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话关西

关西，是地处西汉水中游的一个小村子，具体位置在礼县雷坝镇内西汉水与清水河交汇处，共有三个村民小组，分别是关上、关西、崖（ái）咀背后,全村共有居民94户300多人，土地主要包括清水河以北、西汉水两岸上起苟坝村下至两夹河的部分区域，总面积5.2平方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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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西因一直沿用的村名“关上”而得名。关上，古称野麻关，地处西汉水与清水河之间，背靠大山，在1983年10月雷坝大桥建成以前，涉水过河的最佳位置，是古代大潭地区军事防御及商旅转运的最佳位置，是天水南通武都入川入藏的重要关口，《宋朝事实》（卷十八‧升降州县一）中有“建隆三年（962年），以良恭、大潭二镇置大潭县，属秦州”的记载。也有史料记载，早在北朝西魏废帝三年（554）起，曾先后在大潭一带建立过潭水郡、潭水县、大潭县、大潭镇，这就更加突出了关上为关口的重要性。

南宋高宗建炎四年（公元1130年）春，金兵进犯南宋，川陕宣抚处置张浚自秦州入援，命秦凤守将关师古等聚熙州（临洮）、河州（临夏）之兵于大潭野麻关以固蜀口，关上成了战争要地，岷州治迁移白石镇（西和），大潭县迁移往太塘。明朝洪武初年，番人侵犯，朝廷命杨清为宣慰使司统兵镇守野麻关，这里又成为战场，大柱脚石和焚烧的木灰，可能是县大堂或粮仓、兵营毁于战火的遗物。

大潭的行政建制，主要经历了17次变革：西汉时期，设武都郡嘉陵道；南北朝时，设潭水郡、潭水县；隋、唐时，设潭水县；五代十国时，设大潭镇；宋时，设大潭县；明、清朝时期，为大潭里；民国元年（1912年）后，设礼县第三区雷坝村、坪头村；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2月，属左三里保；民国三十年（1941年）4月，始置大潭乡；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12月，设礼南区；1949年11月，设大潭区和清江、坪头2乡；1952年7月，大潭区改为礼县第十三区；1958年9月，成立清江、坪头、麒麟3大队，属大潭公社；1961年8月，大潭公社改为大潭区，辖现在的大潭片五乡镇（即当时的雷坝、王坝、肖良、三峪、滩坪五公社），清江、坪头、麒麟3大队组成雷坝公社；1966年1月，撤销大潭区，坪头公社并入雷坝公社；1983年12月，雷坝公社改雷坝乡；2014年，雷坝乡撤乡设镇，改为雷坝镇。

关西村名的来历，是上世纪六十、七十年代出现的。以西汉水为界，当地人习惯称西汉水以西的山为西山，但西山上有两个小村子，一个村子是关上人，另一个村子是苟坝人，为了有所区分，把关上人居住的村子叫关西，苟坝人居住的村子叫苟西。随着时间的推移，关西就成了整个村子的总称。

其实，关西山上因为长期缺水，也叫没水山。山上的住户均为关上坝里人。民国以前，关上人的耕地主要在山上，分布在现在关上河坝至关西山上大岚山顶向后延伸至大白杨树垭豁的地方。起先，有的人家为了山上耕种方便就开了窑洞，逐渐又盖了房子，随着弟兄间分家立户，住在山上的就成了山上人。到20世纪实行人民公社化，关西山上的20多户居民就形成了关西组。崖咀背后因地势、方位命名，依据是关上对面正好是甘山山脚的石崖咀，一部分关上人由于家庭成员增长分户到崖咀背后，村子的名称也就因人们的习惯称呼沿用下来。

在关西山上康家场曾发现雕绘的古墓葬，称关上遗址。现在的关西人是不是最早的土著居民，已经难以考证。在大潭一带，祖上代代相传的信息基本一致，都说先人从大槐树移民而来。据《明实录》《明史》《续文献通考》等史书记载，明朝洪武年间从山西洪洞大槐树大规模移民10次，永乐年间移民8次。当年从山西洪洞县大槐树底下转移出去的人口涉及到812个姓氏，分布范围涉及现在的甘肃、宁夏、陕西等18个省市区的500个县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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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华民族的姓氏中，张姓是一个典型的多民族、多源流姓氏，主要源自姬姓及少数民族改姓而来，古代重要武器弓矢的发明者张挥，号天禄，青阳之子，为张姓公认的始祖。因弓箭的诞生对社会影响大，所以黄帝封挥为弓正，职掌弓矢制造。后又取弓长之意，赐姓张于濮阳，封地清河。后逝葬于帝丘(今河南省濮阳县)。《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中提到张姓起源时，有“黄帝子少昊青阳氏第五子挥为弓正，始制弓矢，子孙赐姓张”的记载。

西周宣王时期，在陕西地区出现了张姓的踪迹，西周青铜器皿上铭有张伯、张仲，他们是西周的贵族。张仲辅佐周宣王，使西周得以中兴。

春秋时晋国是张姓发展历史上最重要的地区。河东“解邑张城”是张姓重要的聚集地和发祥地(古张城在今山西临猗西的黄河东岸)。张氏世代事晋，晋灭后事韩。张老、张侯(即解张)均是晋国的大夫，张老的后代韩国贵族张良成为汉朝开国第一功臣，解张也被一部分张姓后裔奉为先祖。在西周、春秋战国时期，张姓人群主要活动于山西、陕西、河北、河南、山东等地区。

秦汉是张姓向四周发展和繁衍的重要的时期。张姓在秦初进入了四川，多为三晋贵族的后裔，在反秦战争和随后的楚汉之争中，政治倾向明显，战争中建功立业，封侯赐爵；再西进甘肃、宁夏等地。张姓人群活动地区迅速发展到整个北方、西北和四川地区，成为当时北方地区的第一大姓。

宋朝时期，张姓大约有490万人，约占全国人口的6.3%，排在王、李之后，为宋朝第三大姓。张姓第一大省是山东省。在全国的分布主要集中于山东、河南两省，大约占张姓总人口的近三分之一，其次分布于四川、河北、陕西、湖南、湖北、山西、甘肃、江西八省，又集中了一半以上。全国形成了华北、西北和中原地区张姓人口聚集中心。

方言土语是维系乡土记忆的精神脐带，在古代的方言传承，并不像现在受普通话普及的影响，主要以代际间的口口相传为主，“故土难离”“乡音不改”是古代人们背井离乡最难割舍的情结，先辈们难以改变的“乡音”被后辈们基本完整地传承下来。

关西人的姓氏以张姓为主，又有苟、王、郝三姓，其中张姓占90%以上。最初，在关西应该全是张姓，因为苟姓人家均为苟坝苟家，至今他们还有清晰的苟坝谱系。在封建土地私有制时期，土地是人们赖以生存的唯一根基。关西张姓以外的姓氏在清朝晚期或因土地关系或因姻亲关系落户，郝姓就是甘山郝家因土地而落户。

