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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江山北望〉为例，论叶舟诗境的古典赓续和“浪漫主义”容受
发表于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学术集刊《中外诗歌研究》2024年第4期“诗学视角”专栏
一：历史、地缘和写作
在纸面上厚待历史的文人，历史往往会以超乎其预料的方式反哺写作乃至融入其命运，在本世纪以来大陆文坛上，叶舟几乎是证明这一关联最好的例子。从早期的诗文集《大敦煌》到《丝绸之路》，他始终葆有丰沛的热情和决心为陇右广袤的土地书写力求纯粹的作品，用指节连同脚步丈量河山与村落，寄托词藻和物象寻访时隔千百年的同道人。面朝古籍、漫度今日，字句茫茫之中书房电灯的内芯如同沾有汉代烛盏的油渍；驱车城郊看遍原野，黄河绕过兰州铁桥之前刚刚辞别唐军的营垒，被他的诗句所“见证”和铭记。以文本贴近现实景况、用历史经验谛听时空的运转，叶舟因此得以超越单一汉语的有限疆界，把诗歌延伸向更庞大无形却扎实真切的境地。面对具体问题，诸如创作体量庞大而深邃的文本时，坚守“必须提供充足的历史信息和文化信息”[1]的写作法则，《凉州十八拍》这般百万字的长篇小说由此成为难以复刻的丰碑。放眼到诗歌，短小精练到不过十余行描绘乌鞘岭的短章、天梯山或鸠摩罗什寺的片段，更是他施展思想纹理、语言技巧的载体。深爱家乡的叶舟有丰盈的乡土情怀和传统文学的背景色，结合其敏锐的生态觉察和现实考据，无论是山川外“老鹰又一次铩羽而归”[2]，或幽远长笛里连绵的“祁连山业已白头，不是下雪，乃是星光”[3]都能安之若素被描绘到位。这一切绝非机械式的一撇一捺，而在于多年“研磨”下无法辜负的才情。所以毫无疑问，叶舟是文学世界中享有丰盛写作资源和热闹的精神图腾的人，神交先哲、对话天地、笃守本心、忠实文学。但除此之外，叶舟同样拥有寂寥的轮廓，他内敛，甚至孤独。
纵观创作年谱，叶舟登临文坛的发端处在诗事风云际会的1990年代，彼时的汉诗环境总体蓬勃，具体不免紊乱。1978年后“今天派”的诗歌影响巨大，从者如流。埋头于政治隐喻、伤痕反思之间关于社会与人性的言说和剖析的作家大有人在，80年代后“真诚之生命”愈来愈淡泊，取而代之的更多沦为纯粹的追求臻于技巧、玩弄造物的语言游戏。所谓“后朦胧诗”、“后崛起”之类的声音在此刻开始喧嚣，试图打倒老一代诗人的新生代把诗歌的历史进程彻底拽入了万花筒式的场域，在白话诗发轫期的“诗体的大解放”[4]之后近半个世纪，试图进行更全面和猛烈的革新。“超越是与非两值，革除语言抽象病症”的流派最终造成了近乎不可逆的口语化和通俗化影响（甚至为21世纪初网络诗坛部分庸俗化写作提供了模糊的理论先导或索引），莽汉诗人则大有美国“垮掉的一代”诸如金斯伯格、汉克、安妮·沃尔德曼等人的影子，具体文本上“尽可能通过败坏自己的形象，通过对极致性隐含作者的塑造，以便达到鞭挞肮脏社会的目的”[5]的呈现，几乎与在此之前的古典汉诗做了切割式处理。韩冬、吕德安等泛东南地区的诗人围绕《他们》期刊形成的群体，不断强调于诗歌对日常语言的重视，让作品内核回归生活。孟浪、陈东东、梁小曼等“海上诗群”把上海二字颠而倒之，更多在文本中涉及死亡、掺入都市生活的荒诞精神构造的一面和部分迥异于主流文化的元素，时常提及“自救”的意识。诸如上述的写作思考和方向性纠葛，有如平面复杂的诗歌版图。西川曾在1997年写给评论家陈超的信函中谈到“中国当代文化正处在一个岔路口上，我们要么成为骗子，要么成为诚实的人；要么成为白痴，要么成为有理性的人”[6]
