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山坳

“这是一座山的历史，两代人的风骨，百年中国农村、农民的一方拓片。” ——代题记

在五岭山脉绵延起伏的群山中，有一个山清水秀、却又神秘不为人知的地方。它静静地躺在湖南耒阳东南40余公里处，像是被时光遗忘的一块璞玉。

传闻三国时期，神机军师诸葛亮与老谋深算的司马懿曾先后登临此地，勒马观山。从此，这片土地便有了属于自己的名字——观山坳。

千百年过去了，先贤的目光早已隐入尘烟，但“观山”这个动作、“观山坳”这个名字，却仿佛融入了一代又一代坳里人的血脉。我的爷爷谷安春和父亲谷文达，就用一生的时光，以一种更沉静、更坚韧的方式，继续“观”着、更“筑”着这里的山。

观山坳的山，连绵起伏，一山连着一山，缓坡接着缓坡，青苍叠着青苍，就像爷爷左边弯曲的、却满是力量的边驼。山脚下的泥土，褐黄中透着温润，攥在手里，能攥出油脂。爷爷说，这是岁月的沉淀，是山的血肉，滋养着坳里一代又一代人的生息。

爷爷出生于上世纪初。在我幼小的心灵中，他的脚掌和他的边驼一样显眼、厚实，踩在地上雨天一个深坑，晴天是山一样的回响。他每天总是第一个起床，迎着晨光，踩着朝露，或上山砍柴，或下地忙活，是山坳最早的闹钟。

更多时候，爷爷是挑煤贴补家用。一个世纪前，观山坳就有了煤矿，但没有公路，煤全靠人工肩挑到6公里外的淘洲河装船运出山外。6公里的山路陡峭蜿蜒，正常人挑100斤都吃力，爷爷一个边驼常常一挑就是150甚至200斤。山径的石头被无数双脚打磨得发亮，爷爷的草鞋更是磨破了一双又一双，后来索性光着脚，脚底的血泡破了又长，长了又破，最终结成厚厚的茧，比山里的青石还要坚硬几分。

爷爷是山里为数不多见过大世面的人。在没有铁路前，爷爷曾从耒阳挑黄豆到广东乐昌，再从乐昌挑糖盐回耒阳，一出门就是半个月以上。

正是凭着山一样弯曲的脊椎和铁一样的脚板，爷爷把一间茅草屋，挑成了三间大瓦房，把父亲、两个叔叔、两个姑姑五个孩子哺养成人。

爷爷虽是个边驼，却是十里八乡有名的“拼命春”。六十年代全国兴起大修水利热潮，上千人参加建指眼冲水库时，他已经50多岁了，本来只让他装筐，他却坚持和年轻人一起挑土，一人一月挑断11根扁担，分别被大队、公社评为“劳动积极分子”和“五好社员”。

水库竣工那天，清亮的水漫过坝埂，倒映着山影，也照亮了爷爷肩膀上渗着血水的皮肉。可他却笑着说: “山里的人谁不是在磕磕碰碰中长大的，这点伤痛算啥。”他站在坝上，久久凝视后说：“以后咱坳里的田，再也不用看老天爷的脸色了。我们的子孙后代也有口饭吃了。”

打记事的时候起，爷爷的边驼，就是我们这些孩子的欢乐天地。春天，他会背着我们去山路边采映山红；秋天带我们上山一边摘茶仔一边采野果。常常是边驼上坐一个孩子，两手或两个萝里再拉（坐）两个孩子，在荆棘丛中穿行如踏平地。

我们趴在他的边驼上玩“蚂蚁上树”，把那道弯当成坚固的碉堡，大喊着“冲啊”“杀啊”，爷爷从不生气，总是乐呵呵地笑，笑声随着山风飘向远方，那是童年最温暖的记忆。

有一回，我嘴馋，偷吃了生产队一个红薯，不知怎么被爷爷知道了。他没有打骂我，而是把我拉到堂屋，让我对着毛主席的画像站着，整整三天不让我碰他的边驼。我急得大哭，他才蹲下身，摸着我的头说：“娃啊，爷爷知道你饿了，但再饿也不能去偷。这山坳里的东西，是老天爷赏给咱活命的，要靠自己的双手去挣，千万不能失良心丢本份去偷啊。”爷爷的话如山梁般沉重，又似山风般轻柔，幼小的我竟一下成熟了好多。

