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川阿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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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高寿的阎纲老先生出版了新著《我还活着》，生命不息，笔耕不辍，令人敬佩和感动。微风读书会负责人、青年作家魏锋帮我请阎老签下这部可贵的作品。仔细读来，如同经历了四种旅行：一是人生之旅，二是文学之旅，三是文化之旅，四是精神之旅。
据我所知，陕西籍在北京工作、影响中国文坛的重要人物有五位：阎纲、周明、白烨、白描、陈彦。如果少说了哪位，是我的孤陋寡闻，不影响其人在文坛的地位。阎纲，1932年出生于陕西礼泉，是中国当代著名评论家、编辑家、散文家，曾供职于中国作家协会、中国文化部，曾任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周明，1934年出生于陕西周至，是中国当代作家、文学评论家及资深编辑，中国现代文学馆原副馆长，被誉为“文坛基辛格”，于2025年9月16日逝世。白烨，1952年出生于陕西黄陵，作家、文学评论家，历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文学室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中国文学年鉴》副主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中国作家协会第九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第四届茅盾新人奖评委。白描，1952年出生于陕西泾阳，中国当代作家、文学教育家、书法家，曾任鲁迅文学院常务副院长。陈彦，1963年出生于陕西镇安，著名作家、剧作家，茅盾文学奖获得者，现任第十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他们履职京城，在中国文坛立下不朽之功，是文学界的高山泰斗，彼此互相敬重、惺惺相惜。阎纲老先生暮年归乡，为家乡的文化事业奉献余晖。2020年，周明先生从北京专程到礼泉看望阎纲先生，他评价：“阎纲老师影响了一大批作家，譬如阎老师出版的第一本书——评论集《悲壮的〈红岩〉》，对雷达老师影响非常大，后来雷达到作协也成了大评论家。《悲壮的〈红岩〉》再版后，还引发《红岩》热销，大家便送给阎纲老师一个新称呼——‘阎红岩’。”白描老师也曾数次前往礼泉探望阎老，他说：“阎纲大兄真君子也！”还说：“如果说柳青是文学陕军的精神导师，阎纲则可以看作是文学陕军的塑形师。”2023年10月，陈彦专程赴礼泉看望92岁的阎老，送上鲜花，并转达铁凝主席和张宏森书记的问候与关心，他评价阎老：“阎纲先生从事文学工作70余年，德高望重，为中国文学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特别是耄耋之年返回家乡礼泉后，依然文思泉涌，笔耕不辍。他一边创作，一边热心支持文学事业，扶持帮助文学新人，人格阔大，生命敦厚，实为文坛之楷模。” 白烨评价阎纲的这部《我还活着》“纯情，传神，带体温，在忆往怀人，谈文说艺之中，口陈肝胆，披心相付，实际上也把自己的心性袒露无遗。敢说真话，巧说实话，刚正不阿，桀骜不驯，让人们看到了一个严气正性、风骨峻峭的知识文人的形象与精神。”从四位大家与阎老的交往及评价可见，阎老在文坛有着特殊的地位，非常受人尊敬。2016年，我在北京工作，可惜那时工作繁忙、出差频繁，只能以北京广播电视台旁边的飘HOME酒店为家，很难倾心于文学；否则，若早知道几位“大神”在北京，我定会当面造访。
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柳青、杜鹏程、王汶石、李若冰、魏钢焰的作品，都会寄到北京，寄给《人民文学》，也寄给阎纲和周明。阎老说：“我当时主要有三个任务：一是编发送审这些稿子，二是稿子发表后为《文艺报》撰写评论文章，三是张罗着组织研讨会。”因此，陕西作家应当怀着感恩之心，感谢这位乡情浓烈、居高声远的“评论家乡党”。阎老在家乡礼泉颐养的六年多里，中国作协、陕西作协的领导，以及全国各地百余名作家、文学爱好者，纷纷慕名前来拜访——或请他题写书名，或请他评价推介，或求他签名赠书，或请他撰写书法。阎老始终平和谦逊，让人油然而生敬重之感。他还多次深入村镇，登门拜访底层作家，关心他们的生活与创作。他曾看望近乎失明的礼泉作家张文闯，不仅把自己结余的退休金送给张文闯，还帮他出版作品并撰写序言。他为县党政机关出版的《礼泉昭陵人物志》《礼泉岁月记忆》作序，也为《范紫东研究文集》作序，还曾日夜兼程编纂《礼泉作家纪盛》并撰写点评。他将自己的全部精力奉献给文化事业，甘为人梯，花费大量时间扶植家乡的文学青年，毫无保留地传授写作经验。他用深厚的文学情怀，为陕西文学事业及新时代陕西文学攀登高峰擂鼓助威、孜孜奉献。