从附近村子的姓氏看，关西人姓张，苟坝人姓苟，蒲陈人主要姓蒲、姓陈，雷家坝人主要姓雷，王家寺人主要姓王等等，说明很早以前人们的居住应该以同姓或大户头家族聚居为主。一般情况下，规模较小村子的姓氏都很单一，只有人口集中的大村子才能容纳多个姓氏共同居住生活。关西地面狭小，当初定居于关上的人应该只是是同批移民中的几户张姓人而已。

从历代的姓氏看，李、王、张三姓占相对较多人口，分布地域很广。关西的张姓人或许在明朝以前就在大潭一带居住，亦或许在明朝大移民时从山西迁徙而来。从大潭地区现在仍然流行的方言、饮食习惯来看，跟山西相通或相同的内容占绝大部分，语调跟山西方言非常接近，还有一些对人、物的称谓，以及方位、时间、动作的表述极为一致，生产生活习惯都具有典型的北方农耕文化特色。应该说，关西人祖上相传从山西大槐树而来，就是偏僻山区人们最常见的口口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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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关西村，没有历史古迹，也没有显赫的历史名人，从没人谈及自家哪一代先人建有什么功绩，这说明关上自古以来因为交通不便，自然条件严酷，一直就是个穷苦地方。村里仅存的一棵古树，就是柏树梁上的一棵香柏，树龄应该在千年以上，具体是哪朝哪代的什么人栽的，从来没有一个确切的说法。附近村子的人称呼关西人为“土盐客”，现在感觉这是对关西人的一种蔑称，其实从这种称呼里隐含着一个重要的信息：关西人世代都是憨厚朴实的“泥腿子”，却能用古法熬土盐，不仅能够满足当地人们食用亦强健体魄，而且还通过贩夫走卒同药材一起从武都、甘南、四川等地换回布匹、茶叶、烟土等。现在的关西人，由于生产生活条件的改善，一些人已经忘记了先辈们的苦难生活。其实，现在的任何一个关西人上溯三代，无一例外都是土盐客。

在西汉水流域，从江口峡以下至西和县的大桥镇，沿河两岸的土盐分布很广。《水经注》中有“汉水又东南迳瞿堆西，又屈迳瞿堆南，绝壁峭峙，孤险云高，望之形若覆壶。高平地方二十馀里，羊肠蟠道三十六回，《开山图》谓之仇夷，所谓积石嵯峨，嵌岑隐阿者也。上有平田百顷，煮土成盐，因以百顷为号”的记载。这就充分证明，即使从郦道元生活的北魏时期计算，大潭一带人熬制土盐的历史至少已有1500多年的历史了。《礼县志》也有“大滩（潭）沿河一带群众，挖宕崖脚土加水过滤熬煮成食盐，名曰土盐，因含硝碱成分多味苦，加之烧柴花工多、成本高，现已不食用，只用于卤煮豆腐，色、香俱佳”的记载。

在大潭一带，过去煮土盐的村子较多，但成规模家家以煮土盐为生的仅有关西人。生活在西汉水边的关西人，有相对丰富便利的水资源，但是背靠大山，川坝耕地有限，山地十年九旱，特别是接近川坝山体，多为悬崖陡坡，盐碱土质居多，有限的耕地十分瘠薄，少雨年份山坡地基本绝收。从川坝上到高半山上，大片土层深厚的黄土地，才是关西人的良田。

据村里20世纪初出生的一代人讲，关西张家、甘山张家、张坝张家是一家，说明同宗族的人随着人口增多，为了获得生存的土地，又不得不寻找新的地盘。关西张家有三个分支，分别为张六张家、新六张家、石土张家，这三个分支同姓不同宗，不同宗族间可以通婚。

台台子上的、大沟门前的、㮢树根里的、关坪上的、河边里的、碱地里的、园子里的、桑树崖根的、白草地里的、苟家台子上的等等，这些称呼均以当时各家各户居住的地理位置为代称，一直沿用至今，基本上一个称呼就代表一个家族。虽然现在的人已经弄不清楚家族的历史渊源，但从各自家庭所带的这一信息，就是区分村民属于那个家族的证据。

张六张家在户数和人数方面在村里最多，石土家、新六家对张六家的称呼是：台台子上一户户子，也就是一家子的意思。现在所称的台台子上的、场里的、厨房屋里的、倒房屋里的，都是台台子上的近亲房，场里是指台台子上当年的柴场，大概在清朝道光年间1840年前后弟兄间分家分户。厨房屋里的、倒房屋里的则是台台子上的于清朝末年更晚辈的分户。台台子上的、大沟门前的、㮢树根里的也是亲房，但在什么时间分户，基本上都说不清楚，说明这三家是更早分户的。从同龄人的辈分上看，大沟门前的、㮢树根里的辈分比台台子上的至少长一辈，按照民间形成的“大房出小辈”说法，说明台台子上的是长房，也就是大房。从居住的位置看，台台子上的处于村里最中心的地段，说明其他亲房是从长房里逐渐分户出去的。同时，张六家还有园子里的、下（哈）梁里的、楼上的。

石土张家主要有河边里的、关坪上的、哪哈地里的，新六张家主要有大地里的、桑树崖根里的、碱地里的。苟家共有三户，其中苟家台子上的人口众多，目前已分为五户。郝家至今仍为一户，王家有两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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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西最有影响的人是清朝末年秀才“张师傅”，为关坪上的石土张家，其长孙为1922年生，现在的后辈人一部分仍住在关上，另一部分移居到鱼池村的曾家山组。关于“张师傅”事迹，先辈们的口头讲述很有限，随着老人们的不断去世，现在的后辈们已经说不清了。据“张师傅”长孙讲，“张师傅”母亲早逝，由祖母养大，当时家境尚好，得以同表兄入私塾求学，考中秀才后得以补廪，获得入仕机会，但因祖母突然离世，便放弃仕途居家服丧三年。“张师傅”因祖母离世遭遇家庭变故，认为自己福薄命浅，以后再没有考取任何功名，在村里设立私塾一心从教，直至终老。

“张师傅”家的房子在构树场下面，住的是其孙子辈儿，直至上世纪70-80年代，仅存的一面主屋虽年久失修，却是全村档次最高的。按照当地的建筑风格，应该是个四合院，上世纪80年代仅存四檩主屋一面，南北朝向，东西各有一间耳房，青砖青瓦，青砖基板瓦的房基很高，不但在全村独一无二，而且在周围村庄也很少见，东西厢房的地基已经被挖低建了新房，仍为“张师傅”孙辈们居住，共用原来的一个院子。从院子里上到主屋，有五六级整块石条台阶，檐廊很宽，檐廊边贴有宽约60公分、厚约20公分的青石条，所有石条做工非常精美，表面凿有精细的防滑纹，从房屋的结构和工艺上就可以看出，“张师傅”在当时应该是大潭地区有一定地位和身份的人物。

