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廷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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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9月3日的太阳格外刺眼.
村口老槐树上的大喇叭正播放着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庆典实况。我蹲在柴房角落，看着父亲用麻绳将老黄牛卷进草席，那曾踏过无数田垄的粗粝脚掌，此刻像被缚住的云团般绵软。
老黄牛是家里的老臣，它脖颈处磨出的茧子比父亲手掌的老茧还厚。记得去年秋收时，它拉着满载麦捆的板车，在泥泞的山路上踉跄摔倒，站起来后仍倔强地甩动尾巴，将沾在肚皮上的泥浆抖落。此刻它垂着头，浑浊的眼睛倒映着父亲布满血丝的眼眶，喉间发出微弱的呜咽，像是在和这个耕耘了十二年的家告别。
“埋在溪边那片向阳坡吧。”父亲擦了把脸，扛起锄头往门外走。我跟在后面，听见母亲在灶屋压抑的啜泣声。山坡上野菊花正开，父亲挖了整整两个时辰，铁锹撞击岩石的声音惊飞了几只山雀。老黄牛入土时，我看见父亲偷偷摘下草帽，露出头顶新添的几缕白发，和牛身上的白毛一样刺目。
晚饭时，煤油灯的光晕在土墙上摇晃。父亲吧嗒着旱烟，烟灰簌簌落在粗瓷碗沿：“往后这二十亩坡地，单靠人力可不行。”二爷磕了磕烟袋锅，铜烟锅里的火星明明灭灭：“听说天水的秦川牛，个子小却能顶两头大水牛使。礼县大桥的牛市，逢五赶集。”
姑父旺盛是个走南闯北的能人，三天后就牵着一头小黄牛出现在村口。那牛犊不过三个月大，浑身毛色像刚出炉的蜂蜜，额间却有块铜钱大的白，像老天爷随手点的印记。它好奇地甩着细尾巴，啃食路边的狗尾巴草，完全不知等待自己的命运。
“得阉了。”冬兴哥提着铜铃铛来的那天，小黄牛正卧在草垛旁晒太阳。惨叫声撕破午后的宁静时，我躲在草堆后捂住耳朵，却看见它被松开绳子后，仍一瘸一拐地走向食槽，低头吞咽草料的样子，仿佛在倔强地证明自己仍是个“男子汉”。
转眼到了二月二，龙抬头的日子。晨光熹微中，父亲将枣木犁套在小黄牛肩上。它不安地刨着蹄子，犁铧在冻土上划出刺耳的声响。我和母亲站在田埂上，看着父亲弓着腰，手把手教它“左拐”“直行”。起初小黄牛总往斜里跑，犁出的沟垄歪歪扭扭，惹得二爷在旁直跺脚。但到了晌午，它忽然像开了窍，步伐渐渐沉稳，犁铧翻起的土浪如同起伏的暗金色绸缎。
十二岁那年的夏天，割草成了我的必修课。我常背着竹篓，跟着小黄牛往后山走。它认得最肥美的草场，总在蒲公英盛开的地方停下，用鼻尖轻轻拱我，示意我去采摘那些毛茸茸的种子。有次我心血来潮，抱住它的犄角要比试摔跤，没想到它竟配合地慢慢屈膝，轰然倒地时惊起满地蚱蜢，把我笑得直不起腰。
但小黄牛也有脾气。那天我心急抢收，不耐烦地抽了它一鞭子。它突然昂首嘶鸣，四蹄腾空而起，拖着犁在陡坡上狂奔。我死死拽着缰绳，耳边风声呼啸，眼看就要栽下悬崖。千钧一发之际，犁辕勾住了老核桃树，剧烈的冲击力让我摔出老远。等我爬起来，看见小黄牛浑身是汗，胸脯剧烈起伏，却安静地站在原地，用湿漉漉的眼睛望着我，像是在道歉。
二爷总说：“犁地是庄稼人的命根子。”十七岁那年暑假，我第一次掌起犁把。小黄牛似乎知道我紧张，走得格外慢，还不时回头看我。当第一垄笔直的土沟在脚下延伸时，二爷站在田埂上笑得露出豁牙：“好小子，有出息！”山风掠过层层梯田，送来远处汉王镇中学的上课铃，恍惚间，我分不清自己更爱课本里的唐诗宋词，还是掌心这根粗糙的枣木犁把。
师范毕业那天，我背着行囊走出村口。回头望去，小黄牛正在溪边饮水，夕阳将它的影子拉得很长，几乎要够到我家的土坯房。
后来每次寒暑假回家，它都会远远地发出低鸣，用头蹭我的衣角，像是埋怨我许久不归。
二爷走的那个冬天，雪下得格外大。
父亲抹着眼泪说：“牛卖了吧，家里添了马，驮运方便了，以后用牛时，和别人家交换一下好了。”
我站在空荡的牛棚前，摸着墙上还残留的草料碎屑，突然想起小黄牛初来乍到时，总爱用犄角蹭这面土墙。买家来牵牛那天，它一步三回头，缰绳在它脖颈勒出红痕，却始终不肯挪动半步。最后是父亲狠下心推了它一把，那声悠长的哀鸣，至今还回荡在我梦里。
如今在邻村小学教书，孩子们总爱问我为什么不吃牛肉面。“做一个老黄牛一样的人，淳朴的人。”我望着窗外的群山，想起老黄牛下葬时的野菊花，想起小黄牛额间的白月光，想起那些在坡地上与牛相伴的日子。
山风掠过教室的窗棂，恍惚间又听见熟悉的牛铃声，混着二爷的烟袋锅声、父亲的吆喝声，还有岁月深处，一头小黄牛笨拙却坚定的犁地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