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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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的山，总是铁青着脸。七星关区撒拉溪的野马山，更是嶙峋得厉害。有些山崖，活像被天公劈了一斧，却又未断气，硬生生将骨刺戳向苍穹。我每每乘车过此，便想起“倒洞水库”嵌在山巅，水色幽绿，倒映着天上的云，云又映着水，竟不知哪个更加虚妄。
有一年清明，我和母亲回家上坟。车过以前老路，路旁树木森然，树叶上宿露未晞，被晨光一照，便显出几分伶俐来。母亲忽然指着窗外：“这便是你父亲当年背盐的路了。”
我循指望去，只见一条羊肠小道，早被荒草吞没大半，剩下的也歪歪斜斜，如同醉汉的足迹。母亲的脸映在车窗上，皱纹里夹着光斑，倒像是岁月打的补丁。这小道是否真是父亲当年背盐的路，已经无法考证。但我知道此时的场景，让母亲想起我去世多年的父亲。
我蓦地想起父亲凿山时的钢钎声——那声音极特别，先是“叮”的一响，接着便是长久的沉默，仿佛山在思考要不要回应。待它想通了，才“当”地还你一记。这般往来反复，竟成了我幼时最熟悉的催眠曲。
故乡撒拉溪，名字里带着江南水乡的诗意，实则是云贵高原上一块缺水的土地。野马山巅的倒洞水库，如同一颗被岁月遗忘的明珠，镶嵌在群峰之间，倒映着蓝天白云，却因一道山梁的阻隔，难以润泽山下的村庄。
倒洞原本就是野马山的一个山洞的名称，那时这里是条活水，水从山塘流出，进入倒洞后，消失得无影无踪。但不知何年何月，倒洞门口筑了个坝，截了水的去路，于是形成了倒洞水库这个人工湖。人工湖是形成了，可是村落和湖之间，被一座山梁截断。
20世纪50年代，父亲当上生产队长，便说要凿山引水。他这人向来如此，明明瘦得像根竹竿，偏要做那开山的愚公。他和乡邻们一遍遍查看了山梁，找准最薄容易凿穿的地方，便开始动工。
开凿那日，父亲束了条粗布巾，那巾子洗得发白，却浆得硬挺，就像他的个性。他立在崖下，钢钎往石缝里一插，大抵有“天不生水，我自凿之”的气概。
凿洞是从山的两面并进的。父亲带人在一边，另外一帮人在另一边。凿了近一年，某夜准备收工时，父亲忽叫众人噤声，贴耳于石壁上一听，他眼中放出光来。听到了对面錾子凿石的声音。众人便都趴去听，果然有细微响动自石中渗出，如蚁啃骨。当下燃起油灯，竟似过年般欢喜。
谁料几日过后，那声音愈来愈远。两边核对才知，两洞已经偏离了丈许。父亲和大家一起苦笑，最终各自回到所凿洞中敲击，找到两边最近的地方开凿，最终将这个引水的隧道凿通了。当然，那个凿错的岔道，也并非一无是处。后来开闸放水时，放水之人躲进岔道，让水流缓慢了再从隧道中爬出来，避免被湍急的水流冲击。
耗时两年多年凿穿山梁，打通了一条数百米长的隧道。隧道贯通，浊流喷涌而出，村人皆无比欣喜。当清澈的库水流过隧道，汇入村里的沟渠时，全村人的眼睛都湿润了。
母亲说，凿开山后的三年里，父亲鼻涕里偶尔还有黑色的杂质，那是当年凿山时，煤油灯留在肺里的烟灰。
倒洞水库引来的水，主要用于灌溉稻田。而村里饮用水，还得依靠水井。村里的四个水井，分别叫大水井、小水井、蚂蟥水井、吉家湾。水井的名称如何而来，已无从考证，但这四个水井，那时候成了村民们生活的重心。天还没亮，井边就排起了长队，人们挑着水桶，带着被子，在寒风中等待。有时一等就是一整天，有好几次，我被姐姐们带到水井上守水，柴火光中，映照着她们疲惫而期待的脸。
