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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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尘埃深处，总有些微光不肯熄灭。它们穿过岁月的岩层，在记忆的暗室里显影，最终凝成照亮人性的星河。
——题记
一
叙永的冬天，是从赤水河深处打捞上来的。
那河水自云南乌蒙山脉蜿蜒而下，携着雪山的凛冽与高原的苍茫，将整座山城浸泡在青灰色的寒冷里。河水在峡谷间奔突，像一匹被驯服的野马，虽低了头，骨血里仍藏着不羁的野性。1935年腊月二十九，胡幺婆便是在这样的晨色里醒来的——并非冻醒，而是被空气中那缕若有若无的硝烟味呛醒。那味道细若游丝，从城墙方向飘过来，缠绕在青瓦白墙之间，与家家户户蒸年糕的糯甜厮混在一起，酿成一种说不清是年节还是战乱的奇异气息，像一杯掺了黄连的米酒，初尝甘醇，回味却涩。
她坐在床沿上，枯瘦的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粗布被面。远处炮声闷闷地滚过云层，像巨人踩碎陶罐，沉闷而钝重；近处邻舍的鸡鸣与妇人捅灶膛的声响，却在晨雾里织成细密的网，温存而琐碎。两种声音在青灰色的天幕下对峙，恍若生与死隔着一层薄冰呼吸，彼此都能听见对方的心跳，却谁也不敢率先踏破那层脆弱的屏障。霜花在窗棂上绽成冰珊瑚，她指尖触处，冰纹便顺着指腹的沟壑缓缓融化，在玻璃上洇出蜿蜒的泪痕，像谁在无边的暗夜里无声哭泣。
“幺婆，酒米泡酥了。”
老汉在灶间喊，声音压得极低，像是怕惊扰了什么沉睡的巨兽，又像是怕惊醒自己不愿面对的现实。
她披衣出去，看见丈夫正蹲在门槛上磨刀。那把柴刀用了二十年，刃口早已薄如柳叶，他却还在青石上细细地蹭，沙沙声像春蚕啃食桑叶，又像是时间在啃噬生命。晨光从他佝偻的肩头滑过，在刀刃上凝成一点寒星，刀刃映出他眼角的皱纹，那些皱纹里藏着四十年的风霜——寒光与霜花在褶皱里纠缠，随着手腕的起落，在青石板上投下细碎的光斑，像一尾尾游动的银鱼。
“磨它做啥？”她问，声音被晨雾濡湿，有些发飘。
“防身。”老汉没抬头，喉结在松弛的皮肤下艰难地滚动，像一块被卡住的老木头，“听说红军过了赤水河，中央军跟在后头咬。这世道，刀比钱管用，命比纸薄。”
胡幺婆没说话。她走到灶台边，看浸泡了一夜的酒米在白瓷盆里微微发胀，像一群沉睡的胖娃娃，饱满而安详。这是准备做汤圆的料子——明天就是年三十，按叙永的老规矩，得吃汤圆，寓意团团圆圆。可今年的团圆，怕是难喽。她舀水烧锅，火苗在灶膛里吞吐，把她的脸映得忽明忽暗，那些皱纹里藏着四十七年的光阴：十八岁嫁到胡家，生过三个娃，只活了一个，还死在民国十六年的瘟疫里。后来老汉去赶马帮，她在家里纺线织布，一针一线地缝补着这破碎的日子，像缝补一件永远补不完的旧衣裳。去年才盖起这栋小青瓦的房子，檐下挂的干辣椒还是新收的，红艳艳地垂着，像一串凝固的火焰，在晨风里轻轻摇晃，仿佛随时会重新燃烧。
