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浪花淘尽英雄

星期六下午，我们送孩子去燕子矶中学上补习班后，沿燕子矶江边散步。不知不觉，来到了燕子矶公园。拾级而上，很快就到了乾隆御书的“燕子矶”石碑亭。这里三面临空，几十米高的绝壁下就是浩荡的长江。

江水不似往日浑浊，泛着一种沉郁的黛色，像古老的青铜水在流动。不知怎的，我脑海中突然就冒出了杨慎的《临江仙》。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开篇即让人为之一震: 江水淘尽英雄，却并不愧疚，好似这只是它最平常不过的工作。而那些被淘尽的英雄呢？项羽在乌江自刎时，江水就在他身边静静地流；周瑜在赤壁纵火时，水面上映着连天的火光；曹操横槊赋诗时，江水照样淌过他“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慨叹……

现在，他们一个个来了，又走了，只留下一个共同的词：“英雄”。

传说杨慎写这首《临江仙》时，是戴着枷锁被押解云南充军途中。当行至湖北江陵长江渡口时，他看到滚滚东去的江水，又见江边白发渔夫与樵夫在煮鱼饮酒、谈笑风生。对比自己的境遇，禁不住悲从中来，向军士讨来纸笔，即兴写下了这首千古绝唱。

又一说杨慎写这首词时，已经五十岁了。五十岁，在古代已经是晚年。他在云南的瘴疠之地，种花读书，偶尔也和朋友饮酒至醉。有人问他：“你不想念京城吗？”他指着远山笑答：“你看那山，千百年来可有人记得它每一年的样子？”是啊，山不记得，江也不记得。只有人，才会执着于自己那点悲欢。

“是非成败转头空。”杨慎写得轻巧，我却读得心沉。父亲是当朝首辅，自己是才子、状元、高官，却在政治斗争中一败涂地。望着这奔流不息的江水，慨叹所有的争斗荣辱，在这条江面前，都不过是浪花一朵。

可是，真的能“转头空”吗？我站在燕子矶上，望着江面上来来往往的船只，禁不住问自己：杨慎真的放下了吗？那个在云南种花读书的杨慎，和那个在“大礼议”中宁死不肯低头的杨慎，是同一个人吗？

就像那个著名的典故：杨慎被贬后，有一次听说朝中旧事，竟至泪下。他的朋友笑他：“你不是说‘是非成败转头空’吗？”杨慎沉默许久，说：“因为空，所以还挂在心上。”

忽然，一阵江风撞来，游人纷纷遮衣护帽。妻子侧过身，一手拢住被风吹乱的头发，另一只手手腕一转，褪下腕上的皮筋，在脑后绕了匆匆两圈。又一阵风扑来，几缕碎发又挣脱下来，在她颊边时贴时飞，她便再不管了，兀自掏出手机，拍天边那不断变幻的云。

“你在想什么？”待风过后。妻子突然问。

“想杨慎，想《临江仙》。”我随口应道。

“杨慎是冤，但他老婆黄娥更苦。年年等天天等，却等不回一个人，等不全一个家。你说，如果连他女人都等不到，那‘转头空’三个字，究竟是替谁写的？”

我愣住了，以前妻子对我这些话题从不感兴趣，更没说过这么多话。她这一反常态的感慨，让我又惊又喜。

“我觉得杨慎写‘转头空’，写的其实是那个转不过去的自己。词越旷达，那个转不过去的背影就越清晰。”我顺杆儿爬，一股脑儿把心里话倒了出来。

“对。如果真能做到‘转头空’，他就不会写这首词了。正因为无法真正释怀，才需要不断地提醒自己释怀。就像有时候、有的人，看起来不在乎的样子，其实是太在乎了。在乎到不得不装作不在乎。”

妻子的话再次让我懵在当场。转瞬想起更早的苏轼，在被贬黄州后写下“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看起来挺旷达，可那旷达下面，是多少个不眠之夜堆出来的？但苏轼终究与杨慎不同。苏轼的旷达是热的，像煮过头的老茶，苦里回甘；杨慎的旷达是冷的，像江心的一块石头，表面圆润，敲开全是锋利的断口。苏轼最终等到了北归的诏书，杨慎到死没有离开云南。

“来电话了！来电话了……”妻子的手机响了。她接通电话，一会“嗯嗯”，一会“是的是的，好好”，不用猜就知道是儿子班主任打过来的。

我继续着刚才的遐思。

“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杨慎在词里给自己找了一个退路：人事无常，但自然是恒久的。青山还是那座青山，夕阳还是那轮夕阳。这个发现让人心安，却也让人心酸。心安，是无论我们怎样折腾，世界都在那里；心酸，是无论我们如何折腾，世界在那里，而我们终将不在。