一天，我突发奇想，问爷爷:“别人都没驼或是全驼，您咋是个边驼呢？”和我们玩耍的爷爷忽然不说话了。一旁的奶奶告诉我们，爷爷不到11岁就被送到地主煤窑拉煤，窑洞口在山坳的最深处，黑黢黢的，像一头巨兽张开的嘴，吞噬着孩子们的童年，吐出乌黑的煤炭。

爷爷每天拉着装满煤的篾织拖车，在狭窄得仅容一人通过的暗黑、陡峭的巷道里，来来回回十几个往返。绳子深深勒进肩膀，全身都是伤疤。爷爷15岁的时候，有一回，巷道突然塌了半边，土块如雨点般砸在爷爷背上，他咬着牙，硬是将车拉了出来。回到家后，爷爷在床上躺了整整三天，可刚能起身，就又迈向了煤窑。

奶奶说，从那时起，爷爷的脊梁就开始弯曲，左边的背慢慢凸起来，成了后来的边驼。可地主却嫌弃他是边驼不灵便了，把他赶了出来。爷爷就以替人挑煤为生。

一次，他在挑黄豆去广东乐昌途中歇脚，遇见一队穿灰布衣衫的人沿着山路走来，领头的汉子身材魁梧，前额宽大，没戴帽子，眼神里满是温和。汉子走到爷爷跟前，看着他破破烂烂的衣衫和背上的边驼，问他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并蹲下身，用手轻轻抚摸并托住那道驼良久。爷爷说，那双手有力又轻柔，像山坳里的春日暖阳，暖得他眼眶泛红，鼻子发酸。

十几天后，爷爷返回家时，地主居然逃走了，家乡成立了农会，爷爷和村里人分得了粮食和煤炭，而且破天荒第一次拥有了属于自己的田地。

后来爷爷从传单画像上得知，那个抚摸他边驼的汉子，竟是毛主席！

知道是毛主席，爷爷异常激动，却极少对外说起，只是从那以后，毛主席就成了他心中的灯塔信仰！“毛主席”三个字也成了爷爷胸口的暖玉，时刻温暖着他：“是毛主席让咱穷人翻了身，咱得对得起他这山一般的恩情。”

我十一岁那年秋天，刚放学砍柴回家，广播里正播放哀乐，忙问中央哪位领导去世了？母亲从屋里走出来，泪水涟涟地说: “是敬爱的毛主席走了。”“毛主席走了？不是说毛主席万岁吗？怎么会死了？”我情不自禁，随即眼泪夺眶而出。

“是啊，毛主席怎么能死呢？是人，又怎么不会死呢？”是爷爷的声音。我忙解下腰上的柴刀走进屋里。爷爷背靠床架半躺在床上，饱经沧桑的脸上没有半点血色，失神的眼光在楼板上拖来拖去，正一边抽烟一边自言自语。

不久，爷爷就走了。他走的时候，侧卧着，边驼紧紧贴着墙，像山坳里一块终于寻得安宁的石头。

父亲和叔叔把爷爷葬在对面的山坡上，坟头对着山坳，能俯看他挥洒汗水的水库。清明，我们去上坟，都能看到坟头的翠竹长得郁郁葱葱，竹枝不时被山风轻轻吹拂贴到坟上，像观山坳的手，温柔地抚摸着他的脸颊。

父亲是爷爷的长子，性格却与爷爷截然不同: 爷爷如被岁月打磨温润的老玉，父亲则似观山坳地底深处未经雕琢的青岗岩——坚硬、倔强，沉默地扛起全家生活的重担。

父亲除了性格不像爷爷，身板也挺得似观山坳的主峰一样笔直，仿佛他的弯曲，爷爷一个人承担了；又仿佛在与爷爷那道边驼似的弧度生活抗争，要用自己的一身铁骨，撑起家族的一片晴天。

父亲是远近闻名的多面手: 他侍弄的田、土，稻穗沉甸甸的，蔬果结满枝桠；他编织的竹家什，实用又精巧；他砍的矿木、小祘，煤矿工人更是争抢着要。母亲说，那是山坳、是土地对他辛勤劳作的最高敬意。

