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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谷溪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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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20260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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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子庙: 独钓十年雪

 

几十年间去永州不知道多少次了,但一直来去匆匆。这次去之前,伍大姐来电话说,你们现在退休了,有时间了,来了别急着走了啊,好好走走看看。

我和老战友张子琪正有此意,满口应承。

第一次去永州是40年前,我回家探亲,顺便接雷科长的岳父去部队,那时就想去看柳子庙,因假期紧张,没来得及,现在夙愿终于能实现了。

从耒阳到永州,一百五十多公里,一路向南。子琪开车,他妻子肖细妹坐副驾位。我和妻子坐后座。她翻着手机,整理在竹海拍的照片、视频,我叫她别看手机,容易昏车。她不以为然,没一会,说有点难受,竟睡着了。我便一门心思想着柳子庙。

柳宗元到永州那年,三十三岁。

三十三岁,我在军区机关报当记者,日子忙得脚不沾地,只觉前途一片光明。柳宗元则刚从权力中心跌落到南荒边陲,没有公务,没有朋友,没有希望。

一样的年纪,不一样的人生。

车进永州市区,伍大姐和从德国赶回的儿子雷阳早已在路边等侯。我们先去给雷科长上坟。伍大姐是雷科长遗孀。雷科长在部队时,对我们很好。那时候我和子琪都是战土,逢年过节,都把我们叫到家里过节,常常边抽烟喝茶,边听我们说工作和家里的事;他转业后,我们也去看他;他走了,我们想他,就去给他扫墓,去看望伍大姐。

上完坟,雷科长弟弟雷德奉已默默烧好饭菜等着。他是农村语文老师,话不多,却一生讲柳宗元,奉行以知识育人,德行立世。吃完饭,我便迫不及待叫上子琪往柳子庙赶,伍大姐要陪,但被我们强行劝回,她年龄大了。

导航指向零陵区。潇水在车窗外静静流淌,河水不宽,水流缓慢,和我想象中差不多。

柳子庙就在潇水西岸,依山而建,白墙黛瓦,在绿树掩映中并不起眼。

子琪停车,我在庙前的石阶上坐等。石阶光滑发亮,上面的凹痕,像是岁月的刻痕,又似人踩的脚印。一千二百年来,有多少人来看过柳宗元?他们为什么来?他们看到了什么?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我来了。

柳宗元是山西河东解县人。

河东解县,就是今天的运城,出过关云长的地方。柳宗元常自称“河东柳宗元”,这个“河东”,是他的郡望,是他的来处,是他身上抹不掉的印记。

我也有来处。湖南耒阳,蔡伦的故乡。我在那里出生长大,十七岁离开,从军四十三年。不管走到哪里,凡有人问我是哪里人,“耒阳”二字总先于思索出口。

来处这东西,从来不是户口本上的地名,是你心里认定的根。

柳宗元心里认定的来处,是河东。可他一辈子没回去过。二十一岁中进士,留长安为官十余年,而后被贬,先永州,再柳州,最终死在柳州,葬在柳州。

他从长安一路向南,越走越远,越走越荒凉,越走越回不了头。

我想象他从长安出发时的样子:风华正茂的年龄,刚参与一场轰轰烈烈的政治革新,以为可以大展宏图。一夜之间,革新失败,他被贬为永州司马。

从京官到罪臣,从权力中心到蛮荒边缘,从繁华万丈到四顾茫然。

他没有选择。

他带着母亲、女儿,一肚子不甘与委屈,上路了。从长安到永州一千五百公里,走了整整三个月。三个月里,他一定反复问自己:为什么会这样?我做错了什么?还有回去的可能吗?