倒洞水库的水引到了村里，野马山这个高山上，终于有了稻田。那年秋收，全村稻谷翻浪，甄了几十年的苞谷饭，大家终于迎来自己种的大米，家家米煮饭时，十里香飘。每次我们家吃米饭时，母亲总会说起父亲和大家凿山开渠之事，父亲只是嘿嘿地笑，眼角皱成两把破扇子。
贵州自古缺盐。父亲年轻时背盐，常唱一支背盐的山歌，歌词可以现编，调却百年不变。他酒后，抱我在怀里，拍膝而歌，声音沙哑如砂纸磨铁。具体歌词已经忘记，但大抵有“黄鳝下河来洗澡，假装龙王来现身”之类讽刺别人的词。每每提到背盐经历，他眼里便浮起一层雾，也不知是酒气还是想起了难以忘怀的往事。
“贵州的盐巴大多是川盐，从四川背到贵州，要走一两个月的山路。”父亲的声音里带着一丝自豪。
“那时候，一升豆子只能换一升盐，穷人家根本吃不起。一升盐只够蘸一升豆子做的豆腐。”母亲接过话茬，我听得似懂非懂，却记住了盐巴的金贵。
母亲缝衣时，针尖在布上翻飞，口中便讲起背盐的旧事。大概是父亲酒后说给她听的，诸如背盐人在马店赌钱，一夜间输尽一月脚力；或是山垭口遇着富家小姐，第二日便丢了盐担，牵着小脚姑娘私奔——这些故事在油灯下织成锦缎，成了我童年里最温暖的传奇。针脚穿过粗布时发出“噗噗”声，母亲说这话时，眼角的皱纹里盛着笑，倒像是她亲眼见过那盐担子在月光下闪闪发亮。
父亲是否真的到过四川，我至今不大分明。后来我因拍摄川盐入黔相关的纪录片，前往赤水河寻考据，方知毕节的盐巴多是船运至赤水、茅台，再换作人力马帮驮进山里。但他口中的地名，诸如赤水的“复兴场”、大方的“瓢儿井”等地，与我了解的地名竟分毫不差。因此，我估计父亲背盐，确实是到过赤水一带。
无论如何，那时我总觉得父亲是见过大世面的，能“走江踏湖”，仿佛他肩上的盐担不仅压着白花花的盐粒，还驮着外头世界的万千气象。他说起山外的灯火时，眼里有光，连皱纹里的汗渍都像是走过的万里路。
在村里，与父亲同辈的人，没几个到过毕节城。改革开放后，他编了草鞋，用草绳捆成一摞，背着往城里去卖。我那时顽皮，常笑母亲没见过世面，比不得父亲走南闯北。母亲便要梗着脖子反驳：“我也去过毕节城，你爸爸当生产队长时，我是妇女代表，坐着拖拉机去开妇女大会！”
说这话时，她手中的鞋底“啪”地拍在膝盖上，仿佛那辆突突响的拖拉机还在耳边跑，扬起的尘土还沾在她当年的蓝布衫上。我望着她鬓角的白霜，忽然懂得，在那个年月里，能坐上拖拉机去毕节，于母亲而言，已是不输于父亲的“世面”。但父亲却说，母亲当年坐拖拉机去开会，根本没有她说得那么“体面”，当时母亲晕车，拖拉机颠得她五脏六腑都几乎移位，一路呕吐，开完会回来像死过一回。
老家有句俗话，叫“老死不见毕节城，小死不见七星关”，意思就是说，很多人老死也没有见过毕节城，小时死了的话连七星关都没见过。
七星关在我们小时候的印象里，就是远方的代名词。我们哭闹时，母亲吓唬说“再哭，送你去七星关”，我们生病时，她安慰说“等好了带你去七星关喝凉水”。
有时候，我会傻乎乎地问母亲，七星关的凉水到底有多好喝？母亲瞅了我一眼，冷冰冰地回答：“不知道，反正很好喝！”我还准备问七星关在哪儿，母亲就会用“别一天打破砂锅问到底”来搪塞。
我想，去七星关应该是要坐车，而且还要晕车。只是我只坐过马车，无法想象晕车的滋味，却对坐车充满了渴望。那时，村里来了辆拖拉机，喷着黑烟招摇过市。村里的孩童追着跑，活像一群逐日的夸父。