此时的叶舟无意参与汹涌的诗论浪潮，比起在唾沫飞扬的“激情年代”做一个校园或一定范围内的社会青年组织领袖人物（“大学生诗派”），他更愿意潜心化身为匠人模式的书手。深知“对艺术简单地进行道德的批判本身就是一件危险的事情”[7]，而同样危险的还有对艺术进行狂热参与，受其鼓动或“魅惑”放下内心沉重且坚守的东西。他默默写作并审视、分析着周遭的一切现象或谜团。没有不可目视之物，在后来多年的作品呈现中一直体现着叶舟的这般执着。即便是人群中最愚顽和粗暴的逻辑，也有百年风蚀的黄沙可以类比；哪怕是草纸上最摄人心魄的诗篇，也越不过千载以来连绵的文脉。历史太深厚了，以至于竟然可以从过去目测到将来，甚至于能够凭借今日得到的结果，倒推昨日的因缘。叶舟的诗观因此弥生，汲取着所有可视的历史、当下发生的一切可用经验。而持有如此写作观点和为之长期践行的人实在太少，叶舟这个“伟大文明的儿子”[8]成为不折不扣的“少数派”。
唐代司空图曾拟定《二十四诗品》以调和与整饬诗歌的境界，若以此为评定基础，叶舟应当至少契合于“浩然弥哀”、“御风蓬叶”、“来往千载”三项概述。河西走廊地理概念上的辽阔与壮丽赋予了诗人张弛有度的慎思、领驭长风的气魄，某种“盖棺性”的哀婉背后是史家学者们独具的悲悯情怀，几道边隘或险滩，来去的岁月浓缩成整本包括暗疾与弊病、修远与尔雅的诗集。烫金色的书封之下，一个现代汉语的炼金术士在广袤西北的草场中耕耘残月、梳理典籍、参悟或矫正着历史的经纬。文字是如此值得信赖，如同古老经验提纯后所得的露华，读者一遍啜饮，诗人眼角便落下几滴无形的泪，消融一块沙砾。《江山北望》裹挟着厚重的字符长路西征，既是探寻浩无边际的命运可能，也是踏上回归的路径：自扁都口到星星峡是他笔端的故乡，从玉门关到中西亚甚至更远的河山是文学舆图中追逐的心经与壁画。叶舟的写作态势在文学谱系中并非完全孤立，细看之下与诸般“资源”存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时间轴向前可以与“高度成规化的”[9]的中国古典诗歌文学相接壤，向外可以同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为代表的伯罗奔尼撒半岛史诗或广泛的欧陆篇章具备一定的共鸣，著有《汉唐法制史研究》的日本学者冨谷至所论述的关于丝路贸易商贾法典的部分内容，在《茶叶来了》《旧日使团》《夜光杯记》《天下驿站》等诗中也被叶舟以文学的语言进一步丰富和阐释。
他十九岁便为敦煌写下了第一首诗，在尔后漫长时间里坚守着诗事古典的尊严，面对现代性杂芜和多种抽象化的精神物质的抵抗，同样是叶舟写作呈现中较为明显的注脚。他具备古仁人之心，歌颂苍茫的境界从不是为了贫瘠或寂寞代言，而是更近乎一种精神质地的试探或挖掘和拯救，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当下，古镜照神、楼台弯月被文旅资本或商业体系更扁平、微缩化的“绑架”和适用于消费。叶舟笔触关于朴素美学的信仰和诗人还原乃至恢复家乡神韵的追求，令其在古与今之间，在虚实之间，不放过任何有价值的美阐释的可能，哪怕“艺术家所能确定的是：一无所定”[10]，但如同在《戍卒们》所写：
让我们找见从前不至于南辕
迷失于北辙我们采摘了眼泪
和云朵让它发酵变成液体的
酸楚一醉方休继而梦见
大好的河山不过是一盘残局
站在了楚河汉界嘘秋天最难将息
大雁南下弧形的天际出现了
隐约的锈迹这一刻谁还在怀疑
谁将在风中化作一捧热烈的灰烬[11]
为离家千里的征人歌唱、为大雁南下或孤鸟东归谱写篇章、为官修史书做更深的批注，尽可能地推迟遗忘的速度。叶舟的诗绝不是江南小调柔情万种，词藻明丽之内惟求一枝腊梅，他的诗歌姿态也明显高过了中原农耕民的吆喝、劳工号子，在麦地与沙土连绵的地方、驼队交流已远离汉语的地方留下墨汁。他深谙地缘历史与政治，作为陆上丝绸之路东段要冲的甘肃，从来不能只局限于一方狭义上西北的的故事，汉唐的胸怀与文化宽度无时不刻地影响着这块土地，正如《江山北望》收录的作品早已逾越了阳关甚至高昌、且末的疆界，这种非限制性的“北望”正是叶舟坚韧笔力和独特视野的体现。
