的自来水；没有星空，只有被切割成方块的、需要付费才能仰望的天空。

手机屏幕亮了一下，是彭菊花发来的消息。她说她下个月结婚，希望我能去喝喜酒。后面附了一个电子请柬的链接。我看着那条消息，手指在冰冷的屏幕上悬了很久，指尖的热度一点点散去，却不知道该回复什么。一个字都打不出来。

彭菊花是我的大学同学，也是我的初恋。说起来，我们还是同乡，都来自湘西。只是，她在迁陵古镇里长大，是那种穿着白裙子、会弹钢琴、说话声音像糯米糍一样软的城里姑娘。而我，是个从大山褶皱里钻出来的、连普通话都带着一股苞谷饭味的苗家娃。

记得第一次约会，她带我去吃西餐。那家店灯光昏暗，每张桌子上都点着蜡烛，铺着雪白的桌布。我看着面前摆得整整齐齐的好几把刀叉，手脚都不知道该往哪里放。她笑着，耐心地教我，左手拿叉，右手拿刀，切牛排的时候手腕要用力，动作要轻巧优雅，像在跳一支慢舞。那顿饭具体吃了什么，我完全没印象，只记得结账时那个数字，让我心里咯噔一下，那是我半个月的生活费。全程，我都在紧张，怕刀叉碰出声音，怕汤汁溅到身上，怕自己哪个粗鲁的举动，会玷污了这份我向往已久的“文明”，会让她看不起。

后来，我们还是分手了。是在秋天，校园里那条著名的银杏大道上，叶子黄得灿烂，落了一地，像铺了一层厚厚的金毯。她穿着米色的风衣，围着柔软的围巾，站在树下，美得像从画报里走出来的人。她说：“石岩，你是个好人，真诚，踏实。可是……我们可能不是一个世界的人。”她说这话时，语气很温柔，甚至带着歉意，可每一个字，都像细细的绣花针，扎在我心口最软的地方，不流血，却疼得钻心。

我知道她说的是事实。她是古城里长大的姑娘，她的世界是由沈从文的文字、沱江的桨声、画廊里的油画和音乐厅里的交响乐构成的。而我，骨子里还是个苗家汉子，我的根扎在火塘边，我的快乐来自于大碗喝酒、大口吃肉的酣畅，来自于丰收时唱起震天响的山歌的豪迈，尽管在大学里，我每次情不自禁地哼起调子，都会引来同学诧异的目光。我们之间，隔着的不是几座山，而是几千年来不同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基因。

工作以后，迫于年龄和家人的催促，也相过几次亲。介绍人说的姑娘们都很好，有小学老师，温柔贤淑；有医院护士，细心体贴；有公司白领，独立干练。她们都会问一些差不多的问题：家里父母是做什么的？有没有退休金？你自己收入怎么样？买房了吗？买车了吗？我老老实实地回答：我家在湘西深山里，父母都是种地的农民，没有什么退休金，父亲前些年去世了，母亲身体不好，我一个人在城里打拼，目前租房住，每个月要寄一部分钱回家。然后，通常就没有然后了。

我一点也不怪她们。这个城市现实得像一块冰冷的铁板，爱情是奢侈品，需要坚实的经济基础来承载。谁愿意和一个来自遥远大山深处、身后还拖着一整个需要负重前行的家庭的男人，去共度一生呢？那需要太大的勇气，而生活，往往会把勇气磨平。

所以，这个秋天，我依然是一个人。

窗外的梧桐叶开始落了。先是零星的一两片，试探性地打着旋儿，然后像是约好了一样，越来越多，像一群飞累了、再也无力扇动翅膀的蝴蝶，慢悠悠地、认命般地飘向冰冷的水泥地面。我忽然想起老家后山那棵不知道活了几百年的大枫树，这个时节，它的叶子应该已经红得像一团熊熊燃烧的火焰了，能把半边天都映红。

小时候，阿婆常带我去那棵枫树下。她不是去欣赏红叶，而是去捡落叶。她用那双布满老茧却异常灵巧的手，把金黄的、橘红的枫叶编织成好看的花环，戴在我头上，然后用粗糙的手掌摸摸我的脸，说：“戴了山神赐的花环，山神爷就会保佑我们仔平平安安，快高长大。”

“仔，你看这叶子，”阿婆捡起一片形状完美的枫叶，对着光看它的脉络，“它从树上落下来，不是死了，是回家去了。树是它的根，大地是它的娘。它飘得再远，最后都要回到这里，变成土，变成养分，明年春天，又长出新叶子。”