后来上了初中，到了撒拉溪街上。偶尔看见有金黄头发的少年，单穿一件马甲，骑着摩托车从面前闪过，任由风将马甲掀起，底下古铜色的腹肌便露出来，腰间皮带扣锃亮。我站在街角看得分明，手里的作业本被攥出褶皱。这般模样，便是今天大家口中的“酷”了，酷得让人心慌，酷得叫人想攥紧拳头。我那时觉得，若能跨上这样的摩托，载着心仪的姑娘，穿过扬尘的土路，让风灌进领口，也有同样马甲，被风吹得鼓胀，应该就是人生的巅峰。
即便明知这巅峰不过是少年人的幻梦，却仍悄悄红着脸、梗着脖子，在日记本上偷偷写下“摩托”二字，仿佛这两个字能生出翅膀，驮着我，便可以飞出这群山环绕的地界。
可是要置一辆摩托车，谈何容易？家中几亩薄田，春种秋收不过换得一家人口粮，倘若指望着土里刨食来换摩托车，完全就是痴人说梦。于是想把心思系在书本上，巴望着考个中师、中专，谋个吃公家饭的差事，或许能遂了这桩心愿。这样的念头，那时几乎是我唯一的希望。
撒拉溪中学的校舍，由于初创的缘故，总带着股子蛮荒的气息。先前的学长们，除了背着布书包，还要扛着锄头、背着竹篼，每日里在操场挥汗。说是操场，不过是片高低不平的土坡，按班分了土方，一锄一筐地刨。
我非常幸运，等我入学时，他们已将那土坡刨得平了些，总算免去了肩扛锄头的营生，只消安心读书即可。
初一上学期的野炊，是件难忘的事。所谓野炊，不过是各人带了锅碗，往山上一聚。家境好些的同学，篮子里总飘着鱼香肉香。我们几个穷家子弟凑作一堆，锅里翻来覆去只有糙米混着盐粒，熬了锅夹生饭。待老师过来尝时，只觉脸上烧得慌，手里的勺子握得发颤，恨不能立时钻进山石的裂缝里去。偏偏那饭香直往人鼻子里钻，几个人都有些饥饿，不管三七二十一，把饭吃个干净再说。现在回想起来，真有些难堪。
学校里常传中考“几年都是光头”的说法，究竟是否属实，却也无人深究。但见学校的老师整日里眉头紧锁，估计是急坏了。
初一读完，学校创新，便要办快班，快班其实就是今天“重点班”的另一种说法。当时学校初一有四个班，各班选二十人，共计八十人考试，留四十名在快班。
宣布考试名单那日，教室里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语文老师正讲着课，校领导突然进来，手里攥着张名单。我盯着他开合的嘴唇，感觉像是钝刀割肉，因为他念的前十九个名字都与我无关。我只觉太阳穴突突地跳，喉间像是塞了团棉花。直到第二十个名字砸下来——是我！悬着的心这才落回肚里，摸了摸发烫的耳根，方知冷汗已浸透了后背。这样紧张，是生平头一遭，比之前偷了大哥家的梨、见了镇上摩托车和班里心仪的女同学，心跳得还要急。
选拔考试后，我很幸运地进入了快班。到了次年春深时节，班主任说要带我们去春游，大家皆问去处，老师说“七星关”。
那时哪有什么客车，最终是凑了钱雇了两辆川路车，铁壳子车轰隆轰隆响，一车厢的人挤得像沙丁鱼罐头，便浩浩荡荡往七星关去了。
车在路上颠得人骨头散架，有名女同学晕车，伏在车栏上吐得七荤八素，脸色青白如纸。我望着她单薄的背影，忽地想起母亲早年坐拖拉机去毕节城，大概也是这般光景。刚好晕车的那名女同学我又喜欢得不得了，心中竟生出些荒唐的念头——若能替她受了这晕车之苦，该多好。
到了七星关，方知这地名不虚。班主任领我们去看夏曦烈士纪念碑，碑身巍巍立在一片宝塔松树之间，庄严肃穆。他说河对岸曾有个大地主，夏曦烈士牺牲的河，便是我们足下的七星关河。这河水滔滔，竟比镇上的溪流宽上十倍不止，河上的石桥有七孔，桥身如龙脊横跨，是我那时见过最阔气的桥了。众人席地而坐，听老师讲些陈年旧事，风从河面吹来，带着水汽，倒不像野马山上的风那般干燥。
