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曲几

读清人梁绍壬《两般秋雨庵随笔》，发现有《拍曲几》一则，记述居住于钱塘（今杭州）山儿巷的“抱经学士”卢岱，家里藏有一张葡萄藤小几，仔细看去，可见隐隐约约的指痕。据传，这正是洪昇常常使用的拍曲几。梁绍壬说，二十多年前，他曾经在外舅黄铁年家，看到一幅《昉思度曲图》，康熙年间的名士毛奇龄、高士奇等都为之题咏。后来归于洪昇，不知如今在哪里？洪昇在传奇《长生殿》之外，还写过《天涯泪》、《四婵娟》和《青衫湿》，三种稿本都由黄氏保存着。因为黄铁年先生是文僖相国的孙婿。

诸如此类有关昆曲的札记，在《两般秋雨庵随笔》至少还有十几则。梁绍壬，浙江钱塘（今杭州）人。道光辛巳举人，官内阁中书。能承家学，工诗善文，学问渊博。他以文士的目光叙述、评判，文字简约而意味深长，从中不难看出昆曲在清代的生态。

比如，初到京师当官，梁绍壬就知道梨园的四大名班（四喜、三庆、春台、和春），色艺之精，争妍夺媚。“此外还有集芳一部，专唱昆曲。以笙璈初集，未及排入各园。其它京腔、弋腔、西腔、秦腔，音节既异，装束迥殊，无足取焉。”无疑，当时“花雅之争”已经开始，花部诸腔在各地如雨后春笋一般滋生，并纷纷进入京师。但他最欣赏的是昆曲正声，认为其它腔调从音节到服装，都很不足取。在为表弟苏蔚生《燕台乐部》一书所写的序言中，他十分形象地描绘了京师戏曲演出的兴盛景象：“首善繁华之地，太平歌舞之时，几处旗亭能讴《水调》，谁家箫鼓不按《凉州》？既纸醉以金迷，复花交而锦错。楼台十二，一时卷上珠帘；裙屐三千，几个偷来铁笛？固已猜疑长乐，彷佛广寒矣……”

京师奢靡，甲于天下，而诈伪也甲于天下。梁绍壬说，他曾作燕台小乐府五首，其中《梨园伶》有这样的诗句：“软红十丈春风酣，不重美女重美男”，“凭将眉语通心语，好把歌场换酒场”，“承颜伺色最聪明，射复藏钩靡不精”，“情多不及黄金贵，几束吴绫谋一醉”。昆曲从来讲究阴柔之美，伶界往往以俊男扮演美女，妖态艳妆，满足有钱有闲阶层的欣赏癖好，他认为是一种“诈伪”。那些聪明伶俐、无所不能的伶人，不过是为了纸醉金迷而“情无情处动人情”。在当时的北京城内，朝廷大臣以召伶侑酒作为夜生活的内容，宫中佐员、满族贵胄几乎无不爱好此道。王紫稼，是来自苏州的一位男旦名伶，被称为“妖艳绝世，举国趋之若狂”。吴梅村在长诗《王郎曲》中写道：“王郎三十长安城，老大伤心故园曲。谁知颜色更美好，瞳神翦水清如玉。五陵侠少豪华子，甘心欲为王郎死。宁失尚书期，恐见王郎迟；宁犯金吾夜，难得王郎暇……”钱谦益、龚鼎孳等名士也为王紫稼所迷醉，简直到了无法自拔的境地。梁绍壬却毫不含糊地记载，“优人王紫稼及三遮和尚淫纵不法，皆杖毙之。”对于男旦和男风的道德批判，不言而喻。