这些问题,不是我的胡思乱想,是都写在他后来的文章里,只是最终没有答案。

每个人都有来处,可有些人,一辈子都没回去。

柳宗元就没回去。

我远比柳宗元走运,我回去了。在岗期间,虽没有年年回。但退休一年,我已回了两次。

回不去的,不是路远,是心远。

柳宗元到永州时,连一个像样的住处都没有。

他寄居在龙兴寺。寺是当时永州最大的寺庙,条件却依旧简陋。他在《永州龙兴寺西轩记》里写:“居之五日,病痞,卧于西轩。”住了五天,便病倒了。

水土不服,气候不适,语言不通,无友无伴,无公可办。名义上是司马,实则形同编外,朝廷不发俸禄,地方官也不待见。

他成了一个多余的人。

一个曾在权力中心呼风唤雨的人,忽然沦为多余之人,这种落差,非常人所能承受。

我想起刚当兵那会儿。新兵连三个月,训练、站岗、打扫卫生,累得倒头就睡。可我知道那是暂时的,三个月后,我会下连、会授枪、会走上新的战位,我有希望。

我有盼头。

柳宗元没有。

他不知道自己要待多久,一年?三年?五年?还是一辈子?朝廷没给期限,没给承诺,甚至连一个说法都没有。

他就这么被扔在这里,像一件被遗忘的旧物,搁在角落,没人关注,甚至没人记起,任其落满尘埃。

子琪拿着车钥匙,一边走一边拍身上的灰说,走吧。我们于是鱼贯而入走进庙里。

戏台、正殿、碑廊,静悄悄的,都在等着。庙不大,一进院落,规规整整。游人不多,三三两两,拍照,看碑,导游说明。

我们走到正殿。子琪停下,抬头看柳宗元的汉白玉塑像: 面目清癯,凝望着远方。身穿官服,头戴头冠,端端正正坐着,像个大人物。但我心里知道,他活着的时候,不是这个样子。

他在永州十年,写过《囚山赋》,把永州群山比作牢笼,说自己好比笼中之鸟,想飞飞不起,想逃逃无处。一个囚字,写尽了他半生的境况。他不是囚犯,却比囚犯更苦。囚犯知刑期,他不知;囚犯有狱友,他没有;囚犯有盼头,他没有。

他只有永州的山,永州的水,永州的蛇,永州的雾。

他在《捕蛇者说》里写永州之蛇黑质而白章,触草木尽死,以啮人,无御之者。蛇毒,可更毒的是人心,是朝廷,是那个把他抛弃在这里、不闻不问的皇帝。

我站在塑像前好半天,然后,转身走开。正殿左侧,有块碑,玻璃罩护,灯光明亮。凑近一看,是荔子碑——韩愈撰文,苏轼书写,记柳宗元生平。一块碑,集三位文豪,人称“三绝碑”。导游带着一群游客围过来,手机闪光灯噼里啪啦。导游声音清脆,这是咱柳子庙的镇庙之宝,韩愈文章,苏轼书法,说的都是柳宗元…… 肖细妹和子琪他们,跟着导游,我没跟上去,远远站着。

我想,韩愈写此文时,柳宗元已不在人世。韩愈说,柳宗元一生不得志,可文章传了下去,这就够了。

我突然忆及韩愈也是一个被贬的人,在耒阳张良洞愤笔写了“还我本来面目”;屈原也是被贬的人,在溆浦一呆16年,最后投了汩罗江。

原来,在古代,我的家乡湖南竟是个专门接受朝延被贬官员的地方。

但“传下去”这三个字,是中国文人最深的执念。

可柳宗元活着时,想过留名吗?