二：“浪漫主义”的容受、解构和探讨
20世纪以来陆续构筑并致力于完善的中国文学史叙述之中，长期视屈原、李白等为浪漫主义写作的伟大代表，追溯楚辞为浪漫主义文学源头。实际上“浪漫主义”这项原生于欧洲近代以来思想运动的产物，虽与中国文学存在诸多相通与共融之处，但严格来看仍旧是高纯度的西方评论概念，不得不得面对长期以来直至今日与中国本土文学环境持续发生“交涉沟通”或“龃龉”的相互磨合的状况，尤其诗歌领域近百年来鉴于文化立场构建和视角的不同，关于汉语新诗作品的评论解构形成了复杂交织（既不可脱离西方体系，又必须立足于建设中国本土诗歌价值体系）的局面。诸如1800年居维叶提出的“比较解剖学”（Anatomie comparée）尔后不断衍生和发展形成的现代比较文学的框架，在1950年代（彼时也结合了苏维埃文艺理论中“革命的浪漫主义和革命的现实主义”概念的框架）参与指导和阐发了游国恩所著的《中国文学史》，在其中评论屈原所具备的坚持理想的浪漫主义的精神实质，无外乎“驰骋想象、糅合神话传说、历史人物和自然形象编制幻想境界”[12]，这与传统西方“浪漫主义”文学评判体系中既存在关于夸张、象征等艺术处理手段上的高度吻合，却又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对”浪漫主义”言说为“势如破竹反对权威、传统和古典模式的运动”概念大相径庭，屈原虽然是所处时代下相对特立独行的文人，但他所持有的政治理想毫无疑问是孔夫子的继承者，其中包含丰富的致君尧舜的追求，屈原文学作品中也存在大量儒家典籍或语录的引用，方铭曾就“屈原不反传统，甚至尊崇恢复传统”的思想有过深刻论述。再譬如曾被雷内·韦勒克概述为“就诗歌观来说是想象，就世界观来说是自然，就诗体风格来说是象征与神话”的浪漫主义，在中国文学环境下“反例”可谓层出不穷，立足于更多现实而非想象、落笔于人文事物而非自然、围绕具体的史料发散创作而非无垠的神话，此类的文本既不符合西方体系下对“现实主义文学”的定义，也绝不完全符合“浪漫主义文学”的表达。在张旭东教授强调中国当代学人必须要考虑的问题是“不被又一次强行纳入一种世界文学主流的话语和价值体系中去”[13]的背景下，保持文化自主性，参与构筑自身的文学评论结构的问题值得深思。立足近年，审读叶舟文本所蕴含的‘浪漫主义”特质和高度中国化的特征，或许能够成为某种具备启发性的密钥。
叶舟的诗歌并非是一味反对束缚自由的“旧道德”的非理性输出，他的抒情兼具理性，在对社会及写作对象的深度观察和探究后，于文本上努力实现理与趣的高度统一的和谐美，他所取用乃至创造的意象大胆且多元，既含有相对基层百姓的俚语，也不乏诸如对宫禁宴乐的揣度、长安诗词甚至达官名乐等“来自上层阶级的文学”[14]的取用，他驾驭古典色彩，依托深厚历史故事及人文物质遗产迸发写作灵感，围绕公元二世纪的马场、八世纪的边塞、十三世纪的茶叶商旅对史书干瘦的几行字进行丰赡，他深知丹青的残酷，史书上精短的一行字背后，即是百万立方米上立体宏大的现场，甚至还有更为庞大的无法被写入的部分。叶舟在书写中也时常回归当代，抵近现实而超越现实，自然景观被赋予“人格”或“人性”地位来书写，他所给予的“尊重”是不惟人与人之间的对等，而是衡量世界所有物质与非物质的标准。这与诸多以后现代主义为纲领或奉行相对抽象化写作（追求语言陌生化）的同侪或晚辈截然不同。按照现存的文学流派框架，叶舟无法完整地放入任何一处主义的“窄门”，他所具备的浪漫主义风貌是西北化的，属于深切探究和理解这块水土的结果；更是属于中国化的，屈原无法被现行评论体系（尤以西方影响的体系为主）完整定义的浪漫部分、谢灵运、李白、高适、韩愈、范仲淹等无法被完整定义的浪漫部分，这一“部分”的浪漫恰好稳定而持续地形成了中国诗歌文学不易被觉察但生命力和潜在传承力极其强大的脉络，千年以来“葡萄美酒夜光杯”的境界直抵叶舟的帐篷，在星斗闪烁的深夜，现代的汉语以“听吧，月亮来了/夜里的被子，邂逅了婆娑的/烂银，谁也猜不透，一枚/葡萄的化身”[15]重新讲述并力图更新这般场景和意味。叶舟的“浪漫主义”抒情和叙事揭示了“面对传统实际上就是面对自己，携带着自己的境遇和问题和古人对话，在这个过程中，你当然会想得到很多”[16]，文本是思想的折射。