父亲为人耿直，性格开朗。有时，我们读书或干活回家，老远就听到他洪钟般的笑声，也知道家里一准来了客人。

但父亲的开朗直爽，只对客人、外人。那怕前一秒他洪亮的声音还在山谷间回响，一转身，面对我们子女，那笑容就像被山风瞬间吹散，只剩下一张冷峻、沉默的侧脸，如同山脊的剪影。

母亲说，你父亲的爱，像山，埋在山里。

记得有一次，他让我找张纸给他卷烟抽，我舍不得撕作业本上未写的空白页，他抬手就是一巴掌，响声清脆得像山石突然迸裂: “老子赚钱给你读书，让你撕张纸卷烟抽都不肯。”随即带着浑身浓浓的旱烟味摔门而出。

但很快，他的笑声又在和堂弟的逗乐中飘扬。

从那以后，父亲再没打过我，却常在我伏案学习时，默默翻看我的课本。有一次，他指着“巍峨”两个字考我，随后问我什么意思时，我因为还没学到这，回答不出来了。他马上告诉说：“这俩字说的是我们观山坳的山，雄伟又坚实。”这是我人生第一次听到对巍峨的注解。

其实，父亲那点文化，是毛主席号召扫盲时，仅上了三个月农村夜校学来的。他之前大字不识一个。我至今不明白: 三个月的农村夜校，满打满算才90个晚上，他到底用的什么魔法，最终竟认识了1000多个汉字，能磕磕绊绊给爷爷念《人民日报》，让爷爷的边驼随着他带着乡音的诵读声轻轻晃动，如山峦在聆听岁月的歌谣。

我曾问过和他一起上夜校的叔叔伯伯，他们说，父亲是在夜晚用从骨头里挤出的油点亮的灯；油灯下，他佝偻的背影是一座正在雕琢的山岩，铅笔如同刻刀，一笔一划，在粗糙的纸上刻下通往山外世界的微光。

但我还是不解，并始终认为，这个数量对于一个疲于养家糊口的农民来说只能是个奇迹。正是基于此，大队一个领导看上父亲的为人和能力，私下找到父亲说给他当生产队长或大队干部，随他挑。只要他多注意并向他汇报另一个干部的情况就可以了。父亲当场就婉拒了他。事后，父亲对家人说: “这样昧良心的事我不能做，也做不出来。”

父亲是长子，爷爷身体不好后，父亲便成了顶梁柱。加上他和母亲又先后生了九个孩子（六个长大成人），大小家的担子便全部压在了他一个人身上，靠奶奶父母生产队的工分已无法养活一大家子人。

于是，父亲农闲时学会了打猎。每天早晚，他都会扛起那杆磨得油亮的猎枪，转身走进大山的怀抱。父亲一入深山，便如鱼入海，那不是行走，是动如脱兔，是在草木树林间飞奔，是一种灵魂的回归。或者说，山因为他而有了灵魂。他的沉默与山的沉默融为一体，难解难分。

父亲追踪猎物特有耐心，就像山静静等待一棵树的成长，无论历经多久，却从不急躁。有一回，他追逐一头野猪，在山里与它周旋了一整天，归来时，衣衫褴褛，浑身布满荆棘划开的血痕。见全家都在等他，他仍是一声不吭，把那百来斤的野猪扔在院中，只沙哑地对母亲说：“烧水。”

随即，父亲庖丁解牛般把野猪身上的好肉都取了下来，一份份称好准备卖钱，剩下的各分一份叫我们送给左邻右舍，最后把猪头交给了母亲。母亲则用这个野猪头先是炖了一大锅萝卜，然后抽丝剥茧削下上面的肉，和着辣椒生姜大蒜给我们爆炒了一大碗。

那晚，肉香弥漫了整个院子，像一场丰收的盛宴。父亲却只是啃了几口骨头。他说：“都是山里人，山里的东西，一起吃着才香。”

第二天一早，他叫我一个人去安仁煤矿卖野猪肉。我一听先是懵了，随后就哭出声来。安仁煤矿距家十多公里，中间要翻好几座毫无人烟的大山，而我当时不到十一岁，且之前父亲只带我去过一次……

然而父亲却淡淡地说: “不去你就不要交学费，也不用上学了。”

