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形背影

每当读到朱自清的《背影》，我就会不由自主地想起父亲。那字里行间流淌的深情，就像一把温柔的钥匙，悄然打开我记忆的闸门。父亲那弯折却倔强的“N”形背影，在时光的薄雾中渐渐清晰——那是胸前与膝盖折叠出的生命弧度，虽负重千钧仍躬身坚守，虽染尽风霜却温暖依旧。

1940年庚辰龙年，我的父亲出生于山西长治一个名为西火的小镇。他常给我说起他童年时为躲避日寇扫荡，拉着老牛尾巴上山的苦难经历，也常说起毛主席领导的共产党使人民翻身得解放的峥嵘岁月。他用这些事例告诉我，面对困难要敢于克服，珍惜来之不易的新生活。

在我入学之前，父亲对我极为慈爱，经常对我说一些“学习点亮人生，知识改变命运”之类的启发话语。他给我起名“良笔”，是盼我将来能执一支好笔，写端正文字，做一个有道德、有风骨的文化人。这名字里藏着他夙愿未竟的志业，也燃着他望子成才的火种。

在我那时的印象中，父亲和蔼可亲，笑起来时眼角的皱纹溢满温柔，细长的手指轻轻抚摸我的头顶，掌心的温度透过发丝渗入心田，给我一种踏实的安全感。

父亲年轻时曾是我们小镇的骄傲，他凭着刻苦的劲头和聪慧的头脑，考入了省城的一所大学。在那个粮食匮乏的年代，饥饿如影随形。有一回，他饿得连上楼梯的力气都没有，便向在大同工作的大伯求借土豆充饥填肚，希望能坚持到毕业。然而，土豆未能借到，只得无奈退学。

回到家乡后，他在生产队拼命劳作，想要证明自己干体力活儿也行。却不想在一次重体力劳动后，因身体出汗脱衣受凉，患了严重的肺炎。由于当时医疗条件有限，病情迁延不愈，落下了肺结核的病根。这种疾病成为缠扰他一生的顽症，束缚了他的人生。因为常年咳嗽，身体虚弱，他不得不以蹲姿缓解不适。

那时大队正缺小学老师，干部们知道父亲文化程度高却身体孱弱，便安排他当了民办教师。他这一干就是十多年。

记忆里，他始终是那种独特的蹲姿，瘦高的身形蹲下去就像向前倾斜的“N”形字母，脊背弯成倔强的弧度，膝盖折叠如待发的弯弓，仿佛山崖上逆风生长的苍松虬枝，有着压不垮的骨血韧劲。

父亲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西火公社，是一位公认的好老师。他曾荣获“长治县教育系统先进工作者”称号，还领了一个白色陶瓷水杯，杯上绘有“武松打虎”的图画，据说这是县里在“文革”之后恢复评优的首批奖品。

他的背影里藏着鲜为人知的严谨与认真。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我在家里的阁楼上发现了父亲念大学时的作业本。那一张张整洁的纸页上，物理公式、化学方程式等写得整整齐齐，字迹工整得如同课本上的印刷体，一笔一划都透着精益求精的态度。我不由得暗暗佩服自己的父亲。

父亲平常总是随身携带“武松打虎”的水杯，偶尔会摩挲着杯子上的图画对人说：“教书育人就得有打虎的劲儿，把学知识的‘拦路虎’全部扫清，让每个孩子都能踏实前行。”

他是一名共产党员，做事认真且乐于助人。每到年关，他就忙着给乡亲四邻写对联，往往是一家挨着一家，一直忙到大年三十中午。小屋里，地上、炕上、箱子上，到处摆满了对联，有时连落脚的地方都没有。也就是从十岁那年起，我给父亲当起了小帮手，学会了研墨、折叠对联格子等活儿，也学会了写毛笔字。

每到正月十五闹红火前夕，大队干部就找父亲编写快板、三句半之类的文艺节目内容。经大队干部审核通过后，他会兴奋地念给我听，脸上洋溢着孩子般的笑容。

在我的成长道路上，父亲既是和蔼的家长，也是严厉的老师，从小学一年级到四年级，各种课程都由他来教我。

课堂上，父亲除了在黑板上板书，习惯蹲在讲台右侧的火台上讲课，而且教鞭从不离手。他的教鞭是用杨木做的，约有2尺长，大拇指粗细，表面被手汗磨得发亮。他的教鞭有两个用处：一是讲课时指着黑板逐字逐句地讲；二是对不长记性或学习捣蛋的学生进行惩戒。惩戒时，他让学生伸出手来，手心朝上，然后将教鞭打在手上问:“记住了没有？”或“敢不敢了？”

令人稀奇的是，那时没有一个家长因此责怪父亲，反而因为他能严格要求孩子而欣慰，认为“严师出高徒”。而且事实也确实如此，在每次全公社统考中，我们班的成绩总是数一数二，从未让人失望。