蒋应红博士曾在探讨叶舟的长篇小说之时再三强调，这位作家在文学层面深度参与甚至是重塑了当代西北土地上的语言和神韵，所开拓了属于自身的写作路径：背靠历史根脉生生不息，兼有革故鼎新的才思。2023年8月在距离玉门关遗址不到数百米的咖啡馆内，我面朝关城揽过一本身侧的《河西走廊》，这是雅尼·克里索马利斯配乐的经典纪录片的总集书册，按照历史时间轴为主线每一章的叙述和插图的开端都安放着一首叶舟的诗歌，以诗的语言和境界来为读者开启或引入历史之门，这是别具匠心的设计，诗歌主要是抒情的载体，若要与立体具象的史料文本同台，非抒情高度结合于叙事达到缜密精练的地步不可为，毫无疑问叶舟的诗歌语言将虚拟的情景、现实基地、历史元素及渲染高度融汇，尤其造景的部分近乎抵达了彼与此不可分割的地步。他重视于对古典材料的解构和剖析用之于现代场域下，同时驱动以生命体悟为引导而非滞留于单纯词语感知为引导的内容，“共同组成了传统中国富有活力和生气的乡土社会”[17]。
聚焦第一章《使者》的端头，叶舟的同名诗内用两行“明月可以洗心，没有人去追究/雄心的疆域，如同天空不会怪罪”[18]将汉帝国整体的“情绪”曝露而出，字句之间并不局限于任何一个人物的视角、事物的反馈或场景的勾画或折射这种状况，而是在纸面之上容纳下天地的变换，以“明月”、“雄心”、“怪罪”来暗示和彰显整个时代彼时彼刻的庄肃和紧张。汉武帝面临张骞出塞后十余年杳无音讯的哀叹和焦虑、朝廷中枢的公卿关于北境边患的忧心与愤懑，张骞使团自身远离故国家园千万里行走异域饱受坎坷的坚毅和迷茫，以及最为浓烈的国家命运发生转折的踌躇满志，汉朝大军云集即将与匈奴鏖兵，在叶舟的诗句中潜在体现。叶舟关于“浪漫主义”写作的容受较为明显地汲取了抒情领域磅薄大气如史诗般的激烈和情怀，但具体处理上并不做诸如彼与此的对与错、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等二元论的“站队”行为，不偏不倚、统筹兼顾是叶舟区别于众多诗人在心境和视角上的不同，他的语言直率坦诚弥足深厚，除了文化艺术领域饱受的成就和好评外，在意识形态和政治领域同样契合于唯物主义史观（尤范文澜等提出的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体系的概念）产物，《河西走廊》一书成为了甘肃对外宣传和彰显文化性格的一张极好的名片，出版阶段受到了省委宣传部门的重视（序言可见）。
如臧棣的观点，中国古代的文化思想中（西方也存在类似的思想，如波德莱尔所谓“象征的森林”的概念等）世界如同园林[19]，在高度自由和私密的条款下，诗人以文学手段各自修剪改造或试图直接新生自己的园林花圃。在风格构建、文学建筑的选址上，叶舟端坐于西北的经纬之内几乎寸步未移，他有着如同斯奈德所言的“根基感（grounding）”[20]伫立于自身写作的“所属之地”，他的审美与灵感源泉和甘陇河隍土地的生机与历史深度重合，虔诚谦逊、沉默谦恭的背后是某种深邃文明所给予的态度、腔调。《江山北望》之中叶舟深爱着围绕民间轶闻故事、基层官吏、士兵、商贾摊贩和牧羊的人群展开言说，山丹马场的呼啸如滚滚奔雷、莫高窟的经卷缓缓揭开尘封的面纱。在西北，叶舟笔端的这种力量仿佛越自知其浩瀚和浑厚，越是自持安宁和稳重。所谓浪漫，由此而生。
三：汉诗“古典”的赓续或再造
