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志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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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是午后开始下的。
先是几滴，啪嗒啪嗒砸在吊脚楼的青瓦上，像有人在房顶撒黄豆。接着就密了，斜斜地织成网，天地间白茫茫一片。雨水顺着瓦沟往下淌，在屋檐下挂起一道水帘子，哗啦啦响。
阿嬷坐在火塘边的矮凳上，手里纳着鞋底。针是细长的钢针，线是搓得紧紧的麻线。她把针在头发里篦一下，对准鞋底上的眼儿，手腕一沉，针尖就穿透了厚厚的千层底，再从另一面冒出来。一针，一针，针脚密密实实的，在昏黄的油灯下泛着细碎的光。
我坐在她对面的小板凳上，腿上摊着绣花绷子。绷子上绷着一块白土布，我正在绣并蒂莲。红色的丝线在布上蜿蜒，花瓣还没成形，歪歪扭扭的，针脚也不匀，疏一处密一处。阿嬷抬头瞥了一眼，没说话，只轻轻叹了口气。那叹息声很低，混在雨声里，几乎听不见。
“阿月，”阿嬷忽然开口，手里的针停住了，“去把门闩上。”
我放下绣绷，起身。木门很沉，推开时发出悠长的“吱呀——”声，像老人疲倦的叹息。门外，雨下得正猛。雨水从青瓦上淌下来，连成线，在屋檐下织成一道透明的水帘。院坝里的石板路被雨水冲刷得发亮，墙角那棵老石榴树的叶子被打得簌簌发抖。
正要关门，我看见了那双脚。
穿着绣花鞋，红色的鞋面，在湿漉漉的青石板上格外刺眼。鞋面上绣着并蒂莲，粉色的花瓣，翠绿的叶子，针脚细密匀称，花芯还用金线勾了边。是我认得的针法——花瓣起针的地方总喜欢多绕半圈，叶子收尾时会轻轻回一针。鞋子浸在雨水里，鞋帮已经湿透了，深红的一圈，可那双脚就那样站着，一动不动，像生了根。
“阿月？”阿嬷在屋里唤我。
我闩上门，沉重的木栓“咔哒”一声扣上。转身前，我又从门缝往外看了一眼——那双脚还在那里，红色的绣花鞋，像两朵凄艳的花，开在雨地里。
“外面有人。”我说。
阿嬷的手顿了顿。针尖扎进了指腹，一粒血珠冒出来，圆圆的，红得发亮。她盯着那点红看了半晌，然后把手抬到嘴边，用舌头舔去血珠，含糊地说：“这么大雨，谁还出门。”
可我知道外面有人。而且我认得那双鞋。
那是春英的绣花鞋。
春英是我的表姐，比我大七岁。她娘生她时难产，血流了一夜，天亮时人就不行了。她爹是寨子里手艺最好的木匠，做的桌椅榫卯严丝合缝，雕的花鸟活灵活现。可他常年在外头接活，这家做三个月，那家做半年，寨子里很少见到他的人影。春英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东家一口粥，西家一口饭，寨子里的女人都疼她。王婶给她缝件衣裳，李嫂给她纳双鞋，刘婆婆会留一碗甜酒酿，专门等着她来。
春英争气。七岁就会捻线，十岁就能绣整幅的“喜鹊登梅”，十五岁那年“三月三”对歌会，她开口一唱，山那边的后生都往这边看。她的声音亮，脆，像山泉水叮咚响，又像画眉鸟清晨的第一声啼叫。老人们都说，这女伢子，是山里的灵气养的。
十七岁那年，春英要出嫁了。嫁的是贵州来的一个采药人，三十多岁，黑瘦黑瘦，背有些驼。那人来提亲时，背篓里装着一棵老山参，用红布裹着，参须有筷子那么长。他说是在雷公山悬崖上采的，少说长了百八十年。
春英爹盯着那棵参，眼睛直了。那些年他的腰痛得厉害，阴雨天就下不了床，请草医看过，吃过无数偏方，总不见好。采药人说，这参能治他的病。
寨子里的人都在背后议论，说春英爹是被那棵参迷了眼。可我知道不全是。春英出嫁前一天晚上，我偷偷跑到她家后窗下，听见她爹在屋里叹气，一声接一声，沉得像石头落进深潭。他说：“英啊，爹对不住你……可爹这腰……那参……他说能治好……”
春英没说话。月光从窗户纸的破洞漏进去，我看见她坐在床边，低着头，手指绞着衣角，绞得紧紧的。
第二天，春英穿着自己绣的嫁衣上了花轿。那身“露水衣”她绣了整整一年，蓝色的土布上，领口、袖口、衣襟都绣满了花，牡丹、莲花、蝴蝶、喜鹊，五彩的丝线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她唱“哭嫁歌”，从半夜唱到天亮，唱爹娘的养育恩，唱姐妹的离别情，唱对娘家的不舍，唱对未来的怕。唱到“娘啊娘，女儿今日离家乡，不知何日能还乡”时，半个寨子的女人都抹起了眼泪。
轿子抬起时，春英从轿帘缝里看了我一眼。那眼神空空的，像寨子后山那口枯井。
春英嫁过去不到一年，那个采药人在山里摔死了。说是为了采一株长在绝壁上的石斛，脚下一滑，掉进了深谷。寨子里几个汉子去贵州接春英回来，她不肯，说要守着那座坟。她说，嫁了他，就是他的人，活是他家的人，死是他家的鬼。
那是三年前的事了。
今年开春，寨子里有人从贵州回来，在井边洗衣时压低了声音说，春英改嫁了。嫁的是个铁匠，死了婆娘，家里有三个半大孩子。那铁匠爱喝酒，喝醉了就打人，抓着什么是什么——烧火棍、扫帚、鞋底子。春英身上总是青一块紫一块的。她跑过几次，每次都被抓回去，打得更狠。最后一次，她跑进了山里，铁匠提着柴刀追进去，找到时，她蜷在山洞里，怀里紧紧抱着一只刚出生的小鹿。
阿嬷听到这些时，正在淘米准备煮午饭。她把淘米水慢慢倒进水沟，看着乳白色的水顺着沟渠流走，流进菜地，渗进泥土。她站在那里看了很久，直到最后一滴水流尽，才直起身，说：“这都是命。”
现在，春英就在门外，穿着那双红绣鞋，站在瓢泼大雨里。
阿嬷放下鞋底，站起身。她的动作很慢，像电影的慢镜头，一帧一帧。她走到门边，没有开门，只是把脸贴近门板，对着门缝低声问：“是春英吗？”
外面只有雨声，哗啦啦，哗啦啦，像是天漏了。
“要是春英，”阿嬷提高了些声音，一字一句地说，“你就敲三下门。”
等。油灯的火苗跳了一下。雨声里，时间变得粘稠，一滴一滴，落得很慢。
咚。咚。咚。
三声敲门，很轻，很慢，每一声之间都隔了好一会儿，像是敲门的人要攒足全身的力气，才能抬起手，敲出下一声。声音闷闷的，沉沉的，不像是敲在木门上，倒像是敲在一面蒙了厚布的鼓上。
阿嬷拉开门闩，打开了门。
春英站在雨里。
她全身湿透了，头发一绺一绺贴在脸上、脖子上，水顺着发梢往下淌，在地上积起一小滩。她怀里抱着一个蓝布包袱，裹得严严实实，四角都扎紧了，怕漏进一滴雨去。最触目惊心的是她的脸——左半边脸肿得老高，眼皮淤青，眯成了一条缝；嘴角破了，结了暗红色的痂，像趴着一只丑陋的虫子。雨水混着血水，从伤口渗出来，流到下巴，滴在衣襟上。
可她穿着那身出嫁时的“露水衣”。蓝色的土布已经洗得发白，但领口、袖口、衣襟上那些五彩的绣花还在，牡丹、莲花、蝴蝶、喜鹊，在雨水的浸润下，颜色反倒更加鲜活，像活过来一般。衣服湿透了，紧紧贴在她身上，勾勒出瘦得惊人的轮廓——肩膀耸着，锁骨凸着，肋骨一根根清晰可见，像要戳破那层薄薄的布料。
“阿嬷。”她叫了一声，声音哑得像破风箱拉动，嘶啦嘶啦的，每一个字都费尽了力气。
