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星点点

绿皮车拖着我，目光在窗外奔跑。

跑着，跑着，就轻了起来，那些农家的房舍像风吹过的落叶、抓也抓不住，更像零零碎碎的往事，像想着一个人，去抖落一件蒙着尘埃的衬衫一样不经意，而那纷纷飘落的不经意，感觉就是你心尖上磨下来的东西，因为太细腻，又太久长，就逝无声息。近处抓不到，就努力地朝远处看，现在的人都是这么追随的，说什么远方的梦或远方的诗意，其实给你梦的还是脚下惹你疼、又惹你厌的那片土地。远方是梦醒的地方。瞧，那边上一间的农舍多像是在讲故事啊，她的故事有多远，有多长，那门前站着的人不就是故事吗？她在看什么呢？心里想的，是她能看到的吗？她手里拿的是什么？应该是一根树条或长竹片，她在干什么？哦，她要补门前的一片篱笆，手里是绳子？看不清楚。篱笆是可以补，可以扎上的。有什么东西是你扎不住，也拦不了的吗？看她的目光，多像一段无力的绳子在风里飘。

外面的景致和车内的画面开始在窗玻璃上交织，这是暮色沉沉的效果，是灯光的效果。效果铺开我的心田，过去的，现在的，无数画面，辛酸苦辣，随茶水余热袅袅，一幕幕映在窗上。

病魔无情也无理。母亲走了。虽然我们兄妹四人，却也没能把母亲救治。重创之下，我的性格也因此有了大的改变。那是一九九九年的事。

挨到冬月，我把家里仅有的一头猪卖了。留下路费盘缠，余下的存进了农行，作为我两个孩子的生活费。我要出去挣钱。

红旭的中学离家只有半小时路程，中午放学都是跑回来吃饭，晚上上过晚自习才回来，我给他一块钱买点饼什么的充充饥，晚上回来再吃。手捏着那一块钱硬币，都没有勇气直视孩子的脸；每次抱着愧疚的心情问孩子，一块钱够吗？孩子总笑着说：“够了，学校的饭，很便宜。”但是，我每次看着他拐过溪口渐行渐远的单瘦的背影，眼睛就会雾起来，那瘦小的背影一下就被放大了，模糊了我的视线。每晚仅一块钱，也有掏不出的时候。记得有一次，我翻遍所有最有希望的地方，结果还是只有手里握着的那五毛钱铜币。我简直不敢在孩子面前，展开我的手。我茫然在屋子里兜着圈子，还胡乱翻了一些根本就不该翻的东西。真讨厌，其实找不回的东西是在心里，在一个交代不清的父亲心里呀。

红玮读小学，这两天总挎着我的胳膊，跟这跟那，昨晚还和我去了一趟这次远行的搭档家里坐了一会儿。回来路上她翘着小脸问我：“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念念不舍的语气，隐隐听得出许多天真的心思。因为要哄她高兴，我答应了她许多许多精巧别致的一个女孩子家花花绿绿的愿望。她很想要那种装磁铁的轻轻一合“啪嗒”一声就好了的铅笔盒，说像她用的这种铁皮盒，要用力去按才能合上，合上了，打开又很费力，可时间一长，又咬不住口了，合不上了。“你看！你看！”她举着盒子，向我试着开合的手势。“现在的盒子都是将就着的，要用扎头的皮筋绑上才行。”她每次向我诉求这个愿望时，总是红着小脸，很不好意思地瞅着我，一只脚嗤嗤地划着地面。这一次，我正在溪口洗衣服，看着她晃动在溪面一手绾着辫梢的倒影，我郑重其事翘起小指头，向她不太信任的一双黑眼睛起誓：“这次打工回来就给你买，你妈不给你买，我给你买！侃空，就是天底下最坏最坏的小狗。行了吧！”她看着我，笑脸羞向一处绽放。因此，这会儿她吸着鼻子翘着小脸，天真烂漫地等着我给她一个今年就能回来的满意答复呢。孩子哪里知道，人这一生，叫你走，喊你停的，往往不是自己的声音。我轻轻抚顺着女儿的发辫，像抚平一道绽开的伤；一声轻叹，我顶着欺骗的嫌疑告诉孩子：“到那边，看情况再说吧！”

