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若栋：巴山蜀水的辩证法：诗歌的历史继承 与精神重构——由梁平《一蓑烟雨》谈起

西班牙诗人阿莱克桑德雷曾直言：诗与人性之间有着强烈的血缘[1]。诚如是，人性的棱角所直接波及着诗人对于物象体察的敏锐度、精神视域、语言格局的宽窄和某种难以经营的源起内里的气度。讨论诗人的“人性”成因，除却生物学上至关重要的遗传基因之外，便是人体所长期置身的人文与自然环境主导的关于禀赋、秉性、逻辑和观念的成长与闭合的影响，俗语有云“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所揭示的道理几近如此。研究诗人梁平的文本根系所折射的神性和语言的暗码，首先便必须以“川渝”这块对他而言高度绑定的生活与文学的“栖息所”为矶口谈起。西南大地自然景观气象万千、人文底色复杂深厚，四川与重庆的现代行政区划概念之内，是庞大而古老的“巴蜀”文化风貌的身影。纵观中国的地理脉络，此处与大多数地区不同，存在既通联又阻塞的特殊性：追溯千年历史，巴蜀人与身处中原的主要华夏人群之间，总体呈现交流紧密、音书愈畅的景况，天府之国北接三秦、东连荆襄，车书一体、衣冠蔚然；但也存在并不共享着同样的历史记忆和文化特点的实情，譬如三星堆所展现的迥异于异地的奇风异俗、汉唐以来中央政府对于巴蜀的施政措施往往“因俗而治”，甚至两宋的部分北方官僚对于渝州（重庆地区）的刻板印象还处于“乱邦”与“危邦”的谬误概念[2]，正是由于客观上差异的存在，距京遥远另怀风光的巴蜀，在政治上长期承担着某种偏居一隅和贬谪之地的角色，在文学上还负有满足外客文人所谓隐逸之志和仕宦闲情的心灵价值，譬如被梁平《水经新注：嘉陵江》所收录“绿了春夜把盏的河边小亭”[3]的陆放翁，便曾立身成都大为慨叹“坐悲新霜点鬓须”，抒尽胸中堵塞之物。巴蜀的文化氛围所孕育和展现的诸多特征，使得其几乎成为了别具风光和忧喜兼具的另一方天地，《送知府吴龙图》早有诗云“当时奏使便宜敕，不与天下州府同”，巴蜀的复合与复杂可见一斑。

峡谷沟壑、山高林深、流雾云霭赋予了巴蜀文化坚韧深邃的一面，比之河朔开阔平原的波澜壮阔的气场基因、淮泗两岸相对柔情婉约的文学色泽，身处长江上游的山城民风无疑更加剽悍、强硬和结实。由于三面山脉层层包裹，西部与康藏、安多甚至乌斯藏的高海拔地区接壤，造就了中心蜀地的相对独立性，封建时代“各个社会阶层都有自己独特的必要的非法活动”[4]，南方丝绸之路茶马古道从蜀地经行、与西番部族的盐铁贸易在川西发生，诸如此的特殊区位价值自然造就了巴蜀地区繁荣而不乏灰色的产业结构和社会秩序，川商善于经营富有头脑、川民善于营生乐于休闲的根源之一便可追溯至此。历代以来割据政权频繁出现，在司马错为秦王国收取巴蜀之后的两千余年间陆续出现了包括但不限于公孙述、刘璋、谯纵、王建、孟知祥、明玉珍等数十位在此创立基业分割于中央朝廷另铸江山，或王小波、李顺等鼓动“造反（起义）”的事件。巴蜀文化的内核饱含着对抗与顺从、接纳规训和倾覆规制的博弈元素。这种长期历史积淀的文化民俗与社会风气自然影响着每一代诞生和成长于此的人们，川渝人时至今日的群体肖像仍不乏泼辣脾气、豪爽性情，有一诺千金的信义，也掖藏机关算计的私谋。