阿嬷一步跨出去，抓住她的胳膊，一把将她拽进了屋。门在她身后“砰”地关上，把风雨隔绝在外。阿嬷转身对我喊，声音又急又厉：“阿月！拿干衣服！生火！”
我“哎”了一声，慌忙跑上楼。楼梯是木头的，年头久了，踩上去嘎吱嘎吱响。我的房间在楼上，朝南，窗下就是那棵老石榴树。我打开掉漆的木箱子，从最底下翻出一套我的衣服——蓝色的土布衣裤，去年做的，只穿过两回，还新着。我抱着衣服跑下楼，膝盖磕在楼梯拐角，生疼。
春英已经坐在火塘边了。阿嬷用一块干布给她擦头发，动作很轻，一下一下，从发根擦到发梢。可每擦一下，春英就疼得吸气，身子控制不住地一缩。她的头发很长，很黑，湿了水，像一匹浸透了水的黑缎子，沉甸甸地垂着。
“他打的？”阿嬷问，手里的动作没停。
春英点点头，又摇摇头。她紧紧抱着那个蓝布包袱，手臂环着，手指扣着，指节因为用力而发白，像要嵌进布里。包袱被她护在怀里，护在心口的位置，像护着世上最珍贵的宝贝。
“这是……”阿嬷的目光落在包袱上。
春英的手开始发抖。她试了几次，手指僵硬得不听使唤，好半天才解开包袱的一角。布散开，露出一张小脸——睡着了，眼睛闭着，睫毛长长的，在眼睑下投出两弯浅浅的阴影。是个男孩，一岁多的样子，皮肤很白，鼻梁挺挺的，小嘴微微张着，呼吸均匀绵长。
“我的伢儿。”春英说，声音里突然有了一丝活气，不像刚才那样死气沉沉了，“叫阿水。”
阿嬷的手停在了半空。她看着那个孩子，看了很久，眼睛一眨不眨，像是要把孩子的模样一笔一画刻进心里，刻进骨头里。火塘里的柴“噼啪”爆了一声，溅出几点火星。阿嬷像是被惊醒了，收回手，继续给春英擦头发，声音低低的：“来了就好，来了就好。”
那天晚上，春英和我睡一张床。
床是阿嬷年轻时睡的雕花木床，床头雕着牡丹和凤凰，年年过年都要用桐油细细擦一遍，擦得油光水亮。阿水睡在我们中间，盖着我的碎花小被子。他睡得很沉，小脸红扑扑的，鼻尖沁出细密的汗珠，偶尔咂咂嘴，不知梦见了什么好吃的。
春英躺在他旁边，睁着眼睛看房梁。房梁是整根的杉木，被几十年的烟火熏得乌黑发亮。梁上挂着东西：一串红辣椒，几把干豆角，一捆驱蚊的艾草，还有一串风干了的玉米，金黄金黄的。夜很深了，雨还在下，但小了些，从哗啦啦变成了淅淅沥沥，敲在瓦上，叮叮咚咚的，像无数细碎的脚步声，从很远的地方来，往很远的地方去。
“阿月。”黑暗里，春英忽然开口。
“嗯？”
“你还记得龙哥吗？”
我怎么会不记得。
龙哥姓龙，名字就叫龙哥。他爹是寨子里最好的猎手，在他十岁那年追一头野猪，摔下了悬崖。他娘一个人把他拉扯大。龙哥长得高高大大，肩膀宽，腰板直，一双眼睛又黑又亮，看人时像两汪深不见底的潭水。但他最出名的是唱歌。嗓子好，声音亮，能唱到云彩里去，能唱得百鸟噤声。
有一年“三月三”，对歌会。三个寨子的后生都聚在寨子口那棵老枫树下，你一首我一首，从日上三竿唱到太阳西斜。最后只剩龙哥一个人还站着，他端起粗瓷碗喝了口水，清了清嗓子，眼睛在人群里找了找，找到了躲在姐妹堆里的春英。他对着她唱，声音像山泉，清亮亮地淌出来：
“山上的竹子根连根，妹妹的眼睛亮晶晶，
看哥一眼心就跳，跳得像那打鼓声。
妹妹啊妹妹你莫躲闪，哥哥心里有句话，
想和你一起过日子，白天黑夜不分家。”
春英那时才十六岁，穿一件水红色的衫子，像初春第一朵绽开的桃花。她躲在姐妹们身后，脸一下子红透了，红得像山里的野杜鹃，像天边的火烧云，从脸颊红到耳朵根，从耳朵根红到脖子。姐妹们推她，搡她，嘻嘻哈哈地笑。她羞得捂着脸，转身就跑，绣花鞋踩在青石板上，啪嗒啪嗒，像一串慌乱又雀跃的雨点。
“记得。”我说，声音在黑暗里显得格外清晰。
“我昨天梦见他了。”春英的声音很轻，很飘，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又像是怕惊醒了身边的阿水，怕惊醒了这难得的安宁，“他还在唱那首歌，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衫，袖口都磨破了，毛毛的。最上面那颗纽扣没扣，露出一截脖子，黑黝黝的，喉结一上一下……”
她顿了顿。黑暗中，我听见很轻的吸鼻子的声音，像受伤的小动物在呜咽。
“阿月，你说……”她的声音更轻了，几乎要散在雨声里，“要是当年，我爹没收那棵参，我现在……我现在是不是……”
她没有说下去。后半句话咽回了肚子里，化成一口长长的、颤抖的气，慢慢吐出来。那气息温热，带着绝望的味道，在黑暗里弥漫开来。
夜更深了。雨声渐歇，变成了屋檐滴水的声音，滴答，滴答，一声，一声，慢得磨人。阿水在睡梦里翻了个身，小手无意识地搭在了春英的胳膊上。春英轻轻握住那只小手，握得很紧，很紧，像握住救命稻草，像握住全部的希望。
春英在寨子里住下了。
第二天，寨老来了。寨老姓石，六十多岁，胡子花白，手里永远攥着一根竹烟杆，烟杆头是黄铜的，磨得锃亮。他坐在堂屋唯一的太师椅上，春英垂手站在他面前，低着头，看着自己那双沾了泥的绣花鞋尖。阿嬷给他端了一碗粗茶，茶叶在热水里沉浮，舒展。
寨老不说话，只是抽烟。一袋接一袋，屋子里很快烟雾缭绕。他眯着眼睛，透过烟雾看春英，看了很久，久到那碗茶都凉透了。最后，他磕了磕烟灰，在鞋底上按灭烟锅，声音沙哑地说：“住下吧。土家人不赶落难的人，寨子再穷，也有你一碗饭吃。”
春英的眼泪“唰”地就下来了，大颗大颗，砸在地上，洇开一小片深色的湿痕。她跪下来，给寨老磕了一个头，额头碰到青石板，发出沉闷的“咚”的一声。寨老摆摆手，起身，拄着竹烟杆走了，鞋底敲在石板上，发出“笃、笃、笃”的声响，慢慢远去。
可寨子里的女人看春英的眼神不一样了。
清晨，女人们提着木桶去井边打水、洗衣。古井在寨子东头，井口用青石板砌成，井水清冽，冬暖夏凉。她们蹲在井边，木槌起起落落，敲打着石板上的衣服，“啪！啪！啪！”声音在清晨潮湿的空气里传得很远。看见春英背着阿水，提着木桶过来，她们就压低声音说话，头凑在一起，眼神瞟过来，又飞快地移开。等春英走近了，她们立刻噤声，埋头用力捶打衣服，木槌敲得格外重，水花溅得老高。
春英去赶场卖绣品。场在十里外的镇上，五天一次。她背着竹背篓，里面整整齐齐码着绣好的鞋垫、手帕、腰带，还有给小孩的虎头帽、围嘴、小肚兜。阿水用背带绑在她背上，小手抓着她的一缕头发，黑溜溜的眼睛好奇地东张西望。场上热闹极了，卖菜的吆喝，卖肉的剁刀，卖竹器编筐的埋头忙活，人挤人，人挨人，空气里混杂着各种味道。春英在角落里找块空地，铺开一块蓝布，把绣品一样样摆出来。很快就有女人围过来，拿起绣品，对着光仔细看，手指摩挲着细密的针脚，嘴里啧啧称赞：“哎哟，这针脚，这花样，活灵活现的，跟真的一样！”可等到问价时，她们就变了脸：“哎呀，太贵了太贵了，便宜点嘛。”或者把东西放下，拍拍手：“今天没带够钱，下次，下次一定买。”然后转身走了，走几步还回头看一眼，那眼神，说不清是怜悯、嫌弃，还是别的什么。
只有阿嬷对她还一样。阿嬷说：“别往心里去。舌头长在别人嘴里，爱说什么说什么。女人这一辈子，就像山里的路，弯弯绕绕，上坡下坎，谁也不知道下一步踩到的是石头还是泥。踩到石头，硌脚；踩到泥，陷进去。可路总得走，不走，就永远停在原地了。你得往前走，为了阿水，也得往前走。”
