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脊梁

北方农村的日子，是苦焦的。那苦，是黄土地里沁出的碱，是旱塬上刮过的风，涩涩地糊在人的嘴唇上、心坎里。可我的父亲，他一生多坎，却偏偏生了一副要强的筋骨。这副筋骨，如同一道沉默的山梁，替我挡住了大半人生的风刀霜剑，也在我每一次失意彷徨时，为我滋生出源源不断的心力，催着我，不敢消沉，只能一路向前。

记忆最深处的那个六月，天热得下了火。家里的麦子，一夜之间就黄透了一地，焦灼地等着镰刀。母亲急得嘴角起泡，天天站在村口张望，等着在山西揽工的父亲归来。那时村小放了夏忙假，我便日日跑到三条岭的梁头上，朝着父亲归来的方向看。

终于，在那土黄色的梁头，一个身影出现了。是父亲。他走得很慢，手里拄着一根随意的木棍，一步，一顿。走近了，我才看清，他脸色蜡黄，满头满脸都是虚汗，那汗珠顺着深刻的皱纹沟壑流下来，砸在干裂的黄土上，瞬间就没了踪影。他看见我，努力地扯动嘴角，挤出一丝笑，那笑容虚弱得像被日头晒蔫的麦苗。回家的路上，父亲咳嗽得撕心裂肺，整个身子都随着那咳嗽声佝偻下去，像一张被拉满却又将断的弓。我心头揪得紧紧的，不知该说什么，只能不紧不慢地跟在他身后，听着那咳嗽声，一声声，砸在我年少的心上。

夏收是等不了人的。父亲一回来就倒在了床上，母亲白天顶着毒日头抢收麦子，晚上回来，还要伺候病人，心急火燎，没几天，眼睛就看东西模糊了。父亲只说是在山西侯马车站受了风寒，让个走方的中医扎了一针，谁知回来就一路高烧不退。请来的村医，听着那骇人的咳嗽，都一口咬定是“痨病”（肺结核），一个个摇着头，摆着手，不肯再沾边。那些日子，我放学回来，就搬个小凳子坐在父亲床边写作业。昏暗的煤油灯光里，父亲憔悴苍白的脸上，只有在我递过水碗，或告诉他作业得了“优”时，才会浮现出一丝微弱得几乎看不见的、欣慰的苦笑。

母亲不肯死心，托人请来了邻村有名的朱先生。我原以为名医该是白发飘飘，仙风道骨，可见了面，才发现他和父亲年纪相仿，只是面色红润，目光清亮。朱先生不说话，只是静静地号脉，侧耳听父亲胸腔里的声响，又仔细问了饮食，看了舌苔。末了，他让母亲抓来一把黄豆，仔仔细细挑了几粒最饱满的，让父亲放在嘴里嚼烂，然后问：“能尝出豆腥气不？”父亲虚弱地点点头，说：“能。”朱先生没说什么，背过身，悄悄对母亲说：“能尝出腥气，兴许就不是那个坏病。”第二天，他又如法炮制试了两回，父亲都说能尝到。朱先生这才拍了板：“不是痨症，是那江湖郎中一针扎坏了肺，惹下的肺炎！”他换了药性更猛的红霉素。不出一个月，父亲竟真的能挣扎着下床了。又调养了些时日，总算恢复了过来。只是后来查出老年肺心病，朱先生叹息说，根子怕就是落在那次肺炎上。这场大病，像一道深刻的年轮，刻在了父亲的身体里，也刻在了我们家的记忆里。

病好后，为了养活一大家子，父亲咬牙学起了砌墙的手艺。七月如火，父亲在工地上挥舞着泥刀，汗水浸过的短袖就像刚油染过的墙体泛着水水的光亮。砖块在他手中轻快地跳跃着。我在楼下面看父亲，父亲砌砖的手法娴熟，泥刀挥洒优雅。一块块青砖是一个个有灵性的生命，踏着泥刀的节奏向两边缓缓蔓延开去。

记得我上初中那阵子，曾帮父亲提过泥包。那时村子里流行用土坯砌墙，一块四棱见线的土坯至少四五十斤重，看着那一群壮汉子把一块块土坯从地面递到父亲手上，父亲轻轻松松地把它砌成墙体，墙体在一根细细的拉线中舒展开去。我总觉得父亲是学奶奶织布，奶奶在家，一只光滑如鱼的梭子从早忙到晚。一块块有份量的土坯就是父亲手中的梭子，父亲用泥刀编织着乡村人家的梦想新居。

在姊妹们当中，父亲对我念书格外地上心。两个姐姐初中毕业后，说不念就不念回家来了。而我曾亲眼看见，他提着半夜才逮到的、自己都舍不得尝一口的果子狸，赔着笑脸，送给我那几位老师。我家堂屋那面土墙上，贴满了我的奖状，大大小小，父亲一得空，就喜滋滋地站在那儿看，能看半天，那眼神，比喝了蜜还甜。

那年冬月，大姐和大姐夫回来给父亲过生日。对面沟垴有棵老柿子树枯死了，姐夫便帮着父亲去砍伐。树放倒，锯成段，清理了枝丫，便往家拉。二三里的路程，去时空车，是上坡；回来重载，是下坡。头一车装的树梢枝丫，父亲拉车，姐夫在后面押着，顺顺当当回了家。第二车，装的都是粗实的树干，少说也有五六百斤。还是父亲掌车把，我在边上扶着，姐夫在车后，用一根带铁钩的绳子死死拽着。谁曾想，刚一下坡，车子借着惯性猛地加速，只听“哐当”一声，姐夫手里的绳钩竟脱了！那满载重物的架子车，瞬间变成一头脱缰的野牛，朝着坡下猛冲。我脑子一片空白，只觉得一股巨大的力量把我推了出去，跌在路边的麦地里。紧接着，便是震耳欲聋的碎裂声——车和父亲，一齐翻落进旁边半人深的河沟里。