除却民风及社会民生的姿态，学术光晖与巴蜀的整体文化的脉络也紧紧纠缠和衍生。考据文教事业的兴旺，西汉文翁所创办的学宫造就了《汉书》所言“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的盛况，西晋之后由于历史变迁汉文化中心几次大规模衣冠南渡的举措，都滋润和补助了巴蜀的文脉发展。譬如苏氏蜀学一系的三教合一、融汇百家的偏好，除了在汴京和建炎之后的临安落地生根外，在三苏的家乡巴蜀之地同样学养浓郁，影响着后世的桑梓子弟。源自《孟子》的“兼善”意识，在宋代尔后融汇为了兼众人之善的良知思想，伴随吕余庆、赵抃、张俞等外来文人及官宦的治蜀建设和张孝祥、贾元、赵贞吉、任翰、彭遵泗等巴蜀本地人才的治学发展，围绕天府之国成都和长江山城重庆为双核心的西南重要文化链条愈加牢固，发散和滋养辐射着更广阔的地域。长久以来巴蜀地区诞生了诸多灿烂的文学作品，究其原因，除了早已被众学者所反复谈及的人文精神的滋养、山川景秀自然风物所加持的灵感补给之外，还有一个更为庞大而无形的地缘特有的意识导向，即是包容兼顾、怀纳扶绥的文化内核。如同梁平在书写重庆时“没有天子，人民托举的解放碑”[5]的直叙，和留在杜甫草堂的语句“进出自如，浣花溪流水分行的诗/都是茅屋的原唱”[6]一般。巴蜀文化的魂魄是源生于这一地域多民族、多民俗的融合，与不断接受外来文化的渲染或入侵、不断输出自身文化的真挚和诚恳的状态下运生的宽大格局。对于贫穷的杜甫、辛劳的船夫、潇洒的李白、苦闷的元稹、寂寞的薛涛和风尘仆仆的外州客，惟有浮动于细节处的感知，没有理直气壮的歧视或攀附。巴蜀甚至可以是某种虚构概念的“乌托邦”或“故乡”，这块水土缺少强烈的主体介入意识，它能够仍凭书写和“再创作”，没有绝对的“地方志”概念，所撰写和不断增添的乃是天下文化的一道副本。巴蜀学人、百姓、商贾甚至官僚在长期与世界进行交互或交换的过程中锻造出了纯熟的腔调与面孔，所谓文化心理的结构其实就是关怀和承担。梁平在自身的诗歌谱系中几乎汲取了上述所有的机巧和精髓，他引人注目的长诗写作，正是展现历史深度和文化宽度的最好诗歌形式，深谙写作中运用“历史感”的重要性，“貌似指向遥远的过去，实则是要以深切生动的方式指向当下的现实”[7]的思考贯彻在梁平的文本始终。做抛弃历史的诗人是第三流开外的，在纸面复述重演历史的诗人是第二流，惟有提供历史的分析式提炼并融入诗学智慧的人，才堪为第一流的大家。

梁平的写作以“整合”为目标，拒绝抱守残缺，一味沉溺于古典而忘乎时代的进程；同时也绝非高歌猛进，在城市繁荣社会日新月异的标签和符号之间迷失了庄重肃穆的诗歌思考，他高度吻合蒋登科过去所谈的“第三种情形”[8]。西南学风对历史经验的珍视和悲悯、对未来拓展的决心和坚毅，还包括有苏东坡式、杨升庵式的豁达情怀，这一切被梁平一肩挑之，作为家乡的嗣子和文学的传人，梁平内里不免随年岁沧桑而语言始终葆有年轻、诙谐的姿势，他常年旺盛的创作力维持着充沛情怀的输出，为脚下的土壤写作是几十年来最寻常的事，《成都词典》《重庆书》是对生活的解绑和历史革新的别传，《汶川故事》是大灾来临之际最直接的心灵与文字的互译，救亡的思想和对逝者的缅怀之上还流淌着千百年来巴蜀共情文化的赓续，这是超越诗性结构的磅礴力量，梁平以史诗质地的作品将其脱出，这种道义上的担当、诗艺上的卓越是不同凡响的。梁平在日常状态下也怀揣着较强的历史参与感，陈超曾于2009年提出的处理生存、历史与个体生命元素的“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9]的问题其实在《良好的气节与风范——2013年中国诗歌印象》之中得到了梁平极好的回答，他力主以“我”的身份和视角介入、参与乃至主持融合历史文化因素与现当代场域的文学感知和作品构筑，他提倡“需要诗人对城市的精神代码、文化符号以及城市人与城市各种关系里的消极与积极、融入与抵抗、享受与逆反的辨识与思考”[10]，这种文化的继承人乃至“当代主人翁”角色的身位，令梁平通过诗歌作品率先构筑了富有责任感的精神文化场域，以城市线路乃至地理版图的模式铺展而开。他是为数不多完成架设如此宏大价值结构的诗人，这一类文本将直接冲击或占据现代诗在具体地区部位的生命体验和精神交织的经验桥头堡，这是继承了巴蜀历代文人辽阔胸襟和眼界、达观和考据意识的结果，更是区别于大多数“都市诗人”或依托乡土元素孜孜不倦的写作者的醒目标识。譬如写于第31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前夕的东安湖体育场馆及公园景区的《东安湖》一诗：