春英很勤快。她接了很多绣活，寨子里谁家要嫁女儿、娶媳妇，都来找她绣嫁衣、绣盖头、绣枕套。她还给寨子里的人做衣服，量尺寸，裁布料，穿针引线，常常做到深夜。针线钱她收得很便宜，有时候人家给几个鸡蛋，一把青菜，或者一包红糖，她也高高兴兴收下，真心实意地道谢。
晚上，她就着油灯绣花。油灯是粗陶的，灯芯是棉线捻的，火苗只有黄豆大小，一跳一跳的，把她的影子投在斑驳的土墙上，放得很大，晃晃悠悠的。阿水睡在她脚边的摇篮里，摇篮是阿嬷用竹篾编的，吊在房梁上，轻轻一推，就吱呀吱呀地晃。春英一边绣花，一边用脚轻轻蹬着摇篮，嘴里哼着土家的摇篮曲，调子婉转悠长：
“月亮堂堂，月亮光光，我家宝宝要睡床。
莫哭莫闹莫想娘，娘在灯下绣衣裳。
绣朵红花给宝宝，宝宝穿了快长大。
长大上山砍柴火，砍柴火来养爹娘……”
她的绣活比以前更好了。绣荷花，能看见花瓣上颤巍巍的露珠；绣鲤鱼，能看见鱼鳞折射的细碎金光；绣喜鹊，能感觉到它下一秒就要喳喳叫着飞走。寨子里的女人们私下议论，说春英的手艺精进得吓人，怕是有了什么“讲究”。有人说，是心里太苦，苦到了极致，手里的针就通了灵性。有人说，是她早死的娘在暗中保佑她、帮她。
我问她，她只是浅浅地笑，嘴角弯起一个微弱的弧度，眼睛里却没有笑意。笑着笑着，眼泪就毫无征兆地掉下来，滴在绣了一半的牡丹花瓣上，晕开一小片深色的湿痕。她赶紧用袖子去擦，可是越擦越湿，越擦越模糊，好好的一朵花，就这么毁了。
“阿月，”她停下手中的活计，看着那朵洇湿的牡丹，声音轻得像羽毛，“人心里苦的时候，手里的针就听得懂话。一针扎下去，是疼；一线拉过来，是涩。绣着绣着，就把心里的苦绣进去了，把身上的疼绣进去了，绣进布里，绣进线里，绣进每一朵花、每一片叶子里。这样，心里头好像就空了一点，轻了一点，就能喘口气了。”
转眼到了冬天。
山里下了第一场雪。雪是半夜开始下的，静悄悄的，没有风。早晨推开门，天地一片素白。雪不大，薄薄的一层，像给寨子盖了一床松软的棉絮。屋顶的青瓦白了，门前的青石板路白了，寨子后面那些坟头也白了，坟前的柏树挂上了银条，像是戴了孝。
那天早晨，寨子里来了个生人。
是个男人，三十来岁，穿着臃肿的棉袄，戴着狗皮帽子，帽耳朵耷拉着，遮住了半张脸。脸被冷风吹得通红，像抹了厚厚的猪血。他在寨子口东张西望，拦住了正在扫雪的石伯问路，问的是春英住的地方。石伯停下扫帚，上下打量了他几眼，没说话，只是朝我家方向努了努嘴。
阿嬷正在院子里晒腊肉。腊肉是冬天杀了年猪腌的，用粗盐和花椒仔细抹过，挂在灶头上方，被柴火烟熏了整整一个冬天，黑红油亮，散发出一种特有的咸香。阿嬷踩在凳子上，小心翼翼地把腊肉一块块取下来，挂在院子里的竹竿上晾晒。冬日的阳光惨白，没什么温度，照在雪地上，反射出刺眼的光；照在腊肉上，肥肉部分晶莹剔透。
男人走进院子时，阿嬷手里的腊肉“啪嗒”一声掉在了雪地里。
“你找谁？”阿嬷从凳子上下来，声音硬邦邦的，像冻硬的石头。
“我找春英。”男人说，从棉袄口袋里掏出一包烟，是“经济”牌，八分钱一包。他抽出一根，递给阿嬷，手指被冻得通红。阿嬷没接，手在围裙上擦了擦，擦掉手上沾着的油渍和盐粒。
“你是哪个？”阿嬷盯着他，目光像刀子。
“我是她男人。”男人把烟叼在自己嘴里，又从另一个口袋摸出火柴，划燃，用手拢着火，凑到烟头上。他深吸一口，吐出浓浓的、呛人的烟雾。“我来接她回家。”
阿嬷盯着他看了很久，目光从狗皮帽子看到棉袄，从棉袄看到棉裤，从棉裤看到脚上那双沾满泥雪的解放鞋。然后，她转过身，朝着堂屋喊，声音不高，但清清楚楚，穿透了寒冷的空气：“春英，有人找。”
春英出来了。她手里还拿着绣花绷子，绷子上是一幅快要完成的“凤穿牡丹”，金线银线交错，五彩丝线缠绕，凤凰的尾巴刚绣出来，长长的，华丽的，流光溢彩。看见那个男人，她的脸“唰”地一下变得惨白，比地上的雪还白，没有一丝血色。手里的绣框“哐当”掉在地上，绷子散了，竹圈滚出去老远，针线撒了一地，金线银线在雪地里闪闪发光，刺痛人的眼。
阿水从屋里摇摇晃晃地跑出来。他刚学会走路不久，步子还不稳，深一脚浅一脚，在雪地里留下一串歪歪扭扭的小脚印。他跑过来，一把抱住春英的腿，仰起小脸，睁着乌溜溜的大眼睛，好奇又畏惧地看着这个陌生的男人。他的眼睛很像春英，大而黑，眼珠子像浸在水里的黑葡萄。
男人咧开嘴笑了，露出一口被烟熏黄的牙。他蹲下身，尽量让自己的样子看起来和蔼些，朝阿水招手，声音也放得又柔又缓：“来，伢儿，过来，来爹这里。”
阿水把脸更深地埋进春英的裤腿里，只露出一只眼睛，怯生生地偷看，小手把春英的裤子抓得更紧了。
男人脸上的笑容僵住了，慢慢褪去，像潮水从沙滩上退走。他缓缓站起身，脸绷紧了，肌肉僵硬，像一块冻硬了的肉。他看着春英，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咬得很重，像从牙缝里挤出来的：“收拾东西，跟我回去。”
“我不回去。”春英说，声音在抖，像寒风里枝头的最后一片枯叶。
“你说什么？”男人眯起了眼睛，眼缝里透出两道寒光。
“我不回去。”春英重复了一遍，这次说得清楚了些，虽然声音还在颤抖，但字字分明，像钉子钉进木板，“我要在这里，和阿水一起过。”
男人把嘴里的烟吐出来。烟头划出一道弧线，落在洁白的雪地里，发出“嗤”的一声轻响，冒起一缕细细的白烟。他用穿着解放鞋的脚狠狠碾上去，左右拧动，像在碾死一只令人厌恶的虫子。“你是我婆娘，他是我伢儿，你们不跟我回去，跟谁过？嗯？”
“你会打死我们的。”春英说，把阿水抱起来，紧紧搂在怀里。阿水似乎感受到了母亲的恐惧和男人带来的压迫感，“哇”地一声大哭起来，哭声尖利，瞬间划破了冬日早晨的寂静。
男人的脸彻底沉了下来，黑得像暴雨前的锅底。他往前跨了一步，厚厚的棉鞋踩在雪地上，发出“咯吱”一声脆响。阿嬷瘦小的身子往前一挡，拦在了他和春英之间，像一堵突然出现的墙。
“后生，”阿嬷的声音很平静，平静之下却有一种不容置疑的力量，那是历经岁月磨洗后的坚韧，“这里不是贵州，这里是湘西，是我们土家人的寨子。进了这个寨子，就得守土家人的规矩。”
“她是我婆娘！”男人猛地提高了声音，脖子上的青筋一根根暴起，随着他的怒吼一跳一跳，“老子管你什么规矩！婆娘跑了，我来找回去，天经地义！”
寨子里的人开始围过来。像平静的水面投入石子，涟漪一圈圈荡开。女人们抱着孩子，从自家屋檐下走出来，站在不远处，远远地看着。男人们放下手里的活计——砍柴的放下柴刀，修犁耙的放下锤子，纷纷从家里、从院子里走出来，慢慢聚拢，在院墙外站成了一圈。没有人说话，没有人动，只是看着，几十双眼睛，冷冷的，像冬天刮过山梁的风。
男人有些慌了。他左右看看，那一张张沉默的脸，一双双冰冷的眼睛，让他感到了压力。他咽了口唾沫，喉结上下滚动，目光又落回春英脸上，语气不自觉地软了下来，带上了一丝哀求：“春英，跟我回去，我保证，我以后再也不打你了，我发誓！”他举起右手，伸出三根手指，指向灰蒙蒙的天空，“我对着天发誓，对着地发誓，对着这满寨子的人发誓！我要是再动你一根手指头，我不得好死！天打五雷轰！”
