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保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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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学，乃人之大者。柏子中学（早年即撤），虽然名不见经传，但却是我第一次走出家门外出求学的地方，也是我人生道路上踉跄前行艰难跋涉的一个分水岭。说句武断的话，仅此而言，感同身受者应该不在少数。
1973年3月至1975年1月，是我在沁源县柏子中学读高中的时光。
此间，正是白卷英雄张铁生在全国走俏的时期，大的政治运动有批林批孔，教育系统正是所谓开门办学的高潮期。 尽管我们1973年入学都是凭成绩考进来的，但那几年还是文革后期，时局说变就变。在那样的政治背景下，绝大部分学校的教学秩序是很难保持正常化的，或者说，绝大部分学校的正常秩序时有冲击，即使是象我们这样身处偏远山区的中学也不能幸免。
记得一度时期，学校纯粹停课，专门搞所谓的批林批孔。高层对批林批孔运动究竟如何设计与定位，我们当然无从知晓，事实上也用不着知晓，只要紧跟着形势瞎起哄即可，但从当时的实际运作和实际效果看，所谓的批林批孔无非就是在本单位找些所谓的"代理人"或活靶子，然后对其施之以疾风暴雨式的子虚乌有的批判或人身攻击；用当时所谓的正统观念来评判，似乎批判攻击的愈猛烈愈离谱才愈显得进步和觉悟：同学间，小组间，班级间竞相攀比的是，看谁家写的大字报多，看谁家的大字报措辞更激烈更能吸引人的眼球，看谁家对校领导的攻击更为致命。
对我们来说，当时不管认识多么糊涂，行为如何荒唐，但对党、对中央的忠诚绝对是毋庸置疑的。尽管如此，也正因为如此，由于长期的偏离理性的政治应声癖使然，由于长期的盲目的狂热与冲动所鼓噪，我们的"左"的可爱的所谓革命行动，自觉不自觉地被某些别有用心的教师所利用。事实上，这一切本质上纯属胡闹，高潮一过，领导还是领导，教师还是教师，一切都原复照旧，受害最直接，最深，最多的还是我们自己。 但在这诸多不幸中，令我们幸运的是，即使在那样的混乱中，我们的学业似乎并未受到太大的影响：尤其是主科课程，确切地说就是数理化三门课程，基本上完成了教学任务——不仅补充了初中该学未学的内容，而且高中内容也全部授完。
1997年恢复高考后，我们班先后陆续考出了不少同学（锁堂考取了山西大学，建东考取了山西师范大学，凤祥、三和等同学考取了中专，先平、宏斌、云会等考取了师范）。部分没有考上的同学，后来也分别通过各种渠道脱颖而出，大都获得了较好的发展（爱祥官至副县长，新如、庆龙、凤祥、云会均成了正科级干部，以建才、永刚、晋堂为代表的一部分同学分别做了企业老总或部门负责人，以永青、俊英为代表的部分同学成了骨干医务工作者，以宏斌、俊山、秀平、春英、彩珍、书英、先平等为代表的部分同学做了光荣的人民教师，宏斌、俊山还做了校长，任文元摘取了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桂冠，出版有锁堂为其作序的摄影图集，王文元是沁源县人民法院某厅厅长，王新怀，供职于安泽县林业系统，先后任林场会计、副场长、县局办公室主任）。除此之外，活跃在其它各个行业的工匠、专业技术人员、煤矿中层管理者、乡镇企业管理员、瓦斯员、煤老板、村干部、个体工商户等更是不胜枚举。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锁堂后来努力成了山西大学校长，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国家重大科学研究项目（973）首席科学家，教授，博士生导师，是沁源继任之恭后走出的又一位著名科学家，全班同学无不引以自豪。这一切在柏子中学历届高中毕业班中可以说创造了最优记录，即使在全县同届的高中毕业班中应该也排名在前。为此，我要为高四班喝彩！为各位同学点赞！这一殊荣，固然和同学们入学时具备的较高素质不无关系，与同学们的辛苦努力密切相关。但老师们的尽职尽责同样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班主任兼语文教师的王艺老师，写的一手遒劲有力的好字，琴棋书画样样皆通，作风民主，待人亲和。受其影响，我们高四班不仅以气氛活跃著称于校，而且上进之风亦经久不衰。