水的触须在龙泉山四面埋伏

水润的阳光比丝绸柔软，鸟的鸣叫

完全源自现代的城市建设规划思想和遍布运动元素堆积而造就的场馆设施，通过梁平的笔迹在不觉然间附上了一道古典传统和意蕴深悠的镀层。细读文本，实际上“满世界青春”和“远古长调”已经高度融合，不必再分辨何为现代社会的构筑、何为长久传承的遗风，如此潜在的布局谋篇是梁平诗歌写作极大的特色。他力求让诸般意象、事物甚至打断或完整的时间轴熔铸为一体，“湖水的激动”与“客家土楼”既是东安湖的“前世”也是“今生”，在高度和谐与统一的审美的文化基调之下，多种元素实现的互相让渡，已经令主次关系难以区分，使得主客体的概念被一定程度模糊，梁平的语言技巧近乎达到“谋略”的概念，他勾连当代的城市生活、建筑、富于激情的活动、沉吟深刻的情愫，从龙泉山的“阳光比丝绸柔软”写到“湖水泡酽的茶”，这既是现代性场域下的延伸，也给予了古老境界的复归机遇。在“东安湖的水文线与五洲四海/一次重合就是永远”之中，梁平所施展的语言空间转换与调和的魄力、技艺无疑是高度精炼的，“水文线”就在眼前的湖泊之中，而“五洲四海”则是千里万丈之外俯瞰的宏观概念，梁平将“空间关系有时候是一种想象的关系，不一定是物质性、视觉性的”[12]的艺术思考深度运用。而纵观诗集《一蓑烟雨》及梁平长期的写作经历，如此的实例还包含在《桃花渡》《梁家湾》《诸葛井》《洛带古镇》《资阳》《芙蓉洞》等诸多作品中，通过对具体现实景观（当代时刻）的相对抽象化和重点元素的提纯与剥离，混合或裹挟起诗人自身的经验与潜在赋予物，从而得到了某种“形而上学”的高度，文本最终将获取和呈现的是更“真实”的真实境地。

汉语诗坛之上，巴蜀大地才子辈出，伴随过去百余年新诗发展的主线，各自据有一番风貌和著述。梁平之前，郭沫若的文学史地位卓著，属于白话诗歌先驱之一，但写作后期内容参考价值有限，一生功业在金石考古、文字书法、政治外交等领域倾泻太多。流沙河因《草木篇》名声远播，后来创作《蟋蟀吟》等一系列诗歌抵近生机、温润有度。张新泉和李钢对历史元素及巴蜀文化的阐释与解构相对稀少，前者更为注重朴素情怀和生活事物的锻造，后者军旅出身，一卷《蓝水兵》是其代表。梁平的同辈之中，欧阳江河的《玻璃工厂》颇具影响，高密度的语言表述和关于跨领域的写作实践在《宿墨与量子男孩》《圣僧八思巴》之中尤其体现。李亚伟则是疏朗开阔甚至侠气缠身，《中文系》是显露去伪存真的意识追求和相对放浪形骸的代表性载体。龚学敏长期萦绕于自然旷野的图景收录或花踪鸟迹的临摹，即便久居都市腹地仍忘不了一抹《九寨蓝》。在诗歌场域内，梁平与大多数文人有着深度区别，他与赵野存在一些文学部位的相近，以诗为赋，写作的心境和其所展露的神韵与“古”相接，几乎跨越了近代的大多数杂芜直接会同浩瀚时间轴上的仁人贤明进行思绪通联、情怀承袭、广纳养分。但后者所秉承的隐逸情怀和《碧岩录》之中所昭示的悟道思想、明志抱负嵌入警句式的抒情语言，又与具备充足“入世”心境的梁平存在本质上的差异。他高度契合于所谓社会心理中“角色理论（roletheory）”的概念，在当下时代的文学板块之中、在纵向历史的发展统绪之内为自身的诗歌写作寻找一处合适的定位，以完成弥补乃至丰盈诗坛、贡献个体经验和推论的的志向和愿景。显然，梁平的诗歌思考和个人定位的搜寻非常成功，在文本整体结构和细节处的词藻规划梳理上，基本符合于被李章斌视之为“非格律韵律（non-metrical prosody）”的一种当代汉语新诗节奏真正有意义的发展方向[13]，在表层的音韵发声的契合度之上，深究某种阅读口感、具备“可铭记性”价值的词句力量，从而自语言质感和诗意境界双层面策动作品的新框架体式诞生。“他是思想者，忧虑者，担当者。他的诗歌世界里没有个人秘史，风花雪月，有的是对于大生活的爱恋，对于大时代的倾心”[14]吕进先生曾在回忆中一再赞叹这位同乡诗人的诗艺才华和格局思虑，后来在他所主持的国家“一级作家”评审程序中，梁平并不意外地成为了巴蜀地区最早的获殊荣者。