春英只是摇头，不停地摇头，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大颗大颗地滚落，砸在阿水的小脸上，和阿水的眼泪混在一起，分不清是谁的。她把阿水抱得更紧了，紧得像要把他揉进自己的骨血里，成为自己身体的一部分。
男人突然“噗通”一声跪下了。
这一跪，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他直挺挺地跪在雪地里，跪在春英面前，厚厚的棉裤瞬间被雪水浸湿。他仰着脸，看着春英，声音带上了哭腔，嘶哑、难听：“春英，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你不在，家里冷锅冷灶，灶膛都是凉的！我连口热乎饭都吃不上啊！你看看我，你看看我的脚！”他猛地扯开绑腿，露出冻得红肿、满是血泡的脚，“我走了一天一夜的山路！脚都走烂了！你就原谅我这一次，跟我回去吧！我以后一定好好对你，对阿水好！我把他当亲儿子！我供他读书！春英，求你了……”
春英看着他，眼泪流得更凶了，肩膀剧烈地颤抖。她的手在抖，抱着阿水的手在抖，整个人都在抖，像寒风里一片随时会碎裂的枯叶。阿水在她怀里哭得上气不接下气，小脸憋得通红。
阿嬷重重地叹了口气，别过脸去，望着远处白雪覆盖的山峦。山沉默着，千年万年，看惯了人间的悲欢离合，看惯了女人的眼泪和男人的哀求。
雪下大了。一片片，一团团，鹅毛似的，从铅灰色的天空纷纷扬扬飘落，落在男人的头上，肩上，把他跪着的地方染成了一片刺眼的白。他还在说，不停地说，语无伦次，颠三倒四。说家里的猪饿得嗷嗷叫，说地里的麦苗该施肥了，说他以后一定起早贪黑好好干活，让她和阿水过上好日子，穿新衣，吃白米……
春英终于开口了，声音很轻，很轻，像雪花落在地上，几乎听不见：“你起来。”
男人猛地抬起头，眼睛里闪过一丝希望的光，像是溺水的人抓住了最后一根稻草。他挣扎着站起来，因为跪久了，腿有些麻，踉跄了一下才站稳。他满脸期盼地看着春英，冻得通红的脸上混合着泪水和雪水。
“你回去。”春英说，一字一句，清晰得像是冰凌断裂，带着彻骨的寒意，“我不会回去了。那里不是我的家，这里才是。”
男人的脸，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涨红了。从额头红到脖子，从红变成紫，又从紫变成一种可怕的青灰色，像死人的脸，像冻僵的石头。他死死地盯着春英，眼睛瞪得滚圆，眼珠子向外凸着，仿佛下一秒就要掉出来。他从牙缝里，一字一句地往外挤，每个字都带着血腥味：“你、不、回、去？”
“不回去。”
“好，好，好……”男人点着头，点得很慢，很重，像在用头砸什么东西。他往后退了两步，退到院子中央，忽然仰起头，爆发出一阵大笑。笑声很尖，很刺耳，像夜猫子的嚎叫，在寂静的雪地里传出去很远，惊起了远处竹林里栖息的寒鸦。“哈哈哈哈！好！你有种！那你就别后悔！别后悔！”
他走了。猛地转身，大步走出院子，踩得积雪“咯吱”作响。他走过青石板路，走过寨子口，走进白茫茫的雪野里，头也不回。雪地上留下一串深深的、歪歪扭扭的脚印，一个一个，像是大地黑色的伤口。
那天晚上，寨子里的狗叫了一夜。
先是东头石伯家的黄狗叫，汪汪汪，急促而凶狠。接着西头李婶家的黑狗也跟着叫起来，然后全寨子的狗都加入了，此起彼伏，连成一片。狗叫声在寂静的雪夜里传得很远，在山谷间碰撞、回荡，凄厉，苍凉，像在哭诉，又像在发出某种不祥的警告。
阿嬷一夜没睡。她坐在火塘边，手里拿着那只纳了一半的鞋底，但一针也没有动。她就那么坐着，呆呆地看着塘里的火，火小了，就添一根柴，添了又添，火塘里的火一直烧得旺旺的，映得她满是皱纹的脸明明灭灭。我也没睡，躺在床上，睁着眼睛看屋顶的椽子。春英躺在我旁边，一动不动，呼吸很轻，轻得几乎感觉不到。阿水睡着了，偶尔在梦里抽噎一下，小脸红红的。
第二天，雪停了，太阳出来了。
太阳很大，很亮，金灿灿的，从东山头跃出来，把光芒毫无保留地洒向雪后的大地。阳光照在厚厚的积雪上，反射出刺眼的白光，晃得人眼睛发疼，流泪。春英早早起来了，拿着竹扫帚在院子里扫雪。她扫得很仔细，很用力，从门口扫到院墙根，连一片落叶、一根枯草都不放过。扫完了雪，她又拿铁铲，把积雪堆到墙角，堆成一个小雪堆，还用铲子背面仔细拍实，拍平，像是要完成一件极其重要的作品。
阿嬷在灶屋里煮粥。米是今年的新米，倒在瓦盆里，白白胖胖的，散发着粮食特有的清香。她把米淘洗干净，倒进大铁锅里，加上几瓢井水，盖上厚重的杉木锅盖。灶膛里的柴火噼啪作响，火舌欢快地舔着锅底，锅里的水开始咕嘟咕嘟冒泡，米香渐渐弥漫开来。
米刚下锅，水还没开，就听见外面传来一声凄厉的、变了调的呼喊，那声音又急又慌，像是被鬼掐住了脖子：
“不好了——！出事了——！”
是守寨门的石伯。他连滚带爬地冲进院子，气喘如牛，脸色煞白如纸，嘴唇冻得发紫。他手指着寨子口的方向，抖得像秋风中的树叶：“阿嬷！阿嬷！不好了！春英她、她、她……”
“她怎么了？”阿嬷手里的木勺停在半空。
“她在寨子口……那棵老枫树下……上吊了——！”
阿嬷手里的木勺“哐当”一声掉进了滚烫的锅里，溅起一片米汤，烫在她的手背上，立刻红了一片，起了水泡。可她像完全没有感觉，愣愣地站在那里，眼睛直直地看着门外，看着寨子口的方向，整个人像是瞬间被抽空了魂魄。
寨子口的老枫树，没有人知道它活了多少年。
寨子里最老的老人石公太爷说，他爷爷的爷爷小时候，这棵树就这么粗，这么高，就这么站在那里。树干要三个成年男人手拉手才能合抱，树皮粗糙皲裂，纹路深得像刀刻斧凿，记录着无尽的风霜岁月。夏天，巨大的树冠像一把撑开的、无边无际的绿伞，投下大片浓荫，寨子里的人都在树下乘凉、吃饭、扯闲谈，孩子们绕着粗壮的树干追逐嬉戏。秋天，叶子红了，不是一下子全红，而是一点一点，从边缘开始，慢慢浸染，最后整棵树像燃烧起来的火焰，把半个寨子都映照得红彤彤的。枫叶飘落的时候，不是一片一片，而是一阵一阵，飘飘洒洒，纷纷扬扬，像下着一场无边无际的红色大雨，孩子们兴奋地跑来跑去，捡最红最完整的叶子，夹在课本里，当书签。
现在，春英挂在树上。
她穿着那身洗得发白的“露水衣”，蓝色的土布，五彩的绣花边。衣服穿得整整齐齐，领口的盘扣扣得一丝不苟，袖子拉得平平展展。风吹过，她的身体随着风轻轻转动，慢悠悠的，像个坏掉的钟摆。那双红色的绣花鞋鞋尖，正正地对着寨子，鞋面上那对并蒂莲在凛冽的晨风里微微颤动，红得凄艳，红得刺目，像两朵永不凋零的血色之花。
树下站着那个男人。他仰着头，看着树上轻轻晃动的春英，脸上什么表情也没有。没有悲痛，没有悔恨，没有愤怒，甚至连惊讶都没有，只是一片空白，一片麻木，像一尊没有生命的泥塑木雕。雪停了，太阳出来了，明晃晃的阳光照在他身上，照在春英身上，照在那棵披着雪冠、挂着红尸的老枫树上，一切都亮得刺眼，一切都静得可怕。
寨子里的人从四面八方涌来，沉默地围成了一个圈。女人们捂着嘴，不敢哭出声，眼泪却像决堤的河水，无声地汹涌而出。男人们咬着牙，腮帮子绷得紧紧的，拳头捏得咯咯作响，眼睛里喷着愤怒的火焰。孩子们被大人紧紧抱在怀里，捂着眼睛，可他们从指缝里偷偷往外看，小小的脸上写满了巨大的惊恐和不解。