程建义老师代我们的数学，物理，我们班是他走出大学校门历经坎坷后接手的第一个班，踌躇满志，准备一展身手，应该是他当时的真实心态。程老师不仅知识面广，专业功底扎实，教学有方，为人率直，而且责任心很强。记得多次段考结束，因我们的成绩低于其期望值而每每引发其黯然泪下，受其至诚情感所感染和鼓舞，大部分同学的学习积极性一天天潜滋暗长，成绩也一次次逐步提升。尽管由于过多的劳动任务占用了我们许多时间，但由于教与学两方面的精诚合作，所以，离毕业还有近一个多月的时间，我们的数学，物理两门课程的教学任务即圆满提前完成。不仅如此，学校最初的照明线路，是他亲自带领我们铺设安装的，毕业前以小组组装焊接晶体管收音机是在他的悉心指导下完成的，柏子中学历史上第一个比较像样和正规一点的物理实验室，是在他的亲自操持下组建起来的。后来，程老师调入一中，很快即成为全县的物理教学权威。我本人虽然学无所成，但程老师的风范和恩德却永志难忘。此外，他的综合素养和人格魅力也给了我深刻的影响。
化学老师宋天颖，毕业于北师大，原在一中任教，据说因派性等原因受排挤，才调入柏子中学。宋老师给我最深的印象就是严谨、规范和负责：铃声一响即推门步入教室，不等铃声停下便威严地站在讲台上，象钟表一样地准确，始终如一；45分钟从无半句废话，教案每堂必写。一堂课一身白花花的粉笔灰；作业不仅全批全改，而且许多情况下还要当面批改，不厌其烦地一次又一次，直至学生全部做对为止；在他的化学作业中看不见其实是不允许出现错别字和红X标志的，只要有一点错误便责令重做，有时，甚至连我们也感到烦不胜烦了，但宋老师却毫不厌倦地与每一个错误较真到底。从教40年的我，再没有见过类似这样的老师。
俄语老师郭富胜，朴实、幽默且颇具哲学思维，在传授文化知识的同时也给了我们诸多人生启迪。
体育老师南涛，专业精湛，敬业尽责。一年四季，不论春夏秋冬还是阴晴雨雪，只要起床铃一响，全校便响彻他的哨声、敲门声和敦促学生起床的吆喝声，之后便是带队跑步的铿锵口令声：一人忠实履责，全校因之而沸腾且充满生机活力。试问在现在的学校中，凌晨时分还有多少这样的老师在一以贯之地履行职责? 正是因为遇上了这样一批好老师，我们才得以在那样动荡不安的年月里较为圆满地完成了学业，从而为日后的发展打下了一定的文化知识基础。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才得以搞清，1975年，在全县同届高中毕业班中，唯有我们班按计划上完了全部课程，这称得上是上苍赐予我们的最大恩惠。
如今的同班同学，大多已年届古稀。"天降大任"于何人我不得而知，至少我不在其中，但短短的高中二年，我们却饱尝了"饿其体肤"之苦，这一点，恐怕谁都不会忘记。一个月的伙食费为7.5元，除午饭花样略有变化之外，早晚饭通年都是一瓢不足三两粮的稀饭。靠这点毫无营养价值而且分量亦不足的饭食，让一个正在长身体的年轻人从早七点熬到中午十二点，实在经不住消耗，所以，不到十一点，几乎没有一个同学不是饿得饥肠辘辘，两眼冒金星。家境稍好一点的同学，早饭尚能补充一点自带的干粮，象我这样草一般的孤苦之人是从不敢奢望有什么干粮补给的，所以便只能让胃黏膜自拼消耗。
饿就饿吧，只要坐着不动或少动，再把裤腰带勒紧一点，或许也能支撑一些时辰，但令人可气而又无奈的是，学校的劳动任务偏偏接二连三：不是担碳，便是担粪，不是种地，便是采摘山货，三分之二以上的课余时间都被劳动所占；大型的所谓勤工俭学活动一学期至少有两三次；每年秋季还要完成当地公社大队摊派的割蒿任务，定额为女生一千斤，男生两千斤，和生产队的轻壮劳力一个标准；此外，还要经常支农，当时的畅村是县委某书记的蹲点村，每逢农忙时节，或领导认为有必要支时，我们都要到那里去参加一段时间劳动；校内劳动，通常是在课余时间进行，既饿且累，同学们的抵触情绪比较大，但外出支农，生产队包吃包住，虽然耽误不少上课时间，但考虑到至少可以填饱肚子，所以，在同学们看来，似乎也不失为一个美差，有时即使时间长达十天半月，似乎也听不到什么怨言。学习固然重要，但活着更重要，这也可以称之为是一种狭隘的价值观吧，确切地说，是一种无奈的价值观。
现在看来，作为学生，过多地参加劳动显然是不合适的，但纯粹不参加劳动，肯定也同样不合适。至今我也没有彻底弄清楚，高中二年那么多的劳动任务为何对同学们的学习也没有造成多大影响?如今的学生们，从早到晚被禁锢在教室里，衣来伸手，饭来张口，视劳动为下贱之事，反而逃学、厌学、弃学甚至与父母为敌者亦不在少数，这不能说不是一个需要认真解决的重大社会问题。
高中二年，有这样三件事让我终身难忘：
第一，是在部队工作的三叔节衣缩食，承担了我上高中的全部费用。此种情义，恩同再造，没世不能忘怀。
第二，我非常幸运地交了两个非常要好的朋友——一个是锁堂，一个是建东（永刚、秋生是同村的发小，关系之密切自不必细说）。