不到两个月就过年了，孩子自然会这么想。那时有句俗语叫“小孩巴过年，大人巴种田。”对于一个仅仅只有九岁的孩子来讲，是有太多太多迫切的内容了啊。

卖猪那天是星期天，雨后的太阳特别神气，金灿灿的像驮着溪水的鱼，哗啦啦直朝身上撞。我买了两斤猪肉，买了一条大头鲶鱼，那排场全装进我挎着的圆篾篮里，人不走近是看不到的，可我分明觉得满大街人的眼睛骨骨碌碌都猴在我篮子里。我匆忙走着，想着遇见村里人上街时那一张张熟悉的脸，和那对我一脸微笑和惊讶的模样。可真的遇见了，远远我就一脸局促，有秃子护头的感觉。我把黄鼠狼咬残掉的芦花鸡也一并杀了。两个孩子惊喜得跟过年似的欢呼雀跃，问东问西。红旭去拽草，红玮烧水，我忙着秃噜鸡毛。孩子们哪里知道，我就是把这顿饭当年过的呀。

饭后，我带着满口酒气，把人民币兑换出的黄表改改刀，父母习惯细水长流。酒气缭绕得让我纳罕，阳间人还能给阴间人造钱，奇怪的是人人都欣然而为。就像我斜着夕阳走过去，就认为是对的，他们不至于这么忙现在还没回家吧？给他们烧了大把纸钱，我是按两年用场给的；头也是按两年磕的。我说：“你们的孙子、孙女都丢家了，能照顾就照顾一下吧！哦，对了，西院茂利家喂了一条黑狗，很日厌，偷下口，不要吓着你们哦。彩霞，唉，她都两个孩子了，你们还叫她乳名，也难怪，一个村的看着长大，亲切了。”我心里有个秘密，当然只有我和彩霞知道，我们“一好”，我就喜欢叫她的乳名，她也叫我，开始不叫，过过过，就叫了，我叫她，她叫我……生活里有了摩擦，脸上有点挂不住了，几声乳名一叫，立刻春暖花开。真是神奇，乳名能摇动一个人的根啊。我想告诉他们，彩霞还在常熟，等我那边安顿好了，再叫她过去。你们在家里就委屈委屈吧！我跪坐着，陪他们喝两盅，开口想正式说点什么，心里就突然一沉，像日头落在水面上，沉是沉的，浮是浮的。风拖着袅袅的烟，斜斜的，拖着拖着，不知在什么地方就不见了。清晰难忘的，是一幅幅父母养育自己艰辛的画面。其中一幅画面特别奇怪，到现在我也改变不了这个长进骨子里的毛病：每当我看见与父亲当年般上般下模样的人，他们吃着一粒一粒的爆香豆，或者咯嘣咯嘣嗑着多味的香瓜子，就会情不自禁地想起，暖阳里赤膊的父亲，把一个一个肚大腰圆的虱子送进舌尖，咯嘣咯嘣咬爆的情景。那爆裂声忒叫人过瘾。说来似乎有点瘆人，但那时，我们的日子确实是这样过的。一到春天，中午暖和了，脱下棉衣，虱子都快活地叮在身上，繁星点点。我们捉它也快活。不记得我是六岁还是七岁，父亲说不要把两个、三个一起放进嘴里哟，要一个一个对付，如果漏掉了，咽到肚里会拱破你的肚皮的。我母亲好像一直都不认可父亲的作派。我母亲是用两个大指甲斗的。母亲一边帮我捉虱子，一边感慨：狼走千里吃肉，猪走千里吃糠，虱子都是穷人养。唉，到哪说理去。那时我还听不懂虱子身上也藏着哲学的东西。晚上睡到床上，想起父亲的话，我还是会很不放心；左摸摸，右摸摸，骨骨蠕蠕，感觉肚皮真的有点痒痒了，并且感觉越来越凸起。想着想着，竟认为点点繁星都是天宫里的虱子呢。

夜已经深了。孩子的觉很好睡，看着红玮天真稚嫩的脸，心里说不出来的伤，她哪里知道，狠心的爸爸，抛给她黑白两面的潮汐是怎样无情和无助？九岁的孩子，在已经习惯了的环境里无忧无虑地生长。五岁那年，妈妈去了常熟，我买了一把山芋糖哄她安静下来，过了两夜，孩子就乖乖地喜欢上了安静，这份乖，这份安静，让我心疼地把日子翻来翻去，也没有什么好办法。

