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良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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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太行山的东南部，有一片被称为“上党”的土地——长治，它静卧于历史与山河的怀抱。这里的山水，不仅塑造了外刚内柔的地域性格，更将一种深沉的美学刻进建筑的肌理。穿行于潞安古城（今长治市主城区）的僻静小巷，或漫步在西火、荫城古镇的石板路上，屋檐下那一方方精雕细琢的构件，总以无声的姿态引人注目。它非梁非柱，却稳稳托举起飞檐的重量；虽居方寸之地，却仿佛蕴藏着天地间的万千气象——这便是墀（chí）头。它是建筑伸向苍穹的檐角，更是一部镌刻在门庭之上的“砖石史书”，默默诉说着这片土地的过往风华与人文底蕴。
长治墀头的形制风骨，深植于当地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营造智慧，也受其独特社会历史的深刻塑造。作为历史上的战略要冲与潞（安）泽（州）商帮的兴盛摇篮，这里的建筑天然融合了防御的坚固与居所的温情。墀头的诞生，是对本地气候鲜明特征与丰饶物产的精准回应。长治地处大陆性季风气候区，夏季雨水较为充沛，秋冬季节大风较多。所幸，这里的人们以勤劳与智慧，巧用青灰砖、本地砂石等天然材料，塑造了墀头厚重雄浑的风格基调。
墀头的三段式结构，在此演化得尤为沉稳扎实。其构造自下而上分为三段：下段称为“炉腿”或“下碱”，多以青灰砖雕成，亦有整块或数层砂石刻就，形态稳如磐石，造型通常借鉴本地古建石窟中常见的须弥座样式，线条方正硬朗，彰显着不可动摇的建筑根基；中段称为“炉口”或“上身”，作为装饰的核心“画布”，收分比例与过渡线条干净利落，在为匠人预留施展空间的同时，也暗含着一股内敛的劲力；上段称为“戗檐板”（又称“盘头”），宛如武士的肩甲，以浑厚、劲挺的弧线奋力挑出，其体量本身就是对抗太行风雨侵蚀的无声宣言，忠诚庇护着檐下构件。这种“实用至美”的营造哲学，在平顺县太行天路沿线的古村落中体现得最为纯粹。奥治村、岳家寨等高踞山崖的民居墀头，大多摒弃繁缛雕饰，炉腿直接用未经打磨的粗砺毛石垒砌，戗檐板仅做必要的斜面处理，散发着如同山体岩石般原始而磅礴的生命力。它们不事精巧，却以最直白的方式，宣示着先民与严酷自然相持共存的生存尊严，也铸就了长治墀头美学的精神基石。
当家园在长治的土地上深深扎根，炉口这个方寸之地，便渐次绽放出寄寓着精神追求的纹样。自明代中叶至清代中叶的鼎盛时期，凭借潞绸、铁货、食盐贸易崛起的潞泽商帮，将他们的财富、抱负与内在期许，悉数镌刻于故乡宅邸的墀头之上，最终凝练成一套深邃而独特的地域文化符号。要想解读此中深意，上党区西火、荫城古镇的诸多古建便可窥见“潞商精神志”。这两座地处潞泽交界、因铁而兴、凭商成镇的枢纽古镇，其旧街小巷房屋的墀头，清晰铭刻着潞商的三大精神诉求。
其一，是对“士”之身份的炽热向往。富甲一方后，潞商极度渴望获得士大夫阶层的文化认同与社会地位。因此，“魁星点斗”与“鲤鱼跃龙门”的组合图案便成为经典。而“独占鳌头”（魁星脚踏鳌鱼）、“马上封侯”（猴骑骏马）等纹样，则将这份渴望描绘得更为具体急切——不仅祈求金榜题名，更期盼即刻加官晋爵，实现阶层的快速跃升。在西火一处清代院落的墀头上，魁星面目凌厉，手中朱笔似有千钧之力，直指下方奋力跃起的鲤鱼，动态极具张力，呼之欲出。这远非一般的吉祥祝愿，而是商业资本渴求转化为文化权力的直白写照。
其二，是对财富本源的坦率记述与赞颂，亦是对恒久福祉的深切期盼。潞商崇尚诚信立业，从不讳言其工商根基。除“刘海戏金蟾”等常见吉祥纹样外，最具地域特色的莫过于“洪炉聚宝”图：画面中心，冶铁炉烈焰升腾，四周环绕着元宝、钱串与成型铁器，场景写实，充满粗犷的工业力量感。在荫城古镇的一个墀头上，还雕刻着驼队商旅穿越关山之景，生动再现了“潞铁”行销天下的浩瀚商路。在财富丰盈之后，守护家业、福泽绵长的祈愿便油然而生，“五福捧寿”（五蝠环绕寿字）等图案，将他们对健康、长寿、平安、财富与美德俱全的圆满人生向往，凝聚于方寸之间。这既是潞商创业史诗的骄傲铭刻，亦是其世俗理想的真诚寄托。