白话诗的诞生和发展是中国诗歌文学史上的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伴随胡适之在1917年2月的《新青年》杂志掷出重如千钧的八首作品开始，汉语诗歌的历史某种层面而言从此可以被一刀裁为两段，此之前的是连绵发展的古典诗词脉络，此之后的是广受西方文学体式和思想影响的现代汉语环境下的新诗歌体裁。文学写作即是经验谈，百年以来发轫及蓬勃生长在汉语上的各类流派、倾向、群体意识和思想侧重的文本各自贡献着创作路径探索上的教训、失败案例和空前成功的范式。关于如何联通古典与现代汉语的诗歌，成为数代文人为之思考的议题。1930-1950年代穆木天、梁实秋、闻一多等有心以古典立足的诗人致力于创造或恢复汉诗的统绪与脉络，将新诗在韵律节奏、写作元素和抒情态势上与古典文学深厚内涵相衔接。在他们之后诗坛陆续诞生的几个既具备旧学功底深谙古典同时精通域外诗学的天才，如凌道新、吴兴华等，囿于特殊原因英年早逝。改革开放之后复又几批诗人做过此方面尝试和拓展，但或是著述有限，或是改换了纸面的书斋门庭，如“新传统主义”大旗下曾试图创造现代史诗的欧阳江河等人，最终走向了知识分子写作的集群，执着激昂的写作岁月，终究被更为主流的诗学象牙塔所“度化”。时至而今，历经口语诗歌潮流的冲击、西化之风的覆盖以及现实社会生活中诗歌这一文学体裁的参与度日渐降低，如何处理“20世纪特殊的历史语境造成现代汉诗的边缘化为诗人带来强烈的（传统地位的）失落感和（与社会中心话语的）疏离感”[21]，继而推动甚至肩负古典汉诗的赓续的责任，可谓困难堆叠。在当代诗坛商业化、功利性、圈子化加剧的环境下，如北岛曾在香港书展的讲座上所言“恢复汉语尊严殊不容易”。叶舟正是如此场域下完成十余年写作之路，《江山北望》的诞生从根源性谈起便是陆续面临并克服了诸多困难的作品。
首先是诗歌形式（包含外在诗歌呈现形式和内在韵律及语言结构形式）的差异，诚如陈东东所言“由于现代汉诗没有一种或数种格律模式，所以它更要求诗人在语言节奏和诗歌音乐方面的灵敏天赋”[22]，自唐代以来近体诗及五代尔后词的兴起，一千余年来中土文人围绕其产生的创作法则和延伸发展构筑了细密的文学长城，新诗是20世纪翻越长城的创造物，如何将独立的新建筑和旧长城完成联络，构筑横通古今砖石瓦砾有迹可循，且更为实用适应于中国文化的面貌。叶舟在语言的处理上实现多种优势的集合：长短句式的搭配组合，既是“诗余”及“词”的经验再现，也充分考虑了阅读节奏的感知，注重所谓的“抑扬顿挫”或随情节推进的“融洽感”，譬如《天下》的一段：
彼时这一条长路落日如墨
没有手册也没有可资借鉴的
经历暗夜疾行而黎明
亦不过是一卷红色的羊皮[23]
古典时代的骈文遗魄，音与义的相互关系，影响着叶舟的书写。他讲究细节的处理，竭力兼顾诗的传诵性、口读感受。数十年写作与阅读生涯让他以双重身份体会着当代诗歌的精良之处和难以掩盖的弊病，诸如“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当代诗歌的可铭记性不是很强”[24]，脍炙人口，虽无法反完全对等于诗歌作品的优劣评判体系，但站在广大读者（尤其基层阅读者）的视角看待，毫无疑问诸如北岛的《回答》《白日梦》、食指的《相信未来》等作品由于便于诵读、节奏明快洗练等特点被广为传播和记忆。深耕诗论身处学院的诗人们无法忽视这类问题，但提供的现实文本解决方案并不够丰盈和实用。叶舟以其明锐、创造性的西北写作，试图呈现更坚韧的方案。
