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年猪

春节的脚步渐近，儿时杀年猪的鲜活记忆便如潮水般涌上心头。如今乡间虽仍有杀年猪的习俗，那猪肉却总觉少了些童年的醇厚滋味，仿佛只余下形式上的敷衍。城里餐馆的“全猪汤”纵然便捷，终究替代不了当年杀猪宴的热闹与温情，那份独有的乡土乐趣，早已在时光流转中悄然淡去。

儿时的我，家在泸县金龙乡的老街深处。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多亏祖母的执拗，家里年年都要操办“杀年猪”的大事——这在当时可是乡邻间最隆重的年俗。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样样东西都凭票供应，祖母却恪守着“穷不丢猪，富不丢书”的祖训，任凭家境再拮据，也要养一头年猪。那会儿家家户户粮荒，人尚且食不果腹，哪有余粮喂猪？每日里，祖母便背着竹篓满山遍野打猪草，回来掺着米糠、红苕藤熬成猪食。待猪儿长到百斤上下，才舍得添些红苕、苞米之类的精饲料。这般精心喂养，到了腊月十几，猪儿便长得油光水滑，足足两百多斤重，正是宰杀的好时候。

杀年猪前还有桩要紧事——办准宰证。那时政策严格，若无此证，宰杀后只能留下半扇猪肉，另一半得乖乖上交肉食品经营站。腊月初二那天，父亲揣着几斤刚从粮站买回来的灰面（即面粉），踏着晨霜往街西头王大爷家去。王大爷蹲在门槛上抽旱烟，见父亲来，眯起眼笑道：“你家那猪怕是快出圈了？”父亲把面袋往石磨上一放，搓着手陪笑：“叔，今年猪养得壮实，想跟您买张准宰证。”王大爷磕掉烟灰，烟杆在鞋底上敲了敲：“我家小子在供销社当差，这证金贵着呢。”父亲忙从怀里摸出个油纸包：“这是我娘腌的腊肉，您尝尝。”还递过去不知道几张“大团结”钞票。王大爷接过纸包掂量着，忽然拍了下大腿：“罢了罢了，谁让你家娃儿总帮我挑水。”说着从墙缝里摸出张泛黄的纸片，眼神在父亲脸上停留片刻，带着几分狡黠的笑意，指尖在纸片边缘捻了捻才递过来，父亲连忙双手接过，指尖都在发颤。

杀猪前一日傍晚，祖母总会踱到猪圈旁，对着那头养了一年的肥猪絮絮叨叨。从猪仔落地时的孱弱，到如今膘肥体壮的模样，老人家边添食边念叨，仿佛在与一位老友话别。猪儿似也通人性，耷拉着耳朵哼哼作答，短粗的尾巴有一下没一下地甩着，在昏黄的油灯下映出几分温情。

第二天，父亲和我便用麻绳将猪儿捆了，竹竿赶着，一路吆喝着送往肉食品经营站。手续办妥，只见经营站的郭师傅早已扎紧皮围裙，套好皮袖套，蹬上水胶鞋，带着几个伙计和锃亮的工具迎了上来。众人分工协作，有的扳猪耳，有的抓猪蹄，有的拽猪尾，有的推猪臀，吆喝着使力，三下五除二便将嗷嗷叫的猪儿抬到了杀猪凳上。郭师傅左脚在前弓步站稳，右脚在后蹬地蓄力，一声“起！”喊得底气十足。众人合力将拼命挣扎的猪儿死死按住，猪腿蹬得木凳“咯吱”作响。他快步上前，左手虎口卡住猪下颌向上猛抬，将猪颈绷成一道紧绷的弧线，右手反握刀柄——刀刃与小臂成三十度角，拇指顶住刀尾，其余四指紧扣刀柄，寒光闪闪的杀猪刀在晨光里划出一道冷弧。说时迟那时快，他沉腰转胯，借着身体前冲的惯性，刀刃如离弦之箭斜刺入猪颈下三寸处，手腕顺势一旋，刀柄下压的瞬间已精准挑断主动脉。滚烫的猪血便“哗哗”地涌入木盆，他左手始终保持抬颌姿势，直到最后一滴血珠坠尽，猪儿的哀嚎也渐渐微弱，终至无声。随后，众人将猪身平放凳上，郭师傅用猪血擦净刀刃，在猪右后小腿割开寸许小口，铁捅条贴着皮下筋膜灵活游走，“嗤嗤”几声便捅出数条气道。他咬住打气筒胶管往嘴里送气，腮帮鼓胀如蛙腹，不多时整头猪便像充了气的皮球般鼓胀起来，用木棒一敲“梆梆”作响。伙计们随即用滚水烫猪、刮刀褪毛，郭师傅则手持尖刀如绣花般游走，刀刃贴着皮肤轻轻一旋，漏刮的猪毛便簌簌落下，冷水一冲，猪身顿时雪白雪白。开膛时他刀刃微挑划开腹肌，顺势一撕便露出粉白内脏，卸头时刀背猛磕猪颈关节“咔嚓”作响，分肉时刀锋贴着肋骨游走如行云流水，一套工序下来，连飞溅的血沫都带着章法。末了他摘下皮围裙往肩上一搭，从伙计手里接过粗瓷碗猛灌几口凉茶，喉结滚动间发出满足的喟叹：“这猪养得地道，肉紧！”最后父亲用扁担挑着盛满肥瘦相间猪肉的箩筐，踏着暮色往家赶，扁担“吱呀”作响，像是在唱着丰收的歌谣。

