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子为梁

清明回耒阳，原定住外甥女香香家，他们一家在广东工作，房子装修好空着。后来小妹根花反复叫住她家，说聊天吃饭方便。

可半路二哥却把我拉到酒店。我说还是住根花家吧，说好了的，免得她有意见。

“随她说去。住家里哪有住酒店方便。”说着，二哥还给办了会员卡，并预充了钱。“要住酒店也不要你付钱，你现在又不开煤矿当老板了。”我说。

他瞅了我一眼: “别说这么多了。我们只有今世的兄弟，哪有来世的兄弟。”停顿片刻：“我明天回长沙陪海义儿子读书了。你安心多住些日子，到时候再去长沙住住。我在长沙等你。”

望着他远去的背影，儿时那个熟悉的身影又在眼前显现。

二哥谷任华比我大三岁。他脑子特别灵光。小时候，每到大年三十晚上，母亲会反复叮嘱我们：“你们记住，明天是大年初一，不能说没有。”第二天天不亮，二哥会早早穿好衣服猫着，一旦父亲开财门放鞭炮，他便以飞一般的速度，尽数捡起地上未炸响的爆竹。待我听到响声起床时，只有满地的碎纸屑了。

此时，他会问：“你捡了多少？”我回“没捡多少。”他马上手一指：“那里有一个，你快去捡。”待我跑过去，根本没有。我“没有”差点说出口，感觉不对，又咽了回去。

他一计不成，再生一计：“弟弟，我看你捡的少。这样，我们一起平分吧。”说着叫我把捡的都拿出来。我掏空所有口袋给他看，他继续问“还有吗？”我说“没有了。”他立马一蹦三尺高：“哈哈，你说没有了。”随即跑到母亲面前：“妈妈，你的任红崽刚才说没有了。”

第二天，母亲轻则对我一番数落，重则一顿殴打。而二哥每年引诱我说出那两个字后，眼睛里总是亮晶晶的，比捡到大爆竹还高兴。

二哥不但脑子灵活，还敢说敢干，人送外号“谷老猛”。大概四五岁的时候，一天，我看到他在用母亲铡猪草的铡刀铡红薯干吃，便也跑上前抢着要吃，吵闹中，他一刀下去，当场把我左手食指切下一大截，我疼得嗷嗷大哭，他却看着我在地上跳动的断指，好奇得哈哈大笑。

后来听妹妹说，母亲把我那截断指用布包着埋在了屋后的梧桐树下。母亲说，埋在树下，手指就能跟着树一起长。如今梧桐树早不在了，我左手食指却明显短了一截，那道疤像一枚褪色的印章，铭刻着儿时的记忆。

就是这个让我又怕又躲的二哥，成年后却像换了个人。他出挑得一表人才，加之高中毕业，还有木匠手艺，上门提亲的不少。以至于父亲自豪地说：“我谷家湾里的男人，从不愁找对象，都是女的找上门来。”

和二嫂周甲凤结婚后，二哥很快有了女儿谷海蓉、儿子谷海义。有了子女的二哥更勤奋了，一门心思扑在小家的日子里。不久，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神州大地。农村不做家具时兴买家具了。木匠一时没了生意，二哥便筹钱买了一辆手扶拖拉机，每天不是给人拉煤，就是收矿木卖给煤矿。常常是天不亮就出门，半夜三更才“突突突”回家，脸上身上全是煤灰汗臭。

一次，我接电报乘公共汽车返回部队，在一个转弯处发现了二哥，他的手扶拖拉机侧翻在地上，满车矿木全滚到了坡下的水沟里，他满身是血，正一根一根地往上扛……那一刻，我心如刀割，眼泪夺眶而出。我没想到，这个令我敬而远之的二哥，竟让我如此牵肠挂肚。

公共汽车一闪而过，我甚至没来得及喊一声停车。那以后很多年，我眼前时常浮现那个画面，他从沟底扛矿木到路面，爬的那一道坡，也成了他后来生活的缩影。

撒在泥土里的汗珠，总会在某个春天发出芽来。

一次，一个老板组伙承包了一个煤矿，看中了勤奋踏实又有文化的二哥，问他愿不愿意当采购员。二哥说：“我给你试干一个月，满意你留，不满意一分钱不要，我走。”一个月后，老板不仅叫他留下，还请他以股东身份入伙，没钱他先贴着。

世上没有白走的路。踩在泥里的每一步，都暗暗攒着劲，等着上岸的那一刻。

一扇门，就这么开了。

从此后的二哥如蛟龙入水，先是采购员，然后业务员，再是工程师，最后是矿长。巅峰时，福建等外地老板来耒阳、永兴投资开矿，都点名叫他主事。而且本人不到场，动辄几千万、上亿的资金全交由他打理。

