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谷溪流
网站用户
1982年冬天，阴雨连绵。难得天晴，我正在地里弓着腰干活，忽听有人喊:"任红、任红。"我抬头一看，生产队长穿着军大衣站在马路上，长筒雨鞋上溅满了泥浆：“征兵开始了，你不是想当兵吗？明天就可以去公社体检"。”
风吹的枯稻茬像小蛇一样沿着田埂嗖嗖滑过，随着队长的喊声刺破冷雾。我手一颤，锄头差点掉进泥沼。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我就踩着泥泞的田埂小路赶到了公社。体检很顺利，唯一卡壳在体重这一关：征兵体重要求最低90斤，可我不管怎样屏息凝神，秤杆就是颤悠悠地停在89斤。负责登记的干部蹙着眉头说：“差一斤也是差，回去多吃点，三天后到区里复检。”
因路途遥远，去区里复检时，公社派了辆漆皮剥落的解放卡车。车厢里挤满了小伙子，有人紧张得掌心沁汗，有人兴奋得嗓门洪亮。汽车在坑洼颠簸的土路上蹒跚前行，沿途熟悉的村子一个个迎面走来，又一个个向身后退去，我的心也像母亲收谷时的簸箕，上下翻腾。
“长大当解放军”是我刻进骨子里的执念！小时候村里放电影，只要八一厂的五角星一亮起，我浑身血液就沸腾。一次看完《红色娘子军》，我魂都丢在了剧情里，甚至把作业本名字都改成了“洪常青”。
汽车行至一个集市，蒸腾的香气混着小贩的吆喝扑面而来，馋得我胃里咕噜作响。抵达区体检站后，一切依旧顺遂。“下一站称体重。”我一听，心倏地悬到嗓子眼。瞅着还有时间，赶忙找到一家面馆，囫囵吞下一海碗面条，又向店主要了一瓢沁凉的井水灌下。当我像孕妇般鼓着肚子踏上秤盘，秤砣终于稳稳压在了45.8公斤的刻度上。
随后的日子，又是阴风冷雨，可我的心却像晒透的棉被，蓬松温暖，满目萧索的冬景在我眼里竟似山花烂漫的春天。
一天下午，我扛着柴捆回家，发现家里来了两位身着藏蓝中山装的干部。姐姐暗中拽我衣角：“来家访的。”母亲坐在旁边的木凳上，满脸愁容一言不发，手里的抹布拧成了麻花。少顷，年长的干部对同伴低声：“那这一家就算了。”我一听慌了神，一个箭步堵在他前面：“不，我要去当兵！”年长的干部怔了怔，站起身拍拍我的肩膀：“今年去不了，明年还有机会。”
父亲回来时，除了我和母亲，家里人都已睡下。“爹，我要去当兵！”我嗓音发颤。父亲沉默着，烟锅里的火星明明灭灭，映得他皱纹深邃的脸忽明忽暗。良久，他吐出一口烟对母亲说：“他想去就让他去吧，家里少张吃饭的嘴。”
第二天一早，我踩着露水，匆匆赶到公社，告知武装部长父亲已同意，并再次表达了心中烈火般的决心意志。此后，我成了公社武装部的常客。
部长被我缠的头疼，揉着眉心叹气：“8个指标，10人过检，你最瘦小，明年再来吧。”可我偏不死心，继续像块牛皮糖似的黏着他。
入伍前一周，我又去武装部。部长正和一位四十来岁、干部模样的人交谈，见我来了，突然说道：“文书记，这孩子为当兵跑断了腿，我看就算没指标，他都能扒着军车跟去部队。”
那位被称作文书记的上下打量我，忽然问：“每天走多少里路来公社？”我答“来回二十里。”他沉默着转了转手中的钢笔，笔尖的蓝墨水在纸上洇出个小圈：“你等等。”随即抓起桌上的黑色老式摇把电话，用力摇了几圈：“雷部长，听说区里空出个征兵名额？”
话筒里沙沙作响，大意是有个名额，但已调剂给别的公社。“您能不能再想想办法？我这有个孩子不知跑多少趟了，现在赖在公社不走了。”
“区里没辙了，我试试县里。”不一会儿，电话铃骤响，文书记紧贴话筒，眉头渐渐舒展，最后笑逐颜开：“谢了老哥！下回请你喝酒！”
放下电话，文书记眉飞色舞：“三都还是山明，有个兵去不成了，名额归咱们了，赶紧补档案上报！”