唐代司空图曾拟定《二十四诗品》以调和与整饬诗歌的境界，若以此为评定基础，梁平应当至少契合于四项细论，其中由“积健为雄”、“大河前横”、“古镜照神”前三者造就了最终的“尽得风流”。现代汉诗之中有心依托古典元素和传统文脉的余韵催动创作的诗人并不多数，除却关于情怀和历史信息及知识结构的门槛外，现代性的汉语体系及表达方式与时隔千百年的古典社会早已相去甚远，以新诗纠集消化、融汇、继而革新等目标为一体地进行文本上的叙述抒情，需要诗人具备极大的魄力和构思去提供阐释方案。面对时代的诗学命题，梁平是少数交上高分答卷的人，而他所面临的困难程度甚至比同仁更大。创作的发轫恰好处在1970年代末中国诗坛重要的节点，风云际会、流派纵横，时代以巨大的加减法同时进行，一批诗人老去伴随几股踊跃激昂的“新势力”抬头高扬。今天派在北岛、芒克陆续携书去国之后陷入一段时间的相对沉静，直到1990年才在挪威奥斯陆复刊，又过了十余年待到刊系扎根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后终于彻底稳定。“第三代”的潮流迅速席卷整个大陆的纸面，“莽汉”、“他们”、“非非”、“整体”等主义纷至沓来，加之海子、骆一禾等先后造成或策动的迥异于传统文学风尚的“新浪漫主义运动”[15]风向，和象牙塔中愈来愈高筑的知识分子写作集群，诗坛的狂热气息和随之而摇摆的偏旁部首，在旗帜变换和灯塔林立之间来回闪动和呼啸，那一时期的诗坛围绕文学叙事模式、功利化批判或价值的重塑、文本体式的解放、商业暴力与意识形态的挤兑[16]等多问题持续展开了争论、辩护和攻势体现在诸多方面，从理论学术界到评论行当，从诗歌文本到通邮内容，譬如1991年4月陈仲义教授在厦门写给陈超的信函中便不乏“老是挨打不好，得巧妙回他几拳”、“憋不住”、“火药味很浓，尽管我写得心平气和”等字眼[17]，当时局势可见一斑，几乎每一个于此际开始写作的年轻人都必然面临流派或倾向的选择，仿佛在踏入船舫之前就必须思考驶向哪条河道的问题，在抬起望远镜之前便开始从铺天盖地的信息网络中捕捉安置命运的星斗。梁平是沉默者，这种寂寥之下的冷静佐证着他绝非一个闻声而动、茫然从众的诗人，他可以驱使激烈振奋的语言但并不引以为习惯，能够调遣颇具现代性甚至后现代性的词藻模式但并不以此充做招牌。他不选择置身任何阵营的决心与思考正如诗歌《投名状》中“我不相信还有江湖，有团伙/即便有也绝不加入”[18]所言。在彼时的巴蜀还有一位更加年轻的诗人几乎与梁平做出了同样的选择，李元胜自此开始探索不依从固定范式的“去风格化写作”之路，但完全的去风格化却并非梁平的本心，两位后来的大诗人就如此在冥冥之中某处诗脉的经纬交点上握手然后道别，各自继续前行。梁平回顾身后苍茫的山川江流，抚摸万卷诗书之中殷殷悸动的繁荣面具，他要成为集批判的崇高和抒情的反思于一体，在现实主义基调下延伸浪漫情怀的诗人，他要揭示文化症候和地缘的裂隙，也要始终与良知道德缠斗令笔迹长存清醒。统而言之他渴望开创，就如同渴望继承那般。

三面手与双城记[19]是对梁平的人生和文学谱系最好的概括，所谓三面手乃是指代他编辑家、作家与诗人、评论家的三重职司于一体，双城记则是对于重庆与成都萦绕他的笔头成为肌理之内的灵感泉河与原动力的表述。驾驭如此丰富的身份和经历，甚至抽取经验炼就为写作维度之中赖以信任和饱含价值的“武器库”，梁平的诗歌之内宽阔的抒情视野和处理历史人文关系时超常的能力，一部分便出自此处。他是朋友圈子内公认的“老大哥”，在豪侠仗义和交结四方的过程中，往往以成熟的作品水准和人格所展露的统摄力著称。陆续经营四家大刊《红岩》《星星》《青年作家》《草堂》，主编即是掌舵手，对于这个责任与考验重大的位置，梁平早已习惯了无限风光所在的“险峰”，他在自身的创作过程中完成对工作和社会多剖面的消化与转换，从《忽冷忽热》到《时间笔记》，所谓隔阂与凶险，已经在梁平所开创的非线形逻辑的记叙驰道中被阐释为宽容或从根部被逆转；所谓善意和浪漫，在极善于调节乃至平添生活情趣的梁平麾下，往往会更具表现力和扩张力，其中的一部分感知甚至会被存蓄收纳起来，作为维持诗与世界基本关系的兜底之物。充盈的阅历诞生了对命运和文化更深邃的理解，梁平在多年有条不紊的写作部署内，不断开创并辨析、磨合一个立体化的诗歌场所，“从起源上讲，在新诗史的背后有一个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整体方案。新文化是这个方案的一部分，然后新文学是其下属的一部分，包括小说、诗歌、散文等文体”[20]，梁平在诗歌中追逐这般宏大的目标和构设，他致力于实现这项伟大事业，为之贡献自身所探掘的特质、新质和异质。同时勇于经受时代的考验，他不会拒绝任何值得为之书写的事物，在人世间对权力和身份进行降解处理，从真诚和泪水中不懈追求一种醒悟，抛下诸如“艺术”、“美”、“高尚”等冠冕堂皇的理由和遣词，甚至放弃自身曾迷恋的惯性书写而开始不断调整转变。书写的转变，是对地覆天翻的现实变化最好的应乎和解答，也是文学家开始精进和质变的标志之一，从《山风流人风流》中最初的散文式的美感，较为单纯地对史观概念的呈现[21]，发展到现今堪称时代、历史、地缘记忆之碑的《蜀道辞》，梁平在诗艺和视角上的拓边、增幅实际上也是中国当代新诗写作的某种进步，作为开创型的大诗人，梁平如同佩特把“审美”（aesthetic）这个词从德国哲学中解放出来，将它还原到古希腊词源中理解为“有洞察力的人”（aesthetes）一般，他把巴山蜀水这幅画卷从汉语新诗单纯的复古或写今之中开释出来，奖其推向多种元素和背景水乳交融、生生不息的地步。美国耶鲁学派之中以哈罗德·布鲁姆为代表者提倡直面“伟大”这个概念“希望我们内心伟大的声音可以上升”[22]，梁平在其长诗写作中尤其彰显了这一特点，他所赋予的语言的伟大，是老成持重和温文尔雅的融合，也是雷厉风行和大开大合的延伸，蜀道辞在收尾《旁白》之中如是写道：