最热闹的当属“杀猪宴”了——乡邻们称之为“吃全猪汤”。大铁锅里，新鲜的猪肉在烈火烹煮下咕嘟咕嘟唱着歌，乳白的汤汁裹挟着花椒的麻香、八角的醇香，混着柴火噼啪的烟味，丝丝缕缕钻进鼻尖。祖母系着蓝布围裙在灶台边忙碌，铁勺碰撞铁锅的“哐当”声里，她高声招呼：“三婶子，把那摞粗瓷碗摆出来！”院坝里，叔伯们扛着松木劈柴从后门进来，脚步声震得木楼板“咚咚”响；小孩子们举着刚炸好的酥肉满院追跑，笑闹声惊飞了檐下的麻雀。切肉的“笃笃”声、炼油的“滋啦”声、劝酒的“干了干了”声与柴火的爆裂声交织，像一挂点燃的鞭炮般炸开了年节的欢腾。不多时，八仙桌上便铺展开丰饶的图景：粉蒸肉裹着金黄米粉，油光锃亮得能映出人影；回锅肉在蒜苗里翻滚，酱红油亮的肉片颤巍巍晃着；血旺汤上飘着猩红的辣椒油，嫩生生的血块在热汤里轻轻颤动。父亲端着土陶酒碗绕桌劝酒，酒液晃出碗沿溅在桌面上，他抹把嘴笑道：“趁热吃！这肉要带皮才香！”话音未落，满桌的筷子已如雨点般落下，“吧唧”的咀嚼声、“呼哧”的喝汤声此起彼伏。我踮脚扒着桌边，鼻尖几乎凑到碗里——那肉香混着热辣辣的蒸汽扑在脸上，烫得人直缩脖子，却忍不住吸溜着口水，非要等祖母夹起一块带皮的五花肉塞进嘴里，才算真正尝到了年的味道。

宴席正酣时，我却寻不见祖母的身影。循着细碎的脚步声走到后院，只见老人家正对着空荡荡的猪圈喃喃自语。月光洒在她佝偻的背影上，那双布满老茧的手轻轻抚摸着斑驳的木栅栏，指尖划过猪儿曾蹭痒的粗糙木板。她望着墙角那堆没吃完的红薯藤，浑浊的眼睛里泛起雾气：“今年这猪儿真争气，开春时才巴掌大，如今......”声音渐渐低了下去，像是在跟空气分享一年来的辛劳——想起初春冒雨打猪草的清晨，想起盛夏守着猪食锅的闷热，想起深秋为省下精饲料自己啃红薯的夜晚。忽然她嘴角又微微上扬，枯瘦的手指在石槽边缘敲出轻快的节奏：“开春得去邻村张屠户家挑个好苗子，要选那种耳朵耷拉、尾巴卷卷的，像前年那只一样通人性......”风掠过猪圈的茅草顶，带着远处宴席的喧闹，她却仿佛听见了来年小猪“哼哼”的撒娇声，眼里的光比月光还要亮堂。

前几日返乡，恰逢邻村杀年猪，我特意绕路去看。没有了祖母般的絮叨告别，没有了父亲换证时的人情往来，甚至连郭师傅那样利落的手艺也少见了——如今都是电动工具流水线作业，猪儿在密闭空间里悄无声息地被处理，乡亲们捧着手机站在一旁，宴席也成了外卖式的分餐。猪肉依旧肥嫩，却尝不出当年那混着柴火香、汗水味和乡邻笑语的醇厚。或许，真正淡去的不是猪肉的滋味，而是那份为了年节共同奔忙的郑重，是人与土地、与牲畜、与彼此间最质朴的联结。祖母当年敲着石槽期盼的，何尝不是这份生生不息的烟火气？只是如今，它正像猪圈里的月光，在时代的风里渐渐稀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