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衣姑娘

我们家底那条河，弯弯的，一直向南。一直在我体内流淌。这里的村庄酷似一个个鸟窝，散落在河西岸约两百米以外的丘岗上，两百米以内是平坦的圩田。

这圩田，癞蛤蟆撒泡尿就淹了。女山湖水位一大，或大暴雨连天的下，水就披溜披溜的，一直淹到庄前的丘岗。

这会就有很多的船，咯吱吱挂起灰色的长帆，很壮观地，从南面十里外的女山湖驶过来。他们大都是来赶潘村集的，潘村是方圆三四十里最大的集镇。

那红褂子长辫子的渔家姑娘，就是从这条河上来的。

那一年我不知是十一岁还是十二岁，大哥比我大六岁。有一天，光脑袋吴老头突然摸着我的头，侉腔侉调地说，你大哥给你找嫂子啦！他笑，我也笑。吴老头用烟袋一指，那小船上下网的姑娘就是你嫂子，望见么？

我就不信了。大概是感觉离我们岸上的生活很遥远吧，我们天天住着不动，而他们是漂摇着的，像鱼一样，恍惚他们跟鱼群是一样活着的人。他们下的有丝网，有一捆捆竹条围起来的迷魂阵，但也都是网的意思。

那尖尖的小船上，红衣姑娘打着铙钹，一声一声，伴着日出与黄昏，在倒扣的浆声里，就徐徐地来了，跟梦似的。

大哥常独自站在南边有一棵老香椿树的丘岗上。我常常尾随其后。我问大哥，那姑娘打铙钹干嘛，鱼能听得懂吗？大哥说他们快起网了，是把外围的鱼朝网里赶呢。我笑了，我听懂了，我说她像你给生产队人放猪，嘟呜嘟呜嘟嘟呜，吹牛角号是一样的吗？我用手在嘴上模仿着他的声势。大哥咧嘴笑了，是很自豪的那种。我喜欢大哥吹牛角号雄壮有力的气势。特别是放猪回来的时候，只要他把背着的牛角号握在手里，竖起来，对着庄子上，嘟呜嘟呜嘟嘟呜——一赶劲地吹起来。也不管猪们是正在争权夺利，或谈情说爱，都一赶劲挺起尾巴，撒起欢朝家跑。庄上人听到号声，就知道该放下手里的活，站到门外，用眼瞭着，等候把猪引到圈里去。那激动人心的场面，仿佛烟尘浩荡一鼓作气的古战场。那个粗制滥造的水牛角，沉沉地背在大哥的身上，倒是他的骄傲。

跟雄浑的牛角号比，水面上的铙钹就不同了。当、当、当……有时也变换成叮当、叮当、叮当……那声音有时感觉像天上毛茸茸的月亮，软和和的；有时又像一根红丝带，拴着一串铜铃铛。那声音贴着水面的涟漪，浸淫过日色染红的水气，还有一只两只白色水鸟轻轻划过的羽翼，再到你的面前，那声音里的画面就融入你心里去了。大哥一手扶着香椿树，站立的样子如痴如醉。

那时候我们家底停的船，大都在正河深水区。红衣姑娘家的船，停在南边老水渠边上，大概在圩区的中部。那里有一溜河堤上浮出的半截葱翠的杨树，迎着阳光闪闪烁烁。

大哥中午或者晚上洗澡，鱼儿一样常游到那里去。

有一天晚上我睡意朦胧，感觉到红衣姑娘来到了我们的房间里，虽然我懵懵懂懂，但那种亲切，那种美好，凭感觉我就能确定是她来了。恍惚她还是坐在尖尖的小船上，大哥划着双桨，两个人窃窃地笑。

后来大哥和红衣姑娘的爱情，似乎变得复杂起来。

女方的条件，是他们家能在此地入户。我父亲就开始翻跟头了。八月节前两天，父亲逮了两只当年的大公鸡，去送人。人家回了一包月饼，是五块装，肯掉皮的那种。那时我们农村人，都是自家做的芝麻馅发面糖饼。吃不起那洋玩意儿，所以很稀罕。到家我就急吼吼地，弟弟也跟着要，要把油纸打开。不要动！父亲正颜厉色，眼睛凶巴巴地瞪着我说。跟着，他又重新把月饼挪了个窝，放到了我们够不到的家堂柜的里面。他拧着头瞪着我和弟弟，还不放心，又找个干瓢卡起来。妈妈跟过来，满怀柔情，说孩子，不能动，你想啊，我们求人办事，人家回了礼，我们怎么忍心呢？所以呀，还得送还人家的。

后来圩田里的水渐渐地就退了，父母的希望也退了个彻底。父亲把烟袋头磕掉了，也没把跟头翻好。也不知什么时候，大哥跟红衣姑娘家的船一起没了。也许是因为父母有四个儿子的缘故，他们好像并不奇怪，也丝毫没有怪罪的意思。空下来时，有了没了的，他们会顺着河流，眯起眼睛向南看。

晚上我常常对着南方的星空发呆。如果偶尔有几声狗叫，我就会不停地张望。

大约过了很长一阵子，大哥突然就回来了。像一块砖头砸到眼前，惊得我们目瞪口呆。回来的大哥瘦了一圈。这一圈是怎么瘦的，是守在红衣姑娘家的船上拼命干活，还是守在姑娘家船的外围，凄风苦雨？没人能知道。大哥整天睡觉不干活，一句话也不说。母亲出来进去也只是流泪，不言语。

后来知道，红衣姑娘家在南边哪个庄子上入了户。

我在街上亲眼目睹过红衣姑娘和她的男人。不看倒好，看了心里就凉透了。那男的黑不溜秋，个子还不高，年龄也大了许多呢。

看着她还有说有笑的样子，不知怎么，我的心像被谁猛拽了一把，就立刻疼起来了，眼睛也湿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