我情不自禁上前死死攥住他的手，喉头却哽的生疼说不出话，只有泪水肆意流淌。他拍拍我肩膀：“到部队好好干，给陶洲公社增光。”
他的手掌粗糙却温暖，袖口沾着蓝墨水渍，身上有股熟悉的烟叶味，和父亲的一模一样。
浮云一别后，流水十年间。多年后，部队整理干部档案，我的材料里竟惊现两个出生年龄：一个是真实的1965年7月（公历为8月），另一个赫然是1964年12月，就写在入伍登记表上。干部部门的同志严肃地说：“这得开证明更正，需要户籍和公安部门的章。”
我顿时一头雾水，坚称不可能，我就是1965年7月出生的，况且入伍时，我根本没填过1964年12月这份表格、这一信息！
我的声音在办公室回荡，惊飞了栖息在窗外树枝上的麻雀。
我打电话问家里人，让他们仔细回想，是不是他们填的。家人异口同声否认，还反问：你本来就是65年出生的，要填也是填65年，或者填小一些，怎么可能填大到64年？
电话线那头，父亲急得拿烟杆直敲桌子，震得话筒嗡嗡作响。
我百思不得其解，又打电话给转业回家、在派出所工作的战友，请他帮忙打听。电话里，他和同事调解纠纷的声音不时掺杂其间。
不久，消息传来。原来，那天下午我从公社离开后，因时间紧迫，正是文书记亲自和公社武装部长为我做的档案（那时农村孩子既没有正规户籍，更没有档案）。考虑到当时征兵条件是年满18岁，而我只有17岁，起初填年龄时便直接写了1964年8月。后来，档案做好后，文书记像是想起什么，又重新填了一张表，改为1964年12月。也正是在这张表上，还把我的名字写错了，将“谷任红”写成了“谷应红”。
战友说文书记已经退休了，但当年的文书还记得，说书记那支老钢笔漏墨，把表格都洇花了。
得知事情的来龙去脉，我再次泪流满面。突然想起体检那天，面馆老板说我“吃了面也像根竹竿。”原来当年差的不只是一斤体重，还有一岁光阴。
我心里暗暗决定：不再找家乡民政、公安部门调查“纠错”了，1964年12月就是我的出生年龄，是我从心底认可的第二个生辰。此后，我工作单位几经变动，部队每次清理干部档案，让我开证明证实是1965年出生，我都说不用了，我认1964年这个年龄，最后一次还郑重签了名。
签名时，钢笔突然断墨，那一刻，我仿佛又看见文书记紧锁眉头，神情专注填写表格的身影；看见武装部长被我纠缠时无奈又带着疼惜的神情；看见文书在一旁小心翼翼整理资料的模样。
他们的身影重叠在一起，成为我此后最温暖的光！
上个月写了个小稿《远山的呼唤》，有战友看后给我私信：那时好像是18岁当的兵，你怎么17岁就来了？按年龄你应该今年才退休，怎么去年就退了？
电脑屏幕下老花镜的反光里，敲键盘的手指突然停住，往事如后拉枪栓般清脆！这两个问题其实是同一个答案，就以此文一并回答吧！
窗外一阵凉风，我摩挲着抽屉里泛黄的入伍通知书，印刷在纸上的字体早已模糊，而钢笔书写的字迹异常清晰！这张文书，是岁月盖在我生命上的邮戳，是无数双温暖的手为我托起的朝阳！四十三载春秋，我带着这个“错位”走遍千山万水，这不是档案的笔误，这是一个时代的温度，是一个群人的赤诚，是永远鲜活的青春印记！今天，这抹蓝墨水早已渗进我的血脉，化作生命里最珍贵的年轮，它让我说明白：有些错位，是为了更好的相遇；有些改写，是最深的成全；真正的光明，从来不在档案的铅字里，而在那些为你点亮过生命的人心中！
月光洒进窗棂，墨迹里的蓝墨水突然鲜活起来——那是文书记漏墨的钢笔，是武装部长指间的烟草味，是无数双手为我铺就的、永不褪色的军旅征途！
那些帮助我、托举我、为我改写过命运的人啊，时光虽然能侵蚀烂柯人手中的斧子，但你们的名字、你们的身影、你们的温情，将如光明山的晨曦，永远照亮我生命的每一个黎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