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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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镇黎明，像一轴被水洇开的淡墨。我踩着东大街的青石板，听晨雾在巷口呼吸，忽见一块乌木牌匾自瓦檐下浮出——“茅盾纪念馆”。五个绿色大字沉如铁锚，生生拽住整条河流的光阴。檐角微翘，风雨剥蚀的木纹里嵌着1927年的晨霜，铜铃上的绿锈凝结着《幻灭》初版时的墨香，像一钩不肯合上的历史之眼，静静打量每一个后来者。那一刻，我确信自己不是游客，而是被邀请走进一部仍在呼吸的长篇小说。
门扉轻启，立志书院的“成志”二字劈面迎来，笔锋似刀，把少年沈德鸿的一腔沸血钉在二十世纪的天空。我伸手触碰门楣，指腹触到木质的凉，也触到1904年的风——那风穿过雕花木窗，掀动案头《昭明文选》的页角，吹亮一盏煤油灯，灯影里端坐的少年，把“雁冰”二字写在日记本第一页：雁渡寒潭，冰映赤心。庭院老树枝丫横斜，像未写完的句子，让风继续填词。
绕过回廊，天地忽地一阔。茅盾铜像立在澄澈的天光里，左手握卷，右手按膝，目光越过乌镇，越过我的肩胛，直抵远方烽火。额匾“有志竟成”四字悬在头顶，像四枚钉子，把我钉在原地——钉成他笔下的一枚标点，替他续写未竟的段落。铜像前，一束红花燃得正烈，花瓣边缘已微微卷曲，那是时间故意留下的焦痕，提醒我们：所有“竟成”的背面，都是灼痛。
我俯身阅读石座上的铭文，却听见身后传来孩童的朗读：“子夜，是太阳尚未抵达的时辰，也是民族最黑的时辰。”回头，只见小女孩被母亲抱在怀里，手指雕像，一字一顿。那一刻，文学完成了它最隐秘的接力——从沈家老宅到课本，再到乌镇巷口，一粒字找到另一粒字，一颗童心点燃另一颗心。
出得院门，老街像一册被风翻旧的连环画。灰墙白瓦是褪色的帧，雕花门洞是漏光的格，连墙上那行“岁月磨洗后的辉煌——茅盾文学奖·历史与成就”都浸着鎏金裂痕，像被千万双掌心摩挲出的包浆，字字都在发烫。我跟着一位白发老者前行，他走三步停两步，用拐杖尖敲敲地面——“这里，1930年春天，沈先生给我买过一串麦芽糖。”糖早化了，可甜味仍在石缝里渗出，像一笔迟迟不肯干透的墨。
纪念馆最深处，一盏孤灯照着红底展板。灯罩是磨砂玻璃，光线被削成薄片，轻轻覆在茅盾晚年照片上——他瘦得像一柄收起的伞，眼里却蓄着整个江南的雷雨。展板上，“茅盾文学奖”三十九届年轮如青铜闸门次第洞开：从《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的土地芬芳，到《应物兄》的时代褶皱，每部作品都是奔涌的血脉，最终汇成现实主义的时代洪涛，浪尖上始终高扬着“为人民写作”的船帆。我伸手去触那些书名，指尖的温度与玻璃上的雾气交融，化作露珠坠入河面——原来每个读者的凝视，都是这条河流新的源头。
忽有钟声自后院传来，低而稳，像一部大作的句点。我循声而去，见一株银杏抖落满地碎金，叶片上脉络清晰，像缩小的江河。树下的长椅空着，我坐下，翻开随身带的《子夜》——恰好翻到吴荪甫站在夜阳台那一页：远处灯影摇红，黄浦江暗声呜咽。风从书页里吹出，带着1930年上海的煤烟味，与眼前2025年乌镇的桂花香撞个满怀。两股气味纠缠、发酵，竟酿出一种奇异的清醒：原来我们从未走出那场“子夜”，只是换了剧场，换了演员。
我合上书，抬头望天。飞檐上的灰瓦排成雁阵，最边缘的那片瓦微微翘起，像一支不肯搁下的笔，要在天空续写下一章。耳边忽响起茅盾晚年写给自己的那句独白：“我手写我心，我心即人民。”声音极轻，却震得银杏叶簌簌坠落——纷纷扬扬如蝶翼振翅，每一片都是删改后的手稿在风中舒展，墨迹未干的字句随叶脉起伏，恍惚看见《子夜》的修改笔记、《春蚕》的创作提纲从叶尖滑落，与满地碎金交织成篇，每一叶都是复写后的时代在掌心摊开。
离开时，我刻意倒着走，让目光把整座纪念馆一点点收进瞳孔。牌匾、铜像、银杏、钟声，依次暗下去，像一部书缓缓合上。最后暗下去的，是“茅盾”两个字——却在心底突然亮起，亮成一盏不熄的煤油灯，灯罩上刻着一行小字：
“只要还有人读书，乌镇就不会只剩水声；
只要还有人提笔，中国就永远有子夜后的黎明。”
我转身，把相机留在石阶上。有些光影，只能交给记忆显影；有些名字，必须交给心跳去记。风掠过檐角，铃声再响——那是时间在我胸腔里，替一部未完成的小说，翻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