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宵狂欢灯头戏

元宵，被认为农历新年最后一天，也是最为热闹的一天。张灯结彩，迎春演戏，为人们构筑起了浓浓狂欢的节日气氛。明传奇《金雀记·玩灯》的曲词说：“灯市无双，看了这灯市无双，恍疑是海上山、蓬莱方丈，好一个锦绣排场。遇良宵、逢丽景，止不住心情豪放。”辛苦忙碌了一年的人们，以狂欢作休憩。日夜之差、男女之防、雅俗之分、贵贱之别，在狂欢中全都被颠覆了。

明清时代，在昆曲发源地，各乡社庙设桥灯、塔灯，到处灯火辉煌。孩子们扮演着戏文里的角色，围绕通明的纸灯载歌载舞。男女老少纷纷出游观灯，很多人提着绘有戏曲人物的纸灯，纷纷前往城隍庙观看昆曲演出。水乡古镇的女子，盛装出游走三桥。这时候的她们，是狂欢节的观众，也是引人瞩目的演员。戏文，在舞台上演唱，也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回应，一直欢闹到深夜才会散去。

对于元宵节的狂欢，当时也有人提出批评：“为灯事嬉娱，为臣子堕职业，士民溺声酒张本”，建议“禁绝”。但不少有识之士认为，这是根本不懂得孔子“一张一弛”学说的重要。让老百姓充分释放情绪，社会秩序才能得到很好的调剂。明代文学家张大复在《梅花草堂笔谈》中记载，他曾与朋友谈及“灯市之丽”，席间“有一二官人自号清节者极恶之，以为伤财废事无过于此。”张大复当场予以正色反驳：“清素可以持身，不可以御俗；俗尚清素，终是衰飒气象，雍雍愽大之世当不尔。”元宵节庆是世风民气的象征，只想节财省事，反而会禁抑世风，消蚀民气。

灯，自然是元宵节的象征。制灯、放灯、赏灯、咏灯，串连起男女老少的满心欢愉。昆曲艺人把元宵期间的演出，称之为“灯头戏”。正月初二开锣，唱到正月十二，是“前头灯”；正月十三唱到十八，是“正灯头”；正月十九到二十，是“后灯头”。在这半个多月中，戏班所赚的钱，无疑会比平常多得多，艺人们早早作好准备，上了戏台演得格外卖力。他们所选的剧目，主要是《西楼记》、《西厢记》、《牡丹亭》中与元宵节喜庆团圆氛围十分契合的折子。在正戏演出前，往往会加演小戏，俗称“元红戏”。开场时，庙里撞钟击鼓，戏台上“打十番”，旷场上人头攒动，令人体味盎然的春意。恰如唐寅在他的竹枝词中所写：“春到人间人似玉，灯烧月下月如银。满街珠翠游村女，沸地笙歌赛社神”。

元宵节作为一个盛大节日，必然会聚集人们的喜怒哀乐。许多传奇作家以此为题材，创作出不少佳作，折射人间的悲欢离合。冯梦龙在《喻世明言》中说：“只为这元宵佳节，处处观灯，家家取乐，引出一段风流的事来。”有人因元宵狂欢而失散，有人元宵观灯时不期而遇，有人在灯红酒绿下遭受暗算，有人在烟火阑珊中破镜重圆，人生的际遇正是如此呈现曲折离奇的戏剧性。

再来看昆曲史。明末戏曲作家阮大铖一生所作传奇十一种，比较有影响的是《春灯谜》和《燕子笺》。《春灯谜》描写宇文彦元宵节观灯，韦节度女儿影娘女扮男装，也去观灯，由此敷衍出种种曲折离奇、颠倒错乱的情节。汤显祖在担任浙江遂昌知县时，“去钳剭，罢桁杨，减科条，省期会，建射堂，修书院”——不仅不随意杀死囚犯，还去除拘系囚犯脖子和手脚的刑具。同时下乡劝农，与青衿子秀切磋文字。这种古循吏的作风，终于使浙中这块僻瘠之地大为改观。在实施善政的过程中，汤显祖擅自放监狱中的囚犯回家过年，元宵节让他们上街观灯、看戏，享受自由人的欢乐，以至被吏部和都察院以 “浮躁”为由，给予罢职闲住的处分。这或许是汤显祖从政时的悲剧，却成为昆曲史上的一段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