霜晨归土

2006年南京新年的早晨，和别的早晨没什么两样，太阳照样打东方缓缓升起，寒霜铺满整座城市乃至旷野。我下楼，地上有一滩水已结了冰，我踩了一脚，随着“咔吱”一声，冰纹立即向四周散开，碎了。

元旦刚过，我人还在楼下，就听到楼上办公室的电话急促地响个不停。

抓过电话，“喂”还没出口，耳朵已被炸响: “任红崽，我问你甲事。”是父亲的声音。我又惊又喜: “您说。”

“听说从今年起，农民种粮不用交公粮了，是真的吗？”我说是的，是真的，以后也不用交了。

“种粮纳税，天经地义。老百姓不交粮了，国家又吃什么啊？”

我说国家富裕了，反哺为民，所以取消了农业税。这些年国家通过改革开放，经济已经有了很大发展，您就放心好了。

父亲半天没说话，随即话筒里便传来“嘀-嘀-嘀”的盲音。

这是我从军几十年，父亲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给我打的电话。

放下电话，我禁不住心潮起伏。党和国家废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我也是看新闻才知道的，这标志着一直延续下来的、农民种田“皇粮国税”就此终结。

我忽然想起汉文帝。西汉初年，历经秦末战乱，天下民生凋敝、百姓苦不堪言。汉文帝即位后，崇尚节俭，极力减轻农民负担，并于公元前167年颁布诏令，永久免除天下农田租税。直到他离世，免税政策长达一十三年。

汉景帝即位后恢复赋税，但沿用三十税一的极低税率。百姓安心耕种，人口繁衍，社会安定繁荣。共同成就“文景之治”。

汉文帝从轻徭薄赋到全面废除农税，成为古今中外农耕王朝，唯一永久废除农业税的帝王。

是啊，诚如父亲说的，种田纳粮，天经地义，就像太阳从东边升起。在老家观山坳，父亲那一辈人，祖父那一辈人，乃至祖父的祖父，从他们能扶犁下田的那一天起，肩膀上就扛着这副担子。

谁都没想过，二千多年后，这副担子会有卸下来的一天。

那天夜里，我翻来覆去睡不着。许多关于交粮的记忆，像老屋房梁上掉着的炭墨灰，被一阵风吹来，纷纷扬扬地扑了我一脸。

我心里一直珍藏着，第一次随爷爷、父亲去陶洲公社交公粮的记忆。

那时我大约七八岁。天刚刚露出鱼肚白，爷爷就把我从床上拎起来：“你不是要跟爷爷去交公粮吗，走。”母亲早已将稻谷装好了两担箩筐。祖父抓起几粒谷子，丢一粒在嘴里咬了咬，“嘎嘣”一声，他点点头：“成。”

通往公社粮站的路是山路，蜿蜒曲折，崎岖不平。父亲挑着粮走在前面，我跟着爷爷走在最后面。晨露打湿了我们的裤脚，路两旁的荆棘树木在风里沙沙地响。不多久，爷爷和父亲便大汗淋漓。

等我们到的时候，粮站门口已经排起了长队，从粮站大门一直蜿蜒到街上，又拐了个弯，伸向我们来时的方向。

交粮的队伍有的拉着板车，有的推着鸡公车，更多的是像爷爷和父亲，挑着担子，大家密密匝匝地排着队。说话声、咳嗽声、牲口的响鼻声，混在一起，在耳边嗡嗡作响。

渐渐的，太阳升高了，火辣辣地照着。队伍向前挪动得很慢，像一条生了病的大蟒。爷爷不时探头向前望望，然后坐在装满稻谷的、两个箩筐之间的扁担上，卷一袋旱烟，叭哒叭哒地抽。汗水从他泛白的鬓角淌下来，滴在脚下的土里，洇成一个个深色的小点儿。

终于到我们前面了。一个戴草帽的验粮员走过来，他手里拿着一根带凹槽的铁钎子，“噗”地一声，扎进板车上的麻袋，抽出来时，槽里带出十数粒稻子。他把稻谷倒在手心，看看成色，又扔进嘴里咬了咬。

“不行，水分大。拉回去再晒两天。”

前面那个人的脸一下子白了。他嘴唇哆嗦着，陪着小心说：“您再给看看，这谷子干着呢，您听这响声……”说着他捡起一粒放在嘴里咬，果然“嘎嘣”有声。

但验粮员不理他的茬，只是机械地挥手：“下一个。”

