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秀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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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侗族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贵州省锦屏县侗族作家王先平，深怀救民于水火的思想，追随革命志士孙家信、王定一、黄齐生等，先后辗转于锦屏、贵阳、四川、重庆，参加进步运动，他的小说创作，首开侗族小说创作的先河。《侗族文学史》（贵州民族出版社1988年出版）给予他很高的评价：“就目前所知，王先平是运用小说形式进行文学创作的第一个侗族作者，尽管他留下的作品不多，但他和他的作品在侗族文学发展史上都具有极重要的意义。”
王先平(1915.7—1950.12)，侗族，出生于书香世家，名熙保，笔名王临熙，锦屏县三江镇王寨（今锦屏县城）人，去世时年仅35岁。王先平的祖父王述教是太学生，父亲王承彩，号绘五，清末邑庠生。其兄王先蔚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接受过五四运动的洗礼，思想比较进步，曾任过天柱县中学教务长、贵州省参议员等职，在贵阳开过书店。当时都是地方上有影响的人物。
王先平生于民国4年（1915年），从小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1927年春，锦屏县创办国民小学。学校聘请有几位教师，其中有一位外地教师人称“苏保罗先生”（原名孙家信），是一名中共地下党员，教授高年级的英语和低年级的拼音（当时的称“注音”），他以教师身份作掩护，在学生中传播进步文化。王先平当年进入锦屏县国民小学，在二年级就读，教授他们国文课的是学校校长，一次布置以“校园”为题的作文，王先平的作文被选为范文在班上作了朗读，后来校长又把这篇作文拿给全校学生作示范。少年时的王先平已经表现出良好的写作悟性。
王先平从锦屏县国民小学高小毕业后，到天柱中学读书，天柱中学在当时是个思想活跃的地方，“苏保罗先生”已到天柱中学任教，王先平受到进步人士王定一、孙家信等人的思想影响，曾参与反贪官污吏的学潮。王先平中学毕业后于1933年乘木排顺清水江而下，到武汉继续求学，就读于武昌育杰中学高中部，毕业后考取武汉中华大学新闻系。武汉中华大学是一所思想进步的大学，为中国革命输送出许多杰出人才，如恽代英、龙大道（龙大道1919年到武汉中华大学附中部读书）等革命者。王先平在校学习期间，结识了许多进步人士，与中共地下党员吴绍文（天柱县人）既是同乡，又是同学，交往密切。经吴绍文介绍，王先平1936年加人中共地下党在武汉组织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与潘年琦(又名潘年欣，剑河人，博文中学学生)一同负责与博文中学学生和江岸火车站工人的联系工作，参加了武汉地区的“一二·九”学生运动。这一时期，王先平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并与著名影星柏杨同台演出一些进步话剧。
1936年，中共地下党组织在北京创办的《呼声》月刊被反动当局查封，党组织决定在武汉接着办进步刊物《青年文艺》杂志，王先平成为《青年文艺》武汉方面的负责人之一，在武昌长湖堤西街57号青年文艺社负责《青年文艺》的编辑及印刷、出版工作。王先平为《青年文艺》写了一些杂文和小说。现已知藏于北京图书馆的《青年文艺》1936年第一卷第三期、《青年文艺》1937年第一卷第一期分别刊载有他以笔名王临熙创作的小说《生活》、《活在记忆中的一位亡友》等。他的小说创作具有一定的艺术功底，在侗族文学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小说《生活》被收入《当代侗族短篇小说选》(民族出版社，l988年6月版)。
1937年春末，《青年文艺》被国民党特务、宪兵查封，同时被抄走“民先队”的一些文件资料，王先平、潘年琦等人被国民党当局追捕，一周后，王先平在武昌梁道街被捕入狱。他在狱中受尽百般拷打折磨，两腿被打伤不能站立，仍然坚贞不屈。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8年9月下旬，国民党政府在武汉释放在押的政治犯时，王先平才得以出狱。王先平出狱时双腿已严重受伤，不能行走，但他仍坚持继续抗日统战工作。组织上打算让他跟随新华日报社成员去重庆工作，由于他腿伤未能随行，随后组织上送他到长沙治腿伤。王先平的父亲得到消息，赶往长沙看望他，经多次劝说才将王先平接至锦屏家中用草药医治。