锅里的水开始冒泡，从锅底升起细碎的气泡，越来越多，越来越急，最后翻滚成一片白浪，像一锅煮沸的月光。她把酒米倒进石臼，举起枣木杵，一下，又一下。米浆在石臼里旋转成漩涡，像她心里搅乱的黏结，从边缘溢出来，沾在她的手背上，凉丝丝的，带着粮食特有的清甜。就在这时，她听见了号声。
那声音从城墙方向漫过来，起初是断续的呜咽，像迷路的狼崽在雾里嗥叫，倏忽间陡然拔高，裂帛般撕开晨雾——是冲锋号！黄铜号的音色裹着寒气，在街巷间疯狂窜动，撞得青石板簌簌发抖，像无数根琴弦被同时拨响。胡幺婆耳尖的冻疮突然刺痛，像被号声的锋芒割到，手僵在半空，枣木杵上的米浆断线般坠落，在青石板上砸出一朵朵灰褐色的花，像谁淬出的血沫，瞬间又被晨霜吸干。
“攻城了！”有人在巷子里跑过，脚步声零乱如鼓点，像一串被惊散的算盘珠。
老汉猛地站起，柴刀在晨光中划出银弧。他踉跄着扑到院门口，又回头望那串红辣椒——晨风中它们剧烈颤抖，像一串烧红的烙铁，又像一滴滴悬而未落的血。“我去帮忙。”他喉咙发紧，声音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红军缺人手修工事，挖战壕。”
“你去哪厢？”
“城墙根。”老汉把柴刀别进腰后，突然抓过墙角半袋酒米塞进怀里，指节因用力而发白，布袋勒出的红痕与米粒的白形成刺目对比，米粒从布缝簌簌漏下，在青石板上撒出细碎的星子，被号声震得乱滚，“给红军当军粮。他们饿，我看得出。”
胡幺婆追到门槛，霜气裹着她的裤脚往上爬，像无数只冰冷的手在拉扯。她将打狗棍塞进老汉掌心，棍头的铜箍硌得掌心生疼：“遇着白狗子，就拿它敲碎他们的狗头！”
老汉咧嘴笑时，皱纹里嵌满了霜，像一尊被雪覆盖的石刻。他木杖在冻土上敲出火星，身影在巷口晨雾里缩成墨点，最终被城墙方向涌来的号声吞没。胡幺婆倚着门框，看那串红辣椒把影子投在地上，像一道凝固的血痕在缓缓蠕动，又像谁用朱笔在灰白的天地间写下的一个“火”字。
二
张贵闯进她视线时，她正在晾衣裳。
那是腊月二十九的午后，日头短暂地出了会儿，像一位吝啬的债主，把院子里的积水晒得半干，便又匆匆躲进云层。胡幺婆把洗好的被单搭在竹竿上，水珠顺着布纹滚落，在青石板上洇出深色的痕迹，像谁随手写下又匆匆抹去的字迹。她听见院门吱呀一声，以为是老汉回来了，头也不回地说：“锅里有热汤，自己盛——”
“老乡，打扰了。”
是个年轻男人的声音，带着很重的江西口音，尾音微微上扬，像山涧里跳跃的水花，撞在青石板上碎成银珠，又带着几分少年人特有的清亮。
胡幺婆转过身，看见一个穿着单衣的红军排长站在院坝中央。他的军装很旧，洗得发白，袖口磨出了毛边，却干干净净，连个泥点都没有，像是被主人精心照料的老伙计。最引人注目的是他的手——手指修长，骨节分明，指甲缝里还嵌着些许木屑，像是刚干过什么精细的活计，与这战乱的年月格格不入。晾衣绳上的被单在风里晃悠，水珠顺着布纹蜿蜒，在青石板上洇出深色泪痕，像一幅未干的水墨画。
“你找哪个？”胡幺婆下意识地把湿手在围裙上擦了擦，粗布的纹理摩擦着掌心的老茧。
“不找哪个。”年轻人笑了笑，帽檐下的眼睛弯成两道月牙，火塘的火星仿佛溅在他蓝布衫上，像落了几粒碎星，“刚才在隔壁王大爷家，帮他修了板凳。听说您家老汉去城墙根帮忙了，我来知会一声，那边人手够，让他别急着去，先吃顿热乎饭。天寒地冻的，别饿坏了身子。”
