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曲家于振的曲论

于振，字鹤泉，常州市金坛县人，一生经历大起大落，颇为奇特。他曾因廷试第一，成为雍正登基后的恩科状元，授翰林院修撰，入值南书房。五年后却由于工作失职——在出任湖北学政主持乡试时，自作主张多录取了两个名额，被贬降职。直到乾隆元年（1736），经户部尚书史贻直举荐，应博学鸿词科，考列第一，授翰林院编修。乾隆五年（1740），出任江西学政为主考官。此后又以编修提督福建学政。

于振著有《清涟文钞》十二卷。令人产生浓厚兴趣的，是书中的《律馆纂述》。于振以大量篇章，详细阐述宫廷礼乐源流，包括铙歌大乐、细乐以及昆曲曲律诸方面的内容。他的理论，对于厘清曲论基本概念的作用不言而喻。被称为“正声”的昆曲与宫廷音乐的关系，从中也可见一斑。

在当官之余，天资聪慧，酷爱戏曲、音乐的于振，对艺术研究颇深。他曾为传奇《扬州鹤》、《楚江情》作序，对作品的见解颇为中肯。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他的《律馆纂述》中，有《订正宫调二十二则》一文，被业界认为是一部简要的曲论。题后小注称，此内容“已纂人《九宫大成》”。乾隆十一年(1746) 所刊《新定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未见此内容，仅卷首有于振的一篇序文。其实，《订正宫调二十二则》的大部分内容，见于《曲谱大成》。有专家考证，《曲谱大成》现存三种残稿本中的总论，当是于振的初稿，《订正宫调二十二则》才是其定稿。我们从中不难看出，于振和清代两部重要的曲谱均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

《订正宫调二十二则》系统地论述了南北曲的一些重要概念。大致可以分为三部分：一是关于南北曲共同内容的论述，例如曲源、宫调、腔拍、句法、衬字等；二是关于北曲的论述，例如北曲源流、楔子、套数、煞尾、板拍、字音等；三是关于南曲的论述，例如南曲源流、家门大意、引子、过曲、接调、前腔换头、赚、袞（gǔn）、尾声、犯调。整体结构和部分内容，似乎沿袭了明代曲家王骥德的《曲律》，但于振显然也有许多创新之处。对于南北曲源流、明代诸腔承继、曲谱曲律等方面的问题，尤其有精准到位的阐述。

比如，从古乐府的形成到北曲、南曲的兴盛，他清晰地梳理出历朝历代的流变脉络，列举大量例子，深入浅出地阐述了宫调的原始形态：

“孔子删诗存三百五篇，司马迁谓，皆弦歌以合韶武之音。其诗之逸者，皆求其音而不得者也……汉高祖过沛，作大风歌，命沛中群儿和集，继有安世房中歌载郊祀志，武帝作瓠子歌、秋风辞，又作十九章及太乙天马诸歌，使协律郎李延年弦颂之。而韶帝亦有琳池黄鹄歌。此乐府之始也。东汉东平王苍有武德舞歌诗，历世相沿，并采民间歌曲入乐府。晋则有白苎舞歌、杯盘舞歌、子夜歌、桃叶歌、西洲曲、圣郎曲、伯劳歌之类。五代并仍两汉魏晋乐府之旧，间有增益，皆非特创。至隋唐始，分宫调雅俗二部，二十八调之名始见于史志。其乐府题仍用前名，一时才士所作，有可被管弦者，皆以绝句为曲，如清平郁轮、凉州水调之类。宋而后，立各宫牌名，一切不用古乐府之名矣。金章宗时，渐更为北词，入元益漫衍，櫛调比声，北曲遂擅一代之盛。至明，又变为南曲。婉丽妩媚，极声调之致……”

他清晰地辨析了诗词与音乐之间的关系。他说：“盖诗者，乐之苗裔，乐府又诗之支流，而近世南北曲又乐府之变调。历代风气各殊，体制亦异，而总以协于律吕为准。然则辨词曲之宫调，亦审验元音之一端也。”

于振将“协于律吕”作为曲唱的标准，把宫调之辨作为审验元音的关键，体现了“道在审听”的理念。这恰恰是曲唱的要旨所在。

比如，在谈及南曲、北曲的源流与特色时，于振说：“明代始兴弋阳腔，继以四平腔，后流为浙派，称海盐子弟，已属南音之屡变。至万历间，昆山魏良夫（辅），倡为水磨腔，遂极南曲之妙，变化入神，自有南谱以来，皆其派也。即今所传北调，亦尽归于昆腔，然不及南调之细腻风光，流连尽致，迄今二百年，师传不绝。若加研究，弥进弥深，然非慧业文人，灵心妙口，不能穷其奥也。”

在谈及犯调（即变音和借调）时，于振又说：“犯者，音之变，亦调之厄也。作者不论本宫他调，必先审其腔之粗细、调之高下、拍之疾徐，务使首尾相顾，机轴自然，补接无痕，抑扬合度。则音不觉自变，调不觉暗移，人巧极而天工错，始为无弊。故不出本宫调为‘正犯’，借别宫调曰‘侧犯’，合数宫调而翻覆成文曰‘花犯’。将所犯诸曲，分前后段，或分作段落，各具起结，曰‘串犯’……”

这一切，无不是最为基础的戏曲理论，今天仍生命力犹存，每个从事戏曲、接近戏曲的人都有必要认真读一读。

或许因为两度高中魁首，于振一生的命运跌宕起伏，颇具传奇色彩。他出身于读书人家庭，父亲于天骐、兄长于翥凤，都很有才学，远近闻名。于振自幼刻苦读书，以文章、书法著称。考中状元以后，一度任湖北学政。在主持乡试时，因为多录取了两个名额而遭到弹劾，随即被无情革去功名，贬为庶人。解职回乡以后，母亲因身心受到强烈刺激，抑郁而死。居家守孝的于振，心情郁闷不化，只能将全部精力投入读书、写诗、拍曲，并给自己和朋友们的诗章写了一篇《自序南楼草》，为人们争相传抄。潜心研究律吕，其实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却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成果。乾隆元年（1736），经户部尚书史贻直举荐，于振终于应考博学鸿词科复中。命运之神重又向他露出笑颜。他在金坛县前街重建寓所，为纪念自己失而复得的功名，取名“复元堂”。

于振为人刚直公正，不喜阿谀逢迎。在典考和学政督学时秉公选士，奖掖青年，享有知人之誉。乾隆初年，庄亲王允禄奉乾隆皇帝之命主持编纂有关南曲、燕乐方面的经典《律吕正义》，于振因精于此道，具有很深的曲学造诣，入选编纂之列。大典编成后，乾隆皇帝认为还不够完善，又重新任命常熟周祥钰、苏州徐兴华、朱廷鏐等人编纂《九宫大成南北宫词谱》。乾隆十一年（1746）该书编成后，于振为之作序曰：“方今圣人御世，礼乐修明，我王修是书，盖亦黼黻升平之意也……”为祝贺这两套昆曲、燕乐谱的大功告成，他精心撰写了一篇《日月合璧五星连珠赋》，以表达内心愉悦之情。

作为曲家，于振把自己的才华和志趣都倾注其间。以今天的目光看，他的《订正宫调二十二则》在很大程度上是魏良辅《曲律》的修订与深化。他曾两度科考高中，有侍读学士的身份，熟悉宫廷乐制，所叙述的观点，更具历史视角和艺术高度，有理由为后世留下极其珍贵的音乐遗产。

（原载《中吴》杂志2024年第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