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筒米里的光

“没事多回来住住。你现在也五六十岁的人了，多注意身体。拼搏了大半辈子，也该为自己活活了。”

返回南京的下午，姐提着一大袋东西到二哥家来送我，就像当初送我到陶洲、远赴福建当兵一样，絮絮叨叨的。

我一边“嗯嗯”着，一边转过头。远处樟树上，一只母鸟正在给幼鸟喂食。看着那鸟，我有些恍惚，仿佛看见了姐的小时候。

姐是五十年代末生人。听母亲说，爷爷重男轻女思想严重，我们兄弟姐妹六人，三个男的名字是爷爷严格按“字辈”取的：任忠、任华、任红，而三个女的则是由奶奶随意叫的：纪英、丁英、根花。

据说，姐姐生下来好多天了还没有名字，这天，父亲请爷爷赐名。爷爷边抽烟边对旁边的忙活的奶奶说，你取一个吧，以后女孩子的名字都由你取。

从没上过学的奶奶没有一点思想准备，愣了一会，又眨了眨眼：“那就叫几英崽吧。”至于是几英还是挤英，抑或别的什么英，爷爷不屑知道，奶奶也不知道，其他人则更不知道。

后来上学的时候，班主任问姐姐是哪个“几”？姐姐一头雾水：“就是那个‘几’啊。”老师接着问：“你喜欢什么？”“我喜欢英雄！”班主任一锤定音：“好，那就叫谷纪英。”当然，这是后话。

一转眼九年过去了。

九岁的姐姐还在带弟弟，有时候背上一个，手里还牵一个。看着与自己同龄的孩子一个个背着书包去上学，那布鞋踩在土路上，也踏在她心尖上。她羡慕牛，牛不用做家务；她羡慕鸟，鸟不用带弟弟。可羡慕完，她还得烧火、煮潲、洗尿布……姐后来对我说，那时候她常常想，我什么时候才能去上学啊？是不是这辈子我都上不了学了啊？

是大叔帮她推开了学校的门。

大叔当时刚修完“3591”机场回来，不但见过世面，还是十里八乡的“明星”，经常选派参加大队、公社的各种活动。

有一次学习回来，大叔带回大队一个任务——教全生产队人员跳忠字舞。

“那场面我至今记得，晒谷场上，男女老少排成队，大叔站在最前面，手脚并用，一招一式地教。老人们胳膊腿硬的像干柴转不过弯来，孩子们东倒西歪笑成一团。大叔也不生气，脸上挂着汗珠子，仍一遍一遍、不厌其烦地教。”

多年后，姐姐说起这些，仿佛又回到了童年，开心得合不拢嘴。

此时的姐，就背着弟弟站在场边看，脚底板不由自主跟着节拍点地。有一回散了场，她背着弟弟往回走，嘴里还在哼调子，脚下一绊，差点把弟弟摔出去。旁边的婶子笑她：“几英崽，你跳得比大家都好看咧！”她满脸通红，头一低跑了，心里却暗暗想：等我上了学，肯定比他们跳得都好。

大概就是那些日子，大叔看到了姐的悟性，特别是还没上学这一残酷事实。

于是，大叔找爷爷做工作。刚开个头，爷爷一个“滚”字，就让大叔闭了嘴。大叔灵机一动，找来深得爷爷赏识的大义的一个表叔，一同来给爷爷做工作。果然，远来的和尚会念经，爷爷当即同意让姐姐上学了。

走进教室的姐姐，高出别人一个头，成了正儿八经的“班长”。当时，小学学费每期一块五，统一由生产队交纳。有学上的姐姐天天像个小喜鹊，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十三岁就跟大叔挑煤炭赚钱——从观山坳煤矿挑到陶洲装船运到外面，五公里路，每一百斤5角钱。

姐开始挑二十多斤，每次能赚1角多钱。有一回，她发现大队一个与她同龄的同学比她多挑了一斤，闷声不响，第二天硬往筐里多塞了两块煤。大叔看见了，说你这妹崽不要命了。她脖子一梗：“她挑得，我也挑得。”扁担压在十三岁的肩膀上，皮肉先是红，再是紫，后来结了茧就不疼了。