胡幺婆愣了一下。她打量着这个红军，看他站在她家院坝里，像一棵刚从土里钻出来的青竹，瘦削，却透着股挺拔的劲儿，仿佛再大的风雪也压不弯。他的眼睛很亮，不是那种油滑的亮，而是像山涧深处的星子，被水冲刷得干净剔透，又带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儿——那是只有在大山里、在苦难中打磨过的人才会有的眼神。
“你修了板凳？”她问，语气里带着几分不信。
“嗯，王大爷家那板凳腿松了，我正好带着工具。”张贵举起手里的木工刨子，那刨子被摩挲得发亮，木柄上刻着细密的纹路，像被岁月吻过的痕迹，“我家祖上是木匠，学过几年手艺。出来当兵，家伙什儿没舍得扔。”
胡幺婆没说话。她想起年轻时见过的赶马人，也是这样的眼神——干净，明亮，带着对远方世界的渴望，却又扎根在泥土里，像那些从石缝里长出来的松树。那时候她还年轻，躲在闺房的窗后偷看，看那些汉子牵着马队从青石板路上走过，铃铛叮当作响，像一串流动的梦，梦里有雪山，有草原，有她从未见过的世界。
“进屋喝口热水吧。”她听见自己说，声音比想象中柔和，“外头冷，冻坏了手脚，咋个打仗？”
堂屋里的火塘烧得正旺，松柴在火焰中噼啪作响，爆出细小的火星，像一群在黑暗中跳舞的精灵。胡幺婆从锅里盛出一碗汤圆，白胖的丸子在姜糖水里沉浮，散发出甜糯的香气，那是用今年新收的糯米做的，裹着自家熬的红糖，甜里带着一丝姜的辛辣。
“吃碗汤圆暖暖身子。”她把碗推过去，粗瓷碗底与木桌相触，发出沉闷的声响，“腊月二十九了，算提前过年。咱们叙永的规矩，吃了汤圆，这一年就算团圆了。”
张贵却没接。他站在火塘边，双手垂在身侧，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裤缝，喉结滚动如吞雪粒。胡幺婆看见他军装上的补丁在火光里明明灭灭，像他心里摇摆的天平，一端是纪律，一端是温情。
“红军有纪律。”他低声说，声音有些哑，像被砂纸磨过，“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这是毛主席定的规矩，谁也不能破。”
“这不是拿的，是请的。”胡幺婆把筷子塞进他手里，筷头还带着她的体温，“你修了板凳，吃碗汤圆抵工钱，天经地义。咱们穷人帮穷人，还要算那么清？”
“那不一样……”
“哪样不一样？”胡幺婆在火塘边坐下，往炉子里添了块柴，火焰猛地蹿高，把她的脸映得通红，“我男人去城墙根给你们帮忙，也没要工钱。你们红军说自己是穷人的队伍，既然是自家人，还分什么你的我的？”
张贵愣住了。他低头看着那碗汤圆，热气在碗口盘旋成白雾，把他的脸映得模糊，像一幅被水晕开的水墨画。胡幺婆看见他的手指在粗布裤缝上掐出红痕，又慢慢松开，像在攥紧又放走什么滚烫的东西——那是家的温度，是母亲的手艺，是久违的人间烟火。
“吃吧。”她又说，声音轻得像一片羽毛，“凉了就不好吃了。汤圆要趁热，人心也要趁热。”
就在这时，号声突然炸响。
那声音比晨雾中的更暴烈，像铁匠铺烧红的铁砧突然砸在心上！黄铜号管里喷出的音浪撞得窗棂嗡嗡发抖，檐角的冰凌簌簌坠落，像一串串被剪断的珠帘。张贵整个人弹起来，蓝布衫下摆扫落凳脚的冰碴，碗里的汤圆还在姜糖水里沉浮，他的身影已像离弦箭般射向门口，带起一阵风，把火苗吹得剧烈摇晃。
"老乡，谢谢你！"他回头喊了一声，声音被风吹散，像一片落叶飘向远方，"等打完这仗——"