红旭的灯还亮着。我知道他的亮度，他照亮的路是比爸爸远行的路，还要长吧。

四点钟，我就烧好了早饭。红玮还在睡梦中，红旭已经起来了。从潘村到合肥，要经明光换乘，去迟了，赶不上由合肥到广州的火车。

我吃早饭，红旭也没有陪我多说几句话。他靠门站了一会，便回了自己的房间；一会儿，又从他的房间转回来，有时也会在院子里看看天上的星星。

我没什么行李，只有几件简单的换洗衣服，装在一个印有“上海”两个字的破旧手提旅行包里。难就难在，这么多天准备下来的长长短短的心情不好装啊。我又轻轻地看了看女儿，我真怕她在这个时候会醒来；又反复叮嘱红旭，一定要做一个称职的哥哥。我拍了拍他瘦小的肩膀，带着深深的歉疚，狼狈地走了，不，应该是逃了。仿佛后面追随着坍塌的冰山。

红旭在我身后，反复重复一句话:

“ 爸爸放心！爸爸放心！”

出门十几步，一直没有听到关门的声音。我停住脚，站住。刚要回头，那铁门冰冷的碰撞声，让这个冬夜愈发的凛冽。我想到那手傍铁门久久目送我的儿子，泪水唰一下就流了出来，一个劲地流啊！真不知人泪崩的时候为什么总要昂起头，是不是和把伤举过心脏就会控制流血是一个道理呢？

我一个劲地昂头看着星星，真不知孩子们的晚上，看的会是那颗星呢？

一个站一个站地数过去，恐惧渐渐地变成失望，我的心好像还留在家里——留在醒来的女儿迷迷糊糊倾听动静的神色里，留在揉着惺忪的眼睛，跑向锅屋，跑向堂屋，跑向门外，跑向茅房……那苦苦寻觅的泪痕里；留在村边梢头黑夜最深的家里；留在放晚学的红旭踽踽独行的脚步声里……我的心在常熟的红旗桥上，红旗桥早在我的梦里就构建了，还有它的经纬，它不弓腰，更不是罗锅背上疙瘩一样高耸的江南小桥，桥下有一河幽幽的清水，供人们洗菜、洗衣，还有悠悠划过的诗意的乌篷船。人们都说我老婆很瘦，像个影子，我虽心疼，倒也放心，因为没几个人敢在晚上跟影子打交道。只偶尔会有贪了“猫尿”的醉鬼，跟在她的身后，漓漓拉拉，讨一串口水便宜。我的心在哪里？我已经没有心的感觉，只觉得血管被拉得又细又长，浑身紧巴巴的。车轮飞速碾过钢轨的颠簸声，仿佛在问“你咯疼？你咯疼？……你咯疼？”我的脸色开始苍白，呼吸也失去了力量。拉得越来越远的路程，怕是弯弯曲曲的梦也摸不回来了。两个孩子被我狠心地丟到天边去了。

火车好像跟这条野路较上了劲，跑得昏天黑地，叽哩哐啷的疲惫声摇摇晃晃，颤颤巍巍地传感着每一个人。过道上走着的人，步履蹒跚，走一步往往要退半步，方才和自己过得去；站着的人也忽忽悠悠，很像一个酒上了头、或久病初愈的人，满眼晃动得幻影迷离；车厢里游走的目光，跟紧的，并非是要关注的，他们的心思，在远方……

我昏昏沉沉打着瞌睡。蓦然，我感觉女儿那只柔弱的手臂，一下子够了过来，我惶悚一惊，猛地用手捂住左臂的弯里，试图一把抓住女儿那只没能抓牢的手臂——这种感觉，在我的左臂上一直持续着，怔怔的，好久。原来是左边的女人走出时，挂在脖子上的小包划过了我的膀肘。

记得今年春上一个星期一的傍午，别人家的小孩都放学回来了，唯独不见红玮。又挨了一段时间，还是不见人影，我气吹吹地等在路口，望着学校的方向。出现了，红玮一望到我就惶惶地跑起来，书包带有些长，她后背着右手，按住拍着屁股打着大腿的书包。近了，她缩着头，猫着一双畏惧的黑眼睛，双脚也畏惧不前了；她好像已经准备好了，两颗泪珠无声地流过她小小的脸颊。她跑这么快就是她承认错误的态度。不由分说，我的脚比骂声还快，她小小的身躯瘫倒在路边的沟沿上。老师扣留的原因是星期天的作业没有完成。从今天起，孩子们就像一根摇摇摆摆的小草一样，全凭她自己抗击风雨的顽强的能力、来决定自身的好坏了。