没有人说话，没有人动。时间仿佛凝固了，空气仿佛冻结了，只有风，呜呜地吹过树梢，吹动春英的衣角，吹落树梢上积存的雪粉，簌簌落下。
阿嬷拨开人群，走了进去。她走得很慢，很稳，一步一步，踩在积雪上，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留下两行深深的脚印。她走到树下，抬起头，仰望着挂在树上的春英，看了很久，很久，久到太阳又升高了一截，久到围观的人群开始发出不安的骚动。然后，她慢慢地转过身，面对着那个男人，声音平静得可怕，平静得像暴风雪来临前的死寂：
“你满意了？”
男人不说话，眼睛看着别处，看着远处白雪皑皑的山尖。
阿嬷走上前，扬起手，用尽全身力气，狠狠地扇了他一耳光。
“啪——！”
清脆响亮的一声，在寂静的雪地里像炸开了一个炮仗，惊起了树上栖息的几只寒鸦，“嘎嘎”叫着扑棱棱飞走了。男人被打得猛地偏过头去，半边脸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红肿起来，嘴角渗出一缕鲜红的血丝，在雪地的映衬下，红得惊心动魄。他抬手，用袖子慢慢擦去嘴角的血，看着袖口上的那抹红，竟然咧开嘴，笑了。笑声干巴巴的，像枯枝被踩断：
“她自己要死的，关我什么事。”
阿嬷的眼睛瞬间红了，她再次扬起手，但这次，手没能落下去。寨老及时赶到了，他伸出枯瘦但有力的手，牢牢抓住了阿嬷的手腕。寨老走到男人面前，花白的胡子因为愤怒而微微颤抖。他盯着男人，那目光像两把淬了冰的刀子，要把男人从里到外剖开看个清楚。看了足足有一分钟，寨老才开口，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像钉子，狠狠砸进雪地里，砸进每个人的心里：
“你，走。永远不要再踏进这个寨子一步。”
“我要带我婆娘走。”男人梗着脖子，指着树上的春英。
“她不是你的婆娘了。”寨老的声音斩钉截铁，不容置疑，“从她踏进这个寨子的那一刻起，她就是土家的人了。生，是土家的人；死，是土家的鬼。我们会葬她，按我们土家人自己的规矩，体体面面地葬。”
男人脸上那点僵硬的笑容终于挂不住了，彻底碎裂开来。他看看寨老，看看周围那一张张沉默而愤怒的脸，那一双双几乎要喷出火来的眼睛。最后，他的目光扫过树上那个轻轻晃动的蓝色身影，嘴唇翕动了几下，终究什么也没说出来。他猛地转身，几乎是连滚带爬地跑了，跑得飞快，跌跌撞撞，在洁白的雪地上留下一串凌乱不堪、仓皇逃窜的脚印，一直延伸到寨子外面，消失在茫茫雪野中。
春英被放下来时，身体已经僵硬了。
几个身强力壮的后生爬上树，用柴刀砍断了那根粗糙的麻绳。绳子勒得很深，在她纤细的脖颈上留下了一道紫黑色的、可怕的淤痕。她的身体被小心翼翼地抬下来，放在一张临时卸下来的门板上。阿嬷端来温水，用干净的布，蘸着水，细细地给她擦脸，擦去脸上的雪粉，擦去嘴角已经干涸的血迹。她的眼睛闭着，长长的睫毛在苍白的面颊上投下两弯阴影，表情异常平静，甚至嘴角还似乎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解脱般的微笑，像是终于沉入了黑甜乡，做了一个再也没有痛苦的好梦。
阿嬷给她换上一身干净的衣服，也是蓝色的土布，但没有绣花，是最朴素的样式。换衣服时，阿嬷发现，她贴身的怀里，揣着一样东西——正是她穿来的那双红色绣花鞋，并蒂莲在微弱的天光下，依然红得惊心。
阿嬷颤抖着手，拿起鞋子。鞋子还是湿的，沾着昨天的雨水和泥泞。其中一只鞋子里，有一张折得方方正正的纸条。阿嬷展开纸条，上面是春英秀气却无力的字迹，只有寥寥几个字：
“留给阿水娶媳妇用。”
阿嬷的手抖得厉害，像风中残烛。纸条从她指间滑落，飘飘悠悠，像一片无依的落叶，落在冰冷的雪地上。我弯腰捡起，翻到背面，还有一行更小、更淡的字，像是用尽最后力气写下的：
“阿月，你要找个好人。”
葬礼很简单，按照寨老的吩咐，一切从简，但依足了土家人的老规矩。
春英被葬在后山，挨着她早逝的娘的坟。坟地朝东，正对着日出的方向，寓意着朝向光明和希望。棺材是寨子里各家凑钱买的，虽然只是薄棺，但用的是上好的杉木，轻巧，耐腐。下葬那天，寨子里的女人几乎都来了，穿着素色的衣服，头上戴着小小的白花。她们不再交头接耳，不再用那种复杂的眼神打量，只是沉默地、一铲一铲地将泥土撒向墓穴，泥土落在棺材上，发出沉闷而空洞的“噗噗”声，像是大地最后的叹息。
阿水还太小，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他穿着一身临时改小的白色孝衣，小小的身子裹在粗糙的白布里，像个小雪人，显得尤其单薄可怜。他站在坟坑边，看着大人们挥动铁锹挖出深坑，看着那口黑色的棺材被缓缓放下去，看着泥土像黑色的雨点，渐渐将那抹黑色覆盖。他仰起小脸，拉着阿嬷的衣角，清澈的眼睛里满是困惑：
“阿嬷，阿妈呢？阿妈睡在盒子里吗？”
阿嬷蹲下身，用粗糙的手掌轻轻抚摸他的头，声音沙哑而温柔：“阿妈啊，她去山那边了。”
“山那边是哪里？”
“山那边是天边，是云住的地方，是仙女住的地方。”阿嬷望着远处云雾缭绕的山峦，目光悠远。
“阿妈去那里做什么？”
“阿妈累了，走了很远的路，要去那里好好歇一歇，睡一个长长的觉。”
“那……阿妈什么时候回来？”阿水执拗地问，黑葡萄似的眼睛里开始蓄起泪水。
阿嬷抬起头，看了看天。天很蓝，很高，几丝白云悠悠地飘着，了无牵挂。她低下头，看着阿水满是期盼的小脸，轻轻地说：“等明年，等山上的花都开了，漫山遍野都红红的时候，阿妈就回来了。”
阿水信了。他牢牢地记住了这句话。
从此，他天天跑到寨子口，坐在那棵老枫树下等。枫树发芽了，嫩绿的芽苞从褐色的枝头钻出来，毛茸茸的，像雏鸟的喙。阿水就坐在树下那块被磨得光滑溜的石头上——那是春英以前常坐的地方，托着腮帮子，望着那条弯弯曲曲、通向山外的青石板路。有时有赶集的人路过，他会怯生生地问：“伯伯，婶婶，你从山那边来吗？看见我阿妈了吗？她什么时候回来？”
路人总是摇摇头，叹口气，怜悯地看他一眼，然后匆匆走过。
枫树长叶子了，叶子从嫩绿变成深绿，密密层层，像一把撑开的巨伞，投下浓密的绿荫。阿水还是每天来，坐在石头上，有时捡几片掉落的叶子，在石头上摆出各种稚拙的形状。他长高了一点点，裤子显得有些短了，露出细细的、被晒黑的小腿肚子。
枫叶红了，先是星星点点，然后是一簇一簇，最后整棵树都燃烧起来，像一团巨大的、静止的火焰。阿水捡那些最红、最完整的叶子，小心翼翼地夹在他那本破旧的识字课本里。有一天，他跑回家，眼睛亮晶晶的，举着手里一片红得似火的枫叶，兴奋地对正在绣花的阿嬷说：
“阿嬷！阿嬷！我今天看见阿妈了！”
阿嬷正在给阿水绣一件过冬的小棉袄，闻言，针尖一下子扎进了手指，冒出一颗鲜红的血珠。她把手含进嘴里，吮掉血，声音有些发紧：“在哪儿看见的？”
“在树下！”阿水手舞足蹈地比划着，“阿妈穿着那件蓝色的、有花边的衣服，就是她最喜欢的那件！还穿着红色的绣花鞋！她对我笑，笑得可好看了！她说，她在山那边很好，让我别担心。她还说，等山上的花都开了，漫山遍野红红的时候，她就回来看我！”