那时我懵懵懂懂，只顾着摆弄头上的花环，觉得好看。现在回想起来，阿婆是在用最朴素的方式，告诉我一个关于生命和归宿的深刻道理：人这一生，无论走得多远，飞得多高，最终的根，还是在来的那个地方。

可我还回得去吗？我的根，还在那片土壤里吗？

上周，寨子里的石阿公去世了。阿妈在电话里告诉我这个消息时，声音低沉。石阿公是寨子里最后一个能完整唱诵《苗族古歌》的老人，他走了，就像一本活着的、厚厚的史书突然合上了最后一页。阿妈说，葬礼办得很冷清，比从前任何一次都要冷清。寨子里的青壮年几乎都在外面打工，连抬棺的“八仙”都凑不齐八个像样的后生，最后还是从邻寨好说歹说请了几个人来帮忙，才把阿公送上山。

“仔，你还记得吗？你小时候，最喜欢缠着石阿公教你唱山歌。”阿妈在电话那头问，声音带着回忆的悠远。

我记得。怎么会不记得。那时我大概七八岁，夏天的夜晚，吃饱了饭，就搬个小板凳挤在石阿公身边，围着火塘。他咂一口土烟，烟雾缭绕中，用那苍老得如同风干树皮、却又蕴含着不可思议力量的声音，一句一句地教我。那歌声不像唱歌，更像吟诵，像诉说，像从很久很久以前，祖先们跋山涉水时就开始传唱的记忆。

“大山高高路迢迢，苗家儿女走四方。走四方啊莫忘根，火塘不灭万年长...”

我现在还能勉强哼出那苍凉古朴的调子，但歌词，已经记不全了。就像很多苗家世代相传的东西——那些古老的仪式、那些充满智慧的谚语、那些与自然相处的法则——正在悄无声息地从我们的生活中褪色，从我们的记忆里一点点流逝。

放下电话，我心里堵得难受。打开电脑，想为石阿公写点什么，哪怕只是一篇小小的纪念文章。我是学中文出身的，现在的工作也算半个文字工作者。可是，对着空白的文档，我坐了整整一个下午，光标孤独地闪烁，我却一个字也敲不出来。

我惊恐地发现，我已经不会用苗语的方式来思考了。在城市里浸泡了十二年，我的思维模式、我的表达习惯、甚至我感知世界的方式，都已经被这套城市的运行规则所同化。我写得出一份逻辑清晰、措辞严谨的项目报告，写得出一篇迎合市场、吸引眼球的推广软文，却再也写不出那个坐在火塘边、听着古歌、心里装着整座大山的苗家娃的赤诚和悸动了。

这种深刻的撕裂感，在这个万物萧瑟的秋天，变得格外尖锐，像一根刺，扎在心头，动一下就疼。

昨天下午，我去城南拜访了一位退休多年的老教授。他是我大学时的老师，是国内研究苗族文化的权威学者，一生都致力于此，即使退休了，也还在整理文献，著书立说。

教授的家在一个很有年头的小区里，屋里堆满了书，几乎无处下脚。墙上挂着色彩斑斓的苗绣，书桌上摆着一把保养得很好的旧芦笙。教授头发已经全白了，但精神矍铄，眼神清澈。见到我，他很高兴，拿出珍藏的毛尖茶给我泡上。

“石岩啊，好久不见，听说你现在在文化公司做事？”教授推了推老花镜，温和地问。

我点点头，心里有些惭愧。我所在的公司，虽然顶着“文化”的名头，但本质上是一家商业策划机构，做的项目大多与真正的文化保护相去甚远。

教授似乎看透了我的心思，笑了笑，说：“没关系，无论在什么岗位，做什么具体工作，只要心里还给我们老祖宗传下来的东西留着一个位置，记得自己的根在哪里，就是好的。”

他颤巍巍地抱出一摞厚厚的书稿，是他这些年来整理研究的苗族口传文学，里面记录了大量濒临失传的古歌、创世神话、迁徙史诗和民间谚语。纸张已经泛黄，字迹却工整清晰。

“这些东西，再不系统地记录下来，恐怕再过些年，就真的没人记得，没人会说了。”教授叹了口气，眼神里有忧虑，也有坚定，“现在的年轻人，都向往城里的生活，谁还有耐心坐下来，学这些不能当饭吃、不能换钱花的‘老古董’呢？”

