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尘与星光

他扛起了山，自己却变成了路。

——题记

外甥小龙结婚，我和妻子赶回阔别几年的故乡。头天晚上在饭店吃酒席时看到了大哥。

几年未见，大哥明显又老了许多：他静悄悄地坐在靠里的一张椅子上，手里剥着花生。见我们来了，他缓缓抬起头——布满沟壑的脸上，绽放出被岁月深耕过的土地般的笑容；稀疏的眉毛下，是一对深陷的眼窝，唯有那双眼睛，依然亮着熟悉的光，只是那光里，多了不少浑浊的东西。

菜一个一个上来，坐在旁边的二哥不断给大哥夹上一两筷子，大哥没说话，只是低头吃着，但看得出，胃口还好，心里便涌出一股暖暖的安慰。

吃完饭，坐在旁边桌的大侄子海金赶忙过来扶他。临出门时，他突然拉着我的手说：“你住在哪？什么时候回来的？”

我告诉他，我回来两天了；住在蒋香家，她们夫妻俩在广东，耒阳的房子装修好了一直没人住空着的。

“我过两天就去乡下看您。”

他点点头，随即隐没在人流中。

几天后，我和二哥二嫂、妹夫蒋城他们到乡下时，大哥正给鸡鸭喂食，十来个鸡鸭一个个健硕无比，与他单瘦的身材形成鲜明的对照。

“你们来了。”大哥又咧开嘴笑，露出已经稀疏的牙齿。

我鼻子一酸。大哥谷任忠年轻时，是有名的俊小伙。那时，每逢去镇上赶集，都会引起不少年轻女性的悸动：或偷偷地瞄上几眼，或悄悄地跟着走上几步，胆子大的甚至会找借口主动与他搭讪。

一次，他去大义一个村相亲，村头一个姑娘只看了一眼，就红着脸跑开了，随后一传二、二传五、五传十……不一会儿，相亲的姑娘还没到家，窗子外竟挤满了来看“俊新郎”的大姑娘小媳妇。从此“赛潘安”的名号传遍十里八乡。

可如今，那传说中面若冠玉、声如洪钟，能撑起一方天地的挺拔身姿，已佝偻得像一张拉满的弓。

“赶紧坐吧。”大哥说着要给我们倒水。一旁忙活的大嫂则摘来两个大柚子：“吃这个吧，自己家里种的，清甜水分多，解渴。”

“嗯嗯，吃这个也行”，话未说完，大哥剧烈地咳嗽起来。那咳嗽声空洞而绵长，像是从一口深井里打捞出来的回音。

我连忙扶住他，感觉到他嶙峋的脊背在我手掌下颤动，像秋风中一片簌簌作响的叶子。

这咳嗽，是四十多年煤矿生涯，石灰煤尘已在他肺叶安家的戳记。

父亲是爷爷的长子，为了带弟弟妹妹，40多岁才分家。弟弟妹妹大了，自己的子女也多了，于是，作为父亲的长子，大哥初中毕业就辍了学，和父亲一起，承担起了全家的生活重担，跟着叔叔和村里的大人，下了煤窑。

临行前的清晨，母亲给他用滚开的粥汤冲了一个鸡蛋，他接着又连喝了两大碗稀饭，母亲站在一旁一直看着，嘴唇动了动，终究没说什么。

他还不到十六岁，中等个子，虽然身材还显单薄，但站在那里，已俨然像一棵年轻的青松。

“娘，你别担心。”他对母亲说，声音里还带着少年的清亮。

这一去，就是四十多年。从一个英俊少年，到如今佝偻老人；从满怀憧憬，到满身伤病。煤窑吞下了他最好的年华，也给了他最深的伤——石灰病，医学上叫尘肺病。煤灰和岩石粉尘在他肺里安了家，年复一年，将健康的肺叶变成了石头筛子般的硬块。

“不碍事，老毛病。”咳完了，大哥摆摆手，慢慢坐回凳子，“天气好不赶急，不怎么咳。”

我看着他泛紫的嘴唇，不知道说什么好。大嫂告诉我，入冬尤其是一爬楼，大哥就会咳个不停，有时半夜会憋醒，坐起来大口喘气，像一条被抛上岸的鱼。

“让他别上山砍柴了，他就是不听。”大嫂随即责备道。

“闲着也是闲着，活动活动筋骨。”他憨厚地笑，“现在煤矿禁止开采，煤贵了，自己山上的柴又不要钱。”

我望着他，一时语噎。眼前的身影，让我突然想起当兵前在家的岁月。

母亲是一个善良、但对子女要求特别严厉的农家妇女。因为家里穷、孩子多，我们小时候没少挨母亲的打骂，尤其是我和大妹谷丁英。

每当此时，大哥总是劝说母亲，护着我们。

一次，母亲因为花生种子找不到了，认为肯定是我或大妹偷吃了，于是一次次逼，一遍遍打。

屈打之下，我说是大妹偷吃了，大妹则说是我偷吃了，甚至互相说看到对方是怎么偷的，什么时候吃的，连壳如何销毁的都说得有鼻子有眼。

于是，母亲又气的不行，打的更凶了。

这时，大哥正好从煤矿下班回来，看到后，急忙赶到后面灶屋，拿出一把锄头，对母亲说：“你老不要再打了，直接挖个坑把他们俩埋了算了。”