不惟伶人，还有士人。在《李袁轻薄》一则中，他站在维护传统道德礼义廉耻的立场，毫不掩饰地批评李渔和袁于令。李渔作十二种曲，才华横溢，举世盛传，享有很高的声誉。但梁绍壬认为，昆曲是雅的，玩昆曲的李渔却并不雅。“其科诨谑浪，纯乎市井，风雅之气，扫地已尽”。他引用董阆白《莼乡赘笔》的记载：“李渔之为人，性龌龊，善逢迎，常挟小妓三四人，遇贵游子弟，便隔帘度曲，捧觞行酒。并纵谈房术，诱赚重价。盖其人轻薄，原于天性，发为文章，无作怪也……”这样的评价，其实也源自袁于令。最先向李渔发难的，正是李渔的同辈人袁于令。然而梁绍壬说，这位撰写了传奇《西楼记》的荆州太守，与李渔完全可以相提并论：“又撰《西楼记》之袁于令，为人贪污无耻，年逾七旬，犹强作少年态，喜纵谈闺阃，淫词秽语，令人掩耳。后寓会稽，暑月忽染奇疾，口中痒甚，因自嚼其舌，片片而堕，不食不言，二十余日，舌本俱尽而死。绮语之戒，其罚如此。”

出身苏州书香门第，一生风流倜傥的袁于令，世代皆操举业，他却不是当官的料，成了玩昆曲的行家里手。有一个月夜，他坐轿回家，路过一家大户门口，听见里面正在唱《霸王夜宴》，抬轿子的轿夫摇头说，这么好的月夜，为什么不唱“绣户传娇语”，却唱什么霸王？！“绣户传娇语”恰恰是袁于令名作《西楼记》的唱词，这让袁于令高兴得差点从轿子上掉下来。这段逸闻，也为《两般秋雨庵随笔》所记载。

袁于令身为荆州太守，十多年未有升迁。有一天，监司（负责监察辖区内官吏的官员）对袁于令说，“我只听说你的官署中有三种声音：弈棋声、唱曲声和骰子声”。袁于令随即回答：“我听说你的公署中也有三种声音：天秤声、算盘声和板子声”。监司大怒，立免其官。袁于令因沉湎于声色犬马而丢官去位，晚景苍凉。在梁绍壬看来，他的品行与李渔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正因为嘴巴里有太多淫词秽语，居然患了怪病，无法忍受口中奇痒，自己嚼碎自己的舌头，不吃饭不说话，舌本俱尽而死。这是一种最切中要害的惩罚。汤玉茗（显祖）“文章巨公，四梦之成，特其游戏，乃犹以《牡丹亭》口业，相传永坠泥犁，况下此者乎？”李渔、袁于令之辈怎么能跟他比呢？

作为生活在道光年间的读书人，梁绍壬无疑是喜爱昆曲，熟悉昆曲，以昆曲为风雅的。即使是与朋友们聚会小饮，也常常集戏名对偶作为酒令。例如“惊魂”（《风筝误》）对“吓痴”（《八义记》），“盗甲”（《雁翎甲》）对“拱丁”（《桃花扇》），“访素”（《红梨记》）对“拷红”（《西厢记》），“折柳”（《紫钗记》）对“采莲”（《浣纱记》）……凡此种种，他的书里记录了长长的一篇。这样的酒令虽属文字游戏，但必须建立在熟知戏目的基础上，彼时的社会风尚可见一斑。他还考证，“小说起于宋仁宗时，太平已久，国家闲暇，日进一奇怪之事以娱之，故名小说。而今之小说，则记载也。传奇者，裴铏著小说多奇异而可传示，故号传奇。而今之传奇，则曲本也。”什么是小说，什么是传奇，他讲得很清楚。直到今天，很多学者仍以此为依据，阐述这两个名词。

《两般秋雨庵随笔》书成于道光十七年，在梁绍壬逝世后，才得以付梓。不少人认为，唐宋以降，笔记类的传世之作，可以与之媲美的，唯独宋代洪迈的《容斋随笔》。这本书问世以来，很快成了文人骚客的案头必备、怀中常存。连那位自称“五百年以内天下文章第一”的狂生李敖，在他的文章中也常常引用。书中所记述的昆曲史料，尽管明显带有士大夫的思想倾向，终究是很值得我们参考的。

（原载《文汇报·笔会》2019年1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