父亲在带我们班时，几乎每个学生都“吃”过他的教鞭，而“吃”教鞭最多的不是别人，正是我——他的亲生儿子。

记得在一次期末考试后，全班成绩名列全公社第一，我当然也考得不错，便有些得意忘形。当他在课堂上训导学生要戒骄戒躁时，我却在下面挽起裤子在腿上画画。他让我走到讲台，眼神冷峻地问我刚才讲了什么，我当然不知道。他便让我伸出右手，杨木教鞭在空中划了三次弧线打在我的手心。我瞥见他眼底掠过一丝痛惜，那时我尚不明白，父亲为何对我如此严苛。后来我才知道，在父亲心中，“老师”的责任永远重于“父亲”的偏爱，即便我学习成绩一贯不错，他仍会因我课堂走神、作业马虎而扬起教鞭。现在我才懂得，那根教鞭打在手心的灼疼，其实是藏在鞭影里的炽热期待。

许多年后再忆那根杨木教鞭，恍然惊觉它不只是惩戒我们的戒尺，而是贫瘠岁月里跃动的火种，在灼疼掌心的同时，也燎燃了蒙昧的荒原。

父亲既有严厉的一面，也有温柔的时刻。

有一次，我翻看他带回家里的一本杂志，被一篇小说吸引。故事里，一个叫“小小”的孩子是家中的宝贝，因为先天有病，父亲格外疼爱，尽力给孩子各种快乐，还带着“小小”在雪地里诱捕麻雀。可后来“小小”还是因病离世了，他的父亲悲恸万分，痛不欲生。读完后，我也是满心伤感。父亲发现我在看这篇小说后，先是责备我不该看大人的书，随后又温和地安慰我：“良笔，这只是个虚构的故事，你年纪小还不懂，不必当真。”后来我才明白，父亲是不想把世间的离别与伤痛过早地种进我的心里，他想用善意的话语守护我年少的单纯与快乐。

父亲教会我的，不只是书本知识，还有日常礼仪。“比自己年龄大的人一律要有称呼”“筷子要让长辈先动”“给客人端茶端饭要用双手”……那时的我似懂非懂，只是遵从他的意思去做，潜移默化地成为我的一种习惯。如今，两个女儿也传承了这些家风，一举一动都透着得体与教养。

在父亲的严格教育和耐心指导下，我在四年级升五年级的统考中，拿了个全公社第一名的好成绩。父亲怕我骄傲自满，当面不夸我，却在背后暗自高兴，逢人便有意无意提及此事。

父亲本是本县第一批民办教师转公办教师的预定人选，却因身体原因失去转正机会。但他初心不改，依然热爱教育事业，从未放松对自己的要求。

1983年后半年，父亲肺结核恶化并罹患肝硬化腹水。即便遭受病痛折磨，他仍惦记着学生的学业，让正在上中学的我代为讲课。每到夜里，他咳嗽着指导我备课，反复叮嘱我哪个知识点要讲透，哪个学生需要多提问。在他的悉心教导下，我替他代课的班级在全公社统考中取得了第二名的好成绩。

我生命中最沉重的记忆，是1984年的一个秋夜，四十四岁的他对我咳出的最后半句话卡在喉咙间：“明天…上好第三课…”之后便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父亲生前曾想给我们家人修盖三间房屋，但因财力有限和身体原因，终究没能实现这个愿望，带着不舍和遗憾，匆匆离开了人世间。对于十七岁的我来说，家里的顶梁柱突然倒下，不知道该如何面对以后的生活。

安葬那天，村里来了很多乡亲四邻，不少在外地工作的学生闻讯后也赶回来送别。一位学生哽咽着说：“葛老师虽是蹲着讲课，却把我们都托举到了岸上。”

父亲离世后，我走过了很多坎坷，经历了无数苦难，坚强地面对生活。经过不懈的努力和顽强的拼搏，终于过上了如今较为满意的生活，这或许能告慰父亲的在天之灵。在他的影响下，我虽没有走上从教之路，但也从事与文字打交道的宣传工作，多年以来笔耕不辍，笃行不怠，成为区里、市里小有名气的“笔杆子”。每当有人称呼我为“葛老师”时，我觉得既欣慰又受用，仿佛我正以文字重燃他的烛火，带着他未竟的期望在笔墨征途上继续前行。

2024年5月，陪我走过无数坎坷的母亲也走完了她平凡而坚韧的一生。为完成父母合葬的心愿，在母亲出殡之前，我小心翼翼地打开了父亲沉睡四十年的墓葬。当年陪葬的白色瓷杯依旧锃亮，杯上武松高举拳头打虎的画面，犹如父亲当年挥动教鞭的剪影；那支锈迹斑驳的钢笔笔尖上，四十年前的红墨水渍依然清晰，宛如岁月未冷的温热朱砂。

当这些物品清晰地呈现在眼前时，我唏嘘不已，父亲四十年前的慈祥笑容和握着教鞭的讲课身影，穿透了我盈满泪水的双眸。

我小心地擦去杯底下的泥土，擦掉笔尖上的锈迹，然后恭恭敬敬地整齐放好——这是父亲留在世间的从教密码，也是他言传身教、让我“写好字、做好人”的无声叮嘱。每当我深夜伏案写作，笔尖划过纸页或手指敲击键盘时，总像有个和蔼的声音在提醒我：“良笔，好好写，别辜负了你的名字。”

其实，父亲从未离开过我。他藏在我笔下的每一个字符里，融在春节为邻里书写对联的墨香中，落在女儿端茶时那恭敬的双手间。他是我生命里永不熄灭的灯，是岁月长河里永远挺拔的树。他那弯成“N”形的倔强背影，他那点拨知识的细长手指，早已化作托举我们向上攀登的精神坐标，深深地烙印在我的血脉与骨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