他没说完，身影已经消失在巷口的拐角处，只留下一串急促的脚步声，像一串被惊散的鼓点。胡幺婆追到门口，只看见一串脚印留在薄薄的霜花上，像一串仓促的省略号，又像谁用指尖在雪地上写下的未完成的诗。
锅里的汤圆还在翻滚，咕嘟咕嘟地响着，像大地的心跳。她站在门口，听那号声渐渐远去，变成天边的一缕游丝，最终消失在青灰色的天幕里。檐下的红辣椒还在风中摇晃，像一串不肯熄灭的火焰。
三
张贵再回来时，是三天后的深夜。
那三天，叙永城像口烧红的铁锅，被命运的巨手翻来覆去地煎烤。炮声从清晨滚到深夜，把天空炸得布满裂缝，流弹拖着火星在巷子里乱窜，像一群失控的萤火虫，青石板被啃出焦黑的豁口，像一张张焦渴的嘴。胡幺婆和老汉缩在堂屋，听着城墙方向传来的厮杀声——时而像潮水漫过堤坝，轰隆隆地席卷一切；时而像野兽在喉咙里低吼，压抑而绝望。老汉去城墙根帮了一天，回来时棉袍沾满血污，眼神涣散，只会反复念叨："那些娃儿……有的还没枪高……有的还叫娘……"
第三天的夜里，月亮出奇地亮。那是腊月里的满月，把战场的焦土照得惨白，像铺了一层盐，又像谁撒下的一把骨灰。胡幺婆睡不着，坐在灶前热汤圆——那是腊月二十九剩下的，已经热过五遍，丸子都煮化了，汤水变得黏稠，像一锅熬干的思念。火苗在灶膛里明明灭灭，把她的影子投在墙上，像一幅晃动的皮影戏。
她听见敲门声时，以为是风。
那声音很轻，三长两短，像某种暗号，又像垂死者的喘息，带着一种令人心碎的执拗。胡幺婆愣了一下，手里的汤勺掉进锅里，溅起滚烫的汤水，在她手背上烫出一道红痕，她却浑然不觉。
她走到门边，手放在门闩上，犹豫了一瞬。门外传来重物倒地的闷响，还有金属撞击青石的脆响，清越得像风铃，在寂静的夜里撕开一道口子，像一把钝刀割开绷紧的布。
门轴吱呀转动，像一声悠长的叹息，又像谁终于松了口气。
月光如银汞般泼进来，照亮门槛上蜷缩的身影。张贵半跪着倒在那里，像一尊被推倒的泥塑，军裤被血泡成紫黑色，在雪地上拖出蜿蜒的痕迹，像一条垂死的蛇，又像一条被撕裂的河流。他的脸白得像宣纸，嘴唇干裂成蛛网，眼睛半睁着，瞳孔蒙着白雾，却在看见胡幺婆的刹那，那雾里突然亮起一点星火——比灶膛里的火星更微弱，却执拗地跳动着，像雪地里最后一粒不肯熄灭的炭火，像暗夜里最后一颗不肯坠落的星。
"老乡……"他蠕动着嘴唇，声音轻得像叹息，像一片落叶飘向大地，"铜元……还你……"
胡幺婆跪下去，膝盖撞在冰冷的石板上，发出沉闷的响声，像一块石头砸进深潭。她看见张贵的怀里滚出两枚铜元，在月光下闪着暗淡的光，在青石板上撞出清越的脆响，像两滴凝固的眼泪，又像两颗坠落的星辰。
那是她塞给他的。
腊月二十九那天，他跑出去之后，她在凳脚发现了这两枚铜元——他趁她不注意留下的，用一块小石头压着，旁边还有一张字条，歪歪扭扭地写着："红军张贵，借汤圆两枚，他日必还。"字迹稚嫩而认真，像小学生的作业，却透着一股子执拗的认真。
她当时笑了笑，把铜元收进针线筐，心想这娃儿，真轴，像极了自己那个死在瘟疫里的儿子——也是这般认死理，也是这般不肯欠人分毫。
可现在，这两枚铜元又回来了，沾着他的血，温热温热的，像两颗不肯冷却的心，在青石板上烙下暗红的印记，像两枚鲜红的印章，盖在这苍白的雪地上。