其次是诗歌境界，关于诗歌语言所饱含与传达的精神特质、叙事和抒情的凝练性、诗意所反映的写作者文学追求等问题，叶舟在诗中提供的处理方式令我想到钱锺书曾在他的论著《中国诗与中国画》中所谈的：中国传统诗歌美学的最高标准是以杜甫为代表的“实”以及与此相关联的风格。叶舟所构造和抵达的境界是立足于自然地理中沙尘和星斗的画面长卷，是立足于长卷而展开的流动性现实叙事，是立足于叙事的神交古人“复活”汉唐的历史经验，是立足于经验的遐想和命运理解。这种“由实入虚，虚实相生，乃是中国古典诗歌艺术的最高境界。”[25]在《阿妈说》[26]的字行间，叶舟从“红脸膛”、“青稞”、“菩萨”等现实环境下事物为基础，继而以“凤凰耳环”等特殊物象催动诗歌情节与史书情节的交融，“长安使团”、“铁匠铺子”、“和亲的公主”、“胭脂店”、“匈奴”等穿梭时代的词汇在文本中从来不曾众说纷纭、各执一词，而是统一和谐地为诗歌的内核服务。调和驾驭这些沉重甚至具备深远历史分量的语言绝非易事，叶舟比之吉奥乔·阿甘本所说“必须坚定的凝视自己的时代”的优秀诗人的标准，事实上还高出一筹。他所通联和创造的精神化、修辞化、想象化的跨时空历史内容与书写现场形成微妙的关系，从而共同阐释思想、拱卫情怀。这既是写作者认知维度的丰富所致，也是精深美学批评体系的产物。
美学思想的领悟力和关于中国古代文学审美的继承，是谈及叶舟诗事无可回避的另一重点。叶舟几乎不受近些年亚文化、反叛现实主义等因素的搅扰波及，他所持有的雅俗观念、文化辨析、伦理道德的视角脱胎于中国本土的儒法结构，并融合了新时代哲学与文艺学发展的涵养。创作的锚点一端紧随“凡是背弃和违背‘雅者正也’传统审美规范，诗文创作就会衰颓”[27]的古典汉诗思想，另一段依托于工业科技高速发展的当下时代从社会多位面产生的思想动态、崭新经验、精深聚焦的关照和总结。
叶舟的诗歌写作，从不是单一存在和维生的，与广大的作家群体不同，他凭借多种体裁的创作经验和灵感反哺诗歌，同时也以诗人的姿态赋予其长篇及中短篇小说、散杂文、报告文学等作品沾染诗歌的神韵和特色。这般文学身份的丰富性，注定了他与一般兼事诗学批评（学者）的诗人、惟诗歌写作的诗人大有差异。尤其是叶舟对于诗的信赖和坚守、深情与眷顾，如其所言“诗歌像我的户籍和身份证……如果说我的小说还有一点点特色的话，我想，那一定是因为我诗人的身份，给予了小说盎然的诗意。”[28]他珍视诗歌语言的纯净，享受其中。较之其他涉及古典题材、元素的写作者，譬如在长诗写作上颇有建树的赵晓梦、创造“谐律”诗歌的茱萸等人，他们有高度相似的共通之处（在写作主体上对于各自所处地域的特色的使用和史料考据及经验的总结，赵晓梦书写古典色彩的川渝尤以家乡合川钓鱼城为创作蓝本和灵感源泉、茱萸书写江南地区的文人拓片尤以通联古人的山水唱酬诗词为写作基础）和各自在处理语言细节特征和风格上的迥异。叶舟写历史并非对过去时间的生态复述或时空复制，他如同先秦的史官或采诗官一般，为苍茫土地上修远的往事和现实事件作注释，并寄希望于启示今人和后来者。在地理单元的书写上，他更像是社科学者的姿态，如同西方关于“早期从事‘比较文学’工作的是民俗学者和人种史学者，他们主要是在斯宾塞（H. Spencer）的影响下研究文学的起源、口头文学的不同形式，以及早期史诗、戏剧和抒情诗的产生等课题”[29]的分析一般，深刻感知并承担文学世界里历史叙述与分析责任的叶舟在诸如“沙州与肃州，在咳嗽里见血，在脊背上/分泌着寂寞，最后的终局，往往口说无凭”[30]句子中，更像一个打开“安西大门”的岑参式的诗人，走马实地呼应山川，重新整理和讨论被书写物与书写之间的关系，除了具备“知人论世的研究范式”[31]之外，还融入了跨领域的物象互动、交织，令古典在诗歌层面回归的路径包括了对古典呈现形式的革新。
具备的史学素养和相关知识结构，是书写叶舟式西北诗歌的先决条件之一。《江山北望》的目录分为两辑，其一为狭义地理概念上“西域”范畴的言说（以甘肃及新疆地区的人文地理展开写作），其二则是更广阔宏大地理单元上“西域”的拓展延伸，诸如波斯、天竺、吐火罗、碎叶等遥远历史地名所组成的诗歌背后，是对于丝绸之路伟大图景的瞻望与描绘。叶舟的天下观念暗合于汉唐时代的文人，他们深知并实践着“文学作品不止是简单地对地理景观进行深情的描写，也提供了认识世界的不同方法”[32]的理念，包容开放的视野之下隐藏着一颗对于文化盛事和生民富庶的企盼之心。