“很多人只看到表面的光鲜，哪晓得背后的苦。”说起这些，二哥却没有一丝自豪，满脸被事磨透了、才有的那种沧桑。人这一生，苦吃多了，甜反倒说不出滋味了。

上世纪末，改革开放向深处推进，可制度一时跟不上，社会矛盾也多了起来。反映在县乡，突出的就是社会治安和各种事难办。那时我回家探亲，凌晨经常被吵闹声惊醒，推开窗户，就见成群结队的青年，手执钢刀铁棍，或怒吼着向前奔跑，或撕砍扭打在一起，周围人避之唯恐不及。基层要办点什么事，常常过五关、斩六将，跑断腿也未必办得成。

在此环境下，想安安心心做点事，就像双腿踩在深泥里，有劲使不出。二哥很多时间和精力，就是在这种“空耗”中度过的。他曾创造过舍身护住一个矿的历史。最困难的时候，在没有其他食物的情况下，他二十个鸡蛋吃了半个月。这几年不少人喜欢说: “一个人活成了一支队伍”，于大多数人而言，这只是一句流行语，可早在二十多年前，二哥就活成了“这支队伍”的标杆。

绝境蛰伏，尤其是母亲猝然离世的重击，令二哥如燃起一柱心香，又似深夜瞥见一道闪电，醍醐灌顶，彻底改变了心性。他不再只局限于小家，而是把眼光投向了家族、投向了村子、投向他目之所及能帮助的人。

他对父亲百般体贴。父亲年纪大后，蹲坑不便，他先是要给父亲换马桶，父亲不喜，他又专门买来舒适的如厕坐椅；大哥患矽肺病（尘肺病）后，他跑上跑下联系办理住院、评残等一系列事宜。对村子里家有困难的人，他无不伸手帮扶，或资助上学、或贴补家用，或帮助解决棘手难题。让不少家庭脱离贫困过上了安稳日子。

对我，他更是极尽关怀。我第一次带妻子回家时，他还是煤矿的采购员。他头天就请假到耒阳接我，自己住在一个简陋破旧的旅馆，却自掏腰包，给我安排当时耒阳很好的民安大酒店。走时，他因实在繁忙请不了假，又花高价从几十公里外的耒阳叫来一辆刚开始有的“的士”送我。

这些年，我在外当兵，家里所有的大事小情都是他一手操办，所有的开支花销都是他一人承担，甚至连姨娘去世的人情钱都是他代大家支付的。

有一年他去车站接我们，我发现他又换了一辆新车。他说：“我不能让你们回家经常麻烦战友接送。你十七岁出去当兵，完全靠自己努力打拼走到现在，我们不自满，但也不能让人觉得寒碜啊。”

他还在继续说着，而我的思绪却飞出了窗外。我想起观山坳人说的一句话：“他不是谷家村赚钱最多的，却绝对是对全村帮助最大的。”甚至连满叔都说: “我要是有任华崽这样会为人做事，也不会是今天的样子。”

“这么多年过来，我问心无愧。唯有永兴煤矿的投资，我对不起大家。”

二哥的话打断了我的思绪: “当初本是好意，想带大家一起赚点钱，没想到当地纠纷不断，又赶上国家禁采令颁布，我自己亏了也就亏了，连累亲朋好友跟着贴了本，一想起来就寝食难安。”

我想安慰他几句，又觉得说什么都显得苍白。

车子离观山坳越来越近了，天空澄澈无垠，两边的绿油亮得像流动的海。

车里很静。二哥开车的样子和他年轻时判若两人: 那时候他开拖拉机，整个人往前倾着，像是恨不得替那台破机器多使几分力气。现在他靠着椅背，双手搭在方向盘上，悠然沉稳。

我抬头，后视镜里，他的鬓角斑白了；再一看，自己的也白了。

倏然，我脑海冒出一幅画面: 那天，母亲哄哭闹的孙子睡着后，背着孩子一边慢慢踱步，一边自言自语: 人这一辈子啊，就是一根扁担，一头苦，一头甜。想把苦那头丢了不要，丢不了的。苦早长进肉里了，苦甜都是你。

吃过拼搏苦，品尝今日甜，这就是二哥。他在大哥身体不好、我长年在外当兵的情况下，躬身为梁，扛小家、扶手足、济乡邻，从不掂量哪头轻哪头重。一旦扁担上肩，便大步流星，向前走。

车子拐过一个弯，观山坳谷家村的屋顶刹那映入眼帘。

“吔，到了。”二哥没有减速，然后再不说话。妻子则兴奋得像个孩子，见我们无言，也安静下来。

我们就这样沉默着，驶进了炊烟升起的傍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