我低头喝着茶，清香的茶气氤氲开来，模糊了我的视线。在那片氤氲里，我仿佛又看到了阿婆佝偻着腰在火塘边添柴的身影，听到了石阿公那穿越时光的古老吟唱。

“教授，您觉得……像我们这一代人，从小出来读书，在城市里安身立命，我们还能守得住苗家的‘根’吗？”我把心里那个盘桓已久的问题，小心翼翼地抛了出来。

教授沉默了片刻，没有直接回答。他站起身，走到窗前，指着楼下花坛里一棵叶子落尽、枝干遒劲的老银杏树，说：“石岩，你看那棵树。秋天了，叶子会黄，会落，看起来是萧条了。可它的根，还深深地扎在土里。只要根不死，积蓄一个冬天，等到来年春天，春风一吹，春雨一浇，它又会发出新芽，长出新的叶子，可能比今年的更茂盛。”

他转过身，目光深邃地看着我：“文化，也是这样。它不是一个僵死的、一成不变的标本。它是一条流动的河，从过去流到现在，还要流向未来。在流动的过程中，它可能会汇入新的支流，可能会改变一些形态，可能会适应新的河床，但只要最核心的精神内核——比如我们对祖先的敬畏，对自然的感恩，对家族的责任，对生命的坚韧——这些骨子里的东西没有丢，那么，文化就不会真正消失。它可能会以新的方式呈现，但它活着的灵魂，还在。”

从教授家里出来，天已经黑透了。秋风吹在脸上，带着刺骨的凉意，我下意识地裹紧了单薄的外套。城市的夜晚是没有真正的黑暗的，路灯、车灯、广告牌、高楼里的万家灯火，把天空映照成一种不真实的昏黄色。在这里，我几乎看不到星星。

我想起寨子的夜晚。那是怎样纯粹的黑啊！浓得化不开，像墨汁泼洒在天鹅绒上。只有在那种极致的黑暗里，星星才显得格外明亮，格外多，密密麻麻地缀满夜空，仿佛伸手就能摘下一把。阿婆说过，天上每一颗亮晶晶的星星，都是地上逝去的亲人变成的眼睛，他们在天上看着我们，保佑着地上的娃娃们平安长大。

如果传说是真的，那阿爸现在，也应该变成其中一颗星星了吧？他此刻，是在哪一片天空上看着我呢？是这片被工业文明的光污染笼罩的城市夜空，还是寨子头顶那片清澈如洗、星河璀璨的夜空？

我不知道。这个问题，像夜风一样，没有答案。

这个秋天，我格外地想家。这种想念，不是简单地想念那栋木楼，那张床，而是想念那种独一无二的气息，那种声音，那种温度。想念火塘里跳动的火焰带来的那种从外到内、暖烘烘的踏实感；想念梁上腊肉经过长年烟熏后散发出的、混合了松香和时光的醇厚香气；想念夜晚山风掠过竹林发出的、如同天籁般的呼啸；想念清晨时分，各种不知名的鸟儿在窗外叽叽喳喳、争先恐后把太阳叫醒的喧闹。

可我也清楚地知道，我大概是回不去了。即使我的身体能够回去，我的心，我的习惯，我的生活方式，也已经回不去了。十二年城市的浸染，已经在我身上留下了太深的烙印。我习惯了手指一按就有冷热水的淋浴，习惯了手机一点美食就送到门口，习惯了地铁准时准点地把人运送到城市的各个角落，习惯了电梯瞬间把人提升到几十层的高空。如果让我再回到那个没有稳定网络、没有抽水马桶、晚上八点以后就万籁俱寂、一片漆黑的寨子生活，我恐怕已经无法适应那种原始而缓慢的节奏了。

这种清醒的认知，这种无法调和的矛盾，像一根更加尖锐的刺，深深地扎在我的心里，在这个本就容易伤感的秋天，发酵成一种难以言说的疼痛。

前天，公司接了一个新的策划案。客户是搞旅游开发的，想在湘西投资建设一个大型的“苗族文化体验园”，希望我们公司能提供整体的文化包装和策划方案。

老板开会时，直接把项目丢给了我，理由很充分：“石岩，你是苗族人，老家就是湘西的，对当地文化最了解，这个项目你来牵头最合适。”