据说，“张师傅”中秀才后，凡是经过大潭的大小官员都要前去拜访“张师傅”。有一次，知县到大潭检查工作，所过村社，百姓皆下跪俯首迎接。当知县经过关上坝时，看到“张师傅”立即下马，“张师傅”冠带整齐上前左翼相迎，然后两人并排而行，侃侃而谈。这一细节让所有在场的人接受了一次深刻的教育，从内心深处改变了对“张师傅”只不过是一教书先生的看法，秀才的地位就是比泥腿子高得多。

上世纪80年代初，小孩子们经常玩捉迷藏的游戏，有人曾经在“张师傅”家主屋后檐椽眼里拿出过竹简，穿简的牛皮绳已经断了，孩子们一串一串地提着玩耍，谁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那时的关西村没几个有文化的人，虽然新中国成立后适学儿童都上过学，大人们也通过农民夜校去认字，但是上了年纪的人几乎大部分都是文盲。所以，根本没人阻止孩子们在玩耍中任意破坏那些简书，于是村里彻底消失了那批最有价值的文物。

“张师傅”长孙属狗，比我爷爷大三岁，几乎每天都来我们家窜门，我称呼他张爷，这是对同姓不同宗爷爷辈们的称呼。他俩在闲谈中经常提起祖辈的一些事情，那时我年幼没有记清他们讲述的细节。张爷有接受较好文化熏陶的家庭环境，是村里的文化人，因为他为人正直、做事公道，虽然家境贫寒，但在村里说话很有地位，经常为村民调节家庭矛盾和邻里纠纷。

来我们家窜门时，张爷经常讲他爷爷怎么跟表兄一起到县城考试、如何以文采反击一起考试蔑视他们的富家子弟，有时候给我们背诵《百家姓》《三字经》《弟子规》，并讲书中涉及的经典故事，只因我们年幼无知，对他讲的内容似懂非懂，关键是当时的成年人都认为《弟子规》之类是封建文化，很排斥。“这都是些陈芝麻烂糜子，过时了，呵呵！”张爷的讲解得不到我们的认可，只能在自我解嘲中停住了。张爷是个戏迷，干活的时候或者平时走在路上，总要哼一段秦腔。每年正月，各个村里都要唱社戏，我们总喜欢在那段时间里凑热闹，还没到开戏的时候就等不及了，有时候听见外面锣鼓响，就急得连饭都顾不上吃便往戏场里赶。我爷爷因为不识字，也不喜欢秦腔，更不喜欢凑热闹，正月里正是他为我们做好吃的时候，总要把肉煮得香飘满院，当我们在戏场里疯够了，空着肚子回到家里时，爷爷准备的美味佳肴刚好适合我们的需要。因为老年人怕冷，张爷每天只在戏场转悠一圈就到我们家和爷爷煮罐罐茶喝酒了。当我们正在狼吞虎咽的时候，张爷总要问我们看了啥戏，然后就给我们讲述戏里涉及的历史故事以及对人们的教化作用。

爷爷那一代关西人，虽然物质并不富裕，但是人们彼此间都很和谐，谁家修房盖舍、迎亲送丧，村民们都很齐心地帮忙，若是家里条件好点儿的，大家就到事主家用餐，若是家境非常困难的，干完活各回各家吃饭，从来没有人像现在一样给人帮个忙也要算经济账。也许是以前长时间处于乱世的原因，村里人都比较尚武，有专门一起训练的自制高低杠设备，长拳、棍术基本都会，以备外出经商防身之用。爷爷目光如炬，体魄强健，不仅长拳打得好，连枷棍、五尺棍等棍术也很娴熟。在我的印象中，爷爷脚手轻捷，能飞檐走壁，以石击物百发百中，双手可抱起200多斤的大石头。“童子功最厉害，不论做什么，基本功都得从小孩子的时候练起。”爷爷让我们小时候起床后不要尿尿，首先到院子里舒展筋骨，让后打拳、举重物，尤其是举重物时不能嘻嘻哈哈，要深吸一口气憋上，直至完成整个举重过程方可吐气，这些不经意的传授，竟然成了我干活、学习、工作一鼓作气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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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山一只鞋，下山一背柴。”这是上世纪90年代以前关西女人劳作的真实写照。在那个物资相对匮乏的年代，衣服和鞋都由女人一针一线做成。女人们上山干活的时候，途中手不能闲着，边走路边纳鞋底，走到干活的地方，一只鞋底已经纳好了，这不仅说明了关西女人的勤快，也说明从家里到劳动的地方距离很远。从山上干完农活，也不能空手回家，还要收拾一背柴草，因为牲口要吃草，做饭烧炕要柴禾。严酷的生活环境，给关西人增添了无限劳动量，尤其是里里外外都要操心的关西女人就更加辛苦。

很早以前，人们都居住在关上坝里的时候，主要的耕地在山上，川坝地由于没有防洪设施，只能是靠运气耕种，遇到雨水集中的年份，川坝地就交给河水了。由于耕地在高山上，上山干活至少要走一小时的路程，所以关上人在农忙季节为了多干活，基本都是两头抹黑的，早上天不亮出发，晚上摸夜路回家。张姓人在关上坝里落户的时候，大潭一带应该是地广人稀的地方。后来，随着人口逐渐增多，为了劳作方便，亲兄弟间逐渐有了分工，有的住川坝负责耕种水田，有的住山上负责耕种山地。时间久了，必然得分家分户，于是就有了“山上人”与“坝里人”的称呼。

据爷爷那一代的老人讲，村里好多家庭的房子木料都是附近就地取材，椽子是棉湾里砍的，檩条狗舌头地里砍的等等。一般情况下，农村房屋的木材使用寿命就在200年左右，说明大潭一带至少在清朝中期还是森林茂密的地方，后来由于人为的砍伐开荒，导致了植被逐渐破坏，环境不断恶化，成了现在山大够深、缺水干旱的样子。

与关西村邻近的村子，是大潭片和全县海拔最低的地方，日照时间长，霜期短，川坝水浇地适合种植多种蔬菜、作物和水果，蔬菜主要辣椒、茄子、瓜类、豆角、西红柿、白菜、萝卜、黄瓜、胡萝卜、洋葱、莴苣、韭菜、葱、蒜等，作物主要有小麦、玉米、油菜、稻谷、棉花、荏子、黄豆、洋芋、甜菜、葵花、燕麦等，水果主要有樱桃、苹果、梨、桃、石榴、李子、杏、柿子、大枣、无花果等。曾经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时代，只要是必需的庄稼果菜，基本上户户都种，样样都有，这种种植结构影响久远，直到土地承包到户，村里的大多数群众仍然保持着这种生产模式。

