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镇——我的圣地

庄镇——我的圣地

林盛青

说到圣地，很多人会想到延安，因为那里对红色中国来说，是个具有重大历史纪念意义的地方。而信佛之人，则自然会联想到山西五台山、浙江普陀山、四川峨眉山、安徽九华山。因为这四座山罩着同一个光环——中国佛教名山。那四座山，是佛人心中的圣地。在宗教界，那些有着重大影响或与宗教创始人有极大关系的地方，亦被称为圣地。在我心中也有一块圣地，那便是地处黔东偏僻一隅的庄镇。

庄镇，是我系列小说“庄镇人物”的文化背景地。它在贵州地图上叫做——本庄。

我上个世纪初出生在本庄街上。记忆中的街道坑坑洼洼，如狗舌条一般狭窄。两旁是参差不齐的瓦房和茅草房。走在灰暗的街道上，偶可见着半死不活的歪柳树。从下街的一条鹅卵石巷子拐进去，便可见一个四合院建筑。四合院后面，有一栋三层楼的木房。那栋木房与前面的四合院相比，可谓鹤立鸡群。这个四合院和它后面的三层木楼组成的建筑群，就是本庄小学。以后，又升级为本庄中学，并附设了高中班。我的小学、初中以及高中都是在那读的。

在本庄中学读书期间，与文学有关的深刻记忆，是我偷着阅读长篇小说《野火春风斗古城》。那部小说讲的是我党地下工作者的生活和斗争的故事。小说中有两个重要的女性人物，金环和银环。书中有那么一点关于她们和主人翁杨晓东的情感描写。就因为那点情感描写，这部作品在当时被定为“毒草”。我也因为阅读“毒草”，被老师点名批评，被学校责令写了检查。这件事在现在看来，简直就是一个笑话。写检查并没有阻止我的阅读，在初中的两年里，我先后读了《平原枪声》、《敌后武工队》、《烈火金刚》、《苦菜花》、《铁道游击队》等多部反映抗日战争的长篇小说。我阅读这些小说时，追求的多是紧张的故事情节，根本不曾想到日后自己也会写小说。那段时间的阅读，尽管是走马观花、囫囵吞枣，但它对我后来的文学创作，显然是有影响的。

1979年，我考上石阡师范，从此离开了我生活过18年的本庄。虽然，我远离了故土，但是我的视线从来没有离开过那里的乡邻，那那里的街道，那里的小巷，那里的山水，那里的一草一木。我庄镇系列小说中的不少人物、故事，都是从那方水土里挖掘出来的。

在本庄中学读高中的两年，有一个学期是在河闪渡度过的。当时，全社会学工学农的运动如火如荼。学校为了让我们学农，在离本庄镇15华里的河闪渡开辟了一个农场，初三以上班级的学生，轮流到那里劳动锻炼。我们班是高二上学期去的。农场条件极为艰苦，白天我们上山劳动，晚上在粮站一间粮库改做的教室里上课。由于精神疲乏，老师讲的什么，根本就记不住，一进教室，多数同学就打起了瞌睡。我自然也是如此。但是，在那半年时间里，根据老师的要求，我写了不少日记。其中一篇写的是我为山上同学送水的艰辛过程。那篇日记，得了班上的最高分。看着那红色的分数，我内心的激动，无以言表。那或许就是最早埋藏于我心灵深处的创作种子。

高二的最后一个学期，我们从河闪渡回到了学校。为了迎接高考，老师把找来的作文让我们背。对此，我们如获至宝。因为我们根本就不会写作文。平时作文就是抄报子。记得有个同学连“新华社讯”都抄在作文里了。到了考场，我发现背诵的作文，与高考试卷上的作文，大相径庭，顿时傻眼。最后只得胡乱用文字将试卷上的方格填满。

带着庄镇的泥土气息，我走进了附设在石阡中学的石阡师范。那时“伤痕文学”正红遍全国。我怀着对文学的向往，阅读了《班主任》、《被爱情遗忘的角落》、《灵与肉》、《大墙下的红玉兰》、《我该怎么办》、《女贼》、《黑玫瑰》等一大批有影响的中短篇小说。也就是从那时起，我盟生了文学创作的念头。