我看着项目计划书，心里五味杂陈，像打翻了调料铺。项目书里描绘的场景何其熟悉：将寨子里的老木楼整体改造为特色民宿；聘请寨子里仅剩的几位老人，穿上民族服装，为游客表演苗歌、苗舞；设置体验区，让游客亲手尝试打糍粑、做蜡染、学唱简单的迎客山歌。

这几乎就是去年我回老家时，看到的那个已经变得面目全非的寨子的翻版。我家的老屋，也成了那样一个供人参观的“景点”。

项目讨论会上，我忍不住提出了质疑。我说，这样的开发模式过于商业化、舞台化，把活生生的、浸润在日常生活中的文化，变成了一种浅薄的、供人消费的表演，会严重损害文化的真实性和生命力。

那个比我年轻几岁、思维活跃的项目经理笑了，带着一种理所当然的表情：“石哥，你这想法有点理想化了。现在旅游市场要的就是这种‘原生态’的体验感。真正的苗寨生活是什么样？是艰苦，是落后，是上厕所都要去旱厕，是晚上黑灯瞎火没啥娱乐。那种‘真实’，游客能接受吗？他们花钱是来享受休闲的，不是来体验艰苦的。”

“可是，文化不是一件可以随意打扮、用来取悦游客的外衣啊。”我试图争辩。

“文化也要与时俱进，要懂得包装和营销嘛。”项目经理不以为然地摆摆手，“再说了，开发旅游能给当地带来实实在在的经济收入，改善留守老人的生活，吸引一些年轻人回流，这不是好事吗？总比让寨子彻底空掉、烂掉要强吧？”

我沉默了。他说的话，我无法反驳。从现实利益的角度看，他说的每一条都站得住脚。寨子太穷了，年轻人像候鸟一样飞走，只留下风烛残年的老人和荒芜的土地，这样的开发，至少能给那片日渐沉寂的土地注入一丝活力，带来一些微薄的收入。

可是，我心里还是堵着一块巨石，沉甸甸的。我想起阿婆生前，看到电视里那些穿着艳丽、动作夸张的“民族歌舞表演”时，总会轻轻地、带着一丝鄙夷地说：“苗家的东西，是长在骨头里、流在血液里的，是过日子过出来的，不是穿在身上、扭来扭去给人看的。”

现在，我们的文化，我们视为生命根源的东西，正在不可避免地变成一件可以量产的、色彩鲜艳的“外衣”，被贴上标签，明码标价，供远道而来的游客们观赏、拍照、消费，然后被迅速遗忘。

这个项目，我最终还是硬着头皮接了下来。我需要这份工作，需要那份薪水来支付房租，来维持我在这个城市的生活，也需要按时给阿妈寄去生活费。我只是在撰写策划案的具体内容时，尽可能地、固执地加入了一些我认为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我详细阐述了火塘在苗家生活和文化中的核心地位及其象征意义；我介绍了苗族“万物有灵”的自然观和祖先崇拜的信仰体系；我甚至摘录了几段石阿公唱过的古歌，尝试解读其中蕴含的迁徙记忆、生命观和哲学思考。

项目经理审阅初稿时，皱起了眉头：“石哥，这些内容……是不是太深了？太学术了？普通游客哪有兴趣了解这些？他们就想看个热闹，拍个照，买个纪念品。咱们得考虑市场的接受度啊。”

“总会有一些人，不仅仅是来看热闹的。”我坚持道，尽管底气并不足。

他摇了摇头，显然不认同，但或许出于对我“苗族身份”的尊重，还是勉强保留了一部分。但我知道，在后续与客户沟通和最终的落地实施方案里，这些“不合时宜”的内容，大概率会被大刀阔斧地删减、简化，直到变成几句空洞的宣传口号。

这就是现实。文化，或者说理想，在坚硬的现实和市场的功利主义面前，往往显得如此苍白无力，不得不一次次地妥协、退让。

就像我这个秋天，也不得不向生活妥协一样。

彭菊花的婚礼，我思考再三，还是决定去。我翻出那套为了应付重要场合而购置、但一年也穿不了几次的西装，送去干洗店熨烫平整。去理发店剪了头发，尽量让自己看起来精神、体面一些，不至于在那种场合显得太格格不入。

