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静方的《牡丹亭考》

我的岳祖父是一位基督教牧师，也是一位戏曲爱好者。他留给我的一堆民国版本的书籍中，几乎都是元杂剧、昆曲剧本和小戏考之类。书中还夹着报道演出盛况的剪报、开明大戏院门票乃至三轮车票，权作书签。其中有一本钱静方于1916年出版的《小说丛考》，主要考证小说兼及戏剧、传奇、弹词，被时人誉为“破天荒之杰作”。古典文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前身）于1957年重版了该书。

钱学坤，字静方，笔名泖东一蟹，上海青浦人。清宣统元年(1909)岁贡生。后来赴日本留学，入士官学校专攻警务。辛亥革命青浦光复，钱静方即主《青浦报》笔政。一度曾效法西方民主，协助民政长办理县政。北洋军阀统治时，闭门谢客，以读书著述为乐。《小说丛考》中关于《牡丹亭》的考证，昆曲界人士关注的尚不多。

钱静方说：“牡丹亭事，子虚乌有。余意杜也、柳也，皆系草木之名，橐驼又系种花能手，此盖美人香草，藉景言情，非事实也。”杜丽娘、柳梦梅，是借用了草木之名，郭橐驼又是种花能手。但子虚乌有的虚构，恰恰孕育艺术的灵魂。他认为，汤显祖的四梦（即《邯郸梦》《南柯梦》《紫钗记》《还魂记》），前三种均有所本即事实依据，唯独《还魂记》匠心别造，情致俱足，反而胜过了这三种。所以作为小说，往往是纪事容易而言情难。《牡丹亭》说到底乃一个情字，这正是汤显祖要旨所在。

他在考证时，读到《吴吴山三妇合评牡丹亭》，觉得对于《牡丹亭》叙论比较详尽，特地抄录了几则：

“坊间所刻《牡丹亭》（还魂记），大多标明是玉茗堂原本，然皆有讹字及曲白互异之处，评语又多俚陋可笑。惟山阴王本有序颇隽永，而无评语。又，吕臧沈冯改本四册，则临川所讥割蕉加梅，冬则冬矣，非王摩诘冬景也。后从赵家得一本，无评点，而字句增损，与俗刻迥殊，斯殆玉茗定本矣。”

“《还魂记》宾白间有集唐诗，其落场诗则无不集唐者。原本不注诗人姓氏，至于诗句中，多有更易字者，如‘莫遣儿童触琼粉’，作‘红粉’；‘武陵何处访仙乡’，作‘仙郎’”。

“尝见坊刻《牡丹亭》本，‘婚走’一折，舟子有‘秋菊春花’一歌；‘准警’‘御淮’二折，有‘箭坊’、‘锁城’二浑，在今本则无之。舟子歌乃用唐李昌符《婢仆诗》，其一章云：‘春娘爱上酒家楼，不怕归迟总不忧。推道那家娘子卧，且留教住要梳头。’言外有春日载花停船相待之意。二章云：‘不论秋菊与春花，个个能噇空腹茶。无事莫教频入库，一名闲物要些些。’细核之，与舟子全无关合，当是临川初稿用之，后于定本削去。至以‘贱房’为‘箭坊’，及‘外面锁住李全，里面锁住下官’诸语，皆了无意致，宜其概从删例也。”

“《记》中杂用‘哎哟’、‘哎也’、‘哎呀’、‘咳呀’、‘咳也’、‘咳咽’诸字，字虽异而义略同，然呼之有疾徐轻重之殊，则义亦稍异。凡重呼之为厌辞，为恶辞，为不然之辞；轻呼之为幸辞，为娇羞之辞，为筹划之辞；疾呼之为惜辞，为惊讶辞；徐呼之为怯辞，为悲痛辞，为不能自支之辞。以此类推，神理毕现矣。”

钱静方所摘录的，是康熙原刊牡丹亭还魂记序跋中的几则。然而他并未原封不动地搬来，而是有所删节，使之说理愈加明晰。所涉及的《牡丹亭》原本、山阴王本（指王骥德）、吕（吕天成）臧（臧晋叔）沈（沈璟）冯（冯梦龙）改本，囊括了当时最重要的《牡丹亭》几个版本。字里行间透露汤显祖的态度，折射出当时围绕戏曲创作应该以“文辞第一”还是“声律第一”而进行的一场论争。这场论争持续的时间很久，在戏曲界产生了十分广泛的影响。其结果，却是不同的观点渐渐走到一起，对于昆曲创作的繁荣大有促进。

在《牡丹亭》问世以后，汤显祖自己也不断对原剧本作出修改，定本中删去了准警、御淮等折子，唐李昌符《婢仆诗》两章，以及一些“了无意致”的文字。钱静方无疑很同意这样的删改。吴吴山对于原作中不少象声词在运用时，因轻重徐疾而产生神理毕现的效果，作出分析和理解，钱静方也毫无疑义地赞同。事实上，这正是《牡丹亭》由案头之曲向场头之曲转换的一个必然结果。

众所周知，《牡丹亭》的词曲达到了艺术巅峰状态，被誉为“其才情在浅深、浓淡、雅俗之间，独得三昧”。钱静方记述，清代戏曲家蒋士铨，以汤显祖善于言梦为线索，谱写了一部《临川梦》。这部以汤显祖为主角的传奇分上下两卷，共20出。蒋士铨在自序中说，“临川一生大节，不迩权贵，递为执政所抑，一官潦倒，里居二十年，白首事亲，哀毁而卒，是忠孝完人也，词人云乎哉。”

那么，汤显祖究竟为什么作临川四梦？依然要从他自己的话语中找答案。他自题《牡丹亭》曰：“梦中之情，何必非真？”这已经讲得很清楚了。钱静方不由感慨道：“呜呼！共视古今四海，一枕窍蚁穴耳。在梦言梦，他何计焉？”

即使在《小说丛考》初版问世一百多年后的今天，细读钱静方对《牡丹亭》传奇的考证，仍然是令人叹服的。其中蕴含的许多见解，足可为我们研究《牡丹亭》的演变提供指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