读中学后，生产队不交学费了。走读七元五，住校九元。父亲说，要读书自己挑煤炭挣学费。

以为要辍学的姐姐一听心里乐开了花：原来只要挑煤炭挣学费，还有书读。她从此头天晚上就把煤挑来放在家门口，第二天以鸡叫为信号，鸡叫三遍就出发，这样挑一趟煤回来，再去上学刚刚好。

下午放学先打猪草，打完猪草，再去煤矿，提前把煤挑来放在家门口。

就这样，书在手里，煤在肩上，如此循环，四年初高中（那时初高中各两年），姐一晃就读完了。

那些年，姐出落得水灵，两条辫子又黑又粗，走起路来在腰间一甩一甩。远近的后生见了，总要找个由头多瞧两眼。可姐没心思，她满脑子都是多挑一趟煤，多挣几角钱。家里弟弟妹妹的学费，还等着她呢。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两年后，爱情之神降临，姐与远在数十里外的、南阳三十六个窗户梁中汉相识并成婚。

头一回见面，姐破天荒没穿那件打了补丁的灰布衫，找出了压在箱底的、过年穿的花布袄。母亲问她中意不，她不说中意，只说“看着还实在”。母亲就笑了，随即又自言自语: “就是地方太远了。”

踏入婚姻殿堂的姐，充满了对未来的憧憬，那天我们去送亲，返回的时候，姐虽对我们百般叮嘱，却没有丝毫忧伤，有的是抑制不住的甜蜜和幸福。

殊不知，姐真正的人生磨练，此时才拉开序幕。

结婚的日子，就是婆婆和他们分家的日子。婆婆分给姐夫姐姐八筒米（一筒米相当于现在的七两），姐有了一个新外号“八筒米当家”。第二年有了儿子梁晓呈，两年后生了女儿晓芳。

那时候，生活再苦再累，姐姐一点也不怕，因为她有爱情，她有姐夫。

第三年，女儿周岁生日的前一天，姐夫和姐姐起了争执，吵得凶了，一时失了分寸。姐如晴天响起霹雳，但想到明天娘家人会来，擦干眼泪又忙活起来。第二天父母问她过得怎样，她笑靥如花，说爹妈你们保重好自己，他对我很好。

夜里，客人们都走了，姐夫和孩子们也睡了，姐一个人坐在灶膛前。灶膛的火早熄了，只有几粒零星的、未燃尽的小火星，兀自“噼里啪啦”地发着声响。姐就那么坐着，坐到鸡叫一遍二遍三遍。天蒙蒙亮的时候，她起身洗了把脸，开始淘米做饭。

随后好长一段时间，姐和姐夫一个屋里进进出出，却像不说话的陌生路人。直到那天米缸见底了，两个人有一搭没一搭商量找谁借粮。接着孩子发烧，彼此轮着守夜。慢慢地，那些裂开的口子，被日子的针，又一一缝了回来。

姐姐后来说：“人穷的时候，活下去，比什么都要紧。”姐的幻想破灭了，但依然有一颗不屈的心。

1982年春，村里的喇叭唱完《在希望的田野上》，接着播包产到户的消息。姐敏锐看到了商机，忙时种田，闲时开始在马路边摆摊做起小生意。同时着手开始盖房。

为节约开支，他们自己做砖烧砖。当兵前，我也去给她割过稻、踩过泥做过砖。那时，别人都是用耕牛踩泥，姐都是自己踩，自己做。赤着脚在泥里踩，不是拔不动腿，就是双腿被泥里的碎石碎片刮得伤痕累累。一个弱女人，生生熬成了一个比男汉子还硬的女汉子。

此后十年间，姐姐先后盖过三次房、搞过零售批发、饲料养猪等一系列营生。

印象最深的是九十年代中期，我回家探亲，发现姐经常骑着自行车，载着山一样的童装百货，到周围各个集市售卖。那些货，都是她到上百公里外的衡阳市进的，而因为晕车厉害，每次去衡阳前，她都要先空腹饿一天……

