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大勇在北山的山梁上种植药材。北山的山梁是荒原,也是阴湿高原,距离城市中心远,海拔高度2800米左右,100多万亩荒山荒坡是天然的自由牧场,冬季厚雪覆盖,夏季野花遍地。刘大勇四十年前和村里的人一起上山圈出三十几亩荒坡,放牛,种植党参,一辈子眼看着就这么过了。
山梁,背风处,一个山窝,两间草房,一个土灶,一爿土炕,土炕是彩钢瓦架在石块上做成的。一切从简。
牛栏前一泉水,夜里,泉水中映着月光和星光。偶然,泉水也自己发光,里头似乎有什么宝贝。
党参地里,三月末除一次草,因为这时候的杂草都出齐了。杂草中也有野生草药,有的甚至比党参还值钱,如黄精、玉竹、重楼、胆南星等,但是刘大勇不管这些,他的想法很单纯,种植党参就只种植党参,别的不管。不管是开红花的、开蓝花的、开白花,一律拔除。
一个人在山上种植党参,形影孤单,刮起大风担心草房被风吹走,还担心自己被吹上天。
我是十年前认识刘大勇的,因为我儿子说对象,遇上了刘大勇,我们成了亲家。
刘大勇很爽快:我两个女儿,一个儿子,大女儿出嫁了,二女儿初中毕业,也没上高中,你儿子看上的话就嫁给他,迟早要嫁人,你是当医生的,我是种植药材的,门当户对,我看合适。
我两个儿子,大儿子高中毕业,脾气暴躁,经常和人打架,不听话,也没有上大学,闲时间打工,在当今社会是比较麻烦的后生,刘大勇的女儿厚道温和,算是我的祖上积了阴德。
我的二儿子大学毕业,结婚后小两口去北京创业去了。以后,我的任务是和大儿子、大儿媳一起创业,我老伴有病,不指望她。
我小学毕业,我父亲是个粗暴人,打我母亲,我父亲在我十岁时去世,我小时候家里很穷,所以不能继续上学,我看到当医生是个好职业,被人瞧得起,也能为乡亲们办事。我就发誓学习中医。我前后拜师十几个,有几个老师把看家的本领传授给我,我刻苦自学,就连太上老君、姜子牙的道术也学,如饥似渴,废寝忘食。
我行医二十几年,在周围是几个乡镇上百个村,外地十几个省都逐渐有名,我有医师证,参加函授有文凭,卫健局发了证件的。不是我吹牛,我是民间名中医,我积极创新中医疗法,治疗痊愈过上千例疑难杂症。我比较自信。
但是,刘大勇不太相信,说我有些吹。我觉得我对别人适当讲讲病症案例,是普及养生常识,是普及中医知识,也是宣传中医的妙用,但是,一般人听起来我是在吹牛。
得了吧,我闭嘴。扎针,煮药,挂瓶子,我做我的,不说了。
我儿子不学中医,我亲家只知道种植党参。我收集的几千本中医书籍,我制作的药柜,炮制加工中药材的设备传授给谁?人过五十,不得不思考传承的大事。
我让孙子背药名,孙子好像不感兴趣,我让儿媳妇帮忙打点药柜,抓药,好像也不乐意。
失传一门绝技是十分悲哀的。眼看着没有人像我小时候那样拜师学艺了,我有时候感到苦闷和烦恼。
有一天,亲家刘大勇在山上打电话,说自己不行了。
我问咋回事?
他说:“不知咋了,浑身出了红泡泡,一片连着一片,全身都是,发痒。是风虱吧。受不了。”
我当即判断是受潮了。我拿上药物,骑上摩托车上山,这是我第二次上北山荒原。
刘大勇前天上山,除草、施肥,天黑了回到草房,烧火煮饭、煨炕,土炕半年没煨了,很潮湿。
“我很少得病,这种病以前从没有得过,难受得很。”
“小意思,一副药解决问题。”
“这一转眼十年就过去了,过了五十,一年的时间就觉得短得很,这一晃眼就是阳历六月了。半年就快过去了。这一年做个啥?”两小时后,刘大勇觉得浑身不痒了,开始和我聊天。“我一年种的党参,挖出来就出手了,也没有加工过,听说加工了的党参一斤一百多元,我的生鲜党参一斤才十几元二十元,我没有加工过,一年卖十来万元,都让儿子花了。儿子买房子,买车子,办老婆子,我都支持到底。我好像就为儿子活着。我在山上还得种多少年的药材呀。你说说,咱们辛辛苦苦,为了啥?”
我说:我就担心我的手艺没人继承。你担心你的药材没人种吗?这些荒坡,到啥时候都会有人开垦种植党参的。
“我女儿不学吗?你耐心一点,儿媳妇和女儿一样有孝心,好儿媳妇能兴旺家业。能守家的儿媳妇绝对能兴旺家业。这是老年人留下的话。”
我赞成他的话,我说:我决定给刘霞传艺。
我梳理了一下中医学习的步骤,一步步引导儿媳妇学习中医,现在可以看着我的处方抓药了。
我第三次到北山看望亲家刘大勇时,他还一个人匍匐在荒坡上,给党参除草。
“你不会改种别的药材,倒一下茬,比如种植大黄、半夏、柴胡。”
“我种这一年就不种了。干不动了。”
我无言。环顾北山四周,茫茫无涯。刘大勇不种植药材,这里照样生长各种药材。我哩,不传承手艺,中华大地上照样到处有中医,何必担心这个担心那个呢?哈哈,我真是,傻担心。
我拔起一支山丹花,唱起一句:山丹丹花开,红艳艳。北山上种药几十年,到老时还是一片荒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