听父辈们讲，在他们小的时候，村里人家家有园子，基本都是果菜间作，水果主要有柿子、桃子、石榴、苹果、葡萄、梨、杏、大枣、无花果等，石榴尤其长得好，每年中秋节前后，硕大火红的石榴在家家果园里挂满指头，小孩子也学会了大人挑选石榴的方法，进了果园专挑熟透了咧开嘴的摘。河坝里的水田虽然面积有限，但是产量相对稳定，而且一年两熟，小麦、油菜等夏收结束就得赶种秋田。在以前交通不便的时候，外运的大米很少，价钱也贵，充足的光照和适宜的气温为种植大米提供了良好条件。据爷爷说，关上坝里曾经大面积种植过水稻、棉花，稻子主要为了改善生活，稻草还可以拧成草绳结成草帘子，草绳主要串烟叶捆扎东西不会被磕碰，草帘可以在冬季苫菜遮霜，也可以做草席。记得我家老房子还没翻修的时候，椽眼就是用秧草塞的。当我还小的时候，记得村里人不仅用麻布口袋，也穿麻布衫劳动，因为麻布比较结实。我家有一辆棉线纺车，是奶奶纺棉线用过的，奶奶去世后，爷爷一直完好地存放在家里，小时候我们总是很好奇地转一下纺车轮子，爷爷看见了就提醒我们不要乱动，弄不好会夹手的。村里人把丰收的棉花收回家，用棉花弓弹蓬松了，再装进棉花笼子吱扭扭转动纺车纺线，直至织成棉布做成衣服，棉花的生产加工程序也就完成了。现在，家里的纺车不知道已经去了哪里，但是很大一卷没有用完的家绩布依然保存完好，母亲告诉我们，那是奶奶亲手纺棉线织成的，看见那卷布也就看见了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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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水猛兽，一点不假。水患是关西人的痛点，每逢发大水，川坝地轻则水淹，重则被洪水冲得一物不剩，甚至住在村子最下面的住户也会遭遇洪水的威胁。洪灾人们只可预防却无法抗拒，川坝地往往处在——被洪水冲了再垦——种几年再次被冲——冲了再垦的轮回往复种。

一旦有强降雨，山上的泥石流就从大沟里倾泻而下，威胁着居住在沟边的人家。河床被洪水带来的泥沙不断抬升，村子下面的盐斗坝被山上的泥石流不断掩埋，老人们记忆中的田园早已不见了踪影，大沟门前住户原来的庄基无一例外被泥沙掩埋，河坝里的大柳树被泥沙掩埋了主干仅露出枝干变成了小柳树。现在，关坪背后西汉水里的大石头已被垫在路下，几代人曾经在小石头上嬉戏、在大石头上跳水、在大石头后面的漩涡中游泳，都成了经历者永久的记忆。盐斗坝里不在是以前的面貌，大沟门前的住户早已变更，石能干上的大麦场被泥石流抬升得很高，上面居住了新的人家。

事物都有两面性。洪水在危害沿河人们生命财产安全的同时，也为沿河一带带来肥沃的泥土，从上游冲走的树木、房屋等木料又解决了沿河群众的烧柴困难。以前，人们都用习惯用浑浊的河水漫地，每逢西汉水、清水河暴雨后涨水，人们就把河水通过灌渠引进没有庄稼的地里，洪水沉淀的肥沃泥土会大大提高土地肥力。现在，为了抵御水害，川坝地都由政府投资建设了高出河床的坚固堤坝，土地高过了河床，再也无法自然引流河水浇灌土地，只能改用机井浇田，种田成本自然就增加了。

俗话说，隔山不远隔河远。居住在西汉水边的关西人，生存空间非常有限，每天不是过河就是爬山。在没修建大桥之前，日常生活都离不开跟河水打交道，种地、挖柴、割草、赶集都得过河，生活条件的限制，促使关西人从小就学会了涉水选渡口，由于有长辈们的无私传授，村里的男女不但会游泳，还能够根据水文选渡口，并能准确地判断河里是细沙还是碎石。雷坝大桥通车之前，公路在关上村前通过，凡是要去雷坝的车辆都得过两道河，如果再要去王坝，就得一路在野马河里穿行。到了汛期，车辆过西汉水经常抛锚，或帮助司机到水中挂绳拖车，或转运困在河中车辆所载货物的任务，只有关上的精壮后生能够完成。

在国家供应回销粮的年代，每天都有挂着拖车的解放牌、东风牌卡车往张坝粮站运粮，有的司机没有开车过河的经验，不会通过河水流速与波浪判断车辆在河里的行进路线，车到水中不是被石头卡住，就是被陷入软沙。汽车一旦被困在河中，很少有人能够自己把车开出来，最好的方法就是用岸上的车辆拖出来。空车往往好拖，载重车辆一旦抛锚河中，河水很快冲走轮胎下的沙子将车辆越陷越深，外面的车辆有时候挂两根粗大的钢绳都会被拉断，河中的车辆依然纹丝不动。

当陷入河中的车辆无法拖出的时候，就只能靠人力卸掉货物以减轻重量。转运货物需要分工，力气大的负责背麻袋，力气小的负责在装卸的车上两人合作搬麻袋。那时的汽车载重量较小，卡车拉5吨、拖车载3吨，8吨粮食就是80麻袋。我着实佩服当年关上那批身强力壮的男青年，他们个个都是大力士，能从齐腰深的河水中，背着100公斤的大麻袋光脚板转运，从河里的车上卸下背上岸装入转运车辆。从河里转运完一车粮，同时需要七八个人来来回回十几趟，但凡光脚板蹚过河或走过石子路的人，都非常清楚脚底疼得钻心的那种感受，难道他们的脚板是钢铁的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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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史料记载，很久很久以前，大潭一带曾是汪洋一片，自然就联想到了人文始祖伏羲出生的传说，因为伏羲“生于仇池，长于成纪”，或许伏羲母亲华胥在雷泽履巨人足受孕就发生在离仇池山很近的大潭，史书记载的雷泽指的应是仇池山周围的大潭广袤区域，人们所称的大潭也是一个泛指，包括雷坝、滩坪、王坝、三峪、肖良和西和县蒿林一带。之所以不少外地人将大潭认为就是雷坝，应该与当年的交通有关。上世纪80年代初以前，县城到大潭的班车放到关西村的碱地坝，就到了终点站，关西村跟雷坝街道仅隔了一道清水河，所以慢慢地人们就把大潭与雷坝混淆了。

不仅关上有海相地层，而且在大潭甚至陇南境内很多地方都有海相地层，这说明在久远的古代地球经历了巨大的地质变迁。在关上的关坪背后，不仅有很厚的鹅卵石层，还有很厚的粗沙层和细沙层，粗沙层和细沙层的沙粒非常干净、没有杂质，颗粒粗细十分均匀，是上好的建筑材料。