蜀道之道深不可测，

梁平诗歌的圆融精致是古朴裁刀下用心抡开的剪影，每一帧画面不乏缜密的匠气，但绝无雕琢之感，早期新诗的一些特点得到了延续，“在宽泛的‘为人生’的宗旨之下，一种质朴、稳健、自由的诗风”[24]被高纯净度地延续到了梁平的诗歌版图之内，而除此之外还嵌入有独属于其个体的经验档案、母语情愫、思辨结论甚至是语言向度上的妆容术，这其中保藏着充沛的力量和激情，以及多种琐碎的俗世情感与访古考据的片段之间持续发生反应和产生关系的链条化的精神脉络，按照吉川幸次郎的汉诗解读，这属于典型的诗歌和中国天命哲学的相互的灌注[25]，梁平花费了近一年时间完成此作，对蜀道的刻画和言说伴随血脉中奔涌不息的巴蜀地缘基因和中国传统文人士大夫的时代责任感，以一种“责无旁贷”的状态倾力造就能够抗住时间检验的作品。在创作谈中他所直言的“我们书写新时代，要以我们对民族、对人民的真情实感，真真切切地触摸这块土地的呼吸和人民的心跳，让我们的写作与我们的时代发生关系，留下擦痕”[26]，对于梁平而言以古蜀道这样一条比意大利古罗马大道更久远的世界交通遗址为蓝本和基底，加入当下时代的生活理论和全天候经验开创式地书写，正是为时代留下擦痕、发生关系的极好通途。2009年在《三十年河东》笔谈会议上，霍俊明便对彼时梁平所创造的长诗赋予了“大诗”的定义[27]，梁平所显露的求真意识和处理历史复杂性时运用的文本深度自洽、切中要害的语言，早已摆脱了单调、单薄的仅凭地理单元和史书固化的诗歌写作，他近乎将中国古典山水画或木构榫卯建筑之内的留白、空隙的架设和铺排概念贯通于笔端，他在词语和词语之中放低折叠度、物象与物象之间留出足以停顿思考或引出闲情的空格，从而以迂回或“背击”的方式抵达水落石出、天光云影、豁然旷达的境界。十五年后面对诗集《一蓑烟雨》，霍俊明在读后谈及感受，关于梁平的“诗歌在终极意义上成为一个诗人诗性正义、生命膂力和语言探险的“衣冠冢”[28]的表述，是对其诗学智慧高度而集中的肯定。

不惟长诗，梁平的短章同样具备类似的气脉和特色，如马泰·科林内斯库所言“现代性写作更多地表现为一种背离传统而前行的动态变化进程”[29]，如果说长诗由于其篇幅优势从而能够造就叙述幅度、情节宽容度和“容错性”等方面的可供诗人“调节或纠正”的机会，那在短诗之内兼顾甚至尊崇传统元素和古老文化的思考，则无疑是几乎不可行的。然而梁平在《缙云山听雨》之中以李商隐的巴山夜雨之典故引入引出[30]、《惠安女》之中以一壶茶一杯酒的物象牵丝连线[31]、在《两点零五分的莫斯科》之中以“隐姓埋名”与“起承转合”等词汇充当整体画面的粘合剂[32]，完成对历史“消化”的坚持和汉语传统色彩本位的“绝不牺牲”，诸如此的例子几乎流淌于梁平过去十余年漫长的写作之旅中，使得新诗场域下他的文本与中土文化、家乡根系和所坚持物非止不曾脱钩，更是在把当代语境下的诗歌推上了一柄纵向历史价值与品格的标尺进行衡量。总结梁平的作品，其实不难察觉“似乎并不存在一个终极客体的、真理性的‘历史’，其中所包含和传达的，不过是一种生命的体验和认知”[33]，这也正揭示了一项史学领域关乎研究观念的某种终极心理博弈，即是以毫不退缩的姿态不断试图还原历史核心的一部分，即使囿于无可克服的因素将永远无法把个体的认知和完整的“真实”相配对，但一路走来（对于诗人可以看作：一路写来）却已经基本克服了中国知识分子普遍“先天”的对于文化权威回避和面朝宏大事物选择顺从和放弃参与建设（乃至支配某些内容）的弱点。

