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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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苏州吴县人都穆，人称南濠先生，弘治十二年（1499）考中进士，当过礼部主客郎中，加太仆少卿，也算是不小的官，又是一个博览群书的学者。他与唐寅曾经是好朋友，彼此又有一些难以辨清的纠葛。他很懂得书画，评价智永的真草千字文是“气韵飞动，优入神品，为天下法书第一”。据说，他还是第一位对秦始皇帝陵园进行实地考察的学者，甚至留下了关于陵园的实测资料。然而，让人印象十分深刻的，是他那本收录元明时期轶闻异事的《都公譚纂》中关于演戏的记述。
成化末年，内官阿丑年少机敏，善作教坊杂剧，宪宗每令献技以为戏。时汪直势方赫赫，阿丑欲倾之，装一醉人，仆卧于地，或呵之曰：某官至。醉人不起。又曰：皇帝驾至。卧亦如故。后云：汪直至矣。醉人仓惶惊起。或问之曰：汝不畏驾至而畏汪直，何也？曰：当今之世，吾知有汪直而已，他不知也。上悟，待直顿衰。保国公朱永治居第，私役军士颇众，丑一日装两人于上前，一人诵诗曰：“六千兵散楚歌声”。一人击之曰：“何为误八千为六千”。一人答曰：“二千在保国公家造房。”上疑之勿信，密令人视之，果然。保国惧，即日撤工。
如果将这段记述翻译成现代汉语，读起来就容易理解了。有一个名叫阿丑的，是宫廷的太监，十分擅长演戏，他年轻、机敏且有正义感。尤其是胆子很大，即便是在明宪宗的面前，也敢于佯装醉人，将人们不畏惧皇帝，而畏惧汪直的心理，表演得淋漓尽致，锋芒直指在宫廷专权的宦官。对于私役军士二千，为自家造房子的保国公朱永，他曾装扮成两个不同角色，以一问一答的方式，巧妙地揭露与讽刺，甚至连皇帝都不能不受到触动。保国公朱永闻讯，赶紧撤工。阿丑高超的演技，令人忍俊不禁，拍手称快。
无锡人施显卿，号九峰老人，明嘉靖三十一年（1552）举人，当过浙江新昌知县。他好博古求证，在所著文言小说集《古今奇闻类记》中，引用了《西樵野记》的一则故事，读来也有异曲同工之妙。
明弘治六年，湖州俞氏在梨园演出，饮客酒罢，午夜时分有两个差役忽然持灯而至，对俞氏说，我们是严尚书（即严嵩）派来的，请你今晚去尚书府中演戏。于是他与演员们略事准备，跟随差役，匆匆来到了一座雕梁画栋的大厦内，看见席间有不少文人雅士。主人命他们随即上演杂剧《赵氏孤儿》，但再三关照，不允许敲打锣鼓，不能惊扰了神明。演员们演罢以后，天色未晓。他们随即打地铺睡觉。一觉醒来，忽然发现这里并非高楼大厦，而是一座古庙，原来是严嵩旧游之地。但差役所给的二十五两银锭，却是真的，一点儿也不假。那么，雕梁画栋的大厦是假的，还是差役延请演戏是假的？抑或严尚书（严嵩）也是一种泛指，并不真实？
在今天看来，上述两则故事，至少说明了三点。一是杂剧（昆曲）演出在弘治年间已衍成风气，从官员到百姓都很喜欢欣赏，居然有“鬼使神差”的效果；二是因为上演受人欢迎的《赵氏孤儿》，演员们的报酬尚不算太低；三是演艺往往具有教化作用，尤其是针砭贪官污吏的“伶谏”功能，任何时候都是生命力所在。
诗作缠头酬李渔
这是发生在清康熙十年的一段趣事。端午节前夕，李渔带了他的家班女乐来到苏州，在百花巷寓所内顾曲相乐。好友词曲家尤侗、余怀、宋澹仙等人前来聚会，欣赏家班女乐演出的精彩折子。文人们以乐侑酒，纵情欢笑，似乎还没有尽兴，发觉天色竟已亮了。尤侗为此挥笔写诗，其中一首曰: “新人巧写旧人真，颊上填毫妙入神。汉殿重翻出塞曲，吴宫活现浣纱人。”“颊上填毫”、“出塞曲”夸赞了李渔为《琵琶记》的《寻夫》折增添的十八首琵琶曲。余怀则当即以诗句盛赞李渔由北方带来的女乐：“红红好好又真真，不数思王赋洛神。锦瑟玉笙供奉曲，果然燕赵有佳人。”
李渔是一个颇具经营头脑的文化人，他的女乐家班演出跟别人不一样，是要报酬的。然而，这次作为文人聚会，尤侗、余怀的诗句就算是缠头了。李渔也不拒绝。不管是诗赋，还是财物，都乐于接受。他在诗中写道：“赠罢新篇客始归，缠头锦字压罗衣”，“缠头已受千丝赠，锦句何殊百宝钿”。演出有报酬，所获得的财物，便大多给姬妾们自用。
李渔确是一个有独特思维，我行我素，不愿意流俗的才子。当时的文人常对他侧目而视，尤其是他的商业演出，更难免受到文人非议。“常挟小妓三四人，遇贵游子弟，便令隔帘度曲，或使之捧觞行酒，并纵谈房中术，诱赚重价。其行甚秽，真士林中所不齿者。”（董含《莼乡笔记》）显然，在很多人看来，豢养家班只是为了自我娱乐，或作社会交际，以显示主人的身份和地位。李渔却反其道而行之，把属于私有财产的家班拿出来四处卖演，借此赢利，这实在违反了文人们的游戏规则。
然而，李渔自有他的行事准则。他觉得，不管是女乐还是梨园，既然有那么多人要吃饭，要穿衣，在演出时赚一点钱，是天经地义的。事实上，以《闲情偶记》、《笠翁十种曲》闻名于世的李渔，一生追求追求精致的艺术化生活，却总觉得没有足够的经济支撑。厌倦仕途举业，又无殷实家产，还多次迁徙，想过好日子，天上不会掉下来，只能想方设法赚钱。恰恰因为环境所迫，促使他带领家班走出华屋厅堂，在演艺和商业的结合中寻找生路，具备了那个时代很多文人所不具备的市场经济意识。今天看来，李渔勇于冲击传统的价值观和审美观，是十分超前的。
李渔才华横溢，一生著述颇丰，有传奇，有小说，有史学专著《古今史略》和政法专著《资治新书》。他的《闲情偶寄》，对戏剧创作的结构、词采、音律、宾白、科诨、格局等等诸要素一一作出论述。日本学者青木正儿对他评价很高，说：“如此完备者，未有也。……论结构，笠翁外，未之见也。”当时，“天下妇人孺子无不知有湖上笠翁矣”。名士们争相与李渔结交，以认识他为乐事。李渔抓住机会，常常带着家班歌姬拜访达官贵人，上演新剧，并且从他们那里得到缠头。哪怕备受诟病，李渔仍不以为然，自由自在地游戏于人生和舞台之间。
尤侗是李渔在苏州时的主要文友，曾为李渔的《闲情偶寄》、《笠翁论古》作过序，为李渔的诗文集写过眉评。他很欣赏多才多艺的李渔。李渔前来作客，尤侗与他“把臂剧谈”。李渔编写《名词选胜》，请尤侗作序。尤侗满怀深情地写道：“笠翁精于曲者也，故其论词，独得妙解，而与予见合如此。”也许，正是有这个交谊，尤侗才能以自己的诗句作为缠头，赠送给李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