婚礼在一家颇有名气的五星级酒店举行，排场很大，梦幻得像偶像剧里的场景。彭菊花穿着量身定制的洁白婚纱，头上戴着精致的皇冠，脸上化着完美的妆容，确实美得像个不食人间烟火的公主。她身边的新郎，是位家世良好、学历耀眼的海归博士，高大英俊，谈吐得体。他们站在一起，接受着众人的祝福，般配得让人羡慕，也……刺眼。

我找了个最不引人注意的角落位置坐下，安静地喝酒。杯里的红酒，据说是很好的年份，口感醇厚，可滑过我的喉咙，只留下一片苦涩。

敬酒的环节，彭菊花和新郎端着酒杯，一桌一桌地寒暄过来。走到我面前时，她脸上的笑容依旧完美，但看我的眼神里，多了一丝不易察觉的复杂情绪。“石岩，谢谢你今天能来。”她轻声说，酒杯轻轻碰了碰我的杯子。

我举起杯，想说几句“百年好合”、“永结同心”之类的标准祝福语，可话到了嘴边，却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一个字也说不出来。最后，只是机械地将杯中酒一饮而尽，酒精的灼烧感从喉咙一直蔓延到胃里。

“你……最近还好吗？”她看着我，眼神里有关切，或许还有一丝若有若无的歉意。

我努力扯出一个笑容，点点头：“挺好的，老样子。”

“还是……一个人？”她犹豫了一下，还是问了出来。

“嗯，一个人。”我回答得很快，几乎不假思索。

她轻轻叹了口气，声音很轻，像一片羽毛落下：“会遇到的。”

我又点了点头，没再说话。心里却有一个声音在说：不会了。有些位置，空得太久，就会习惯那种空旷。就像老屋里那把空着的椅子，时间长了，你会觉得它本来就应该空着。

婚礼结束后，我随着人流走出酒店。秋夜的凉风扑面而来，吹在因为酒精而有些发烫的脸上，竟有一丝清醒的刺痛感。我下意识地解开勒得有点紧的领带，胡乱塞进西装口袋，才感觉呼吸顺畅了一些。

独自走在灯火辉煌的街道上，车流如织，霓虹闪烁，这座城市的夜晚才刚刚开始。路过一家还在营业的音像店，橱窗里的电视机正在播放一首情歌，男歌手用深情的嗓音唱着：“...一个人的冬天，比没有你的冬天，更冷...”

我鬼使神差地停下脚步，站在寒冷的夜风里，听完了整首歌。旋律是优美的，歌词是煽情的，可组合在一起，却像一杯掺了黄连的糖水，甜得发腻，也苦得彻骨。就像这个秋天，天空可以蓝得澄澈通透，但我的心，却像是被一层灰色的尘埃覆盖着。

回到家，已经是深夜。我脱下那身束缚人的西装，换上舒适的旧T恤和家居裤，才感觉真正回到了自己的壳里。泡了一杯浓茶，坐在窗前，看着楼下依旧川流不息的车灯，像一条流动的、金色的河。

这个城市有成千上万盏灯，每一盏灯背后，可能都有一个家庭，一段故事。可是，没有一盏灯，是为我而亮的。这个秋天，有无数的叶子从无数的树上飘落，可是，没有一片，是来自我家后山那棵老枫树。

我突然发疯似的想听一首真正的苗歌，不是舞台上那种经过改编、配上流行伴奏的“表演唱”，而是来自山野，来自火塘边，带着泥土气息和生命质感的歌唱。我在网络上疯狂地搜索，终于找到几个由民间文化爱好者上传的、画质粗糙的录像。录像里，是几位皱纹如沟壑般的寨老，围坐在昏暗的灯光下，用我既熟悉又陌生的方言，唱着苍凉古朴的调子。声音沙哑，甚至有些跑调，伴奏可能只有一只简单的芦笙，或者干脆就是清唱。歌词我有一大半已经听不懂了，但那旋律，那声音里蕴含的情感，像一把钥匙，瞬间打开了我记忆的闸门。

听着听着，视线就模糊了。温热的液体毫无预兆地涌出眼眶，顺着脸颊滑落，滴在键盘上。

我猛地关掉视频，像是害怕某种情绪会决堤。然后，我打开了那个空置许久的文档。这一次，手指没有任何犹豫，在键盘上快速地敲下了一个标题：《火塘边的歌谣》。

我要写。把阿婆的火塘写下来，把石阿公的古歌写下来，把寨子里春天的杜鹃、夏天的溪流、秋天的明月、冬天的白雪都写下来。把那些正在消失的，和已经消失的，都用文字记录下来。不管有没有人读，不管能不能出版，不管它有没有所谓的“市场价值”。这不再是为了发表，也不是为了谋生，这是我与遗忘赛跑的方式，是我对抗时间流逝的唯一武器，是我能为自己的根，所能做的、最微薄也是最虔诚的祭奠。