爷爷和父亲马上挑着担靠前。因箩筐口是敞开的，验粮员放下铁钎，从中间扒开一个口，随即右手像螺旋一样钻了进去，抓出一把谷来，先看了一下成色，接着咬了一粒，说: “过秤。”我看到，一旁有些紧张的父亲，脸色顿时松弛下来，而爷爷则磕掉烟灰，把过好秤的稻谷倒进了粮仓里。

返回的路上，爷爷和父亲的步伐明显轻快了，而我脑海里，却一直浮现着那个被验粮员赶回去的中年人的脸，他的眼睛里，有一种年幼的我读不懂的东西。

多年以后，我才明白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眼神。那是两千多年沉淀下来的目光，是一个农民面对“皇粮国税”时全部的敬畏与无力。从鲁宣公“初税亩”开始，“按亩纳税”的铁律，就在一代又一代中国农民的脑海里流转，像土地本身一样沉默深重。

2007年，我回家探亲。还没进村，老远就听到父亲的谈笑声。看到我来了，父亲笑得更欢了：“任红崽，你说怪不怪，种田不仅不要交粮，政府还给发钱。”

原来，政策一年比一年完善，力度一年比一年大。种地非但不交税，还有补贴。而且补贴不要填表申报，不要跑腿报销，年初就直接打到个人的银行卡里。父亲说这些的时候，杨家湾的权龙叔兴奋得不时插话补充，几个老伙计脸上都漾着笑，那是如释重负、打心窝子里往外冒的轻松和幸福。

“世道真的变了。”末了，父亲再次感慨。

此后，我每次回乡，都有新发现。水泥路像白练，修到了每个村庄地头。不少村子不仅打了深井，还安上水管龙头，把水接到了家里。有一年回去走亲访友，发现大山深处，好些山冲山坳建了公交站台，白漆铁皮顶棚，底下一条长凳，冬天能挡雨，夏天能遮阳，格外引人注目。

如今的新农村建设，不仅房子是政府统一规划的，一栋栋新楼拔地而起，就连垃圾桶、清洁工这些城里才有的物件、身影，也在农村安了家。难怪有村民自豪地说：“如今我们也是居民了。”

是的，从改革开放分田到户，到二十年前取消农业税，再到精准扶贫和现在已建立起一套完善的、十六项强农惠农富农补贴体系，中国农村农民的变化，是肥田里长庄稼——节节高。过去老一辈农民做梦都不敢想的事，如今早成了日常。

那天晚上，父亲把那张惠农卡供在祖案上，然后点了一柱香，虽然嘴上没说什么。但我知道，他心里一定是把这世道的安稳、日子的变好说给爷爷听、祖辈听。“家祭无忘告乃翁”啊。

诚然，就目前来说，农民仍是弱势群体，生活依然存在这样那样的矛盾和问题。但我每回一次观山坳，都看到它的向好向上，都看到这世道的变: 不是瞬间的变、一天的变，是慢慢地、潜移默化的变，像田里的稻子，一季一季地长，你不经意回头看，就已经高过膝盖了。

二〇〇六年那个冬天的早晨，父亲在电话里问我“国家吃什么”的时候，他心里是真的在担忧。他种了一辈子地，交了一辈子粮，从没想过自己也能成为被国家照顾的人。

他不知道，停或者废一个两千多年延续下来的制度或说习俗，需要多大的一个决心，更需要多大的底气。底气从哪里来？从国家攒下的家底中来，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中来，更从“人民万岁”“老百姓是我们的衣食父母”的根本认识来——农民不是索取者，他们是这片土地的主人，是最应该被铭记，被感谢的人。

父亲后来不再问我国家吃什么了。他告诉我，在部队好好干。说做人要有良心，要知足。叫我要多做好事千万不要做坏事。他走的那一年，养老金又涨了一次。我把那张惠农卡，放在了他的口袋里。

今年清明，我回观山坳扫墓。发现一根靠在墙角的扁担，细看竹节磨平了，两头微微下弯，竟是几十年来挑稻谷，挑煤炭，挑公粮的那根。

这根扁担，最初是爷爷的，后来传给了父亲，因为特别有韧性，挑起东西来很轻松，我们兄弟姐妹也争着用。但现在，它什么也不挑了，只是静静地靠在墙角，身上落了一层厚厚的灰，拭去灰，每个竹节处，泛着一层薄薄的霉绿。

那是岁月的印记，也是春天的底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