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郊区往城里赶,因前方不远就有地铁,我想刚好走走路,顺便完成每天给自己规定的散步任务。
虽已是初冬,太阳晒在头上仍有些灼烧,路上一片旷野,行人很少。远远地,我就看见了她——一个系着褪色红花围巾的老妇人,侧对着我,佝偻在路边的水泥地上。就着一张薄膜纸,正举着木杵,一下一下地敲打,应该是从稻田里拾捡回来、已晒干了的黄澄澄的稻穗。那“嘭、嘭”的闷响,像她的呼吸,又似大地沉稳的心跳;扬起的细碎稻芒和着尘灰,在阳光中纷飞着,竟有些像记忆油灯光晕中扬起的微尘。
越走越近,越看越像,我几乎要停下来了。这个背影,这专注而熟稔的姿势,与我脑海里刻蚀了太久的影像,蓦地重叠了。那影像里的妇人,也是这样,在一切光亮的尽头,默默地劳作,将自己捶打成一粒坚实的稻米,喂养着一群嗷嗷待哺的雏鸟。
倏忽间,一股滚热的东西毫无预兆地冲上我的喉头,一个音节在舌尖颤抖、凝聚,几乎就要冲破齿关,带着三十年积压的风雨,喷薄而出——
“娘啊!”
但终于没有。那声呼唤,在最后关头,被我硬生生压了回去,化作一股灼热而酸楚的不知是气体还是液体的东西,直冲我的脑顶,随即,又经过我的眼睛、鼻子,自上而下,停留在胸腔,把我的心口堵得生疼。
1982年冬,十七岁的我为了心中的梦想,毅然绝然离家从戎。两年后,我突然赶回家中,母亲正理头打扫卫生。当我喊出“娘啊”,母亲先是一愣,接着扫帚便掉落到地上,瞬间,那满眶的热泪,便如断线的珠子,滚滚而下。
娘一过哭一边数落我: “你个死崽子,咋不先告诉一声娘啊。”
此后,村口那棵老桃树下,成了娘的哨位,无论我是回家探亲还是归队,娘一准早早就站在那,用她的目光衔住我的归来或目送我的远去。
可如今,这个衔住我每一次归来,目送我每一次远行、直到我的身影隐入山的背后,还不肯转身的妇人,躺进后山那片黄土里已经三十多年了。她走得那样急,急得不肯等我从遥远的部队赶回,让我连那最后一面,那最后一声“娘”,都不给我当面喊出来: 灵柩封着,漆黑、沉默,像一道永诀的闸门,将我所有的眷恋与呼喊,都冷冷地关在了她的世界之外。
从此,这个世界多了一个流浪的、“没人认领的孩子”。几十年来,我走南闯北,肩上扛着枪,手里握着笔,人前也算挺直了脊梁。可只有我自己知道,心底总有一块地方是空的,是飘着的,像断了线的风筝,再也寻不到牵着线头的那个人、那只手。
我把希望寄托在梦里。梦不负所望,几次安排我见娘,可每次刚瞥见娘那模糊而亲切的身影,欢喜着要奔过去时,脚下的路,便“轰隆”一声,或突然断成了悬崖,或突然塌陷横亘在眼前的江河火渠。我在下坠的失重感中惊醒,枕边一片冰凉的湿痕,眼前更是黑洞般的孤独!