从关上对面的崖咀继续往上走，就到了柏树梁，除了独独一棵状若展翅欲飞仙鹤的香柏外，周围再无一树生长，究竟这棵柏树的树龄有多大，附近年龄最大的老人都说不上。老人们说他们小的时候，那棵树就是现在的样子，他们也问过自己的爷爷辈，也说他们小的时候这树也是这个样子。凭我的直觉判断，这棵柏树的树龄至少在500-1000年之间。据民间传说，这棵柏树是甘山人栽的，主要是为了方便旅途中的人们歇息乘凉。在甘山的庙嘴上，至今生长着一大片郁郁葱葱古柏，数量在百棵以上，树龄跟柏树梁的柏树差不多。斗转星移，栽树人早已无人记得，古树依然茂盛，正应了“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古语，不管岁月如何更替，社会如何变化，柏树梁的柏树始终一如既往地为过往的路人这期一片阴凉，盘曲裸露的树根是人们歇息时最喜欢的“坐凳”，被过往的人们坐得发亮。这棵柏树生长在最为平坦的山梁上，根系深深扎进山石里，裸露在地上粗壮盘曲的树根和瘦劲的主干，无声地向世人述说着饱经的沧桑，即使遭受了多少次牧童的刀砍火烧，依然健壮矍铄。站在柏树梁下面俯瞰周围，四河道走向一览无余，这棵柏树犹如一位深沉的老者，它虽然目睹了若干次兵荒马乱时山下遭遇的劫掠和暴洪灾害侵袭后的荒芜，只不过不愿道破而已。

冬去春来，岁月如梭。至今没有人考证过柏树梁柏树的树龄，但所有过往的人们都会在柏树下停歇，坐在盘曲的树根上享受山风吹拂，俯瞰沿河变迁，追忆一段旅程的过往。

从柏树梁再往上走一段路程，就是寺能干，据老人们讲，寺能干曾经有寺院，规模比较大，具体什么时间修建的，没有人说得清。从寺能干再往上走的第一个村子，就是是“农业学大寨”时期闻名全省的学大寨先进村——甘山村，村干部郝怀珍带领全村群众战天斗地兴修梯田、改善环境、发展生产、兴办夜校、实施合作医疗等先进事迹被刊登在《甘肃日报》《人民日报》上，群众通过苦干实干，乡村公路、田间公路修通了，还建起了学校、文化礼堂和商店，成立了文化宣传队，极大改善了全村的生产生活条件，提振了群众精气神，一个原本封闭落后、干旱缺水、条件艰苦的贫困村成了走在全县前列的先进村，经常有省内外的考察学习团前来学习。“远学大寨（山西大寨），近学何家庄（礼县崖城镇），就地学甘山”一度成为大潭地区的学习口号。

从甘山往上走到柳家湾，然后顺山梁往北，走过水坪里、瓦关庙，就进入了香山自然保护区，是雷坝域内海拔最高的地方，约2532米，人们通常称为礼县大香山。据传大香山是千手千眼观世音真人的修炼得道之地，每年四月初八有大型祭祀活动。妙善是妙庄王的三女儿，因舍手眼救父而圆寂升天，成为救苦救难神灵的化身，至今大香山香火旺盛。

从柏树梁朝西汉水东流的方向往下看，有两个村子隔河相望，北岸为崖咀背后，南岸是雷家坝（清水村）的瓦石头坝里组。从瓦石头坝里沿西汉水往下，经过肖良乡安坝村、桃林存，就是西和县蒿林乡、大桥镇，伏羲生处仇池山就在大桥境内。崖咀背后雷坝大桥的南端，是一个突兀而起的石咀，巨大的石崖如铜墙铁壁般直下山脚，由北而来的西汉水被石崖阻挡后，便折向东流。石咀上面的一片开阔平坦地带就是倪家堡子，据说也有寺院。1982年修建雷坝大桥时放炮炸石，就从石崖里炸出了一口铜钟，老人们说那就是寺院里的铜钟，当时的修路工程队都是些附近乡镇的农民，普遍对寺庙的东西比较排斥，觉得不吉利，就丢进了石崖下的西汉水漩潭。放炮炸石的时候，还炸出了一青一白两条蟒蛇，白小青大，均长约丈余，白蛇头上还长着两只角，也被工程队的人们认为是不吉利之物，全部给打死了。事后不久，那个施工点上又放炮炸石，一个炮手在躲炮时被碗口大的一个飞石当头击中，立即就咽气了。那时我们还是小孩子，跟着大孩子们到大桥建设指挥部前探究竟，透过人们围得里三层外三层的腿缝，隐约看见一个平躺着的人，身上盖了红色被面，旁边有人哭泣，或许是死者的家人或亲友。

柏树梁的西南方向正对的是雷家坝和王家寺。雷家坝是人们赶集的地方，集市就在雷家坝与王家寺（清坪村）之间的野马河坝里，一、五、八日逢集。在坑洼不平的石头坝里，有两排参差不齐就地势用石头垒砌糊了泥巴的灶台，是每逢集日卖吃食人家的摊子。在这些灶台的前后左右，是一些相对固定的摊位，摊主们将地上稍作平整，再用石头围个圈就算是固定的摊位了。周围十里八村的人们背了农产品去集上卖，就只能在没有被固定摊主们圈占的地方找个位置售卖。雷坝镇原乡政府所在地在王家寺上，那里原来有寺院道观，里面供着菩萨、太上老君等众神灵，后再在破四旧时拆掉了，腾出的地方建了供销社、人民公社、派出所、铁器社、大潭区公所、邮电局、兽医站、卫生院等相关单位。雷坝中心小学和初级中学在王家寺村的最高处，周围都是坟园，估计学校也是当年平了坟地建起来的。由于通往王家寺的道路条件很差，立地条件也不适宜拓展路面，2008年的“5·12”地震对王家寺上的民房和公用设施破坏严重，随后便陆续实施了搬迁。现在，乡镇一级的办公单位基本都在雷家坝，王家寺人也在坝地里建了新农村，两个村子完全连成了整体，成了现在的雷坝街道。

从关上沿西汉水逆流而上，依次是苟坝村、蒲陈村、鱼池村、坪头村、朱雀村，然后进入龙林镇。从关上过了清水河是清水村（雷家坝），再沿清水河逆流而上，是教面村，然后是滩坪镇刘河村、杨坝村。从清水村沿野马河逆流而上，依次是清坪村（王家寺）、魏磨村、王坝镇翟坝村。

08

现在，关上土地庙前的老柳树，究竟是哪朝哪代栽的，没人知晓。在我的记忆里，当时河边有两棵柳树。靠近河边的大一些，人们叫大柳树，树围要两个成年人合抱。离河边稍远一些的稍小，人们叫碎（小）柳树。两棵柳树逐渐被涨水带来的泥沙深深掩埋，现在大柳树被长期泡在河水里，仅有一条碗口粗的树枝伸出水面，似乎到了风烛残年。碎柳树现在也要两个成年人才能合围，其实现在的主干已经是老树被泥沙掩埋后露在外面的枝丫长成的。