毫无疑问，汉语诗坛是富于山水艺术的悠久土壤，长期以来关于山川风月自然物象的描绘和视其为要旨而展开的作品，占据了历代文士笔杆之下的大面积空间。古典时代的山水作品伴随着历史进程不断发展，形成了从侧面甚至背面反映或佐证着世界运转、社会结构和审美意识的功效和概念。部分时候也充当一面幕布或基石的作用，供在此之上渲染、建设、增生和流散的情感与叙事内容寻觅载体、融汇嵌合。如此发展两千余年，高度完备的汉语山水诗歌体系和以山水元素作为重要参与部分的写作指引思想，在中国本位的文学价值观内凝聚形成。直到白话诗歌发轫以来，面临时代场域下整个语言模式和诗歌体式发生的重大偏转和变革，与“传统的”、“古典的”近乎相对立的“现代性”以及其繁衍和裙带的意识结构占据主流、开枝散叶，汉语本位诗境中的山水图景不得不面对“通常被理解为与传统决裂、对立、断裂，而向西方诗歌资源寻求援助则成为中国新诗现代化的公认路径”[34]的思考。而幸有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现代派诗人中以废名、何其芳、卞之琳、林庚、朱英诞、吴兴华等为代表者深入古典传统，从中探寻中国新诗建设现代化的真切路径，就古典诗歌传统如何在新诗体系内阐释问题、融汇乃至焕发生机，将古与今（中与外）的两物铸之为一体，实现拒绝脱钩、断代的思考，“重新发现了传统中可资建设新诗现代性的优秀质素，对古典诗传统的再发现，从而形成了一条新诗现代化的‘僻路’”[35]这一切与其同时代的戴望舒、施蛰存、曹葆华等主要向西方诗歌资源寻找现代化路径的诗人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借用鲁迅在《文化偏至论》中对中国文化出路思考中，“洞达世界之大势，权衡较量，去其偏颇，得其神明，施之国中，翕合无间，外之概不后于世界潮流，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另立新宗”[36]所表达的观点，向域外先进文化进行学习和效仿是必要的，然而前提是需要注意“去其偏颇，得其神明”，杜绝照搬主义混淆“拿来主义”的实质，造成中土本位文化的旁落。鲁迅强调“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在诗学领域能够阐释为意在保存和承继、发扬汉语诗典传统之精神和优势。最终的目的是“取古复今，另立新宗”，如何汲取与修缮“古”的产物和内容，为造就“新宗”做出更好的贡献，令“新宗”与“旧宗”具备统一而和谐的延续、关联性，而非其中断代犹如沟壑。这是近百年来历代知识分子（在诗学领域内是诗人和评论家）们不断探寻和创造“解答式”的问题。

梁平是1950后生人，他所纵横诗坛的年代已经攒集和收录了大量的前人经验并呈现着多条饱含尝试性的晦明未可知的道路，他在《静养寂寞》中曾直言“自由生长很多时候只是伪命题”[37]，由于写作涉及的题材范围之广，以诗歌语言为触手甚至探路镐抵达的境地之深，梁平有底气得出这一经验，正所谓“阅人无数不是浪得虚名”[38]，如欲重拾甚至消化掉古典山水色彩进行再创造和镶嵌己身，首先便是在诸多问题之间频繁做辨别性的选择题，和不同时期的诗人、诗作、诗论甚至是自己做斗争和妥协，正如“我与刀光剑影斗智斗勇/都有柳暗花明的胜算/甄别、斡旋、侦查和反侦察/从来没有失控”[39]，在《经常做重复的梦》中梁平处于宏大至整体观念、狭隘到一个短句或歇气上，正地覆天翻地打太极。屈原《九章》之中的《涉江》艺术性长期为人称道，“这是中国文学中最早出现的完整的对自然风光的真实描写，因而被视为后世山水诗的滥觞”[40]但如此的诗境却不宜直接进入现代汉诗的构造，相对单一的景物篇章直到魏晋南北朝以来以谢灵运为代表的细致刻画和更丰富的以景致寄托丰富情怀、实现某种层面的人本主义元素融合，才更为精进。但“雕琢多、偶句多、形容多，不免流于烦冗堆砌”[41]的问题在古典语境下尚能得到一定程度的缓和甚至弥补，但现代汉诗面临“文案化”、冗化和堆叠失措的情况更为严重，口语流动的社会与阅读环境之中，或许陶渊明写自然山水时所取用的白描手法、追求物我合一的特征更为受用，而如何避免情和景的割裂从而跌入最典型也最难捱的境遇，便不得不继续寻觅其他的历史深藏的范例。隋唐时代，李白的山水作品之中“神思飞扬、词采壮丽的长诗大多出于虚构”[42]，以夸张、虚构的物象建设和铺排组合形成迥异于旁者的宏大气魄、澄明境界甚至是与写实的部分高度接壤实现并不过分的诗意拔升，这种大胆的笔迹是传统官僚文人尤其儒学经纶者不可想象和操作的，儒家思想所讲究的“美好社会”的构筑，孔夫子要求各安其位、各司其职的规训之下“使社会各阶层的权利与义务有更为清晰的界定”[43]的模式中难以脱生如李白者，商贾的随性和机变、纵览名山大川长期游离于朝廷体系之外的潇洒快意、对道家“逍遥”思想的热忱和追逐等因素共同造就了此类“新山水诗”的面世，这种写作思路所揭示的不仅是诗学层面的拓展，还包含文化概念中诸项思想走向合流的象征。在现代场域下的西方，诸如美国威拉·莱辛的《啊！拓荒者》、加拿大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浮现》等小说作品实际上也是叩问自然世界和人文关怀的作品，小说所维持的时间、空间、人生三位一体的具有生命意蕴的文化甚至哲学结构，实际上追溯汉语诗典，早在千年前便已有所回响。梁平在《李白别传》中如是感慨“这只能是天眼所见，而且忘了自己”[44]，正如诗言，在创作的某一阶段卸下己身的现实感，利用精神和想象来搜索和判断，山水便不止是窗棂外的一草一木，更兼具了凌空起势的钟灵毓秀之物。