眼前这位捶稻的老妇,自然不是我的娘。娘若还在,应该比她要大不少,背肯定会更驼一些,手更糙一些。因为娘的一生太累太苦了。她的岁月,是“两眼一睁忙到熄灯”的紧张,是“吃了上顿没下顿”的苦难,是好不容易熬出头却天不假年的哀伤。
娘五岁就成了孤儿,像一株风雨里自生自灭的野草,在村里吃了三年“千家饭”,八岁便被人领到了爷爷家,给父亲做了童养媳。
童养媳是什么意思,过的什么日子?我长大后曾懵懂地问过。娘那时正纳着鞋底,闻声,手里的针线停住了。她脸上那难得一见、因讲述过往趣事而泛起的微光,倏地熄灭了。她没有回答我,只是把头垂得更低,半晌,两颗硕大、浑浊的泪珠,毫无声息地,从她过早苍老的脸颊上滚落,“嗒”地一声,砸在厚厚的千层底上,洇开两团深色的、沉重的印记。
那沉默的泪,比任何哭诉都更让我心惊,当时就把我吓坏了,从此再不敢提。
娘十五岁和父亲圆房,便开始了旋转不息的一生。她一生生养了九个孩子,把六个哺育成人。在我童年的记忆里,母亲的形象永远与“陀螺”相连。天不亮,灶膛里的火便映亮了她憔悴的脸;夜深了,我们兄弟姐妹的鼾声起伏,她还在摸黑收拾。家里地里,猪鸡人畜,全系于她一身。
每临中午,我常听见她低声地、愁苦的自言自语:“今天又吃什么呢?”那愁容,像一片驱不散的阴云。可这愁,于我却是温暖的序曲。因为紧接着,我便能蹲在灶边,看母亲施展神奇的魔法。无论是田埂边挖来的马齿苋,还是萝卜缨、红薯叶,到了她手里,经那双开裂的手一拾掇,再用筷子头蘸上星星点点的油盐,在大铁锅里那么一翻炒,总能变成诱人的香气,让我们扒着碗沿,吃得头也不抬。
娘心灵手巧,她擂的青粑粒,香软甜俱全;磨的米豆腐,嫩滑如婴孩的肌肤;熬的立夏粥,能把整个春天的甜糯都带到夏天。
最让我难忘的,是油灯下的时光。一盏小小的、用灯芯穿过铁皮瓶盖、墨水瓶做的煤油灯,光晕只能照亮灯下那一圈。此时,我们都躺下了,母亲便凑到这圈光晕里,缝补永远也缝补不完的衣衫鞋袜。光线太暗,鞋底厚实,针常涩住。于是,我便看到了那伴随我整个童年的、最残忍的景象——
每当手中针吃力时,母亲便会微微侧首,将那枚闪亮的钢针,在自己稀疏的发髻间轻轻一刮。她发髻间,是小时候长疖子留下的一个个凹凸的小坑,但她全然不顾,就这样一下、又一下,只为了让银针更滋滑。
这时,我便看见那雪白银针划过发丝的刹那,被昏黄的灯光一照,“倏”地亮起一道道白狐一样的光,像一颗颗微小而执拗的流星,不时划过我蒙昧的夜空,随之纷纷坠隐入黑暗。
那“滋——啦——”的、发丝与金属摩擦的微响,合着她均匀的呼吸与拉线的声音,成了世间最安宁、温柔的摇篮曲,让我很快进入甜蜜的梦乡。
如今才明白,母亲哪里是用发丝打磨针尖?她是用自己生命的汁液,研磨着自己,去缝合那个四处漏光、清贫却温暖的家。那油灯下的流星,是她用生命的微光,为我们点亮通往希望的征程。
娘是周围十里八乡有名的大善人。娘的善良,是刻在骨子里的,她见不得别人不好、见不得人伤心落泪。一次,大义公社一个女孩丢了买煤的钱,坐在路边哭得撕心裂肺。路过的母亲见状,二话不说拉回家,给女孩洗脸梳头,盛上热饭,末了竟将自家本就不多的煤块,匀出大半,装满女孩的箩筐。
最让我不解的,是对大队谢家湾那个疯女人。她不知叫“谢三满”还是“谢三娩”,一天到晚上下唇并在一起,向外吹气,发出“嘟嘟嘟——”的声音,唾沫星子横飞,浑身散发着难闻的异味,夜宿在别人家的屋檐下,被驱赶是常有的事。
一天凌晨,我起夜,发现她竟蜷在我家门口的大箩筐里,吓得我哇哇大叫,随即抓起旁边一根扁担壮胆要赶她走。早起的母亲闻声赶来,急忙拉住我,眼里满是责备与不忍。她转身回屋,翻出半床破旧却浆洗得干净的棉絮,轻轻盖在她瑟瑟发抖的身体上。早晨稀饭刚出锅,娘便盛了最稠的一碗,夹上咸菜,端到箩筐边,轻声唤她起来吃。疯女人先是呆呆地看着母亲,随后忽然咧开嘴,露出一个混沌的脏兮兮的笑。
从那以后,谢三满(娩)便常在我们家门口“借宿”,而母亲的粥饭,也总会准时送到她手上。母亲一边看着她狼吞虎咽,一边对我们叹息:“人疯了,心不能饿。”
后来,那疯女人有好一段时间没来了,娘还到处打听,得知她死了,娘为此难过了好几天,像对我们说,又像自言自语:“一条命啊,说没就没了,真是个苦命人。”
如今回想,那女人是真疯,还是被这无情的世道逼到了理性的边缘?母亲的粥饭,暖的是一副皮囊,还是那具皮囊里,一颗被这世界遗弃的、孤独绝望的心?我没有答案!