我的心直往下沉，沉到了冰窖里，心想，父亲完了。

姐夫疯了一样奔过去。而我，却看见父亲竟完好无损地站在河沟边，只是脸上全无血色，惨白得像一张纸。我瘫坐在地上，傻呵呵地看着他，喉咙里像是塞了团棉花，一个字也问不出来。姐夫扶父亲在路边的青石上坐下，然后默默地把散落一河的粗树干，一根根搬到路上，分了好几趟，才勉强拉回家。饭后，惊魂甫定的父亲才说起当时的情形。他说，他以为姐夫在后面拽得牢，起初没使多大劲，等车一加速，他就知道坏了，根本控不住。到了那个弯道，他啥也顾不上想，先一把将我推开，自己才从侧面猛地跳开，那车就端直冲下了河沟。“好险呐，”父亲喝了一口水，声音还有些发颤，“要是当时硬挺着不撒手，非残即死。跳开了，娃没事，车把式坏了是小事，能修。”

我庆幸父亲那时还年轻，反应快，老天爷也保佑，没让这个家遭受致命的打击。但那一幕，父亲在危急关头用力推我的那一把，和他纵身跳开时决绝的背影，已经像一枚滚烫的烙印，深深地烙在了我幼小的心里，那份阴影，久久不散。也正是在那一刻，我发奋读书，跳出这面朝黄土背朝天农门的决心，变得前所未有的坚定。

日子就这么过着，我读书，工作，在县城成了家，妻子守着一个小店。我以为，我终于可以慢慢成为父亲的依靠了。可命运，又一次露出了它狰狞的獠牙。

那年学校刚放寒假，我回老家看了父母，第二天便坐车返回县城，想着年底店里忙，去给妻子搭把手。那天下午，只觉得胸闷气短，心里没来由地烦躁，只当是天寒肠胃不适。妻子不放心，催我去小区诊所量量血压，结果一量，高了。医生建议去医院查查。我骑着妻子的电摩去了中医院。一番检查后，急诊大夫脸色就变了，让我立刻躺下别动，催我打电话叫家人来。等妻子慌慌张张赶来，大夫神色凝重地告诉她，我心脏血管阻塞严重，得立刻去市中心医院做造影。

一切快得像一场噩梦。联系救护车，到了市医院，检查，下病危。市医院不敢收，建议立刻转院西安交大一附院。又是联系救护车，联系医生……晚上九点多出发，后半夜一点赶到，直奔急救室。第二天手术，然后，我便陷入了长达七天的昏迷。

后来我才知道，那个寒冬腊月，我最疼爱的老父亲，被我这突如其来的大病彻底击垮了。我在医院昏迷不醒，他在老家，日日以泪洗面，不吃不喝，只是天天跪在老祖宗的牌位前，一遍遍地磕头，嘴里喃喃禀告，祈求祖宗保佑他的儿子。他的额头，在冰冷的砖地上，磕出了血，凝固了，再磕破……临近年关，两个姐姐轮换着照顾他，生怕老人再有个好歹。那时疫情正紧，出门不易。直到我从西安出院，转回市里医院透析疗养，父亲才在二姐的陪同下，颤颤巍巍地来看我。

当我看到那个被人搀扶着、骨瘦如柴的老父亲时，无边的惭愧像潮水一样将我淹没。我这一场大病，是死里逃生；而我八十多岁的老父亲，何尝不是经历了一场心力交瘁的大病！那是悲极、惊极之后的喜极而泣，是种种难以言说的感慨交加。我的心脏恢复得慢，父亲的心，怕是始终悬在半空，再也没有放下过。

此后，每次我带孩了回家过年，父亲总会把他不知攒了多久的零花钱，偷偷塞到孩子手里，一遍遍叮嘱：“拿着，当生活费，别告诉你爸。”他一次次地瞒着我，而他心里最焦灼、最放不下的，仍旧是我为治病欠下的那几十万元的债。

每次离开，总能不经意间察觉到父亲轻微的不舍。回程的车上，老屋在后视镜里渐渐远了，却总有个念头在心头清晰起来：老家的美，从不是定格在诗卷里的标本，而是活在流淌的老屋里，活在传承的手艺里，活在故乡老人晨起而作的烟火里。这大概就是这片土地最动人的答案：所谓永恒，正是让旧时月色照亮今人之路。

如今，八十多岁的老父亲，身子骨竟依然硬朗。他还时常打电话来，声音穿过长长的电话线：“身体咋样了？别累着，啥都没身体要紧……”只要老人在，我仿佛就永远还是那个可以撒娇、有人疼的娃娃，无论在外经历了多少风雨，回头，总有一座山在那里。

周末，得空便常回家看看。陪老人吃一顿家常饭，听他说说村里的闲篇。如今的美丽乡村，确如画中一般，这平淡如水的日子里，因了父亲的长寿与康健，便多了一分最踏实、最珍贵的“人寿年丰”的喜气。

父亲的脊梁，曾经挺拔如山梁，如今虽已微驼，却依然是我和这个家，最稳的靠山。

（本文刊发《延河》下半月刊2025年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