古典山水所裹挟的非止诗学单纯的写作思路，还附带一面几乎隐形但至关重要的密钥，即是史观。古典时期的中国正如宫崎市定所言“文化被贵族阶层垄断，文学、书法、建等各个方面都流行着封闭的沙龙艺术”[45]，大量的百姓处于社会阶层的低位，无暇或无力参与山水文学的构筑，贵族式和官僚式的文人所创造的辉煌文学成就几乎占据了后世研究那一时期作品的全部版图，在这一角度而言现代性甚至是“后现代主义”从另外的剖面为今人的山水诗学甚至地缘写作打开了新思路和供给。最早见于西班牙人F.D.翁尼斯1934年编纂的《西班牙及西属亚美利加诗选》一书的“postmodernism”单词，在1942年达德莱·费茨编辑《当代拉美诗选》中再次使用这一词语。1947年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在其名著《历史研究》中也采用这个术语，但他特指1875年开始的西方文明解体阶段，与现今谈论的文化范畴并不相同。20世纪50年代，美国黑山诗派的主要理论家查尔斯·奥尔生经常使用“后现代主义”一词。60年代以来，这个概念在艺术、文学和哲学研究领域得到广泛运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文化潮流，一半来自“思想解放运动”的推动，另一半来自对西方现代思潮的追逐[46]，现代诗歌场域下，后现代性所体现的最大特色即是终极关怀、审思意识和“突出个性、反叛和批判精神”[47]因此大量的富含心灵解剖、生命关注、价值追求，以及对传统的反叛和对现实的批判注入了百年汉语新诗的发展脉搏之内，其中的部分元素甚至成为了对古典山水诗歌继承和修订的指导思想之一。譬如梁平在《白马秘籍》中“大脚裤旋风扫过荞麦地/一个来回就有了章节。黑色绑腿/与飞禽走兽拜把子，一坛咂酒撂倒了刀枪”[48]的诗句便具备较为明显的后现代性特征，揶揄的语言、更具体而民生化的物象维度，从古典时期簪璎子弟推杯换盏的诗歌“章节”，变幻到大脚裤扫过荞麦地创造的“章节”，更丰富的俗世俚语、谚语甚至“江湖话”都融入了诗歌的腔调之中，“拜把子”的对象不再是单纯的职业官僚间联社结党或互约兄弟的暗话和雅言，而是下沉到民间，深入黎民百姓之口，成为范畴更广阔，对象更丰富，更抵近现当代社会结构和文明的作品。

梁平的“现代意识”是全方位的，在“生存时间结构造成的意义波澜”[49]之中，梁平维持着具备个人特征的介入美学领域的思考，古典山水纷繁多样，立足巴蜀的生态变化和人文统绪，他首先淡化了以《哀郢》为代表的“废墟诗”（ruin poetry）[50]对于自身笔迹的影响，巴山楚水凄凉地的刻画停留在历史札记之中已然作古，当代书写对古已有之的元素需要有条件和足够细致地甄别和继承，而实践这一切需要丰饶的自身理论体系构筑，面对“美”、“自然”涉及文与质、华与实、本与末、繁与简等位面的观念性塑造，和最难以完成的实地考据。现代汉诗所依托的富含意蕴和风格化的“真实性”除了可以直接化身为语言的一部分，更是掺入虚构、想象和梦幻内容时重要的奠基之物（甚至是主干），正如西方学者在确认塞奥克瑞图斯的牧歌是欧洲文学最早的“地方之诗”乃因其第七首牧歌所写八公里内主要地标皆得到了准确验证[51]一般，中国诗歌体系内也不乏用心考据的学者群体，2010年5月下旬，萧驰教授在余力先生和温州大学孙良好教授陪同下，考察了今藤桥石鼓山，发现今所谓“石鼓山”山势平平，登顶所见，四围逼仄，“唯见远处细窄的上戍溪流而已”[52]的古代山水文学作品与现实景观高度吻合。梁平是以诗人的第一视角完成了堪称漫长细致却游刃有余的勘考过程，创造《蜀道辞》时从古蜀道、剑门关、米仓道、翠云廊、明月峡栈道逐次亲赴现场，写作《水经新注：嘉陵江》之时他比北朝时代记录《水经注》的郦道元更抵近现实场景，郦氏受困于时代交通和战乱因素的缘故对许多南方地区的河流水系及相关设施未能身临其境，梁平是时代的幸运儿，在昭化、苍溪、阆中、南充、蓬安、合川等大江流经的地带用整副身体的感官可以为文字的血肉做备注或备忘录，脚步所至即是笔杆所处，飘动的云霞是活跃的参考文献，码头畔滚热的鱼汤盛入搪瓷碗铸就最新鲜的经验体系。历经如此过程而创造的诗歌，近乎于在诗人独立的内心便已然发生了类似“思辨革命”或“论证与反论”的运动，“现代性”对一个巴蜀文化和汉语传统坚守者的有益影响，融汇至此，已然是臻于佳境了。