挑着十多斤野猪肉，我一边哭一边向目的地进发，那是我人生第一次生出对山的敬畏。

一九八二年冬，征兵的消息如春风吹进山坳。我瞒着父母报了名，像一只渴望飞出巢穴的雏鸟，满心都是对外面世界的向往。体检通过后，乡武装部干部来家访，母亲舍不得我出远门不同意。我把求救的眼光投向父亲，父亲的反应是长久的沉默，只有口鼻间喷出的烟雾越来越浓，那烟雾笼罩着他，让他看起来像一座即将爆发的火山。最后，他在桌腿上磕了磕烟锅，火星四溅对母亲说：“他想去就让他去吧，家里少张吃闲饭的嘴。”

临走前那天下午，我忙完一切去向同学告别，他半路叫住了我: “你明天就去当兵了，要几年不回来。去把山脚下那几丘田里的稻草全部收回来。”

我扛着长长的挑稻草用的竹篙，无精打采地走在路上。远处，那些稻草散落在一丘丘干涸的稻田里，像无数个稻草人，又似一队队数不清的战士。刚开始还好，到后来，竹篙压在我稚嫩的肩膀上，双腿就像绑着铅块，骨头好像都被压碎了。

父亲就站在高高的田埂上，像一位严厉的监工，又像守护土地的山神，一言不发，只是用目光审视着我的艰难与挣扎。当我终于挑回全部稻草瘫倒在草堆旁，他走过来，递给我一块烤得焦黄的红薯: “出了山，脚下的路，要一步一个脚印踩稳了。”

晚上，不知道从哪里弄来了许多鸡蛋，母亲煮了一大锅，来的人都有，但是在我碗底多放了一个。父亲开始还好，后来可能喝多了，又山崩地裂的发了火:"走！你们要走都走！走光老子一把火把这屋厂给烧了！"

第二天，一清早妈妈和哥哥姐姐姐夫妹妹都出来送我，唯独父亲，独自一个人，固执地坐在那把老旧的大板凳上，背对着窗户，像一尊雕像。

我出门的时候和他告别: "爹，我走了。"他没有回我，继续叭哒叭哒"地抽着烟， 烟雾开始在他的身边萦绕，随后从他低垂的头颅上升起，撞上楼板，四散开来，像一朵硕大的山茶花，又似那年冬天下的第一场无声的雪。

此后三十多年，我多次要接父亲到部队、到山外面看看，但是父亲一直以各种理由搪塞，始终没走出大山一步。我知道他前期因为穷，没有钱不敢远行；后期因为怕，老了无法回家魂归故里。

父亲最终在80岁生日前夕，倒在了那片他耕耘守护了一辈子的山坳里。春日的阳光洒在他不再起伏的胸膛上，像为一座终于安歇的山脉献上的一曲挽歌。我们把他葬在和爷爷相对的另一个山头，两座坟茔，一如两座山峰，既遥相对应，又默默守护。

而今再观山坳，爷爷挑脚时的山径荆棘密布，隐约可见的青石也覆盖着青苔；父亲打猎时穿行的密林，“禁止捕猎”的木牌早已同叶腐化，守护着山野的宁静。山坳口通了水泥公路，取代了当年的羊肠小道，货车能直接开到煤矿洞口——为保护资源，国家已禁止了开采，再无需人用扁担挑煤。爷爷参与修建的指眼冲水库，青山苍黛，绿波荡漾，成了游人寻幽访胜的生态保护区。

山坳里的茅草屋、瓦房早已换成了二层小楼，不少人家装了太阳能热水器，屋顶的卫星天线朝着天空，接收着山外的信号。只有父亲亲手种的那片杉树，历经几次开山与生态修复，依然浓荫蔽空，如同时光的忠实战友，守护着这片土地的记忆。

山坳两边，是爷爷葬身的竹林，父亲眠卧的松柏。山风起时，漫山林木荆棘一会低伏，一会挺立，如一代又一代人在生活重压中喘息，然后再次挺立；又如千百年来，山坳见过三国的马鞭指点江山，也记得爷爷弯如山脊的背、父亲直如峰峦的腰。

风来了去，草黄了青。只要山还在，爷爷和父亲就在。

夜深人静，林声涛涛，那是观山坳浑厚的呼吸，也是爷爷与父亲，永不泯灭的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