周末归家，将七星关的见闻说与父母听。父亲听了，眼里竟放出光来，母亲脸上的皱纹也舒展了几分，仿佛我做了件什么了不得的大事。他们长期生活在山里，大约觉得能踏上七星关的土地，便是离了那“老死不见毕节城，小死不见七星关”的命数。
初中毕业，我考去了毕节二中。父母虽已鬓发斑白，却总说我“定有出息”。一日回家，母亲说起一件事：有远房亲戚来村里买竹子，父亲好意邀他来家里吃饭，那亲戚却劝父亲“不要让你家小华再读了，回来讨个媳妇种地”，还说“野马山就没出过几个大学生”。父亲听了，拍案而起，几乎要拿扫帚赶人，此后便与那亲戚断了往来。母亲说这话时，手里的针线活计停了停道：“你家爸爸说得是对的，即便是去城里看一眼，也是光荣的，更何况还是去读书。”我望着他们苍老的面容，忽然懂得，这读书的路，于他们而言，就是托举着全家的体面与希望。
高三时，父亲常说头晕，一日在路上摔了跤，从此竟连走路也不稳了。我看着他扶着门框喘气的模样，心里像塞了团乱麻——想留在身边伺候，又怕误了学业。与母亲商量，她却立时变了脸色：“都到了这地步，你这个时候不读，简直就是要你爹老命！他拼了一辈子，不就想看你跳出这山窝窝？”话虽狠，眼里却有泪光，我便知，这学是万万不能辍的，哪怕心里千般愧疚，也只能咬着牙往前奔。
好不容易熬到高考结束，我回到家里候着放榜。父母每日里总说些宽心话，道是考不上便复读，语气里带着三分安慰，却藏着七分忐忑。等待的日子特别冗长，眼见着别家的录取通知书像雪片般飞来，我这里却迟迟没动静。
于是进城，找了个网吧，拨号上网，网速如蜗牛爬墙，网页半天打不开。我挨着点开填报的学校网页，终于在贵州民族学院的查询系统里，查到了自己的名字和专业。数计系的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那时正算得热门。于是忙不迭回家报喜，父母自然欢喜，一家子巴巴地等着通知书。
偏这时贵阳的亲戚来电，说那边考上民院的都已开学，怕是我落了榜。父母转脸问我，我竟一时语塞，无法辩解。最终被大姐和幺姐劝去杨家湾中学复读，报名完毕，背着铺盖去杨家湾住了一宿，高中老师却托人带信来，催我速速去学校领录取通知书。原来我留的电话总打不通，通知书滞留在了学校办公室。贵阳那亲戚又分不清五年制大专与本科，竟把开学时间混作一谈。
于是赶紧卷了铺盖回家，打点行装。拿到通知书那日，父母特别高兴，陪我坐到深夜，问花溪是何模样，大学楼房高不高，将来能否好找工作。我拣些好话说与他们听，末了母亲问起学费，我望着父亲满头霜雪、瘦得见骨的模样，咬咬牙编了谎，说民院有特殊政策，体谅农家子弟，免了学费。临行时父亲把几百元钱往我手里塞，我又推回去——其实哥姐和亲戚早已凑足了学费，他老人家的钱，如何肯收？
大三那年，父亲突发脑梗，享年七十九。毕业后我在贵阳工作，头一件事便是接母亲来住。她头回坐车，仍是晕车呕吐，与多年前坐拖拉机去毕节城时一般无二。住了几年，渐渐习惯，只是常念着七星关，说有空要去看看。
去年春节回撒拉溪，我开车载她在街上转悠，突然想起七星关，便去了一趟。她立在七星关桥头，望着滔滔河水，忽然笑着说：“好日子都叫我一个人享了，你家爸爸若能坐着自家的车来看这七星关，不知道有多欢喜。”
母亲面上虽笑，我却看见她眼角的皱纹里，藏着些微的潮意。从前提起父亲，她总要抹泪，如今八十八岁了，倒坦然许多，说起往事，像是在讲别人家的故事——大约岁月这把刀，终究会把人心磨平了，只是那心底的酸楚，就像这七星关河底的石头，虽被流水冲刷得光滑，却始终沉在那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