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记忆的坐标

2000 年，我借调至省委组织部党建之声杂志社任编辑。在此期间，我有幸知晓了一位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熠熠生辉的人物——李劼人，他素有“中国的左拉”之美誉。虽未曾谋面，但通过其作品与生平事迹，我仿佛跨越时空，与他有了深度的“神交”。

彼时，我正一心扑在文学创作之途，对作家群体满怀敬仰与崇慕。因而，我特意将他的作品购置回家，反复品读、细细揣摩。平心而论，李劼人凭借《大波》《死水微澜》《暴风雨前》这三部鸿篇巨制组成的“大河三部曲”，在中国近代文学史的版图上，稳稳地树立起一座难以逾越的坐标，此评价毫不夸张。

起初，我对李劼人的认知仅停留在“大作家”这一层面。直至 2005 年，我通过遴选考调到成都，因痴迷于人物传记创作，便前往拜谒他的故居。在故居中，我透过一件件遗物、一幅幅照片、一段段文字介绍，更全面深入地了解了他的人生轨迹，知晓他竟还担任过成都市副市长。然而，副市长这一身份，于李劼人波澜壮阔的人生而言，不过是一段短暂的历程，并无过多值得大书特书的特殊价值，毕竟相较于他在文学领域的深远影响，这一政治身份的层次与格局终究有限。我在创作《文翁传》时，对此感触尤为深刻。文翁之所以能够名垂千古、流芳百世，是因为他是中国官学的开创者，奠定了中国官学教育的基础。而与他处于同时期、同级别的蜀郡太守，如今已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难以考证其名，更遑论在历史的长卷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诚然，李劼人以“大河三部曲”奠定了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这背后蕴含着他必然的历史贡献。这种贡献，并非源自权力的威势与影响，而在于他为人民服务的深度与广度。副市长这一职位，更多体现的是个人在特定政治舞台上的价值实现，且权力的作用范围有着明确的边界。而文学作品则截然不同，它拥有更为广泛深远的影响力，因为思想的传播犹如璀璨星辰，照亮无数角落，没有地域与时间的限制。

李劼人当之无愧地成为历史记忆的坐标，他的名字与作品将永远铭刻在中国文学的丰碑之上，为后人所敬仰、所传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