写到深夜，大脑变得昏沉，胃里也空落落的。我起身泡了一碗最普通的红烧牛肉面。当滚烫的开水冲进碗里，那股熟悉的、带着浓重味精味的热气蒸腾起来，扑在脸上时，在那一瞬间的恍惚里，我仿佛又回到了童年，回到了火塘边。阿妈刚揭开那个巨大的、被柴火熏得漆黑的鼎锅锅盖，更加浓郁、更加真实的水蒸气扑面而来，蒸汽后面，是她被火光映红的、带着慈爱笑容的脸。

这个秋天，我依然是一个人。但也许，一个人，也有一个人的好处。安静，无人打扰，可以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专注地做一件自己认为有意义的事，不必向任何人解释，也不必在意任何人的眼光。

窗外的月亮，不知何时升到了中天，又圆又亮，清辉洒满大地，也透过窗户，洒在我的书桌上。我想起在苗语的发音里，“月亮”（hlat）和“母亲”（niam）的发音非常接近。也许在远古，我们的祖先在仰望夜空时，就把这轮皎洁的、温柔地照耀着大地的月亮，视作了母亲的眼睛，永远慈祥地凝视着大地上的儿女。

阿妈这个时候，应该已经睡熟了吧？寨子的夜晚，静得能听到自己的心跳，能听到屋后昆虫的鸣叫，能听到远山传来的、若有若无的风声。而在这里，我的耳边，只有空调压缩机持续不断的低频嗡鸣，和偶尔从街道深处传来的、模糊的汽车喇叭声。

我关掉了屋里所有的灯，让如水的月光毫无阻碍地流淌进来。银白色的光晕，像一层薄薄的、冰冷的霜，均匀地铺在深色的木地板上，仿佛给房间镀上了一层不真实的宁静。

我想，明天，一定要给阿妈打个电话了。不是像往常那样匆匆几句报平安，而是要好好跟她聊聊天。告诉她，这个秋天，我一切都好，工作顺利，身体也好。更要告诉她，我想念火塘边那股能暖到骨头里的温度，想念梁上腊肉炒蒜苗时那股能香飘十里的味道，想念她哼唱的、调子有点跑、但充满了爱意的摇篮曲。

一个人的秋天，确实是孤单的，寒冷的。但心里装着这些沉甸甸的、温暖的想念，就像在寒冷的冬夜里，怀里揣着一个暖烘烘的火炉，也许，就不会觉得那么冷，那么难熬了。

夜，深得如同墨染。我躺在床上，枕着冰凉的月光，慢慢闭上眼睛。意识模糊间，我做了一个梦。一个非常清晰、非常美好的梦。

在梦里，时光倒流。我回到了那个熟悉的寨子，回到了阿婆那个永远燃烧着的火塘边。塘里的柴火烧得正旺，噼啪作响，跳跃的火光把整个堂屋都映照得亮堂堂的，暖烘烘的，每个人的脸上都泛着健康的、红扑扑的光泽。阿婆坐在她那个磨得发亮的草垫子上，低着头，就着火光，灵巧地用竹篾编着篮子；阿爸坐在另一边，小口地呷着土酿的包谷烧，脸上带着满足的微醺；阿妈则在火塘和三脚架之间忙碌着，往锅里添水，给我们碗里夹菜；而我自己呢，还是那个光着脚丫、整天在山野里疯跑、无忧无虑的娃崽……

这个梦，太美了，美得让我沉醉其中，宁愿长睡不醒。

可是，天总会亮，梦总会醒。秋天，也终将会被寒冷的冬天取代。而生活，无论多么艰难，多么令人困惑，都还要继续下去。

就像阿婆生前常说的那句充满智慧的话：“火塘里的明火，看着是灭了，但火种还埋在灰里。只要你还记得怎么吹，还愿意去吹，它就一定能重新燃起来，而且会烧得更旺。”

也许，这埋藏在记忆灰烬里的、不肯熄灭的火种，这记录与传承的冲动，这深藏于血脉中的坚韧，就是我们在漫长而孤单的岁月里，所能拥有的、最宝贵的希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