阿嬷放下绣花绷子，一把将阿水搂进怀里，搂得紧紧的，紧得阿水有些喘不过气。阿嬷的怀抱温暖而颤抖，阿水能感觉到有温热的液体滴落在自己的头顶。
“阿嬷，”阿水从阿嬷怀里挣出小脑袋，献宝似的摊开手心，里面躺着那片红艳艳的枫叶，叶脉清晰得像掌纹，“阿妈还给了我这个！她说，我想她的时候，就看这片叶子，就像看见她了！”
阿嬷接过那片枫叶，放在掌心，看了很久很久。她的手指轻轻拂过叶面，拂过每一条凸起的叶脉，像是抚摸婴儿的脸颊。然后，她用一种异常郑重、异常清晰的语气，对阿水说：“阿水，你要记住，永远记住——你阿妈，是这世上最好看的人，最会绣花的人，唱歌最好听的人。你要一辈子记得她的好，记得她。”
阿水用力地点头，小脑袋点得像小鸡啄米：“我记得！我记得阿妈的样子，记得阿妈给我唱歌，记得阿妈绣的花可好看了！阿嬷，等我长大了，我也要娶一个像阿妈一样会绣花的媳妇！”
第二年春天，山上的野杜鹃开了。
不是一朵两朵，也不是一丛一丛，而是漫山遍野，轰轰烈烈地开了。从山脚到山顶，从这座山到那座山，目光所及之处，全是深深浅浅的红色，像天边的晚霞落到了地上，像大地燃起了无声的火焰。风一吹，花浪翻滚，香气浓烈而甜蜜，熏得人骨头缝里都发酥。
阿水没有等到阿妈从花海中归来。他等来了另一个人。
是龙哥。
他回来了，从遥远的广东回来了。出去三年，他在建筑工地上搬过砖，和过水泥，扛过钢筋，睡过漏雨的工棚，吃过冷硬的馒头。他攒下了一些钱，用塑料袋里三层外三层地包好，贴身藏在最里面的衣服口袋里。他听说了春英的事，连家都没回，背着一个破旧的帆布包，直接上了后山。
春英的坟上已经长出了一层茸茸的青草，在春风里轻轻摇曳。坟前立了一块简单的青石碑，上面只刻了五个字：“龙春英之墓”，没有生卒年月，没有立碑人，干净得有些苍凉。龙哥在坟前坐下来，从帆布包里掏出三包皱巴巴的“红梅”烟，一根接一根地抽。烟雾缭绕，模糊了他的脸。他一言不发，只是抽烟，看着那块冰冷的石碑，看着石碑前刚刚冒出嫩芽的青草。从晌午坐到日头西斜，脚边堆满了烟头，像撒了一地凋零的褐色小花。
太阳快要落山时，他站起来，因为坐得太久，腿脚有些麻木，踉跄了一下才站稳。他拍了拍身上的泥土和草屑，对着石碑，声音沙哑地说：“春英，我回来了。我……回来晚了。对不起。”
那天晚上，他敲响了我家的门。他瘦了很多，也黑了很多，但骨架似乎更开了，肩膀更宽，手臂上的肌肉块块分明。他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蓝色工装，袖口和裤腿都磨破了，露出毛边。他站在堂屋里，昏黄的油灯照着他棱角分明的脸，他对阿嬷说，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像是用凿子凿出来的：
“阿嬷，让我带阿水吧。”
阿嬷看着他，浑浊的眼睛里映着跳动的火光。她看了很久，像要透过他的皮肉，看到他心里最深处去：“你想清楚了？带个孩子，可不是养只小猫小狗。你要娶媳妇，要成家过日子。带着个孩子，谁家姑娘愿意跟你？”
“我想清楚了。”龙哥的声音很稳，没有一丝犹豫，“春英的伢儿，就是我的伢儿。我不娶媳妇了，这辈子，我就把阿水带大，供他读书，看他成人，成家立业。这就是我最大的念想。”
阿嬷没再说话，她缓缓起身，颤巍巍地走进里屋。过了一会儿，她出来了，手里拿着一个洗得发白的蓝布包袱。她走到龙哥面前，慢慢地、一层层打开包袱。里面，是那双红色的绣花鞋，并蒂莲依然红艳，针脚依然细密，在油灯下泛着温润的光泽。
“这个，你拿去。”阿嬷把鞋子递给龙哥，“春英留给阿水的，说是等他长大娶媳妇的时候用。她说，要找个会绣花的姑娘，像她一样，手巧，心善。”
龙哥伸出双手，接过那双鞋。他的手很大，骨节粗壮，布满了老茧和伤痕，但此刻，这双拿惯了砖头钢筋的手，却在微微颤抖，抖得几乎捧不住那轻飘飘的鞋子。他低下头，手指极其轻柔地抚摸着鞋面上的绣花，一针一线，抚过每一片花瓣，每一片叶子，抚过那对相依相偎的并蒂莲。他就那样摸着，低着头，很久很久。然后，他抬起头，眼圈通红，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但他死死咬着牙，不让它掉下来。
“阿嬷，”他的声音哽住了，清了清嗓子，才继续说下去，带着浓浓的鼻音，“当年……当年要是我胆子大一点，脸皮厚一点，早点攒够钱，早点去她家提亲……春英会不会……会不会就不用受那些苦，就不会……”
“没有会不会。”阿嬷打断他，声音陡然变得严厉，像一块冰冷的石头，砸碎了所有虚幻的假设，“人这一辈子，路都是自己走的，是自己的脚，一步一步踩出来的。左一步，右一步，上一步，下一步，踩到什么，就是什么。回头看，踩过的脚印，那叫命；往前看，还没踩下去的路，那才是日子。你现在要做的，不是蹲在这里后悔‘要是当初’，是把阿水带大，让他好好成人，堂堂正正地活，活出个人样来。这样，春英在那边看着，心里头才能安生，才能闭上眼。”
龙哥重重地点头，一下，又一下，点得眼泪终于夺眶而出，大颗大颗，滚烫的，砸在鞋面上，洇开一小片深色的湿痕。他用袖子狠狠地抹了一把脸，把鞋子仔细地包好，重新用蓝布裹紧，然后郑重地、小心翼翼地揣进怀里，贴近心口的位置。
阿水跟龙哥走的那天，自己又跑去了寨子口的老枫树下。
枫树又抽出了新芽，嫩绿嫩绿的，在春日暖阳下，叶片透明得像上好的翡翠。阿水伸出小手，摸摸粗糙的树干，树皮硌手，但他摸得很认真。他把脸贴在树干上，小声地、像是说悄悄话一样，对着大树说：
“阿妈，我要走了，跟龙叔去新家。龙叔说，那边有好的学堂，他要送我去读书，读很多很多书，认识很多很多字。他说，你会高兴的，你最喜欢读书人了。阿妈，我会乖乖的，好好读书。我会回来看你的，每年都回来。等山上的杜鹃花开了，红红的时候，我就回来。你也……也要回来看我，在梦里，好不好？”
一阵春风吹过，满树的嫩叶哗啦啦作响，像是在回应，又像是在温柔地道别。
龙哥牵着阿水的小手，慢慢往寨子外走。阿水背上背着一个崭新的小书包，是阿嬷连夜给他缝的，蓝色的土布，上面用红线绣着一只威风凛凛的小老虎，虎头虎脑，憨态可掬。他走几步，就回头看一眼，走几步，又回头看一眼。
走到寨子外的山坡顶上时，他停下了脚步，转过身。寨子静静地卧在山谷里，像一幅年代久远的水墨画。吊脚楼依山而建，层层叠叠，青瓦连着青瓦，炊烟袅袅升起，在夕阳的余晖里变幻着淡淡的紫色。那棵老枫树依然挺立在寨子口，高大，沉默，像一个历经沧桑的老人，守望着进寨的路，也守望着出寨的路，守望着这里的悲欢离合，生老病死。
很多年后，我也要离开寨子了。
我要去山外面的城里读书。走的时候，阿嬷已经很老很老了。她的头发全白了，稀疏地挽在脑后，像顶着一蓬雪。眼睛花了，穿针的时候，对着光要摸索好久，有时需要我帮她穿过去。手也抖得厉害，再也拿不稳细细的绣花针，纳鞋底也只能纳几针就歇一歇。大部分时间，她就坐在火塘边的那张矮凳上，看着塘里的火苗发呆，一看就是大半天，仿佛那跳跃的火光里，有她全部的过往。