这些记忆的碎片,被眼前这“嘭、嘭”的捶稻声,一下下夯实,变得无比清晰,又无比疼痛。我悄悄绕过老妇人,不敢再看她。我怕再多看一眼,那伪装的堤坝便会彻底溃决。
只是从此,遇到明媚如初春花枝的可爱女孩、年轻姑娘,我总会怔怔地想,她们现在还是妈妈眼里的孩子,但终有一天,她们也会成为另一个孩子全部的天空,就像我的母亲一样,将青丝熬成白发,将光滑的手掌磨出老茧,在无数个昏暗的油灯下,用发丝打磨出爱的流星,又在某个村口,站成望眼欲穿的雕塑,最后,沉默地走进一片青山,或一片大海。
以前,常有一个念头在我脑海萦绕: 人活着到底为了什么?人生的意义又在哪里?现在终于明白,人活着、人生的意义就在这人间最朴素、也最坚韧的传承里。一如生命藉由“母亲”这个称呼,将苦难与慈爱,将牺牲与守望,一代代传递下去!我的母亲从她的苦难里接过了这一点微光,然后毫无保留地、加倍地倾注到我们兄弟姐妹身上。
如今,光熄了,持灯的人走了,留给我们的,是漫长无边的、对光明的追忆与饥渴。
忽然想起读过的一首诗,里面有句锥心泣血的祈求:“娘啊,帮我讨一碗孟婆汤吧,我要断了对您的念想”。当初读时,只觉是痛到极处的呓语。此刻站在异乡的夕阳下,站在一个陌生母亲劳作的背影旁,我忽然懂了。
这哪里是真的想忘却?分明是思念的毒素已深入骨髓,日夜噬咬,叫人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时,发出的最凄厉的哀鸣!是宁可剜去这块心头肉,宁可变成浑噩无知的人,也不要再承受这永失我爱的、凌迟般的痛楚啊!
此刻,我深深体会并理解了那位诗人的痛!但即便如此,我还是舍不得。舍不得忘掉油灯下那流星划过的微光,舍不得忘掉立夏粥的甜,舍不得忘掉她目送我时,那沉默而绵长的目光。这记忆,这痛楚,是她留给我最后的、也是最沉重的遗产。丢了它,我便成了无心的人,成了行尸走肉。
夕阳西下,给马路、稻田和远山都镀上了一层暖金。不知何时,捶稻的老妇收拾了家什,挎着篮子,沿着田埂,颤巍巍地走向远处升起的炊烟。她的背影,渐渐融进那片温柔的暮色里。
我转过身,继续走我的路,朝着与她相反的方向。脚步很沉,却似乎也稳了一些。我知道,此生此世,我是无娘可喊、也再喊不应我的娘了。但那一声哽在喉头、滚在胸间的“娘啊”,却化进了我的血液,成了我心跳的节拍,成了我望向人间一切苦难与柔情的目光,成了我自身的一部分。
从此,在人间,我带着这声沉默的呼喊,继续行走漂泊。我知道,只要我还记得,还在心里这样喊着,那个在油灯下用发丝为我打磨岁月、打磨出无数颗温暖流星的妇人,就一定永远在,永远不会离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