我没有答案。

我能肯定的是,他在永州写下的那些文字,不是为了传下去,是为了活下去。

一个被抛到无人之境的人,能做的,只有和自己说话。把心事写下来,给自己看,给风看,给水看,给石头看。

他没有读者。

他唯一的读者,是他自己。

从柳子庙出来,沿石板路往下走,是愚溪。

溪水很浅,清可见底,卵石历历可数。水边几丛菖蒲,叶子绿得发亮。两岸樟树遮天蔽日,把阳光筛成碎片,落在水面,像撒了一把碎金。

正陶醉间,伍大姐打来电话,问我们在哪?啥时候回?我立马回说正忙着,不用操心我们,晚上再说。

挂了电话,我蹲在溪边,从水中发现早上忘了刮胡子,用手一碰水,影子碎了,胡子刮了。

这里,就是柳宗元写《永州八记》的地方。

《钴鉧潭记》《钴鉧潭西小丘记》《小石潭记》……八篇短文,写尽一条无名小溪的风物。那些石、那些树、那些鱼,经他的笔,活了千年,还将继续活下去。

可我感受到,他写这些时,心里是苦的。

一个人在一地待十年,看石头,认树,数鱼,然后一一写下。

不是因为爱这风景,是分明他只剩下这风景。

我沿愚溪往上走,想找《小石潭记》里的那块石。走了约二十分钟,遇一岔路,路牌写“小石潭→”。顺箭头拐入,穿一片竹林,果然见一汪水潭。

“你在哪?”子琪打来电话。我告诉他跟导游带着她们玩,我先转转,完了和他联系。

一汪水潭不大,方圆丈余,水深及膝,几块石头露出水面。潭边立碑,刻着《小石潭记》全文。

潭里无鱼,只有几片落叶飘在水上。四周极静,唯有风吹树叶,沙沙响。

我忽忆,柳宗元写此文时,有人相伴吗?

没有。

他贬永州,母亲随行,不到半年病逝;女儿相随,未满十岁夭折。他无友无伴,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唯一的陪伴,就是这条溪,这些石,那些鱼(据说那时很多鱼)。

所以他写鱼“皆若空游无所依”——这哪是鱼,分明是他自己。

人被世界抛下时,能做的,只有记住身边一切:记住石的模样,水的温度,风的声音。然后写下来,告诉自己:我还活着,我还在看,我还在记。

这就是《永州八记》的底色。

我蹲下身,手伸入潭水,凉得透骨。

一千二百年前,柳宗元也摸过这水。或许是同样的春,或秋,或冬。他蹲在这里,伸手入水,感受到的,也是这般凉。

水没变,石没变,风没变。

变的,是人间过客。

我来这里,是因读了他的文章;他来这里,是因遭贬谪。

我们都是被命运推着走的人,只是推力不同。

但有一点相同:我们都在找一条出路。

柳宗元找到的出路,是写。

闭门写,临溪写,登山写,见蛇写,闻鸟写,有所思写,有所梦写。他不停地写。

因为他知道,不写,便会疯。

一个人身在异乡,无亲无友,无望无依,再不找点事做,不被自己逼疯,也会被孤独吞没。

他选择了写。

把孤独写成文章,把苦难写成风景,把绝望写成坚持。

我在部队那些年,也有类似体会,不是孤独,是压力。

当报道员时,三个多月写了几十篇废稿,战友嘲笑、领导期望、信心触礁。当干事,管一个团、一个师的新闻工作,各种评比、各种竞赛让人喘不过气来。到大机关了,虽不具体带兵,却材料写不完,会议开不完,协调做不完。

那些年,我一直往前冲,不敢停,不敢慢,不敢回头。

偶尔停下,也会赶紧站起来:  追上去,不能掉队。

至于为什么,我从没细想,也没时间细想。

柳宗元有时间。

他有大把时间。十年,三千六百五十天,日日相似,日日空白。他在空白里,填上了三百多篇诗文。

他把最苦的日子,写成了最好的文章。

这就是他的出路。

为免得伍大姐没完没了的担心操心,我和子琪商议,决定向她辞行,然后在柳子庙旁找了家客栈住下。

客栈挺大,叫古城后湖民宿,好几个院子,十数间房,老板是个女的,五十来岁,爱戴口罩面罩。我问她柳子庙何时人少,她说:“早上七点前没人。”