锁堂志存高远，聪颖好学，上进心特强，门门拔尖，逢考必冠，十分令人敬佩，而且为人正直，敢于仗义执言，非常同情我的遭遇和处境，一来二去，我们便越走越近，终至情同手足，义媲金兰。
那时，我的家中只有年事已高的老奶奶，不仅无力照顾我，她本人也需别人照顾，所以星期天我很少回家。记得许多个周末下午，我经常随锁堂回下兴居他的家里过星期。锁堂的双亲对其真可谓疼爱的无以复加，他母亲曾亲口对我说："俺堂子就是出去当一个毛主席，我也不愿意"。虽然锁堂的家境看起来也比较贫寒，但长辈们真挚浓郁炽烈的亲情，如阳光雨露般地填补着其物质生活的匮乏。此情此景，令我这个亲情饥渴患者好生眼馋、好生心痛!我还清楚地记得，吃着锁堂母亲为我们做的榆皮面"猫耳朵"，简直让人香塌鼻子，一碗下肚，一个星期都令人回味无穷。我和锁堂半个世纪的情缘就发端于这一系列平凡而又珍贵的日常生活点滴，并历久弥新。
50多年的人生经历，终于使我更深刻、更真切地认识到，人生在世，最大的饥渴是情感的饥渴，而最富有的人也是精神情感的富有——有人深深地爱着你，而你也真诚地爱着值得爱的人。金钱固然是富有的标志之一，但远不是主要的。从小在缺爱的家庭长大的我，心理及性格上留下了十分显明的残缺印记。象锁堂享有的那种家庭幸福，对我来说，是十分稀缺的奢侈品。
建东是从太原转回我们村的（可能和他爸在文革中遭受迫害有关），初中和我一个班，毕业后同在生产队劳动锻炼了一年，73年又一同考入柏子中学。他应该属于高干子弟，细皮嫩肉，个子高挑，与农家孩子炯然不同。更让人惊奇的是，他吹拉弹唱，琴棋书画样样精通，而且文学素养颇深，讲起来一套一套的；唱起来字正腔圆的；拉起小提琴如痴如醉的。这一切让我这个土包子羨慕不已。很快便成了形影不离的好朋友。因为接触较多，客观地说，我从他身上也学到了一些东西，比如文学方面、乐理方面很明显有了点“近朱者赤”的意味，此外，在见识和认知方面也存在耳闻目染的迹象。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对我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是我难得的一个好朋友。
人世间有各种各样的财富，我认为，朋友也是财富，而且是更重要的财富。高中二年，我从锁堂、建东俩身上学到的东西，相当甚或超过所获全部书本知识的总和。
第三个印象颇深、遗憾颇多、争议颇大的事情是，因为对学校团委在发展团员问题上存在明显不公难以接受，故与另两位同学联名连续写了两次矛头直指校团委书记的署名大字报。此举，立刻在学校掀起了轩然大波。受某些校领导的怂恿、示意、分化、拉拢以至于操纵，全班几乎绝大部分同学站在我们三人的对立面，也贴出了措辞激烈、观点相反的署名大字报。一夜之间，我们三人成了全班以至于全校的众矢之的，处境极为险恶。最终结局，除了我们三人在政治上遭受了报复之外，团委的一切工作依然原复照旧，甚至比以前更处事不公。三个毛头小子，奢望通过一两张大字报来改变学校在管理中存在的某些弊端其实是愚蠢可笑的，方式方法也是欠考虑的。但我至今仍认为，从更深、更高的角度来看，要想使社会的落后、阴暗面消失得更快、更彻底一些，不记个人得失，舍身求法的人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中国的君主专制之所以能延续2000多年，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之所以会拉了那么大，与此不无关系。不过，我们三人当时那样做是谈不到如此高境界的。不出所料，其实也是早已料定，我们三人从此背上了"思想意识不好"的黑锅。多亏后来国家走出了"极左"的阴影，否则，仅此一个所谓的污点，足以让我们消受一辈子。
这件事情究其本质而言，充其量就是一时的冲动，谈不到任何政治目的，也谈不到思想意识的好坏，更谈不到与全班同学刻意为敌，虽然所揭露的问题并非子虚乌有，可表达诉求方式肯定不值得提倡。但在"四大"泛滥的年月，选择这一方式表达诉求也见怪不怪。
另一个羞于提及事实上也难以遮掩的事情是，毕业前夕，我们同舍的同学吃散伙饭，我和另一个同学竟然饮酒过量而失态，"美名"再次风靡全校且贻笑大方。之所以会出现这等事情，原因不外乎这样三个方面：一是年少不胜酒力；二是内心压抑相对过甚；三是情感自控力太差。不管有多少原因，总之是，洋相尽出千夫指，声誉受损满校传，无端的给人留下了饭后的谈资和流言的种子，至今想来，不胜汗颜。
总之，高中二年，多可喜，亦多可悲，是我人生履历中酸甜苦辣光怪陆离而又浓墨重彩的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