望着旁边接电话的妻子，我也想起杨慎的妻子黄娥。方才她那一问，像一只无形的手，把黄娥从历史的帷幔中拽了出来。那也是一个才女，在杨慎被贬后，她“曰归曰归愁岁暮，其雨其雨怨朝阳”的诗句令人心碎。

嘉靖帝在位四十五年，六次大赦天下，但次次独不赦杨慎。即使父亲杨廷和去世回来奔丧，也很快被强制押送回滇。后来杨慎病重，黄娥千里奔夫，总算见到最后一面。杨慎死后，黄娥扶柩归乡，走到江边时，放声大哭，行人无不动容。

我总觉得，她的哭，比丈夫的词更融入这条江。江从不为任何人停留。但人的眼泪，却可以成为这江水的一部分，流向永远。

天快黑了。燕子矶公园的游客渐渐散去。妻子接完电话就急匆匆到学校帮忙去了。我来到公园旁的江边，找了块靠江边的石头坐下。

江面上起了一层薄雾，对岸八卦洲的灯火次第亮起，像挂在树上的星星。

两个不知是巡逻员还是游人，骑着水上摩托从江面风驰而过。呼啸声未散，巨浪前拽后推，便一排接一排在我脚下的石堤上炸开，碎裂出无数小浪花或大水珠，有的冲上岸滩，有的扑到空中，有的刚折回，又融入第二排巨浪。

“浪花淘尽英雄”。这个“淘”字，用得太狠了。

淘，是妇人洗衣时反复揉搓的动作，是去除米里杂质的过程。那些英雄，那些被历史浓墨重彩的人，在杨慎眼里，不过是已经或等待被长江淘洗的物件……

“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我之前一直觉得，这最后两句中的“喜”字，按常规看，在整首词里是突兀的。前面是“空”，是“依旧”，是“几度”，是“转头”。到了这里，忽然“喜”了起来。这“喜”是反话么？想想又觉得不是。它更像是某种豁然的松弛，像是病了很久的人突然退了烧，虽然浑身虚脱，却感到了身下床板的真实。

还有“笑”字也一样。如果这首词真是作于充军途中的话，算时间杨慎当时挨板子的伤都没好（十天内被嘉靖连打两顿大板子，死而复苏），还笑得起来么？就算杨慎洒脱，也不过“都付云烟中”罢了。

可这笑用在这里，给人的感觉，不但不假不虚，反而特别真实、松弛。就像两个老人下棋，下到最后，一个说“我赢了”，另一个说“你赢什么，天黑了，还没下完哩”。然后两人相视一笑，把棋子码进盒里。告别各自回家。

这个“都付笑谈中”的“笑”。谈的是古人的事，笑的却是自己的人。

然而，我总疑心，杨慎写到这里时，笔尖应该是颤抖的。因为他当时的实际处境，无论精神和肉体，都是痛、是“哭”。一个人要有多大的自制力，才能把巨大的心里、身体的苦痛写出一个“笑”字来？除非，这笑本质就是失败，他败给了命运，所以只能笑。笑是他的白旗，是他的铠甲。

我忽然想起妻子的父亲。他年轻时英俊潇洒有文化，吹拉弹唱样样在行，加上老爷子又是抗美援朝回来的功臣，很有些“英雄气”。谁知后来不仅没当上国家干部，连工人都没当上，阴差阳错做了半辈子木匠。如今老了还闲不住，到处找地开荒侍弄着几块菜地。

前些天他来燕子矶看我们，一看到长江就像看到老朋友，喜形于色的。那天我陪他在江边散步，走着走着，他突然对我说：“这江，我年轻时候这样，现在还这样。”我等着他往下说，他却停住了。过了好一会，像问我，又像自言自语：“不这样，又能怎样？”

我不知道岳父从“英雄气”到“不这样，又能怎样”，中间经历了什么？他没有说，我也没有问。

但忽然觉得，眼前这位老人，和五百年前的杨慎，都太懂、太爱这条江了，只是杨慎把它写成了词，而岳父把它走成了路。

这就是杨慎。他知道每个人都是人间过客，于是把那些帝王将相、英雄豪杰都请下来，和他们一起坐在江边，喝一杯浊酒，说几句闲话。在历史的宴席上，他们都曾是座上宾，如今都成了酒后的谈资。

这很公平，也很慈悲。

“我都回来了，你咋还没回来？也不看看几点了。快回来。”妻子再一次来电催促。

返回的路上，看到几个夜钓的老人。其中一个说：“走吧，今天没钓到，明天再来。”另一个笑道：“明天？明天这鱼还不知道游到哪儿去了呢。”

随即两人哈哈大笑，笑声随风飘散，化入茫茫夜色。

刚走到楼下，妻子的电话又来了: “对了，老爸来了，你顺便买瓶酒过来。”

“一壶浊酒喜相逢。”我笑了笑，向超市走去。身后，长江在夜色中一声不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