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麻记

我不晓得出于什么样不为人知的缘故，一代又一代为数众多的作者们非得要把农民塑造成憨厚淳朴的形象。我自己就是农家子弟，是农民阶层的一分子，对于上述那种描摹，有着与生俱来的厌恶。并非是因为否定，而是片面，并且由此衍生一个潜台词：居高临下。无论从哲学角度，还是现实角度，一个阶层，一个群体，其内在的特质必然是复杂而丰富的，岂可一言而蔽之。便拿“作家”们最热衷于观察抒发的上世纪而言，在他们刻意营造的滤镜之下，农民们除了憨厚朴实，有时还会再被加上一点点愚昧无知狡黠短视的成分。当然，基本教育环境的缺失确属先天不足，或许，这对于“阶层性格”的形成，有着某种意义上的影响，但绝对不是决定因素。就像是坐在直升飞机上俯瞰山川草木，不深入其中，仅仅是盲人摸象，得出的结论能公允才怪。即便是改革开放以后的最初的那些年，村子里徘徊于法律道德线上线下的各种“轶闻”比比皆是：打架斗殴，偷盗邪淫，人口贩卖，包办婚姻……这并不是为了批驳而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而是说明农民也好，市民也罢，或许工作性质上迥然不同，但人性如出一辙。当一个作者的笔触动不动就说他们（农民）如何如何善良木讷之时，不是高高在上满满的优越感，那又是什么？首先大家都一样，没有想到，建国以来一直推行的平等理念，到而今，竟还是如此的为人漠视。然后，不要试图做上帝做救世主。最后，须牢牢铭刻“有血有肉”四字于心田。

如果非得讲一个内质上的差异，应该归之为“眼界”。就拿著名作家梁鸿纪实文学《出梁庄记》为例，村子里的人走出去，虽然基础条件限制了自身发展，但他们还是很快融入到了并未高贵高尚的城市生活，而且，到了他们的下一代，俨然已经是娴熟的市民或小市民了，已经完全褪去了身上的“田园风”。记得原来有一句话说得好，往上数三代，谁家还不是个农民呢，况且，国家户籍制度也在逐步消弥所谓市民与农民称谓上的差异，统称为“居民”。真正意义上的计划体制都已经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有个非农业户口就沾沾自喜的年代一去不复返了。诚然，三农问题以及城乡差距，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内是客观存在的，然而，现代社会的发展，谁敢说农民就落后贫弊城里人就富裕发达呢，睁眼看世界，恐怕早就换了天地。惯常回村里，再不会为家家户户越来越多的小汽车所惊诧，哪门哪户，大凡有个适龄青年的，不得到城里供一套楼房？压力巨大是一方面，收入大幅提高大体上可以应承是另一方面，有心无力的事情，谁会争着干。再譬如村里金碧辉煌的饭店，因为各种儿娶女娉娘生日孩满月当兵上学上梁搭屋，几乎日日宾客盈门。金碧辉煌四字既然没有加上引号，便足以证明是恰如其分。无它嘛，生活水准的上升，必然导致人们审美水准的提高，从饭店到婚宴楼，不紧赶着装修，食客们就会去到别家，去到城里。

美中不足还是有的，主要体现在基础设施方面。管网建设亟需跟进呵，医疗教育分布不均呵，娱乐配套待发展呵，陈旧观念有残存呵，这个过程应当很漫长，但只要有发展，便是好现象。在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不要讲农村，城市之间便没有不均衡么，所以，那种张口农民闭口农村的调调，明显过时。城市里的低收入群体同样长期存在，他们未必过得比在村里更舒服便快乐。所以，“作家”们“诗人”们，不要做以嘴啃地的天使，要踏踏实实成为人民群众的一分子，试问诸位，除了体制内的，有几个可以依赖手中那枝笔活得风生水起？哪怕是在网文世界，也不过是最顶尖的那一小撮“大神”在纵横捭阖罢了，还要伴随着体力精力透支后的种种不测。活着，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那些要不得的“贵族气度”与矫揉造作，需要作个了断了。高高在上，眼高于顶，除了落一些韭菜麦子的笑柄，别无益处。

一个人学好并不难，重点是迷之自信。远的不说，路遥怎样创作《平凡的世界》，陈忠实如何提炼《白鹿原》，动动手指，就能搜出来的事情，还有几人愿意一瞥，有几人愿意施行，尽是骄奢淫逸脑满肠肥，一拍脑子，“大作”出世。回到尘埃里去，恢复自己的本来面目，然后有天赋，有欲望，才真正拥有了优秀作者的内核，再经艰难努力，继而或有希望出点“东西”。设若日日总是幻想着把文字作为名利之捷径，最终不落个身败名裂，已算叨天之幸。

作为农家子弟，农民阶层的一分子，我，包括那些依旧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他们”，从来不屑于被哪个来定义。

在农村生活了二十多年，种地种到父母离世，我明白自己早已与那片热土血脉相连。旧时代的农民，新时代的农民，都是血肉丰满的奋斗者，而且新中国没有永远的阶层固化，一个人身份认同，会是多角度多方面的。既然确定了“农民”理所当然的是“人”的一分子，那些“作家”“诗人”们动辄名片化的人格概括便少来。憨厚淳朴本来是褒义，结果愣是让别有用心之辈搞成了实际上口蜜腹剑的歧视，我们（他们）当然有憨厚淳朴，也有睿智机敏，更不乏害群之马鱼目混珠。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史记·陈涉世家》）此语诚不欺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