次日凌晨五点半,天未亮,我便醒了。

穿衣轻步出门,妻子明明睡着的,却似乎睁着一只眼,随即跟了上来。

街上无灯,只有远处几盏路灯昏黄,像瞌睡人的眼。石板路湿漉漉的,昨夜下过雨,空气里带着泥土气息。

柳子庙前果真无人,但门却是关着的。

正要离开,“吱呀——”一声,一个四、五十岁的男子,左手腕上扎着一条白毛巾,从里面推开门,然后转身虚掩房门,跑步消失在雾里。

我和妻赶紧推门而入。

戏台伫立在晨雾里,正殿里的塑像也看不出容貌,只有一个端正的轮廓。

我没有也不敢开灯,找了个地方坐下。

周围很静,静得可以听到心跳。

闭上眼,脑海中突然跳进柳宗元的那首诗: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这是他被贬到永州时,所写的《江雪》。

千山万径,无鸟无人,只一叶孤舟,一蓑老翁,雪中垂钓。

我恍惚感到,他钓的不是鱼,也不是寂寞,是自己不肯低头的自己。

不因孤独而倒下,不因绝望而沉沦,不因被遗忘而停笔。

一直写,直到生命将尽。

这就是柳宗元。

他不是英雄,不是完人,更不是圣人。他有缺点,有软弱,有犹豫,有痛苦。但有一点,值得永远记住: 他没有放弃。

在最苦的日子里,他写出了最好的文章;

把苦难熬成风景,把孤独酿成诗篇,把绝望变成希望。

“太阳出来了。”妻子的话把我拉了回来。

晨光自东边照来,落在戏台飞檐,落在正殿瓦顶,落在我眼前脚下,金光一片。

我起身抖落尘土,向愚溪走去。

溪水如初,浅、清、缓流。

再次蹲下身捧一掬水,清凉已不再寒骨。

柳宗元在永州的十年,定然也见过这样的清晨:雾散,天朗,水仍流。他站在溪边,望着这一切,心里在想些什么?

我仍不知道。

但欣慰的是,他挺过来了。

离开那天,永州柳下着雨,前几天穿着衬衣还嫌热的天气,倏然凉风习习。子琪特地开车绕着柳子庙转了一转。随着车轮向前,永州慢慢远去。

“想什么呢?”妻子悄声问。

我悄悄答:“想一个人。”“谁?”“一个死了很久的人。”她白了我一眼,闭目养神。

我也闭上眼,脑子里却在转悠庙里那块“三绝碑”。韩愈说柳宗元在永州“材不为世用,道不行于时”,这话没错,但又觉得意犹未及。

少了什么呢?

不是那座庙。庙无语,总归倾颓。

不是那些文章。文章再好,也只是文章。语言能唤醒良知,却抵不过那道圣旨。

他留下的,是一种状态——一种在绝境中仍守尊严、在孤独中仍愿创造、在无望中仍肯坚守的状态。

这种状态,穿越一千二百年,落在每一个走进柳子庙的人身上,始终鲜活。

站在愚溪边读《小石潭记》,我们心疼,因为我们也曾“空游无所依”——换过工作,离过家乡,失去过重要的人,在某个深夜,像一条无方向的鱼。

读“凄神寒骨,悄怆幽邃”,会想:柳宗元写的不是风景,而是心情。因为我们也“凄神寒骨”,也曾把伤咽下喉。

读“以其境过清,不可久居”,会理解,柳宗元写的是想离开而不能离开的地方。因为我们也困在“不可久居”的地方:一段不幸,一份消耗,一个让人窒息的人,想走,走不了。

柳宗元给我们留下的,不是传世文章,也不是高深哲学。

是我懂你的苦,你我皆凡人。但你我都会走过来,因为人生,无人能替你。

他不教我们成功,只教我们“打捞”:

看不到头的黑暗里借一点光,

无人理解的孤独里找到自己的声音,

被世界抛弃后,不抛弃自己。

他留给我们的,不是知识,而是力量;不是道理,而是陪我们一起走。

他把心拆成一字一句,埋在时间里,等每一个在苦海中泅渡的后来人。等了一千二百年,还会接着等下去。

就像“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那不是孤独,是一个人,衣衫单薄,立于漫天风雪,静静垂钓——钓鱼,钓雪,也钓自己。

于是,在无数个被世界遗忘的角落,我们借着他的光,照亮各自漫长的、打捞自我的归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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