其三，是对儒商品格的自觉追求，与对家族昌盛的深远寄望。潞商普遍秉持“贾而好儒”的理念，恪守“以义制利”的商业准则。因此，墀头上的“琴棋书画”四艺图，常与“岁寒三友”松竹梅相伴出现，或点缀《朱子家训》《百忍图》的典故片段，直观体现了他们以儒家伦理滋养商业精神的文化自觉。与此同时，他们对家族血脉与文脉的赓续满怀期盼，“麒麟送子”的祥瑞图案，便寄托了迎来仁厚贤德后代、使家门荣光不息的美好愿景。这种将个人修养、道德训诫与家族传承融于一体的手法，构成了潞商复杂内心世界最诚实、最精美的物化呈现。
长治墀头之所以能成为艺术珍品，核心支撑在于本地匠帮世代相传的“三雕”（砖雕、石雕、木雕）绝艺，其中尤以砖雕技艺的运用达到极致。在匠人手中，这方寸构件化为一座综合性的微型艺术殿堂。在长治市潞州区崔府君庙周边大院遗存中，可见雕刻技艺在墀头上融会的化境：下段之石雕，炉腿多选用本地黄砂石，施以圆雕或深浮雕，所刻狮、麒麟等瑞兽，造型威猛、肌理饱满，尽显石质的浑厚力量；中段之砖雕，是匠人炫技的核心，其奥妙首先在于材料——采用八义窑古法烧制的澄泥砖。长治本地烧造技艺底蕴深厚，尤其上党区八义窑的红绿彩瓷，更是开创了多色高温釉上彩绘的先河，被誉为“中国陶瓷史上的第一抹彩虹”，所产澄泥砖质地极为细腻坚实，为精雕细琢提供了完美基底。匠人凭此好料，能创作出多达七层的透雕，亭台人物层次分明、玲珑剔透，堪称“砖上悬塑”的绝技。上段的巧思更加令人称绝，部分墀头在炉口两侧，以砖料逼真仿刻木结构的“垂花柱”，垂莲、花板、雀替等细节栩栩如生，达到“以砖仿木、以假乱真”的至高境界。这般技艺的背后，是苛刻的选材标准与数十年如一日的手艺淬炼。如今在长治地区，仍有非遗传承人坚守古法薪传，秉持“修旧如故、存其真魂”的原则开展修复工作，使得这份古老的营造智慧在当代得以活态延续。
长治墀头的艺术风格，亦非静止的标本，而是随着时代脉搏清晰演进。明代时期风格古朴，从潞安府城隍庙等明代遗构中，可见其早期风貌：造型简括、线脚硬朗，装饰仅为浅浮雕卷草纹，风格浑厚质朴，重在彰显结构本身的力与美。清代鼎盛时期，随着潞商崛起，墀头装饰日趋华丽，题材扩展为完整的叙事故事，高浮雕、透雕成为主流，构图也更富画意；至清代中后期，甚至巧妙融入西洋莨苕叶纹等元素，尽显开放的文化胸襟。
及至清晚期与民国初年，随着地方戏曲、民间文学的繁荣，墀头装饰的叙事性达到新高度，题材愈发贴近市井生活与百姓情感。这一趋势，在上党区西火镇十泉岭村的张家大院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这座光绪年间建成的潞商豪宅，其墀头不仅刻有《白蛇传》中“断桥会”“仕林拜塔”等脍炙人口的场景，还饰有《广武山》《平西凉》等戏剧故事的场景。尤为珍贵的是，部分墀头左上角还刻有文字点明剧目，这种罕见做法，让砖石上的叙事超越单纯装饰，成为一部可辨识、可阅读的“墙上戏曲”。它将潞商所追求的雅俗共赏、文商兼蓄的精神世界，凝固为最生动的视觉篇章，也从另一面见证了上党地方文化在山乡古宅中的鲜活生命力。
进入民国中晚期，战乱频仍与社会结构的剧烈动荡，彻底改变了民间的营造能力与审美取向。墀头装饰难以维系精雕细琢，叙事传统也随之中断，造型最终简化为几何线条与简约块面。即便偶有模仿斗拱形制的处理，也仅仅只存其依稀气韵。但无论如何简化，源自太行的雄浑基调与扎实结构，始终是其未曾丢弃的灵魂底色。
如今，当我们再次驻足于长治的古街旧巷，凝视这些历经数百年风雨的房屋墀头，所见早已超越建筑构件本身。它们是太行山风锻造的棱角，是漳河流水润泽的纹路，是潞商万里征程的印记，更是无数无名匠人将生命与智慧凝于一锤一凿的永恒结晶。这些沉默的“腿子”，以最坚硬的砖石之躯，承载着长治最柔软厚重的历史记忆与人文精神，共同凝铸成一种独一无二的“长治气质”：在质朴中窥见深厚，在雄浑中暗藏精微，在务实中怀抱理想。读懂这一方檐下的春秋，便如同读懂了这座古城的品格——那便是在时光的流转中，让建筑始终昂起倔强而自信的檐角，向世界从容诉说一个关于生存、奋斗、融合与传承的不朽传奇。这份穿越时空的魅力，正是长治墀头作为地域文化之魂、最为珍贵的永恒价值——历久弥新，文脉绵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