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前的一节英语课

四十四年前，我坐在平邑七中第一排靠墙的位置，又矮又瘦，像一粒被风吹进教室的砂砾。那时我不知道，讲台上那位仅大我四岁的年轻老师，会在某一天，用一句表扬，把我从“地主崽子”的阴影里捞出来，而且影响了我的未来。

上世纪六十年代，我出生在一个并不富裕的“地主”之家，是家中的老小，上有两个哥哥、两个姐姐。因家庭成分不好，兄妹五人只有我在“文革”结束后考上了初中，能够继续就读。全家人也把唯一的希望全部寄托在了我的身上。经历了那个特殊年代磨难的我，自幼自卑，却又好强，从上学起，就下定决心，一定要好好学习，走出山区，脱离面朝砂石背朝天的穷山沟。

20世纪七八十年代，沂蒙山区英语老师奇缺，大多乡镇中学是不开设英语课的。1982年我从临涧中学初中毕业，中考时成绩较好，入围了初中中专体检范围，但在县城参加体检后就没有了下文。平邑七中开学三个月后，我才接到入学通知书，到七中报到继续就读高中。三个月落下了不少课程还是其次，最头疼的是，初中还没学过英语，要从最基础的ABC英文字母学起，三年高中不仅要补上初中的英语课程，还要完成高中的全部英语课程，难度可想而知。

好在学校了解只有部分学生初中学过英语，便从初中英语开始补课。当时教我们英语的，是张继国老师，一位年轻帅小伙。后来才知道，他仅大我四岁。那时的我又矮又瘦，是霸占了高中三年第一排课桌的少数学生之一，在张老师面前，似乎像一个半大孩子。

当时的印象，张老师细高个，眼睛不大却聚神，身段虽瘦却挺直。干净利落，不苟言笑，加之机关家庭出身自带的气质，无形中让本就自卑的我感觉深不可越的鸿沟。但他授课时耐心细致，条理清晰，生动有趣，深受学生们的喜爱。我也逐渐改变了最初的看法，慢慢喜欢上了张老师。无奈我英语零基础，入学晚又落下了课，两次阶段性英语考试总全班垫底。一切的转折，源于又一次英语阶段性测试。

那天英语课，张老师抱着一摞试卷走了进来。公布成绩他念到我的名字时，声音里有了一丝不易察觉的停顿，随即抬高了声调，“这次进步非常大，值得表扬！”那句话，像一颗投入古井的石子，在我心底激起了从未有过的回响。我慌忙低下头，怕人看见我烧起来的脸。心里却像有一扇蒙尘多年的窗，被猛地推开了，尘埃散去，透进来的，是一束多彩而温馨的光，一向自卑的心灵似乎得到了莫大的安慰。记得那次英语考试，我只考了71分而已。

自那以后，二十六个字母于我，不再是枯燥的符号。它们在张老师的口中，被赋予了奇异的生命。张老师让学生感受到，他从不因学生愚钝而流露出鄙夷，深邃的目光中投来的总是含着鼓励的眼神。他给予学生的，仿佛不是知识的碎片，而是一种近乎奢侈的尊严感——一个落后山村的孩子，其精神世界也配得上被另一种遥远的文明所照亮。从此，我不仅更加喜欢张老师，还喜欢上了英语课，凡是学过的英语课文都要全文背诵下来，英语成绩也得到逐步提升。

那年高考，英语我考了87分（满分100），是我所有课程中得分最高的一门。或许正是英语成绩起了关键作用，我第一次参加高考便中榜了，虽然考取的算不上名校，但从此实现了最初的梦想——吃上了“国库粮”（农村把当干部或工人的统称为“吃国库粮的”），毕业后，被分配到工商银行工作，不再回农村种地啃地瓜干煎饼了。那年高考，我们班的英语成绩也是全县最好的，全县英语前几名的高分大多是张老师的学生。

后来我读到居里夫人与老师的故事，她在法兰西共和国求学时，她的法语老师，一位平凡的女士，从未因她浓重的波兰口音而轻视她，反而在课余为她耐心纠正。正是这点滴的、源于师德之善的助力，或许间接地，为一个伟大科学家的诞生，铺下了一块坚实的基石。可见，真正的教育，不仅仅是知识的灌输，而是生命对生命的点燃。

张老师的教学技艺，在专家眼里或许算不得顶尖。然而，他那一次基于善良本能的表扬，那份发自内心的、希望学生变得更好的真诚，却重塑了一个少年生命的轨迹。他让我后来悟出了一个道理，“师德”永远是“师技”的魂，而鼓励的效力有时会远大于批评与指责。一个中学老师，可以不必学富五车，才高八斗，但他若怀着一颗仁爱、负责与善良的心，一句鼓励的话语、一个关爱的眼神，便可能在某个孩子的心田里，播下一粒会长成参天大树的种子。

相反，一个教师纵然满腹经纶，倘若缺乏爱心与良好师德，即便一次冷眼或嘲讽，批评或指责，也足以扼杀无数个充满可能性的春天，甚至葬送一个少年的美好未来，现实中不乏实例。

回望来路，我看清了那场命运的转折。我之幸运，并非在于掌握了多少英语词汇，而在于我恰好在人生的隘口，遇见了一位手持灯盏的引路人。那光，虽然不过是瞬间一闪而过，但它为我照亮的，却是通往广阔世界的航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