对山水元素为代表的古典、传统性的本位历史信息的坚守和发扬，乃至视之为责任的时代担当，注定了梁平不会空泛日月、虚度华年。他在文学技艺上的持续创造和在文本作品上不倦怠地书写，正如李敬泽曾直言的“文学上的中国道路，正与社会现实中的中国道路一样，既应该凸显自身的独特之处，也应该对世界秩序造成根本性的挑战，使之更趋公正、合理，而不应该以既定的西方标准来加以衡量”[53]，以梁平为代表的一批中国诗人具备澎湃的探索意识和对宏大民族命运、文化复调的理解，汉语新诗走过百年，从30年代“现代派”的先驱和鲁迅等人思考“引入”域外之精髓充沛本土不同，时至今日中国诗学已渐具备强有力的精神姿态和著述产出，发展到我们不得不开始考虑如何向外输出、影响和参与世界文学价值体系构筑的时刻，令当代活跃的诗人们将“在中国历史的语境下，作为社会、精神和美学的文学”[54]就如何与更宽阔地域的已有文化信息产生混响、共振甚至和鸣的效果产开思考。梁平多年如一日就坐对书案“回收桌前三千里江山”[55]，洗刷、革新、重审和推出，他的情怀深厚，其内部包括有一个近乎天下观念的构图，为了倾力实现这一美好的蓝本梁平除却自身写作和编纂杂志、选本扩充“同道人”、培养“青年军”，他还致力于所主持更具社会影响力的文化诗歌交流活动，“成都国际诗歌周”已历七届，作为东道主的梁平在纸面和现实中设宴锦官城，诚邀八方来客、广纳四海宾朋，论坛的主题从高度集合文学视野的“世界的词根：历史文脉与当代华章”[56]发展到充分聚焦时代前沿的“AI时代·诗歌传承与人类未来“[57]。在饱含关怀的世界价值和世界体系之内的汉诗思潮之下，古典中国和现代中国正于诗歌的行列中不断握手会面、巴蜀的地缘信息和文化生态正不断与今日的四川重庆发生丰富反应，这绝非走马灯式的政治狂欢，而是如同沃尔夫冈·顾彬所言的“如果一个作家能超越他自己的国家、民族和文化，能通过写作来影响其他的国家、民族和文化，可能有一天他（她）就会成为世界文学书写者，如德国的歌德、中国的李白。他们关心全人类的普遍性问题或人性的共通性问题，或者他们具有世界主义的观念”[58]的境况。梁平的诗歌与他在社会综合层面为汉诗所做出的举措、贡献相辅相成，至今他的作品早已被译介至英、美、法、德、俄、阿根廷、俄罗斯、保加利亚等全球多国，韩文版的诗集《嘴唇开花》和2024年4月最新在日本出版的《时间笔记》最为引人注目，日本学者谷内修三曾撰评直言到“梁平的诗每首用词讲究，这种讲究是正反的拿捏、朴素的沉重”。[59]

梁平擎起一面文化的旗帜进而扩充影响，在更广阔的范畴内据有地位和尊重。讨论巴蜀当今的诗歌文化不能不谈梁平，甚至细读中国的当代汉诗发展他也具备一部分的标志意义。这种代表性，以著述荣誉丰厚或水平资历卓越而论是一种概念；而在更深邃的文化层面，能够充分汲取一地区涵养并以承担者的姿态创造作品为之发声代言，将一方水土的变迁史或宏大演进之中迸发的情怀，深度嵌入诗歌“语言反射与反思的潜在维度”[60]之内，这是另一种代表的概念。广袤汉语诗坛内，河西走廊上的叶舟通过《大敦煌》《江山北望》等作品寄托对于甘陇河隍的情愫、黄土高原的阎安在《整理石头》《时间患者》之内细密构筑着胸口的陕北和关中、长期旅居域外的北岛自1990年后在《履历》《失败之书》之间反复抒发着对于故国京华的眷念，西南丘陵和山脉的连接处、盆地与河道枢纽之间，梁平则毫无疑问是巴山蜀水的诗歌指南。他们倚靠着各自的文学“栖息地”造就了当代汉诗版图上不容忽视的路标或长碑，宏观上具备丰富文学经验、拓展诗歌语言地缘幅度等重要意义。从当下诗歌进程的细节而言，则无疑为同侪或后来者提供着该类题材的创作方法论、甚至启示着某种使命和责任感。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