我真正开始涉足文学创作，缘于读师范时的一次作文竞赛。那次作文竞赛是续写《珍贵的教科书》，我获得了一等奖。正是这个奖，使我对作文产生了浓厚兴趣。那之后，我作文的热情特别高。对老师布置的作文，总是挖空心思地想写进点新的东西。于是，就总有作文被老师拿在班上做点评。老师在点评时，会指出哪一个词用得准确，哪一个句子写得好。并且还会在用得准确的词和写得好的句子下面，画上红色圆点和波浪线。作文本发下来后，我会一遍又一遍地不厌其烦地翻看那些红色圆点和波浪线。骄傲、自豪的心情，油然而生。文学创作的热情由此被激发了起来。

谈及我的文学创作，就不得不提及县文化馆创办的文学季刊《热泉》。我的庄镇系列小说，最先就是在《热泉》登台亮相的。

   《热泉》创办于1986年，在当时的铜仁地区，乃至省会城市贵阳都很有些影响，思南的赵朝龙、马仲星、黄方能、许义阳，铜仁的林亚军、杨德槐、唐亚娟，德江的赵启东，贵阳的何文等作家，均在《热泉》发表过作品。

《热泉》的创办，团结、培养了一大批业余作者，他们的作品受到了圈内人士的高度关注，如我的庄镇系列小说，胡安智的短篇小说《布利尔舞厅》、林哥（陈启林）的组诗《七月一个阴天》等。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那个时期的文学创作，是石阡文学创作史上的一个高峰。因为除了以上提及的几个作者外，还有一个颇具影响力的人物，那就是《热泉》的主持人青年作家龙潜（那时没有主编这样的名头）。那个时期，他的中短篇小说频频出现在省内外的文学刊物上，给石阡的文学青年带来了极大震动。震动带来的直接效应，就是激发了大家的创作热情。

最初在我的小说中出现“庄镇”这个词，是《庄镇——故乡人之一》。这组小说由《粮食》、《枪手》、《英雄》三篇组成，发表于1989年《山花》第4期。责任编辑孙承庆老师为这组小说写了篇短评：《寓于性格复杂性中的艺术张力》，开篇一段是这样写的：

三篇小说将我们引入庄镇这个平常可见的山区小镇，吸引我们注意的，不是小镇的景色，而是小镇上那形形色色的人物，汪叔、石老大、毛毛。短评结尾说，林盛青三篇小说中的人物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的性格都是复杂的，甚至是矛盾的。正是人物的这种复杂性使作品具有一定的艺术张力。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他是一位有潜力的作者。我们期待着他更多更好的作品问世。

那篇短评对我的鼓励是不言而喻的。之后，我以庄镇为小说的文化背景，相继写了《庄镇——故乡人之二》（《二站长》、《鱼塘》），《庄镇——故乡人之三》（《罪孽》、《花脸》），《庄镇——故乡人之四》（《执照》、《失落》、《立碑》、《癫子》）等小说。

1989年《热泉》第三期刊载了我的《庄镇——故乡人之四》，同时加了编者按。那段话是这样写的：林盛青的庄镇系列小说在本刊连续发表以来广受好评，本期我们隆重推出他的庄镇系列小说之四，希望读者能喜欢。作者的这组小说，在主题的开拓上，较过去更为深刻。他不是在向读者讲述一些简简单单的故事，他所要告诉我们的是远比故事本身深刻得多的东西。

    几十多年过去了，《热泉》对我的鼓励，今天依然让我感动。

其实，在我创作的初始阶段，庄镇并不在我视线里。我也压根就没有那样的意识。那个阶段的创作，准确表述，应该叫模仿。写的都是远离生活的故事。比如短篇小说《硝烟散去后》，写的就是对越作战的故事。创作方向的转变，是在阅读了美国作家舍伍德·安德森的小说集《小城畸人》后。《小城畸人》是我喜欢的一本的书。这个小说集里有多篇提到“俄亥俄州”这个地名。“俄亥俄州”于舍伍德·安德森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那是他的出生地。“俄亥俄州”在舍伍德·安德森心里，就是他的圣地。后来又读了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发现他讲述的布恩地亚一家七代人充满神奇色彩的坎坷经历，时间跨度一百多年，但故事始终在马贡多小镇上展开。这就给了我一个启示，一个作家应该有属于他的创作圣地。