上班的第一天像进考场，又紧张又疲惫。因为是周末，厂里没有安排加班。我随老乡到夜市上转了一圈，工业区的夜市，都是五湖四海打工的人；半懂不懂的方言，五彩纷呈，既迷茫又好笑。在旧书摊上，花一块钱买了本厚厚的《菜根谭》，然后找了个借口很快就回来了。

厂里有两栋宿舍楼，我住的是南边比较陈旧的一栋，一楼是供应饭菜的伙房。晚上能听到老鼠追逐打架的声响，那声响，一直像踩在你的脚下，瘆瘆歪歪跟上楼。

我睡的是上铺，宿舍里对面放置四个高架床。南腔北调的乡音，乱在家乡的画面上。他们兴致很浓，可能刚刚从某个寝室看完碟片出来，兴奋的行为夸张。一方突然在对方的胸上猛捏一把，然后撕打在一起，拼命把屁股撂得远远的。乱着，乱着，我似乎迷迷糊糊就睡着了——当一个人的心灵沉入某种深处、远处、极处的时候，你很难把握自己是梦境、是幻象、还是回忆。我意意乎乎就听见敲门声了……

当我从床上重重地摔下来时，他们多半还没有入睡，有的还在听收音机，因为是二楼，回声很响。他们一迭声地惊呼。我顾不得许多，两只脚，只找着一只鞋子，跌跌撞撞就冲了出去。

哪里能找到呼叫爸爸开门的红旭？可能是每天太过专注于这个点吧？我胡乱地彳亍于廊道上，一颗心寻寻觅觅，在每个角落里盲目地碰撞。工业区的天空，看不到家乡星月的位置；远处有错落的灯火，像异乡人不眠的眼睛；偶尔，还有车灯闪过——逃离的树影。这里没有家乡刺骨的风，可我的心，凉飕飕的。

房内很吵，纷纷攘攘。我隐隐感觉出一股烈烈的火药味：什么学会羊角疯可以过河——神经病杀人无罪——梦游症算不算神经病？……

我一颠一跛回了宿舍，吃力地用一只左手抹了抹右脚的光脚板；握紧床架的右手，有些微颤。膀肘受伤了，现在才感到火辣辣地疼。右膝也伤了。他们的目光紧盯在我身上，像一圈玻璃的刺。我试了一下左脚，还可以，我用力向上的时候，我的下铺，毫不客气地拉了我一把：

“老乡，你咋了吗？”四川口音，声音粗砺，很像投胎时遭门挤过，底扣上的下巴凸出的有点夸张，躺着的脸像一个翘着尾巴的木水瓢。

一屋子叽里骨碌的眼睛，一直在审视着我，像审视一个包藏着瘟疫的怪物。我转过头，看了看他们高高低低的六张脸，他们的表情像动物园第一次看表演的孩子。我想笑，他们可能更想笑，又怕这个高大的怪物，冷不丁跳起来龇牙咬他们一口。但我更清楚的是，今天搞的不好，明天可能就会被他们踢出厂门外。

我吃力地爬上了床，把腿和胳膊安顿好，我赔着小心向他们交代：“我听到，我孩子放晚学，叫爸爸开门的声音！”

“你说啥？！”我对面的下铺，插花头，河南口音，他像是被钉子猛扎了一下，受伤的表情，高高低低划过几张脸。我估计，他在网罗大家的情绪，来证实自己是不是听错了。

“我听到，我孩子放晚学，叫爸爸开门的声音！”

我硬着头皮，又原原本本地把话重述了一遍。出乎我的意料，我没有等来他们暴风雨般、劈头盖脸，幺蛾子似的狂笑声。听懂我的话、似乎是天底下最辛苦最愚蠢最提心吊胆的事。这群虎视眈眈、霸气十足的家伙，像遭了山崩遭了海啸，所有的声音都噎成了腹语。整个房间静的如一口滴水回音的井一样沉寂，只有沉寂……只有房顶的日光灯，蒙着尘埃，吱吱作响。

没想到，过了一会儿，我的下铺，“木水瓢”竟然嚎啕大哭起来。床也随他颤抖。满屋子空气都在颤抖。

后来，我们像一窝蚂蚁，风风雨雨，相处得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