但不管姐如何吃苦，如何想挣钱，钱总是躲着她，有时看着很近了、就差一步了，却总像并行的双轨，就是不相及。

日子就这么熬着，熬到两个孩子都大了，熬到新世纪的到来。

2001年，女儿梁晓芳考上了天津外国语学院。别人纷纷前来祝贺，可姐却因供不起学费而发愁。思前想后，她作出了一个大胆决定：进城讨生活。

经过一番考察，他们租了二中门口不远的两间门面，姐夫搞单车摩托修理，姐卖水果。生意虽说也不大好，但比在家强太多了。

恰在此时，姐迎来了她人生的高光却也是至暗时刻。

当时，耒阳风靡六合彩：“谁谁昨天买5元中了200。”“谁谁买100中了2000”……一时间，家家参与、人人购买。男女老幼沉浸其中不能自拔，说买疯了一点不为过。

姐也买。但没买几次，被一个对姐夫有意见的人，举报“写单”而被抓到了水东江派出所。

是满叔，当即花一万元把她保了出来。

这一万元，对当时的姐来说，是个大数字，她卖一年水果也赚不了这么多。尽管满叔说不要她还了，但她必须要还。

怎么还？姐想了三天三夜。

那天晚上，她手握一块硬币，紧闭双眼，嘴里念念有词，随后抛上空中，硬币落决定出——从哪跌倒再从哪爬起。

多年后提起这个决定，姐沉默了很久：“那时候脑子是昏的。人穷极了，就容易侥幸，容易铤而走险。这个教训太深刻了。”

于是，姐真的写起了单。但她给自己定了条线：每月挣到两千就收手。“很多人写单输得倾家荡产，是心太大，想一夜暴富。”姐说，“我只求够还债、够过日子就行。”

但纸终究包不住火。不久，姐再次被人举报，带到派出所。

那一次，没人骂她，也没人打她，姐坐在里面，就觉得冷。她看着铁栏外的警察，看着墙上的警徽，三十多年前自己挑煤挣学费读书的那些往事像电影镜头，不断在眼前闪现……

出来后的姐，把写单的号码、本子塞进灶膛，划了一根火柴，从此再不碰六合彩。

还清满叔的一万块钱，已经是三年后了，姐脸上的笑，才慢慢多了起来。

“我这大半生吃尽了苦，但也值了。买了房、买了车、买了社保。我要真心感谢举报我写单的人，要不我不会断得这么干净、这么彻底。”

“姐夫现在怎么样？”我问。

“他很好，现在没事我们每天都去跳跳广场舞。晓呈晓芳也好。过些天我就和你姐夫去深圳晓芳那住住。”姐一脸幸福。

我欣然。

“爹娘都不在了。我现在唯独愧疚的，就是对不起爹娘。”停顿片刻，姐继续道：“我出嫁早，没给娘家做什么贡献，而在我最困难的时候，爹娘、兄弟妹妹却为我出钱又出力。还有大叔满叔对我的恩情，我已融进血液……”姐说不下去了，转头望着窗外，眼里噙着泪花。

那一刻，我脑子飞速地转着——

我想起小时候调皮，在她背上害她前仰后躬的样子；

想起小妹对我说的，我当兵在外，姐对父母在世时的百般孝顺百般好；

想起因为家里穷，姐出嫁时的寒酸；

想起姐九岁还在带弟弟妹妹，却每时每刻都在渴望知识的眼神；

想起她听说挑煤炭挣学费就能继续读书时的狂喜；

想起她一路走来，无论多累多苦，从不抛弃不放弃、始终朝着希望走的坚韧倔犟。

正是这些零零碎碎的生活，构成了姐的轮廓；正是生活中这些零零碎碎的光，牵引着姐一路向前。

“要走了老红，再拖赶不上火车了。”二哥再次催促。姐把袋子放到车上，又伸手整了整我的衣襟。

“走吧，路上慢点。”

我点点头，转身上了二哥的车。

再回头，姐就站在樟树下，已看不清鸟还在不在。

夕阳从树叶间漏下来，落在她发白的头发上，一点一点的，像碎金子，也像一粒一粒的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