在我熟悉的作家中，除了舍伍德·安德森、加西亚·马尔克斯，把某个地域作为文学创作文化背景的例子还很多，比如：鲁迅先生的“鲁镇”、贾平凹先生的“商州”、莫言先生的“高密”、何世光先生的“梨花屯”等等。由此，在我的小说中便出现了“庄镇”这个带有强烈地域色彩的文化符号。

1998年，我在经过了9年的创作摇摆期后，视线又转回到了庄镇。这一年，承蒙《铜仁日报·梵净山周末》的厚爱，我的“庄镇人物谱系列”《朱老四》、《秦老师》、《李裁缝》、《孙三娘》、 《张屠夫》、《马站长》、《吴瓦匠》、《谭大肚》、《谢医生》、《唐婶》等16篇小说得以与读者见面。也就在这一年，我的庄镇系列小说引起了圈内以及读者的关注。在后来的创作中，只要是写乡村生活的小说，无论是短篇或中篇，里面都有庄镇的符号。

2004年10月，铜仁师专（现铜仁学院）的郭征帆君出版了《铜仁地区当代作家评传》一书。该书的第十章介绍的是我和我的作品，章节名叫“妙笔生花著佳篇”。开篇一段写道：

本庄临近乌江，是铜仁地区一个比较大的乡镇，从林盛青出生那个年代开始，都是全区最大的禽蛋市场，边贸十分活跃，商业繁荣。生活在这里的林盛青，受到环境的影响，在多年后的文学创作中将本庄，及本庄的人情风俗作为背景，写出了具有浓郁乡土气息的作品。”对于我的“庄镇系列”小说，郭征帆是这样评价的，“林盛青来自农村，来自本庄，本庄的一方水土成了他珍贵的财富。《庄镇》就是以他家乡本庄为背景的，但庄镇及庄镇上的人物则是一个历史时期里中国农村、农民的一个缩影。

在经过多年的积累和磨练后，2002年我创作了长篇小说《乌江怨》。小说以流经贵州的乌江为背景，再现了三十年代乌江航运在带来经济、文化繁荣的同时，也带来了祸国殃民的鸦片。小说围绕着乌江航运货物转运业的兴衰，演绎出了一个家族复仇的惊心动魄的故事。塑造了出生在庄镇的文若这个集画院学生、江匪头领、县府秘书、抗日将领于一身的复杂艺术形象，是一幅多角度、全方位反映乌江流域生活的风俗画卷。

这部长篇小说中的不少地名，如“河闪渡”、“燕子洞”、“高滩”“三步坎”、“关帝庙”等，完全采用民间习惯叫法，一字未改。这样写的目的，就是让小说带有很强的庄镇符号。

《乌江怨》完稿后，时任石阡县文联主席、《石阡文学》主编的谭玉君找到我，希望《乌江怨》在《石阡文学》首刊。在版面极其有限的情况下，谭玉君主席连续四期刊发了我的这部16万字的长篇处女作。时隔多年后，《石阡文学》改名为《石阡文艺 》，现任石阡文联主席、《石阡文艺》主编杨芳女士，将我22万字的第二部长篇小说《女房开老板》，以连载的方式推荐给了家乡的读者。为此，我要衷心地对石阡文联、对《石阡文艺》，道一声谢谢！

近年，我以庄镇为背景创作的短篇小说有《三丫的婚事》、《庸医》、《秀色》、《灵性》、《鲜货》等，其中《三丫的婚事》刊发在《当代小说》（2011年11月·下半月刊），并获该刊全国小说征文特等奖；《灵性》发表在《民族文学》2012年10期。

《空巢》是我以庄镇为文化背景创作的一部中篇小说，讲述的是农村空巢家庭和留守老人、学生的故事。福强君在《我的一种读法》里，对该小说的创作从我的职业、创作的视角、作品的意义等多个层面进行了审视。他说：