张贵摇了摇头。他的手指动了动，似乎想抓住什么，最终只是无力地垂在胸前，像折断的芦苇，像被风吹散的蒲公英。胡幺婆看见他的嘴唇还在动，便俯下身，把耳朵凑近他的嘴边，听见了风中残烛般的呓语。
"……汤圆……甜……"他喃喃地说，嘴角竟然浮起一丝笑意，像雪地里绽开的梅花，清冷而倔强，"……娘……也做过……一样的……甜……"
他的声音越来越轻，像被风吹散的炊烟，像被雪覆盖的足迹，最终消失在寂静的夜里。胡幺婆感觉怀里的身体渐渐变冷，变硬，像一块被岁月风化的石头，像一尊被冰雪封存的雕塑。她紧紧抱着他，像抱着自己那个死在瘟疫里的儿子，像抱着所有未能长大的孩子，哭声被压在喉咙里，变成一声声嘶哑的呜咽，在空荡荡的院子里回荡，像一头受伤的母兽。
四
老汉是在天亮前回来的。
他看见院门口的景象，手里的柴刀咣当一声掉在地上，在寂静的清晨里格外刺耳，像一声被压抑的惊呼。胡幺婆还跪在那里，怀里抱着那个年轻的红军，头发被晨露打湿，一缕缕贴在脸颊上，像结了层薄霜，像一尊被雪覆盖的石像。
“这是……”老汉的声音卡在喉咙里，像一块吞不下去的骨头。
“张贵。”胡幺婆的声音很平静，像一潭死水，像一口被抽干的井，“江西人，木匠出身。修过王大爷家的板凳，吃过咱家的汤圆。来还钱的。”
“这是……”老汉的声音卡在喉咙里，像一块吞不下去的骨头。
“张贵。”胡幺婆的声音很平静，像一潭死水，像一口被抽干的井，“江西人，木匠出身。修过王大爷家的板凳，吃过咱家的汤圆。来还钱的。”
胡幺婆点点头。她轻轻放下张贵的身体，动作轻柔得像在安放一个熟睡的孩子，像在安放一个易碎的梦。她去屋里取了一块干净的粗布，把他从头到脚裹好，又找来自己的一件旧棉袄，垫在他的头下——那棉袄是她结婚时的陪嫁，絮着新棉，还带着阳光的味道，带着岁月的温度。
“埋了吧。”他说，声音沙哑得像被砂纸磨过，像被火烧过的枯叶，“后山，那棵老柏树下。那里高，看得见叙永城，看得见赤水河。”
“等等。”她突然说，声音轻得像一片羽毛。
她跑回屋里，从针线筐里取出那两枚铜元，用袖子擦去上面的血迹。铜元在晨光中闪着温润的光，一面是交叉的稻穗，像一片丰收的田野；一面是“当十”两个字，像一句沉甸甸的承诺。她把它们放进张贵的衣袋里，又把自己连夜缝制的两双布鞋——原本是给老汉过年穿的——放在他的脚边。布鞋是青布面，白布里，针脚细密得像一首无言的诗。
“路上冷，”她轻声说，声音轻得像一片雪花，“别冻着。你们红军，总是赤着脚跑，地里的石子，硌脚。”
老柏树在后山的最高处，俯瞰着整个叙永城。树干上刻满了岁月的沟壑，像一双双流泪的眼睛，像一张张苍老的脸。他们把张贵安葬在树下，没有棺木，只有那扇门板，像一艘载他远航的船；没有香烛，只有几捧冻土和枯枝，像一床薄薄的被。风从赤水河方向吹来，带着河水的呜咽，带着雪山的清冽，像是在为这个年轻的生命送行，像是在吟唱一首无字的歌。
“他说……不能欠百姓的……”那个十五六岁的战士哽咽着说，泪水砸在青石板上，洇出一小片湿痕，像一朵朵瞬间绽放又瞬间枯萎的花，“……我们找了他半夜……他爬了半座城……身后都是血……像撒了一把红梅花……”
“你们会胜利吗？”她问那两个战士，声音被风吹散，像一片落叶。