在家乡王寨治伤期间，王先平在锦屏城关小学担任五年级的国语教师，常向学生灌输民主、爱国思想，提倡新学和宣传抗战。积极联系乡绅组织筹资，在锦屏县城史经魁家的窨子屋里办了一所贫民补习班，传授新文化，教唱抗日歌曲，宣传革命思想。教育学生决不当亡国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王先平组织教师和学生，排练他编写的反映地主官僚欺压劳动人民的话剧《虎》，在锦屏县城“两湖会馆”戏台公演，并排演《流亡三部》等剧目，在县城和乡村进行演出和演讲，在家乡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宣传热潮。
1939年春，王先平脚伤初愈，受《平民通讯》总编、共产党人王定一的邀请，到贵阳福德街(今富水南路)“平民通讯社”工作，与黄齐生、熊铁樵、朱煤禄等交往甚深。1940年春，组织上安排王先平去四川（今属重庆区域）参加进步活动。随后，他的未婚妻陈长恒（锦屏县王寨人）也由贵阳女子中学转到重庆美术专科学校学习。这一时期，由于王先平工作的特殊性，他和女友极少会面，通信也少。陈长恒偶尔收到王先平的来信，王先平说他在垫江和篡江一带工作，但信封邮戳有时是重庆，有时是成都。陈长恒觉得也许王先平的工作需要保密，也不细问。王先平托人带给未婚妻的礼物多数是进步的文学书籍，如高尔基、巴金、老舍等的作品。他曾多次从四川寄《新华日报》到贵州锦屏的家里。1942年王先平的两个哥哥先后染上伤寒去世，因家中老人的催促，他只得返回锦屏侍奉老人。次年与陈长恒完婚。
王先平回到锦屏后，经亲友介绍，到县里的田粮处，做征收工作。在征收工作中，由于他办事照顾地方民众，体恤百姓，而被当局撤换。后又觉得王先平有文化知识，见过世面，任命他为锦屏县民众教育馆馆长。在任职期间，为了更好了解国内外时事，他买了锦屏县第一部收音机，创办了县级小报，还写了一些如《人牙与象牙》《抓壮丁》等讽刺时政的杂文登在小报上，同时与一些进步青年探讨新文化、新思想，联系密切。王先平的行动引起了当局注意，并派人对他进行秘密监视。王先平因“言行有赤色”，被时任县长的李繁苍撤职。后来吴琨继任县长，了解到王先平在地方有一定的影响，又恢复王先平的馆长职务。
1949年11月初，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挺进贵州，镇远专区所属镇远、三穗、天柱等县相继解放，解放军将进兵解放锦屏。天柱解放了，王先平接到天柱同学潘咏生、王天锡的来信，介绍天柱解放的情况。王先平兴奋地对妻子说：“这下子一切都好了！”
革命洪流滚滚向前，当时锦屏县长吴琨见国民党大势已去，在王先平等一批爱好和平的开明人士的力劝下，审时度势，酝酿“锦屏和平解放”事宜，成立“锦屏县临时治安维持委员会”临时行使地方权力。1月13日，锦屏县临时治安维持会发表通电，宣布锦屏起义。随后推选王先平和文蔚锐为代表，持起义电文和吴琨的亲笔信赴天柱远口，向镇远军分区司令员曾宪辉汇报了要求和平解放锦屏的诚意，请解放军进入锦屏接管。1月15日下午，曾宪辉率领人民解放军一五三团的两个营进入锦屏县城，宣布锦屏“和平解放”。张武云被任命为锦屏县人民政府县长。
解放军大部队离开锦屏后，地方反动势力不甘心灭亡，原锦屏县伪县政府的一小撮武装顽固分子在暗地准备暴动。王先平等进步人士曾提醒县长张武云留心。1950年3月，在龙俊生等发动全县性的反革命武装叛乱的前一天夜晚，王先平积极协助政府写信秘密通知在乡下征粮的同志应变。这些信件，除送往敦寨、新化、亮司的被土匪搜去外，其余的全部送达，许多同志得到消息后及时转移而免遭不测。
土匪盘踞锦屏县城建立伪政权后，威逼王先平为伪政府办事。王先平在亲友的帮助下，以下河钓鱼作掩护，暗自乘小船连晚下湖南洪江躲避。后来叛匪打探到王先平的行踪，暗地买通两名暗娼化装后将王先平诬告于洪江人民政府，声称王先平是锦屏叛匪派往洪江的“座探”。l950年12月23日，王先平在湖南洪江被误以“反革命”罪错杀，当年王先平才35岁。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进行拨乱反正，王先平的妻子陈长恒四处奔走，寻找相关证据，并得到曾宪辉等各级领导的关注，1983年12月8日，湖南省洪江市人民法院对王先平予以平反，平反书中称“恢复起义人员名誉”，王先平沉冤30余年后得以昭雪。
王先平的夫人陈长恒曾写有《我记忆中的王先平》等回忆文章，列举了王先平遗存的一些作品，其中有一首王先平写的《渔翁乐》，描绘了锦屏清江小镇静美、丰饶的山水风物，字里行间表现出作家对家乡的热爱之情：“渔翁乐陶然，驾小船，身上蓑衣穿，手持钓竿船头站，捉鱼在竹篮。金色鲤鱼对对鲜，河内波涛蛟龙翻。两岸垂杨柳，柳含烟，人唱夕阳残。长街卖鱼鲜，沽一杯美酒儿，好把鱼来煎。夜晚宿在芦草边，酒醉后，歌一曲，明月正满川。”
明月满川，清江不息。王先平作为中国新文化运动涌现出来的侗族小说作家第一人，一是作品率先发表，二是作品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深刻揭示了当时的社会问题。王先平一生的作为，是具有时代进步思想的，对人民是有贡献的，对此，《侗族文学史》一书已给了他很高的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