据我所知，先前的若干年，在一个富庶的大镇和一个玲珑的县城，盛青兄曾分别在多所学校的讲台上挥杆执粉，“俯首甘为孺子牛”，为一茬茬的莘莘学子搭架了一座座通往所谓知识殿堂的桥梁；从某一年开始，他稍稍调换了一种姿式，带上了一点“管理”的性质，但似乎还是被叫作“教育工作者”。那么，理所当然地，“教育”也就“在劫难逃”地要被纳入他评点、批判甚至“控诉”的范畴。

孩子长大离开，留下老人独自在家所面临并承受的空虚、寂寞状态，是我们对“空巢”源自其字面意义“空寂的巢穴”获得的第一种解释；而后来，这个社会也越来越普遍地在让我们接受着另外一种老人被置换成孩子了的解释。身处“空巢”的孩子，由于监护不力，缺乏抚慰，疏于照顾，心理问题、学习问题、生活问题、社会关爱不足问题相继呈现——本题中篇《空巢》中的向然，甚至连去读初一时揣去、还远远不够的三十二元八角钱的报名费都是几个亲戚“凑”的，又何谈监护、抚慰和照顾？因为“欠学校的钱总得缴”，面对班主任郭越老师每被学校财务催缴一次带回的“心急火燎”神色，“不敢面对郭越，也不敢面对同学们”的向然，就觉得自己“跟做贼没有什么区别”；因为无法控制对同学肖竹运带来的一罐酸辣椒炒腊肉的诱惑，他深更半夜“悄悄爬起”把它偷了出来，“一口气吃了个精光”……他的心里被越渐厚重地覆上了一层阴霾。

到向然负气“毅然决然”地出走校门，“想也没想”就爬上一辆正在发动的货车，再被拉到一处名叫坡脚的煤矿，遭遇“开饭店，有时也出卖她自己的肥肉”的女老板九香之后，他的命运就已经不再还有另外一种稍稍接近于乐观的假设。

即使这个故事的结局可以添进一抹殉情的意味，但一个“空巢”儿童用生命演绎的痛怵、悲怆却足以令我们心撕肺裂。

福强君文章提及的“富庶的大镇”，便是小说中的庄镇，我家乡——本庄。

美国著名小说家海明威，在谈到小说创作时说，作家写小说应当塑造活的人物；人物，不是角色。角色是模仿。如果作家把人物写活了，即使书里没有大角色，但是他的书作为一个整体有可能留传下来；传为一个统一体，作为一部小说，有可能留传下来。海明威是站在山巅上的作家，他的创作成就成举世公认。那样的高度，我是不能够翻越的；作品的流传，我也不去奢望。但他关于小说人物的塑造，我却颇有同感。我的庄镇系列小说，之所以得到一点赞誉，就是因为我在小说中塑造了“这一个”较为独特的人物，比如：《粮食》中的汪叔、《三丫的婚事》中的三丫、《灵性》中的苟老板······

在石阡工作期间，我先后在汤山一小、教研室和石阡报社工作过。也许是因为自己爱好的缘故，在汤山一小，我创办了《教学实践》、《烛光》、《新星》三份油印刊物，意在提高教师的教学研究能力和写作水平，激发学生作文兴趣；在教研室，又创办了《石阡教育》、《读写月报》（小学版、初中版、高中版），其刊登的学生作文，多篇被省内外报刊选载；在石阡报社，我在《石阡报》上开辟了专发文学作品的“泉都文苑”栏目，团结、培养了一大批文学爱好者。尤感欣慰的是，我推出的聂洁系列散文《石阡风情》，磨砺了她的文风，为日后她走向更高更广阔的天空，打下了坚实基础。

现在回想起来，我在石阡三个单位的工作，冥冥之中都与文学创作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我能够从庄镇走出来，是因为文学强大的力量。为此，我要感谢让我魂牵梦绕的文学！

从第一篇作品面世，到最近的小说刊出，屈指数来，涂抹的文字超过百万。在百万文字中，可圈可点的为数甚少，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稍感安慰的是，我创作的脚步，没有因为遗憾而停留；我对文学的追求，也没有因为文学的被冷落而放弃。我深信文学永存！

庄镇——我的圣地，在我文学创作的道路上，是您厚实的脊梁，一直支撑着我走到今天。明天，明天以后的明天，您依旧将支撑着我，向前，向前，直到永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