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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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试图辨明昆曲的地理之源，探究这份文化遗产的基因性征，弄清江南的水与昆曲的缘份。凡是对昆曲了解一二的人，都知道它的特色是水磨腔。水磨，并不是指水磨粉，而是源于匠师们髹漆家具时的一道工艺。他们往往用木贼草（一种有楞的耐磨干草），以水浸渍，一遍遍打磨木器的表面，使之变得十分光滑。打磨时所产生的声响，仿佛是一曲迂徐委婉音乐。水磨腔由此借喻。
近日重读黄仁宇先生的《放宽历史的视野》，有一句话深深打动了我：“我们指责明代人事时，不能忘记大明帝国本身是亚洲大陆天候地理的产物”。在大明帝国勃发的昆曲，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自古，人们涉水而居、临水而筑。选择年降水量不少于四百毫米的地方，依靠农耕来生活。万里长城，既是四百毫米等降雨线，也是传统的中国国防线。但，对于得天独厚的吴人来说，始终在雨水充沛、河网密布的地区渔猎耕种，生生息息无不与水相关。江河湖荡多惊涛骇浪，稍有不慎便会樯倾楫摧，葬身鱼腹。所以早先的吴人十分骠悍。在吴越纷争，战事连绵时，更是“轻死易发”，曾涌现出要离、专诸、孙武之类的英雄将帅。不过，吴王剑终究在这片毕膏腴之地生了锈。水乡四季分明、风调雨顺，人们用双手收获稻米，捕捞鱼虾，勤勉韧长地劳作，获得丰衣足食，尚礼重文的风气渐渐取代了蛮荒的遗传，人显得睿智而柔顺。水磨腔终于在这片水土产生了。吴语是那么婉约清淳、华丽清新，说起来必须具有天生的舌尖功夫。难怪李渔在《闲情偶寄》中说：“选女乐者，必自吴门。……乡音一转而即和昆调者，惟姑苏一郡。”
且让我们看看昆曲史上的几个关键人物。黄番绰是唐玄宗时一名擅演“弄参军”的宫廷名伶，魏良辅是流寓于鹿城（今昆山）、娄东（今太仓）之间，行医为生的豫章（今南昌）人，张野塘是从河北沧州（一说安徽寿州）发配到南码头的戌卒，梁辰鱼的祖籍在河南大梁，“长八尺有奇，疏眉目，虬髯”，一副北人相貌。居住于江南水乡，他们无不受到水土风物的浸染，性情发生了奇妙的变化。笔下的文字，比江南人还要駢俪。临水人家、垂柳依依的河岸、粉墙黛瓦蠡窗、水阁亭榭、橹声欸乃的船只、浩渺的烟波，这一切，不仅是民俗画卷，更构成了孕育昆山腔的温床。事实上，阳澄湖、傀儡湖、行头港、片玉坊、南码头、七里山塘街……这些与昆曲源始有关的地名，也都一派水的景象。
元初词人张炎在《山中白云词》小序中说：“《蕴玉》传奇，惟吴中子弟为第一流。所谓识拍、道字、正声、清韵、不狂，俱得之矣。” 吴中子弟在念唱时。除了讲究拍、字、声、韵，更做到不狂——不粗野，不激烈，甚至没有烟火气。纡徐委婉、一唱三叹的昆曲，讲究字头、字腹、字尾的圆润，与江南的水一样，是至柔之物。老子在他的《道德经》中告诉我们，水乐意滋长万物，而不与万物相争，并甘心停留在低洼处，又是那样深沉地待机而发。水还能随圆而圆，随方而方，怀山囊陵，穿石销金，足以战胜许多强者。
明代中叶，昆山腔经过改良，被称为正声，乃至呈现“四方歌曲，必宗吴门”的局面。除了魏良辅、梁辰鱼的努力，与众多文人学士的介入密不可分。江南鱼米之乡，自良渚文化时期就创造了灿烂的史前文明，历来富庶安宁，又有悠远的艺事传统。有钱有闲，心清气静，不必为衣食奔忙，当然可以雅玩。那些谙熟传统乐器的知识阶层，雅好笛、箫，将此引入主流社会的音乐生活，大加推崇，也就促使伴奏乐器逐渐变为以笛、箫为主。原来擅长北曲的家乐，也转而重视南曲吴音，为了与腔调相协，纷纷以笛、箫伴奏昆山腔，演奏风格以轻快、活泼、细腻、儒雅见长。“闲梦江南梅熟日，夜船吹笛雨潇潇”，这该是一种何等美妙的境界！
作为昆曲主奏乐器的曲笛，既不同于黄钟大吕，也不同于胡笳羌笛。当它与箫、笙、管和绰板组合，单独演奏，便是江南丝竹。在为昆曲伴奏时，作为唱腔的烘托，艺术要求更高，形成了平稳悠长、强弱相宜、虚实相间、声若游丝的演奏技术，走向“致雅”的峰巅。由于广泛使用赠板，音乐本身也深受吴地民歌的影响，就具有流丽悠远的特色。有人从美学层面理解，认为它的柔美清雅，是儒家中和精神的体现。但我则从中感受到“上善若水”的智慧。水的品格，水的境界，水的力量，恰恰在这不动声色中，一点一滴地彰显。
明代嘉靖年间，徐渭在所著《南词叙录》中说：“今昆山以笛、管、笙、琶按节而唱南曲者，字虽不应，颇相谐和，殊为可听，亦吴俗敏妙之事……”虽然话语里含有些批评的口气，但他不能不承认，“颇相谐和，殊为可听”。明嘉靖年间，吴中一带昆山腔的歌唱家，“合曲必用箫管”，以善吹箫笛而成名的张梅谷、谢林泉等人，由于“以箫从曲”、“以管从曲”而“皆与良辅游”，组成了一支配合魏良辅改良昆曲的优秀团队。
水，生命的原始，带着无数美好而又久远的东西，从时光深处流淌出来，湿漉漉泛动光泽，把天空、田地、房屋和人心连在了一起。水光云影散乱，江南变得像玉宇琼台一般宁静。这，不正是昆曲意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