她送我到寨子口，还是那棵老枫树下。枫树更高了，更粗壮了，树干要四个人手拉手才能合抱了。树冠亭亭如盖，遮天蔽日。秋意已浓，树叶又开始变红，但还没到全红的时候，绿中透着黄，黄中染着红，斑驳而绚丽。树下那块石头还在，被岁月和无数人的体温磨得光滑温润。
阿嬷拉着我的手。她的手很粗糙，像老树皮，布满了裂口和老茧，但很温暖，很干燥。她说：“阿月，到了外面，要是想家了，心里头难受了，就看看山，看看水。山是一样的山，水是一样的水，咱们土家人，走到哪里，根都在山里。人在哪里，家就在哪里。别忘了你是从哪里出去的，别忘了寨子，别忘了……阿嬷。”
我拼命点头，眼泪不受控制地往下掉，像断了线的珠子，怎么擦也擦不完。“我不忘，阿嬷，我永远不忘。我放假就回来看你，给你带城里的好东西。”
阿嬷用那双粗糙的手，一下一下，笨拙却温柔地给我擦眼泪。擦着擦着，她自己的眼泪也流了下来，顺着脸上纵横的沟壑流淌，流进嘴角，咸涩的。“好，好……阿嬷等着，等着我们阿月有出息……春英要是还在，看见你能出去读书，不知道有多高兴……她从小就羡慕读书人，说读书人明事理，有见识，能走得更远……”
我说不出话，喉头像是被什么东西死死堵住了，只能发出破碎的哽咽。
阿嬷从怀里，颤巍巍地掏出一个用手帕包着的小布包，塞进我手里。我打开，里面是一块绣花手帕。手帕是白色的土布，已经有些发黄了，但洗得很干净，叠得整整齐齐。手帕的一角，绣着一朵红色的并蒂莲，针脚细密均匀，花瓣层层叠叠，鲜活生动，仿佛能闻到淡淡的荷香。是春英的手艺，我一眼就认得出来。
“这是春英绣的，最后一幅。”阿嬷的声音很轻，像梦呓，又像叹息，“她绣了两块，一块给了阿水，一块留给你。她说，阿月心善，心软，像山里的泉水，清清亮亮的。她说，你将来一定会有好日子过，会遇着好人。她还说，要是有一天，你飞出去了，飞到山外面去了，想家了，心里没着没落了，就拿出这手帕看看，就像……就像看见她了，看见阿嬷了，看见咱们寨子了。”
我紧紧攥着手帕，攥得指节发白。手帕柔软，似乎还残留着一丝体温，像是握着春英那双灵巧而饱经磨难的手，像是握着阿嬷这双劳作一生、布满沧桑的手。我感觉到那双手在微微颤抖，不是恐惧，而是无尽的不舍、牵挂，和说不出口的千言万语。
班车来了，是寨子通往外界的唯一一班车，一天一趟，破旧的中巴，喘着粗气停在路边。我上了车，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车发动了，喷出一股黑烟，慢慢驶离。我从车窗拼命向后望，阿嬷还站在那棵巨大的枫树下，瘦小佝偻的身影，白的头发，蓝的粗布衣裳，在蓊郁的树冠下，像一株快要燃尽的风中之烛。车越开越快，阿嬷的身影越来越小，越来越模糊，最后变成了一个移动的小黑点，彻底消失在弯弯曲曲、仿佛没有尽头的盘山公路尽头。只有那棵枫树，依然矗立在山口，像一个永恒的坐标，一抹不会褪色的印记。
城里的日子，和山里截然不同。
这里没有依山而建的吊脚楼，没有被脚板磨得光滑的青石板路，没有清晨弥漫在山谷间的乳白色浓雾，也没有夜晚洒满银河的璀璨星空。这里只有高楼，一幢挨着一幢，密密麻麻，像一片钢筋混凝土浇铸而成的灰色森林。楼很高，高得望不到顶，窗户方方正正，排列整齐，像无数只冷漠的眼睛，无声地注视着街上来去匆匆的蝼蚁。街上车流如织，喇叭声此起彼伏，行人脚步匆匆，每个人都面无表情，目光空洞，像是上紧了发条的玩偶，按着既定的轨道机械地运行。
我在一家小公司找到了文员的工作，朝九晚五，但加班是常态。常常加班到深夜，拖着疲惫的身子走出办公楼，街上已经空荡荡，只有路灯孤零零地站着，把人的影子拉得又长又孤单。我挤公交，公交车里塞满了同样疲惫的人，肉体贴着肉体，汗味、香水味、食物味混合成一种令人窒息的浑浊气息。我吃外卖，装在一次性塑料盒里，油腻腻的，分辨不出原本的味道，只是为了果腹。
同事问我从哪里来，我说，湘西。他们眼睛一亮，说，湘西好啊，有凤凰古城，有沈从文的边城，有张家界的奇山异水，是个好地方。我笑着点头，是啊，是个好地方。可他们说的湘西，和我心里的湘西，不是同一个地方。我心中的湘西，是那个藏在白云深处的寨子，是寨子口那棵看过无数悲欢的老枫树，是那口清冽甘甜的古井，是那些被岁月打磨得温润的青石板，是阿嬷火塘里永不熄灭的温暖火光，是春英留下的、红得像血的绣花鞋。
只是，这里没有那棵枫树，也没有在树下等我归来的人。
有时加班到后半夜，站在公司冰冷的落地窗前，俯瞰脚下这座不夜城。灯火真多啊，一片一片，连绵不绝，汇成光的海洋，一直蔓延到天际线。这些灯光璀璨夺目，却冰冷没有温度，像是遥远的星河，美丽而疏离。这时候，我会不可抑制地想起寨子的夜晚。那时候，天黑得纯粹，没有多余的灯光污染，只有零星几盏油灯或电灯，从各家各户的窗户里透出来，昏黄，温暖，像是谁不小心把一把星星撒在了山谷里。阿嬷坐在火塘边，就着那跳跃的火光纳鞋底，针线穿过厚厚的千层底，发出有节奏的“嗖嗖”声。我坐在她对面，绣着永远也绣不完的花样。春英呢？春英有时会轻轻地哼起歌来，是山歌，调子婉转悠长，歌词里是男女的情意、生活的苦乐。她的歌声清亮亮的，能传到对面的山壁上，撞出回声，再悠悠地荡回来，在山谷里萦绕，久久不散。
现在，没有人唱歌了。只有中央空调出风口持续不断的嗡嗡声，低沉，单调，像一群被困在透明玻璃瓶里的蜜蜂，徒劳地撞击着，想要找到出路。
我也谈过一场恋爱，和一个城里长大的男人。他是我的同事，戴一副金丝边眼镜，斯文白净，说话轻声细语，很有礼貌。他对我很好，是真的好。下雨天会带着伞在公司楼下等我，加班时会默默递上一杯热牛奶，我生病了，他比我还着急，请假陪我去医院，忙前忙后。他送我花，不是山里的野花，是花店里精心包装的红玫瑰。他请我看电影，在漆黑的电影院里，小心翼翼地握住我的手。他在朋友圈发我们的合照，配文是“遇见你，是生命最好的馈赠”。朋友们纷纷点赞，评论里满是“郎才女貌”、“祝福”、“什么时候请喝喜酒”。
有一天，他精心策划了一场求婚。在一家很有情调的西餐厅，桌上有摇曳的烛光，有怒放的红玫瑰，有悠扬的钢琴曲。他单膝跪地，从一个丝绒盒子里取出一枚钻戒，戒指在烛光下折射出耀眼的光芒。他看着我，眼神炽热而真诚，说了很多话，说他多么爱我，说他会用一生来呵护我，让我永远幸福，永远不必再羡慕任何人。
我看着他，看着他那张被烛光映照得格外柔和的脸，看着他充满期盼的眼睛，看着他手中那枚象征永恒承诺的戒指。忽然间，记忆的闸门轰然打开——很多年前，那个大雪天，那个穿着棉袄、一脸横肉的男人，也这样跪在雪地里，跪在伤痕累累的春英面前，赌咒发誓，说会一辈子对她好，让她过上好日子。
我的血液仿佛在瞬间凝固了。伸出去的手，僵在了半空中。
他脸上的笑容渐渐僵住，眼中的光芒一点点黯淡下去。他问：“怎么了？你……不愿意？”
我看着他的眼睛，试图在里面找到一些不一样的东西，一些可以让我安心托付的东西。良久，我才听到自己的声音，干涩而遥远：“不是不愿意。是……不敢。”
“不敢？不敢什么？”他困惑，还有些受伤。
“不敢信。”我闭上眼睛，又睁开，“不敢信‘一辈子’，不敢信‘永远’。一辈子太长了，永远太远了。人心是会变的，今天说的话，明天可能就不作数了。春天开的杜鹃，秋天就会谢。我……我害怕。”