叶舟关于战争或军旅内容的书写，折射着对于唐代“将儒[33]”的文武兼资的体系的认同，他涉猎政治史学深知文武关系的均衡调和影响着政权命运的走向，政权的命运无形中推动着文学衍生的选择。唐代的边塞诗以李白“洗兵条支海上波，放马天山雪中草”、李贺“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为代表的作品之下直接反映了唐人所具备的战略气魄和地理版图上的远涉，以及武德充沛社会对于建立功勋的渴望的思潮。宋人边塞诗则以范仲淹“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陆游“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等为代表的作品反映了尚武精神的褪衰和国家战略的内敛，以及地理信息上直接反映的国土和政治文化萎缩、被动的形势。叶舟在诗歌中为文武两极的历史关系架设桥梁，对文人系统的视角他取用汉唐的气魄，而对于“武人欠缺一个价值体系，去挑战历史悠久的儒学传统”[34]的境况，则以文化的总体性包容的禀赋展开对于粗糙暴力系统的吸纳和融合。诸如在沙地军旅之中“一匹辽阔的丝绸，让诗词/管弦、围棋、歌姬与艳舞/突然间身轻如燕”[35]的语言设计，叶舟“诗歌写作中触发的新变化，经常摆脱或反制那些被加强了的权威性的历史”[36]，辩证性和多维度的分析与汲取历史养分，是他发展此类题材书写的诀窍。
古典文化的重要底色是兼容并包，强大的文化自信和承载力，足以托起四面而来的域外文化的介入和扎根，新诗在叶舟的笔端正重复着历史上无数次上演过的桥段。正如“隋唐乐制除了中原音乐外，还将四方各民族的音乐纳入其中，制定了成为七部乐或十部乐的完整体系”[37]一般，叶舟的诗中不乏印度、阿富汗、哈萨克斯坦、伊朗、吉尔吉斯斯坦甚至欧陆的文化元素，域外的宗教可以弥补或结合本土化的信息成为中土民间信仰和社会文化的一环，域外的历史神话和文学典故可以深入参与中国写作者的词汇构建和叙述迭代。在当今，如何面对并消化生硬的现代诗范式、刻板的（高度西化的）创作索引、比附域外诗典或逐渐依赖虚构化写作的多个方面尚未消弭的问题，本质上就是解决当代汉诗的技术性修辞和物象追求真实性之间的矛盾。解决口语化泛滥、庄肃的诗歌权重旁落，和恢复古老汉语尊严、书写具备中国地域特色与风土人文情怀的文本之间的矛盾。叶舟的态度坚定，并且“不惜在更深层次上为这种态度提供经验论的、存在论的或生命哲学意义上的说明和辩护。”[38]在多年纸面上“经营”西北、叙述乃至解构传统文学的价值的过程中，他已然炼就了自身的诗歌理解、书写方式和境界，这份可贵的经验财富足以成为当代诗歌写作与诗学研究的坐标系上，难以忽视的重要的路标或长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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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敬文东：《新诗学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22页
[6]霍俊明：《夜雨修书：陈超和他的朋友们来往书简》，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4年，127页
[7]李章斌：《从“刺客”到人群——关于当代先锋诗歌写作的“个体”与“群体”问题》，《文学评论》2022年01期
[8][28]叶舟、朱自奋：《读书｜踏勘河西走廊，讲述伟大地理——叶舟最新诗集《江山北望》出版》，《文汇报》2024年9月19日版