胡幺婆站在坟前，看他们把土一锹一锹地填上。每一锹土落下，都像是一声沉重的叹息。风从赤水河方向吹来，裹挟着硝烟和血腥，把她的头发吹得凌乱如草，像一面被战火撕裂的旗。她突年轻的战士们对视一眼，大的那个说：“会的。我们连长说，红军是穷人的队伍，只要穷人在，红军就在。就像这山上的草，烧了一茬，还会长一茬。”
“那你们……还会回来吗？”
“会。”小的那个突然开口，声音清脆得像冰凌断裂，像一声誓言，“等革命胜利了，我们回来看排长，也看您。我们给您带江西的糯米，带延安的红枣，带天下的太平。”
胡幺婆没说话。她从怀里掏出一个小布包，层层打开，是那两枚铜元——她趁人不注意，又从张贵的衣袋里取了出来。铜元在晨光中闪着温润的光，像两颗被岁月打磨的心。
“这个，”她把铜元放在坟头的土堆上，像放下一颗心，“是他欠我的汤圆钱。我等你们回来，亲手还给他。你们告诉他，这钱，我替他收着，收一辈子。”
太阳从东山升起来，把金色的光芒洒在新坟上，像铺了一层金箔。两枚铜元在晨光中闪着微光，像两颗不肯熄灭的心，像两只望着远方的眼睛。
五
后来的事情，胡幺婆是从逃难回来的邻居口中听说的。
红军在叙永打了七天七夜，最终撤走了。他们没有往西，而是掉头向东，二渡赤水，把追兵甩在身后，像一条灵活的游龙，在崇山峻岭间穿梭。有人说他们在遵义打了大胜仗，有人说他们继续往北，要去陕北找大部队，有人说他们要去打日本鬼子。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有一点是确定的：那支穿着单衣、饿着肚子的队伍，在1935年的冬天，像一道闪电划破了中国西南的夜空，然后消失在崇山峻岭之间，像一滴水融入了大海，像一颗星坠入了银河。
老汉是在二渡赤水时失踪的。有人说他跟着红军走了，说是要给他们带路；有人说他死在敌人的乱枪之下，尸骨无存；还有人说他躲进了深山，等风头过了再回来，却在雪夜里迷了路。胡幺婆等了三年，没等回丈夫，只等回一个消息：红军已经走完了两万五千里，在陕北扎下了根。那支队伍，后来叫八路军，再后来叫中国人民解放军，如今又叫中国人民志愿军，正在朝鲜和美国鬼子打仗——他们一直都在，一直都在为穷人打仗。
她守着那栋小青瓦的房子，守着檐下那串红辣椒，守着后山那棵老柏树。每年腊月二十九，她都会煮一碗汤圆，放在张贵的坟前。汤圆是白胖的，在青瓷碗里沉浮，像一群胖娃娃，像那年那个年轻的排长。两枚铜元被她用红布包好，藏在针线筐的最底层，只在夜深人静时取出来，对着油灯细细地看——铜元上的血迹早已擦净，却被岁月摩挲得更加温润，像两颗被时光打磨的珍珠。
她常常想，那个叫张贵的年轻人，如果活到现在，该有三十多岁了，该娶媳妇了，该有娃了。他那么会修板凳，一定也会给娃儿做木马、做刀枪，做会转的风车。他的眼睛那么亮，笑起来一定很好看，他的媳妇一定很喜欢，一定会给他煮一碗热腾腾的汤圆。
可他只是二十二岁，永远二十二岁，躺在叙永的后山，看日出日落，听赤水河流，听风穿过柏树的呜咽。他永远不会老，永远不会累，永远带着那两枚铜元的温度，永远记得那碗汤圆的甜。
1951年的春天，两个穿着军装的年轻人找到了胡幺婆。他们自称是张贵的战友，如今已经是营长和连长了，鬓角已经有了白发，眼角已经有了皱纹。他们带来了张贵的烈士证，还有一枚闪闪发光的勋章，像一颗缩小的太阳。
“嫂子，”那个营长握着她的手，眼眶通红，像两颗熟透的樱桃，“我们来还排长的汤圆钱。他欠了您十六年，我们替他还，还一辈子。”