由于柳树长在河边，每次发大水基本都要抬升河床，每次河床被抬升了多少，土地庙是最直接的参照物。在我记事的四十年左右时间里，河床至少抬升了三米以上，因为现在的土地庙是建在原来庙址后面的石咀上，那时土地庙的地基跟现在的地基差距应在三米左右。在我的记忆里，土地庙至少三次被水毁后逐次加高地基进行重建。

关西村四雷坝镇海拔最低的地方，仅为1148米。关西山的海拔为1800米左右，山势陡峭，2010年前只有羊肠小道通至山顶。从关上坝往关西山上走，一路要经过的地名有大地干能、白土能干、小阴（nīn）弯路口、气眼哈、小坪哈、大坪上、马刀地里、下（hà）梁上、能干背后、康家场里、山神庙哈、崖羊山、碱地弯、坡边里、生地里、杏树梁上、大岚山顶。

关西山上人家居住最集中的地方叫康家场。据说，在山上以前居住着康家人。虽然岁月已经尘封了历史，但康家人平整的麦场和用过的青石碓窝、青石碌碡现在人们仍在使用。在上世纪70年代农建大会战修梯田时，在康家场旁边的地里就挖出过坟墓，墓室为穴式，里面有青色陶罐、瓦盆，棺板上有雕饰花纹，墓室中的人骨骨节都很长，说明墓主人的身材都很高大，这就是康家坟。有人说康家坟里埋的是立眼人，氐人的祖先是立眼人，大潭一带曾经是氐人生活的地方，当时大潭应该归氐人建立的仇池国管辖。现在农村师公设坛跳神的唱词里就提到立眼人，近年来成都三星堆造型奇特的青铜人像，进一步证实曾经应该存在立眼人，不论是寺庙的神像或是出土的人物陶像、铜像，其原型均来源于现实中的人像。或许，当年的康家人，就是当年的氐人。非常可惜的是，那时人们根本没有文物保护意识和考古意识，认为那就是坟墓而已，全部在平整梯田过程中消失殆尽。

在康家场，有四棵一人不能合围的柏树，三棵长在场边上，一棵长在场下的半崖里，长势茂盛，住在康家场的人们晴天在树下乘凉聊天，住得最近的人家还经常拴牲口。在干旱的没水山上，长那么大的柏树，少说也得三五百年吧！现在没水山的康家场，青石碓窝还在，只是被人挪了地方，那四棵古柏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被人砍掉解了木板。

关西山上原来是有水的。从康家场上到大岚山，有一大片平整的土地叫池窠里，土地最低洼的地方就是先前池水出水处，那时池水清澈如镜，再旱不减，再涝不溢。一天，身体健壮、精明能干、善于斗法的康家阿婆洗菜挑水回家，路上碰到一个过路喇嘛讨水喝，康家阿婆就用竹筛给喇嘛盛水喝，喇嘛用衣襟接了，但是没喝，只是问了一句：“你们的水泉在哪里？”康家阿婆没有回答，只是用手网水泉方向指了一下。

喇嘛觉得康家阿婆用竹筛给他盛水，是一种侮辱的方式，于是就用衣襟接了水，担心阿婆施了魔法就没喝，反而产生了报复心理。康家阿婆回到家里，突然想起她跟喇嘛盛水施了魔法，喇嘛用衣襟一滴不漏地接了，还问了水泉在哪里，想着想着后背就汗涔涔了。于是急匆匆赶到泉边查看。当康家阿婆急急赶到水泉边，喇嘛已经走了，泉里的水位降了大半。“这回真的遇到对手了！”康家阿婆心里一咯噔，立即仔细查找破绽，竟然发现泉边的三个方向各扎了一苗银针。

康家阿婆顿时怒火中烧，立即向后山方向边追赶边掐诀念咒，当她赶到阴山堡子的时候，发现喇嘛顺路坎躺着，已经断气了。康家阿婆大惊失色，急忙折身返回，才过杨能干不远，突然觉得胸闷气短，天旋地转，不得不蹲下来喘口气儿。康家阿婆这一蹲下去就没能起来，于是人们把那个地方叫做“死家弯”。

泉水干涸之后，人们开始时到处寻找水源，结果在离村庄很远的崖（ái）羊山发现了一股细小的山泉。崖羊山在教面沟对面下半山上，泉水就在随时垮塌滚石的烂石沟里，人们收拾个水泉说消失就消失了，从这里取水很不安全。从此，关西山成了远近闻名的没水山。

康家人究竟是迁徙了，还是发生了其他变故，再也没有相关的故事传说，留下来的只有康家场和康家坟。

09

1980年的春天，川坝的麦苗已经拔节，山上的麦田也开始泛起绿波，修建雷坝大桥的喜讯成为村里人谈论的热点。听大人们说，大桥修建位置在崖咀背后到倪家堡子下面。当时听到大人们的谈论，觉得那是一个非常宏大的、难以想象的工程，一时有些难以置信。

从关西山上俯瞰，江大公路沿西汉水东岸如影随形，到了碱地坝就得向西转向，过西汉水经关上坝，在过清水河到达雷坝街道，然后通往王坝、滩坪、三峪等有限乡镇。若在汛期，大潭地区的公路畅通率几乎为零。倪家堡子下面是西汉水与清水河汇流后河面最狭窄的地方，而且两岸地质结构稳固，是修建大桥的最佳位置。

离大桥奠基的日子越来越近，工程的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全面展开。1981年汛期过后，逐渐有大量的卡车载着各种物资汇集到崖咀背后，有竹帘子、帐篷、油毛毡、变压器、抽水机、水泵、大小钢筋、箩筐、铁锨、洋镐、尖钁等等，大桥工程指挥部很快就建起来了，电也通了，曾经静寂的崖咀背后一天天热闹起来，每天早中晚三次的高音喇叭广播响彻西汉水河谷。

从崖咀背后到碱地坝的河滩里，每天都有上百人抡着铁锤将大青石砸成比核桃稍大的三角石子，这是修建桥墩的基本石料。一天，爷爷带我去看他砸的石子，大小均匀的石子堆成棱台形状，便于工程队差验收方。每天从江口乡拉运红色河沙的东风牌、解放牌载重汽车如蜗牛般缓慢爬行，经常有顺路的步行者爬进车厢里搭一段顺风车，司机只管开车，任由趴车人上下。从江口运来的红沙颗粒如荞麦大小且很均匀，也是修建大桥的主要材料。