他说我胡思乱想，说我不信任他，说我对爱情太过悲观，甚至质疑我是否真的爱他。我说，不是不爱，是爱不起。爱这个字太重了，重到可能会压垮一个人，重到可能让人付出生命的代价。我们激烈地争吵，他摔门而去，再也没有回来。
也好。我想，这样也好。一个人，一颗心，干干净净，简简单单，不必牵挂，也不必害怕失去。像山里的溪水，独自流淌，倒也自由。
去年春节，我回了趟寨子。
寨子变了。通了平坦的水泥公路，大巴车可以直接开到寨子口。不少人家盖起了新楼，贴了白瓷砖，装了铝合金窗户，在阳光下明晃晃地刺眼。还有几户人家把吊脚楼改造成了民宿，挂着“农家乐”、“乡村客栈”的招牌，招待着外来寻找“原生态”的游客。空气里飘荡的不再仅仅是柴火和炊烟的味道，还有汽车尾气和油炸食品的气息。
阿嬷已经不在了。前年冬天走的，走得很安详，是在睡梦中离去的，像一片叶子，在枝头悄然飘落。他们说，阿嬷走的时候，脸上很平静，甚至带着一丝笑意。
我去看她。她的坟在后山，紧挨着春英的坟。两座坟都不大，简简单单，墓碑上只有名字。我给她们烧纸，粗糙的黄纸在火苗中蜷缩、变黑、化成灰烬，被风卷起，盘旋着升向天空。我点了香，插在坟前的泥土里，青烟袅袅，笔直地上升，然后在空中散开，消失不见。我坐在坟前，像小时候坐在她们身边一样，絮絮叨叨地说话。说我的工作，平淡如水；说城里的生活，光怪陆离；说阿水，那个春英用生命换来的孩子。
阿水已经长大了。二十岁，正是最好的年纪。他在星城读大学，听龙哥说，学的是建筑。龙哥送他去学校，临走前，把那双用红布包着的绣花鞋郑重地交到他手里，说：“这是你阿妈留给你的，她亲手绣的。好好收着，将来……将来娶媳妇的时候用。你阿妈说，要找个手巧的、心善的姑娘，像她一样。”
阿水真的把鞋子收得好好的，放在他行李箱的最底层，用红布包了一层又一层。他说，等他将来有了自己的家，一定要把这双鞋放在最显眼的地方。他说，他要找一个会绣花的姑娘，不一定绣得像阿妈那么好，但一定要有一双温暖的手，一颗干净的心。
我在寨子里住了三天。白天在寨子里转转，看看那些熟悉又陌生的景物；晚上就住在阿嬷的老屋里，睡在我以前睡的那张床上，听着夜风穿过竹林，发出呜呜的声响，像是古老的歌谣。
临走那天，我又去了寨子口。
那棵老枫树还在。经历了更多风雨，它似乎更加苍劲了，树干更粗，树皮更皴裂，但枝叶依然繁茂。树下那块石头被磨得更加光滑，在阳光下泛着温润的光泽。我走过去，坐下来，就像当年阿水坐在这里等他阿妈一样，就像无数个黄昏，寨子里的老人坐在这里闲聊一样。
风吹过，满树的叶子哗啦啦作响，像是在诉说，又像是在吟唱。
“阿月。”一个熟悉又略显苍老的声音在身后响起。
我回头，是龙哥。他也老了，鬓角染了霜，背微微有些驼，但眼神依然清亮。他手里提着一个竹篮子，里面装着纸钱、线香和一壶米酒。
“来看春英？”我问。
他点点头，在我身边坐下，把篮子放在脚边。我们都没有说话，只是并排坐着，望着那条进寨子的路。路修成了水泥路，平坦宽阔，但弯还是那些弯，依着山势，拐来拐去，像一条灰白色的巨蛇，蜿蜒着钻进大山的深处。
“阿水前几天打电话回来了。”龙哥摸出一包烟，是便宜的“白沙”，抽出一根点上，深深吸了一口，“说他交了个女朋友，是同班同学，星城本地的姑娘。我说，好，什么时候带回来看看。”
“你会喜欢吗？”我问，看着他被烟雾模糊的侧脸。
龙哥吐出一口烟，笑了笑，笑容里有欣慰，有感慨，还有一种岁月沉淀下来的平静：“阿水喜欢就行。那孩子有主意，看人准。他喜欢，我就喜欢。”他顿了顿，弹掉一截烟灰，声音低沉了些，“要是……要是春英还在，她肯定也会这么说。阿水喜欢，她就喜欢。她这一辈子，总是先想着别人，最后才想到自己……”
是啊，春英一定会这么说。她这一生，似乎总是在为别人活，为爹，为那个死去的采药人，为那个暴戾的铁匠，为阿水……最后，连命都搭了进去。
“龙哥，”我看着远处起伏的山峦，轻声问，“你后悔吗？”
“后悔什么？”他转头看我。
“后悔当年……没有更勇敢一点，没有早点去提亲，没有把她留下。”我把目光从远处收回来，落在他脸上。
龙哥沉默了很久，久到那支烟都快燃尽了。他把烟头在石头上按灭，看着指尖残留的烟雾慢慢散开。“后悔？”他扯了扯嘴角，露出一个复杂的笑容，那笑容里有苦涩，有无奈，有释然，最终都归于一种深沉的平静，“后悔有什么用呢？人这一辈子，就像这山路。”他指了指脚下蜿蜒的路，“走着走着，就到了这里。回头看，走过的每一步，都是自己的脚印，深一脚，浅一脚，都是自己踩出来的。那叫命。往前看，路还在脚下，还得继续走。春英走了她的路，我走了我的路，阿水有阿水的路。各人有各人的路，各人有各人的命。把日子过好，把该担的责任担起来，往前走，别回头，这就是活法。”
他站起来，拍了拍屁股上的土，提起篮子：“我该去上坟了。春英……还有阿嬷，太久没去看她们了，陪她们说说话。你什么时候走？”
“下午的车。”
“嗯。”他点点头，“那我不送你了。路上小心，到了城里，好好照顾自己。”
他转过身，提着篮子，慢慢往山坡上走去。他的背影有些佝偻了，脚步也不如年轻时轻快，但很稳，一步一步，踩在长着青苔的石板台阶上，发出坚实而沉闷的响声。
我继续坐在石头上，看着太阳一点点西斜，山影被拉得越来越长。寨子里，家家户户的屋顶升起了炊烟，淡蓝色的，一缕一缕，在暮色中袅袅升起，相互缠绕，渐渐分不清哪一缕来自谁家。
该走了。我站起身，最后看了一眼那棵老枫树。夕阳的余晖为它镀上了一层金红色的边，那些已经开始变红的叶子，在光线下红得像血，像火，像很多年前春英身上那件灼灼其华的嫁衣，也像她生命最后时刻，那双永不褪色的绣花鞋。
一阵秋风吹过，一片早红的枫叶脱离枝头，打着旋儿，飘飘悠悠地落下来，恰好落在我的肩头。我拈起它，对着夕阳看去。叶片已经红透，叶脉清晰无比，纵横交错，像一张精心编织的网，又像谁用最细的绣花针，在上面绣下了密密麻麻、无法解读的密码与年轮。
我把这片枫叶小心地夹进随身携带的笔记本里，然后转身，走向停在路边的班车。走过寨子口那座有些年头的木桥时，我忍不住又一次回头。
老枫树依然静静地矗立在那里，树下空无一人，只有归巢的鸟儿在枝头喧哗。但我知道，春英在那里，阿嬷在那里，所有曾经爱过、活过、又离开的人，都在那里。他们化成了风，化成了雨，化成了树，化成了路，永远守望着这片土地，守望着这个寨子，守望着这条进山与出山的必经之路。
而我，还要继续往前走。带着那片故乡的枫叶，带着那双红绣鞋的无声诉说，带着阿嬷手掌的余温，带着所有未曾说出口的眷恋与思念，往前走。
走到哪里，故乡就在哪里。血脉里的记忆，不会因距离而淡去。
山路十八弯，弯了又弯，似乎永远没有尽头，隐没在苍茫的暮色与群山之后。但我知道，路，总是通向某个地方。在下一个弯道后面，或许有另一片风景，另一个人，另一段故事，在等待。
谁知道呢？生活就是这样，山重水复，柳暗花明。
走吧。心里揣着故乡，眼里望着前方。
走着走着，路就平了。走着走着，花，也就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