胡幺婆已经六十三岁了，头发花白，背也驼了，像一株被雪压弯的老梅。她看着他们，像看着从时光深处走来的幻影，像看着自己的儿子终于回家。她颤巍巍地取出那两枚铜元，用围裙擦了擦，放在他们手心里。铜元温润如玉，带着她的体温，带着十六年的思念。
“他欠我的，”她说，声音沙哑得像风穿过枯叶，像流水磨过石头，“你们帮他还。告诉他，汤圆是甜的，一直是甜的，甜到心里，甜到骨头里。”
两个军人跪在院子里，向着后山的方向，重重地磕了三个头。阳光把他们的影子投在青石板上，像两棵挺拔的树，像两座沉默的碑。
那天晚上，胡幺婆第一次打开了张贵的坟。两枚铜元被放进一个小小的檀木盒，和那张烈士证、那枚勋章一起，埋在他的骨殖旁边。她在坟前坐了很久，看月亮从东山升起，把清辉洒满山谷，像谁撒下的一把盐，像谁流下的一滴泪。
“甜吗？”她轻声问，像是在问风，问月，问那些永远年轻的灵魂，问这亘古不变的山河，“那碗汤圆，甜吗？”
山谷寂静，只有赤水河在远处流淌，发出永恒的回响，像一首无字的歌，像一声悠长的叹息。
尾声
胡幺婆是在1985年去世的，享年九十七岁。
临终前，她把那栋小青瓦的房子捐给了政府，唯一的要求是在后山立一块碑，碑上刻：“红军烈士张贵之墓——一个叙永百姓立”。她说，她要让他知道，这里永远是他的家，这里永远有人等他回来吃汤圆。
如今，那块碑还在，只是字迹已经被风雨侵蚀得模糊，像被岁月磨平的记忆。每年清明，都有学生来扫墓，献上一束野花，听老师讲那个关于汤圆和铜元的故事。孩子们会轻轻触摸碑石上凹凸的字迹，像触摸历史的脉搏，像触摸那些永远年轻的灵魂；老师会带着糯米粉和红糖，在墓前煮一碗汤圆，甜香漫过山谷时，仿佛能听见1935年那个冬夜，胡幺婆灶膛里的火苗在风中低语，仿佛能看见那个年轻的排长，帽檐下的眼睛亮得像山涧的星子。
他们不知道张贵长什么样，不知道他说话的口音，不知道他修板凳时的专注神情。但他们知道，有些东西永远不会消失——就像那两枚铜元在岁月里越磨越亮，像两颗星辰，照亮后来人的路，照亮这山河岁月，照亮这人间烟火。
而那两枚铜元，如今躺在叙永县博物馆的展柜里，隔着玻璃，向每一个驻足的人讲述着那个遥远的冬天。它们的表面已经氧化发黑，边缘也有些磨损，像两张被岁月熏黑的脸，却依然能看清那交叉的稻穗，和“当十”两个字——那是承诺，是信用，是一个民族最珍贵的品格。触摸玻璃的指尖能感受到温度，仿佛1935年的炭火仍在燃烧，将那段记忆焐得温热，将那份感动焐得鲜活。
展柜旁边有一张黑白照片，是晚年胡幺婆的肖像。她坐在门槛上，身后是那栋小青瓦的房子，檐下挂着一串红辣椒，红艳艳地垂着，像一串凝固的火焰，像谁用朱笔在灰白的天地间写下的一个“火”字。她的眼睛望着远方，嘴角带着一丝笑意，像是在等什么人回来——或许是那个说要还汤圆钱的年轻人，或许是所有未归的星辰，或许是这太平盛世的每一个黎明。
照片下面有一行小字，是她临终前说的最后一句话，像一句诗，像一声叹息：
“那碗汤圆，是甜的。”
这甜味漫过八十余年光阴，漫过赤水河畔的青石板，漫过博物馆的玻璃展柜，在每个听者的舌尖轻轻融化，像一滴永不干涸的泪，像一颗永不熄灭的星，照亮这山河，照亮这岁月，照亮这人间正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