进入冬季，雷坝域内的西汉水河谷时常伴有冷飕飕的河风。大桥奠基开工的日子，天气多云，天空中白花花的太阳没有一点温度，工程队用架材打了个很大的彩门，还用柏树枝进行了装点，上方贴着红纸墨汁书写的“礼县雷坝大桥开工典礼”的打字，彩门两边贴上了巨幅对联，彩门上悬挂的四个高音喇叭里唱着欢快的红色经典歌曲，场面宏大而热烈。

开工典礼是下午举行的，参加的嘉宾们胸前别着红花，主席台就是几张木桌拼成一排，一个包了红布、托着电线的话筒在主持人和讲话领导之间来回传递。具体都讲了些什么，我一概没有注意，只是混在参加劳动的民工队伍里看热闹，现在想来，估计当时领导讲的无非是国家建设的重大部署以及关于修建大桥方便大潭人民出行的意义之类。

领导讲话结束并宣布大桥奠基仪式开始后，噼噼啪啪的鞭炮声和鞭炮腾起的蓝色硝烟将整个工程现场渲染得异常热闹，载着砂石的数百辆架子车飞跑起来，上千民工手中的洋镐、铁锨挥舞起来，一派战天斗地的火热劳动场面顿时拉开序幕。

当时修建大桥还是挺难的，尤其是桥墩的建设难度最大，桥墩的地基全部有人工完成。虽然工程队将河水进行了改道，但是随着桥墩地基的不断下挖，河床的渗水就大量汇聚到桥墩地基坑内，大型抽水机由四台增加到六台、八台、十二台，持续不断地抽水，一旦一台抽水机出现故障，水位就会逐渐升高，有两台抽水机出现故障，水位上升的速度会更快，检修更换零部件速度一旦赶不上，其他抽水机组就面临着被水淹没的危险。这种事情在修建每一个桥墩的时候都出现过，一旦抽水不畅，就会导致反复开挖地基。当时开挖桥墩地基的土石方全部有人工用土筐抬出来的，抬土筐的两人一组，虽然人数众多，但是工作效率远比不上现代化机械作业。

修建桥墩的同时，桥孔建材和南北两山连接桥梁的引线公路也在同步推进。引线公路按照大潭五乡镇划分标段后，再有各乡镇按照各村人口分解，开挖土石方没有推土机之类，最得力的工程设备就是放炮炸石，拉板推土，个别工地使用架子车，修建难度很大。每天中午、下午手工时放炮炸石，附近村民及过路行人必须按要求躲避。

为了丰富建桥民工生活，工程指挥部没两周在工程指挥部前的空地上放一次露天电影，同时，每天早中晚三次的广播宣传及时播发先进施工队事迹、好人好事，并插播秦腔经典唱段，极大地活跃了建筑工地气氛，丰富了建设者们的精神文化生活，鼓舞了建设士气。

1983年10月，雷坝大桥正式竣工通车，上百辆大小车辆披红挂绿参加通车典礼，大潭地区五乡镇群众自发前来观看盛况，附近各中小学组织学生统一着装、手捧红花彩带组成盛大的欢迎队伍，整齐地站在大桥两边，一辆辆参加庆典的车辆在孩子们“欢迎！欢迎！热烈欢迎！”的欢呼声中通过大桥，人人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微笑。从此，大潭地区通往县城的交通条件得到了极大改善。

10

老百姓的命运是由国运决定的，很少有人能够主宰自己的命运，比如战乱和重大自然灾害，普通百姓根本无法抗拒。人类在地震、滑坡、泥石流等不可抗力的特大自然灾害面前，渺小得简直不如蚂蚁。每一次大灾之后的恢复发展，都是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进行的。

提起1984年特大暴洪灾害，关西人记忆犹新。当时，礼县归天水地区管辖，陇东南地区连续多日强降雨引起河水暴涨，西汉水、清水河沿岸的土地全部被毁，关上坝汪洋一片。关西山上多处滑坡，道路塌方，没有打碾完的小麦被雨水长期浸泡发芽。尤其晚上下大雨，房前屋后可能随时塌方或滑坡，大人们都不敢睡觉，密切关注着屋外的动静。

俗话说，隔山不远隔河远。洪水一日不退，关上坝里人就没法出行。虽然1983年10月建成了雷坝大桥，方便了公路沿线人们的出行，但是关上人仍然被水西汉水、清水河围困在孤岛上。农民没了土地，生活就没了保障。洪水退去，生机勃勃的川坝水田一派狼藉，肥田沃土地成了烂河滩。人门都很焦急，可是怎么耕种呢？各家各户地块间的界限已经没了踪影，甚至有地地方成了河床，谁也没法说清楚自家的地究竟在哪儿。于是，有的人先下手为强，只要是地势较高、能凑合耕种的的地方，不等洪水退尽就抢占耕种。结果，能抢到的只有少数人，大多数人没有地种就只能抱怨。谁曾想那年的雨水实在太多，当抢了地块的人们种下的菜苗还没长大的时候，又一波强降雨再次将整个河坝吞噬。就这样，每涨一次大水，一些人就开始了新的土地争夺，相互间的矛盾逐渐增多。然而，在没有河堤的河滩里种地，很少有人能碰到好运气。

大灾之后，人们在短时间内靠种地养家没了指望，只好结队外出寻找养家糊口的营生。那时关上人很少出远门，根本不了解外面的世界，加之文化程度低，不是文盲就是半文盲，没手艺只能出苦力。东南沿海正在快速发展，深圳特区建设如火如荼，但在西北内陆的甘肃，计划经济仍占主体地位，山旮旯里的关西人一如既往过着点煤油灯拾柴割草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

那一年，关西村有十多人结伴去省城打工无果，一部分去了砖瓦厂，一部分辗转去了靖远煤矿，通过私下招煤工的老板进了煤矿成为零时背煤工。去砖瓦厂的人被工头坑了，一年苦到头没拿回一分钱，只领了几十块钱的回家路费。上煤山的，煤矿不直接给他们发工资，由招工老板领取再扣除伙食费、管理费、中介费及其他费用，最后到下苦人手里的钱就少得可怜。去背煤的人，尽管收入少，但比去砖瓦厂的人幸运一点，汗水和着黑煤的钞票暂时弥补了短暂的口粮。有一个人很倒霉，被矿洞塌方砸断了大腿，煤矿医治到脱离生命危险就送回来了，由于没有能力医治，伤口反复感染，落下了终身残疾，几年后才能拄着拐杖走路。

有些家庭无法外出挣钱，就搞点小本经营，有的做了豆腐背到各个山村换粮食，有的在158集上卖麻花、凉面、豆腐赚点薄利，也有的靠亲戚朋友接济……尽管大家都过得很艰难，却没有一个人去行乞。