为什么说《我还活着》这部臻品能让人经历“人生之旅”？因为从书中，我们能看到阎老不平凡的人生轨迹：他曾怀抱丰子恺的儿童画渐渐长大，那段时光满是道不尽的美韵与温馨；礼泉县阎家什字有他充满天然童趣的“百草园”，母亲曾是那么慈祥、善良、美好，却最终因生活苦难被泪水淹没，这让他陷入巨大的痛苦与刻骨的反省；2000年，38岁的女儿阎荷因癌症医治无效离世，他以《美丽的夭亡》为载体，用血泪记下女儿病重的日日夜夜——女儿在两年残酷的病痛折磨中，始终坚守着文静与尊严，明明白白地走向人生终点，这份悲痛让他有了痛彻心扉的领悟；他还写下《我吻女儿的前额》（女儿周年祭）、《三十八夺荷花》，白发人送黑发人的苦楚，世间难有比这更沉重的事；2015年，前妻刘茵因心脏病突发逝世，享年79岁，阎纲写下诗句：“几度怨失去，一朝成永别。宝山接地，魂去也。”他为刘茵送的花圈上写着四个大字——“茵容宛在”，此后还换用了前妻的手机，以这种方式寄托思念。他在书中反思、忏悔，活得愈发通透。这份对人生苦难的直面，比余华的《活着》更引人深思，其中惨白的现实也更让人心痛。
读此书犹如“文学之旅”。阎老是著名的编辑家、评论家，他的文字清晰简约、优美而富有哲理，更重要的是兼具文学性。他评价柳青的《创业史》：“柳青在艺术构思、叙事策略、厚重的艺术刻画、微妙的心理描写等方面，打破了老一套的技法，甚至将三秦的地域文化、关中方言口语提升到审美的层面，新颖而有意蕴。在完善中国当代长篇小说的艺术形式方面，《创业史》功不可没。”他评价蒋子龙的《农民帝国》：“作品写出了国民性劣根的膨胀、财富观向主宰者的异化，见解深刻犀利，堪称‘新天国的悲剧’，在文坛独树一帜！”他评价邻居吴冠中的散文：“情感何其深厚，文字凝练又凝重。吴老啊，您写的散文，特别是《他和她》，堪称空谷足音，人间哪得几回闻！”他评价路遥：“路遥43岁去世时，已然超越了他的‘文学教父’柳青。中国文坛，只有一个百炼成钢、性格奇特的路遥。”他还用“神仙哟挡不住人想人”表达对路遥的无限厚爱与惋惜。他评价享年94岁的诗人屠岸说道：“雪里梅花，道德文章，先生之风，山高水长。”阎老与文化部原部长、作家王蒙既是同事，也是好友，他曾多次提及与王蒙的交往，感慨“居然泪尽还一笑”，并评价王蒙：“他懂得自我放逐，能平衡上下关系，之于现代中国，他是活生生的标志，是绝顶聪明的存在！”他还曾和周明在南阳偶遇算命先生，这段经历也被写进书中。他评价有“当代徐霞客”之称的作家王蓬，以及《最后一个匈奴》的作者、当代重要小说家高建群；他认为《白鹿原》对《创业史》既有继承也有超越，书中还蕴含“庙堂和祠堂”两种忠诚的冲撞，并指出“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是当代作家绕不开的责任与担当。此外，书中还评价了冯积岐、婕妤、雷抒雁，以及海明威、茨威格等中外作家的名篇巨著。他的评价准确犀利、老辣简约，能让读者汲取更多文学素养，也能帮助读者理解这些文学作品的重要意义。他还在书中分享如何写好散文？“要用热血浇灌苦参——首先写父母双亲、恋人和爱人，写没齿难忘的骨肉亲情，写死去活来的挚爱。文学是情学，是情欲学，只有你动了真感情，提笔时热泪盈眶，读者的眼泪才有可能在眼眶里打转。刻骨的惦念是天使，诡异的细节是魔鬼。”阎老的话一语中的，既真诚又深刻，试问谁能把写作道理讲得如此明白、如此通透！我连着两周抽空读这本书，书中字字珠玑，不断叩击我的心扉，让我时而沉思，时而窃喜，时而顿悟——我从未如此强烈地感受到一本书的力量。
阎纲的《我还活着》之所以被称为“文化之旅”与“精神之旅”，核心在于它既串联起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关键脉络，又传递出“直面苦难却坚守理想”的生命力量。从文化之旅来看，书中记录了作者与雷抒雁、王蒙、周明、贾平凹等文学巨匠的交往细节，还原了特定时代里文学创作的真实生态，相当于为读者打开了一部具象化的中国现当代文学活史；他还在书中讲述自己多元的文化生活——痴迷大众文学与民间文化，热爱中西方影视与戏曲，并再次提及“娜拉走后怎样”这一困扰民族百年的文化难题；他明确指出：“真正的艺术品，思想性必然高于艺术性，作品竞赛的优胜者，一定是艺术性强且思想深刻的。”从精神之旅来看，这部作品并非单纯的回忆录，而是作者在历经病痛、时代波折后，对“活着”意义的深刻思考——它不回避苦难，却始终保持对文学的赤诚、对人性的信任，这种向死而生的精神力量，能引发读者对生命价值的深度共鸣。
余华的《活着》中，亲人逐一离去，只余福贵与老牛相伴，字里行间满是彻骨的凄凉；而《我还活着》却截然不同，它如“六月太白雪”般清冽倔强，似屹立华山之巅般挺拔昂扬，更藏着“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豪迈——字里行间满是自信与坚强，读来令人心潮澎湃。当作者暮年归乡，那归来的身影绝非夕阳垂老的萧索，而是如晚霞般红得鲜艳、红得漫天，甚至顺势掀起了礼泉文学的热潮。《我还活着》既是沉重的文学宣言，更是掷地有声的人生宣言！从已出版的《我在场》，到正在撰写的《终幕集》，阎老笔下的文字从未停歇，如同一朵灿烂的生命之花，在时光中绽放成“华山之冠”的模样，让每一个读到它的人都心生无限敬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