母亲见状这才收手。

后来，母亲无意中找到了花生种，发现自己错打了人，眼泪像断线的珠子悔恨得不行，大哥又一边安慰母亲，一边劝说母亲，不要动不动对我们又打又骂了。正是从那次起，母亲对我们的打骂瞬间消减了。

和他的护犊子和英俊一样，大哥的省吃俭用也是出了名的。晚年不能上班后，除偶尔去县城大儿子处住住，大哥至今的人生，基本都围着家乡观山坳转，因为一出门就要花钱，这是很要他命的。

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曾请他送我小孩来南京过暑假，那应该是他迄今为止唯一的、也是最远的一次远行。

在莫愁湖，因为天热，我买了几瓶矿泉水，他听说一瓶水要2块钱，大叫起来：“一瓶水要两块钱，还吃了肿肚子。”随即要我退了。随后，没过几天，他就坚持要回家，说这里什么都要钱，连水都那么贵。怎么留都留不住。

走时，我给他准备了一路吃的，他几乎原封不动全带回了家。听说到耒阳下车的时候，他实在饿了，才拆了一包饼干，就着自来水，一天多的时间，算吃了“一顿饭”。

我至今记得四十多年前的那个傍晚，大哥从煤窑回家，突然从口袋里掏出两个鸡蛋，说是矿上发的。他早上已经吃了，这两个给弟妹们吃，补补身体。

母亲把鸡蛋打散，冲了一锅蛋花汤，我们兄妹几个一人一碗，吃的那真叫一个香啊。

“我是大哥”，这是我当兵后，大哥每次给我回信或打电话时，经常说的一句话——这简单的四个字，他用了整整一生来诠释。

大哥有两个儿子。大儿子海金没读多少书，但很争气，初中毕业就跟着村里人外出打工，靠自己勤劳的双手成家立业；小儿子海鹏天赋异禀，从小学到高中，年年成绩优秀。为了供小儿子上大学，大哥在煤窑里多干了十年。那十年，正是他身体开始走下坡路的时候。工友们劝他：“老哥，钱是挣不完的，身体要紧。”他总是摇摇头：“娃的前途要紧。”

小儿子也很争气，考上了江苏一所大学，成了观山坳谷家村第一个大学生。收到录取通知书那天，大哥蹲在门槛上，把那张纸看了又看，然后突然起身，走到屋后对着观山坳和爷爷的坟，肩膀微微抖动。半晌，他才转过身，眼睛红红的：“值了，都值了。”

可这份“值了”的代价，是他过早衰老的身体和严重的尘肺病。

小儿子毕业后他原本想不再下煤窑了，这些年他见惯了太多的生死，上班时大家还好好的、有说有笑下井，下班出来就天各一方了。甚至好几次，他在井下穿水现场拨出过工友冰凉的手；与瓦斯爆炸死神赛过跑……

但小儿子工作没多久，又生病了，他不仅没得到回报，还得养他、为他寻医问药。

为此，大哥不得不继续坚持在煤窑做下去。他说：“我这条命是捡来的，那么多次、那么些人一个个走了，而我还能活着，老天待我不薄了，知足了。”

开饭了，大嫂知道我们今天来，特地杀了鸡和鸭，并叫来多年未见的永兴的几个老俵一起来做客。

饭桌上，大哥的话仍很少，只是偶尔给我们夹菜。“多吃点，都是自己养的，城里伙食好，但不如家里的香。”

阳光下，我看见他的手——关节粗糙变形，手背上、指甲缝到处嵌着斑斑点点的黑色，掌心和指腹布满厚厚的老茧，像松树的皮。

这双手，在暗无天日的巷道里，挖出了多少煤？撑起了多少重量？又托起了多少希望？

饭后，大哥没忙活，陪我在院子里坐着。

都过完中秋节了，天依然闷热。大哥起身，给我茶碗里又续了一次水。

投在茶碗里的太阳，晃荡着，像一个蛋黄。

“老红，我们该走了。”二哥的催促声，把我从记忆中拉了回来。我抬头，太阳开始西沉了。

车启动时，大哥站在村头的屋檐下向我们挥手，身影伛偻而单薄，像山坳一棵弯曲的树，又像田中一株被风霜压弯了腰的庄稼。我没有把他与昔日那个英俊青年联系起来，却想起一句诗：“他扛起了山，自己却变成了路。”

背驼了，头发白了，眼睛花了，肺里装满了煤尘，大哥是真的老了。但他却又年轻——那种对家庭的责任，对亲人的爱，对生活的坚韧，依然在他的躯体里燃烧，像他挖了一生的煤，深沉又炽热——以自己的血肉为柴薪，安静地燃烧，最终化为照亮后人的点点星光。

我们正是顶着这星光，踩出一条通往远方的路：所谓岁月，不过是一代又一代人，默默弯下腰去，将身后的一切，悄悄托举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