[10][德]沃尔夫冈·顾彬（Wolfgang Kubin）：《Fragmente einer chinesischen Ästhetik der Leere》，薛松、李欢友译：《“空”（Leere）在中国美学》，《中国文艺评论》2023年12期
[12]方铭：《浪漫主义与屈原》，《光明日报》2023年7月13日13版
[13][16]李敬泽：《会议室与山丘》，中信出版集团，2018年，102、69页
[14][美]雷内·韦勒克（René Wellek）、[美]奥·沃伦（Austin Warren）著；刘象愚、邢培明、陈圣生、李哲明译：《文学理论》，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1984，第一部分：定义和区分（5）总体文学、比较文学和民族文学
[17]蒋应红：《敦煌文学还是文学敦煌？——叶舟长篇小说〈敦煌本纪〉的文本启示》，《扬子江文学评论》2023年06期
[18]《河西走廊》摄制组编：《河西走廊》，甘肃教育出版社，2015年，21页
[19]臧棣：《臧棣解读王敖〈隐居〉〈子虚赋〉等诗四首》，中国诗歌网·诗理论，2016年7月29日版（网址：https://www.zgshige.com/c/2016-07-29/1566489.shtml）
[20][美]加里·斯奈德（Gary Snyder）、巴黎评论（The Paris Review）编辑部：《诗人访谈：加里·斯奈德》，《巴黎评论》1996年冬季号（141期）
[21]奚密:《从边缘出发》，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52页
[22]陈东东、木朵：《诗跟内心生活的水平同等高——陈东东访谈》，《诗选刊》2003年10期
[24]李章斌：《“韵”之离散——关于当代中国诗歌韵律的一种观察》，《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0年03期
[25]江弱水：《抽丝直棉：诗学观念与文体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22页
[27]曹顺庆、李天道：《雅论与雅俗之辨》，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7年，72页
[29]在德国，于1860年创办《人类心理学杂志》的H.斯坦特尔，似乎最先将进化论原理系统地用于文学研究； 在俄国，维谢洛夫斯基对“进化论的诗学”作过广博的探讨，他是斯坦特尔的学生； 在法国，进化论思想也是很明显的，如E.梅利尔所著的《喜剧史》（两卷本，1864年）就采用了进化论的观点，布吕纳季耶（F. Brunetière）将进化论思想应用于近代文学； 英国J.A.西蒙兹也是如此
[31]康震：《文学史观的转型重塑与古代文学研究的现代化进程》，《文学评论》2024年06期
[32]张鹏禹：《叶舟诗歌的空间层次、主体与价值取向》，《当代文坛》2024年03期
[33]司空图：《司空表圣文集》，收入《宋蜀刻本唐人集丛刊》2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11页
[34]方震华：《权力结构与文化认同——唐宋之际的文武关系（875～1063）》，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88-93页
[36]王敖：《现代诗人与历史深水区》，《诗刊》2023年06期
[37][日]谷川道雄著，马云超译：《隋唐世界帝国的形成》，九州出版社，172页
[38]张旭东：《漂流的终结——鲁迅“上海十年”开端时刻》，《BM》创刊号Summer2024，2024，19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