小孩子总是喜欢过年，大人们则不时发出“年好过日子难过”的叹息。人们意识到，在烂河坝里种地只能碰运气。1985年春节过后，村里的精壮劳力又要陆续外出打工。那时候，父亲刚刚被推选为村支书，他对村里青黄不接的现状很着急，一边跟村民商讨对策，一边给乡政府、县水电局打报告争取重修河堤恢复耕地。

报告由乡政府加注意见报到县里，父亲就动员群众先干起来，提前为河堤工程备料。有远见的村民对父亲的做法很支持，积极配合开展准备。1985年底，村民们怀着沉重的心情，在村口又抬回一个在煤矿严重受伤者。巨大的生活压力使关西人更加焦虑的时候，河堤项目即将批复的消息让人们重新看到了土里刨食的希望。

在农村，每年正月的戏场是村民最集中的场所。父亲决定带领村民大干一场，就在戏场里反复动员群众要齐心协力修河堤，力争年内彻底解决口粮问题。

有的人往往只看重眼前利益，这很正常，毕竟一把手指都分长短嘛！修河堤没有机械，全靠人力施工，村里的精壮劳力就是中坚力量。个别人开始打小算盘，让家里的精壮劳力外出务工，家里的老弱病残去工地充数。

为了把部分坚持去煤矿的精壮劳力留下来，父亲连续召集村民开大会，对部分不到会的亲自上门做工作，苦口婆心分析形势，动员全体村民必须顾大局、看长远，苦战半年，争取在汛期之前让大家先收获第一茬口粮。

有的人留下了，有的人仍想钻空子。父亲跟村干部和群众代表商量确定了一套方案：先将河堤最先开工处的一部分土地划分到户耕种，另一部分土地待工程完工后再分。必须修河堤，是分得土地的前提，还不能一窝蜂上工，防止有人浑水摸鱼钻空子，具体方法就是采取自愿结对合作，再按相应人口划分河堤任务。

村民们主动修筑河堤的积极性很高，基本杜绝了个别人出工不出力问题的发生。河堤首先从河水威胁最大的上游开始，顺河向下游依次推进，一期工程基本能够保障三分之二的川坝地安全。河堤一天天有了形状，先期到户的土地渐渐有了生机，村民们修河堤的信心也跟着高涨。

千里之堤，溃于蚁穴。为了顺利推进河堤工程和确保质量，父亲完全丢下了家里的农活，长期坚守工地，监督工程质量，并动员村民间相互监督，对存在的问题及时向村干部反馈。在农村，相互之间抬头不见低头见，有人发现了别人的工程质量有问题，私下里意见很大，却很少有人公开地指出来。父亲做事是认真的，他每天跟村民一起上工地，不停地在整个河堤上来回巡查，发现问题及时纠正，想投机取巧的人对他非常反感。

在一次巡查中，父亲发现有人用石板贴面顶替石头，他一脚就把那块石板踹掉了，并当场要求他们从那块石板的位置起全部返工。当时，旁边的人都过来围观，父亲对大家说：“修这段河堤，不是一家一户的事，而是全村人的事，大家是一个利益整体，一旦任何一段工程质量有问题，河水就会毁掉一坝的土地，所有的人都要遭受损失。”为了防止今后出现类似问题，父亲当晚组织召开全体村民会议，对存在的问题逐一进行了强调和纠正。

工程在不断推进，问题也在不同的施工地段发生。为了防止汛期河水对新建河堤的侵袭，父亲要求每个工段砌了石堤之后，必须当天堆好沙堤，石堤砌多高沙堤必须同步垫好，防止新修河堤可能被随时发生的洪水毁坏。父亲的做法有人赞成也有人反对，反对的原因是相邻的苟坝村就没有将石堤与沙堤同步进行。父亲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邻村如何施工我们管不了，关上的河堤必须同步推进。”最后，提议村民们举手表决，绝大多数人赞同父亲的意见。

当年夏天，村民们种植的农作物丰收在望，强降水天气却多次出现，最大的一次洪水过后，关上的河堤安然无恙，苟坝村的河堤因为有人没有及时堆好沙堤被冲开了缺口，最终将新修的河堤冲得一干二净，全村人半年付出的汗水又成了烂河滩。那次洪水对苟坝人的打击是致命的，由于项目物资基本用完，修河堤的事一直拖了二十多年，一个原本比关上基础好的村子反倒落后了好多年。河堤经受住了洪水的考验，曾经反对父亲的群众在事实面前接受了教育。

由于关上的河堤是分段修筑的，一期工程完了，接着再上二期，后面的工程推进得很顺利。在整个河堤工程竣工分地的时候，关上的群众要求给我们家也分一块土地，被父亲拒绝了。他对大家说：“我是村支书，做工作是应该的，我家的关系属于关西组，给自己分土地不合适。”

关上过去就有种蔬菜的传统，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川坝地种蔬菜的效益比种粮食好得多，当时除了关上以外的沿河附近村子的川坝地都没有河堤，发展蔬菜没有安全保障，关上人种植蔬菜的规模和档次不断提升。关上坝的川坝地已经保障了村民们的基本生活，但是对面的碱地坝还是烂河滩，父亲又开始谋划碱地坝河堤工程，经过多方争取，碱地坝河堤也得到乡上和县里的支持，一期工程大约在1990年前后实施，充足的土地为关西村逐步发展为蔬菜专业村奠定了坚实基础。

父亲的做事是相对公平的。在他的积极争取和努力下，关上的河堤建好了，坝里的关西人生活一年比一年好起来。山上的关西人，因为山路崎岖，交通不便，吃水困难，生产生活基础薄弱。父亲首先想到的是从根本上解决山上人的吃水问题，经过报告申请，每家修建了一口容量20方的集雨水窖，山上人终于走出来多年来缺水的困境。然后，在坝里人河堤工程即将完工时，又为山上人的川坝地争取到了一定的河堤修建项目，采取“项目+群众投劳”方式维修了崖咀背后属于山上人的川坝地河堤，重新分配了土地，使山上人在坝里也有了一定的生产基础。

川坝地和山上的吃水两大难题解决后，父亲积极组织群众响应国家大搞农田基建的号召，全村群众齐参与兴修水平梯田，集中三年时间基本将所有坡耕地修成了水平梯田。按照国家种草种树发展多种经营的号召，全村积极栽植薪炭林，发展以地埂栽植花椒为主的经济林，有效解决了全村人燃料短缺问题，增加了群众的基本收入。为了让全村人告别煤油灯照明的生活，1991年，父亲通过与乡政府协调，首先使关上组通了动力电，村里有了电磨，彩电等家用电器很快得到普及。随后，又经过多方努力，同步解决了崖咀背后和关西组的用电难题，全村人终于在2000年之前告别了不通电的历史。

时光如流水，流走了许多许多的往事和记忆。关西的山，关西的水，似乎岁岁年年如常。其实，人们的经历，仅仅都是其中极小极小的一段，至于已经逝去的，只能以点滴传说往后流传。

2024年10月22日初稿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