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长满胡须的故事

那些长满胡须的故事

杨旭

常常夜不能寐，总在理清一些故事，这些故事已经长满胡须，虽然扎人腮帮，但是亲情融融，爱心满满。

我和父亲的故事最初散落于山野间——常常在日头爬上头顶，赵家寨灰不溜秋的瓦房上空袅袅炊烟已经散去，可地里的活路总是还有那么一块没有侍弄完毕，这时候，父亲总是装起一袋旱烟，“吧嗒吧嗒”扯上几口，然后取下烟杆，用衣袖擦了擦烟杆嘴，递给我，说：“饿了吧，抽两口吧，抵得上一碗稀饭呢！”就是这时候，我常常被经过铜头烟嘴那黑魆魆的“烟屎”过滤的烟子呛得难受，也在这时候，八九岁的我就学会了抽烟。“弘扬，吃早饭了”！直到村头传来母亲的呼喊，我和父亲才收了工具，结束早上的活路，回家吃饭。

也许，我的出生原本就是一个错误。那一年，父亲已经四十岁了，正好遇上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刚刚开始施行，就因为多生了一个我，父亲被乡里喊去做了结扎手术，由于当时的手术技术不太过硬，导致父亲后来的生活因为手术后遗症，常常腰酸背痛。我的罪过，还在于给已经有了两个哥哥和两个姐姐的家庭生活困难雪上加霜。当然，我的罪孽已经得到应有的惩罚——那是外公在弥留之际，我的母亲许过承诺：爸爸，你就放心地去吧，将来我帮你立一个砚台碑。外公去后，父亲家里一直不景气，哪有闲钱做那些“死要面子活受罪”的事情，打砚台碑的事情就一直搁浅。没想到，外公许久见不到砚台碑，等得不耐烦了，就发脾气施法惩治自己的女儿，让她出生第三个儿子眼睛先天性角膜白斑，生出来左眼就是“白眼睛”。一岁的时候，父亲很忏悔地说：“如果是没有打碑老人家不高兴，那就把弘扬的眼睛吹开，就是砸锅卖铁也把碑打了。”真是怪事，这样又一许诺，我的眼睛就慢慢亮开了。后来也许是因为父母亲为了养活大哥二哥大姐二姐家庭负担重，无论如何也没舍得把家中仅有的两口锅砸掉，几十块打碑的钱也就无从着手，再一次失信于外公，外公彻底生气，毫不留情地又关上了我那只亮开的眼，恢复了当初的“白眼睛”模样。十多年后，父母可能是有了点闲钱，也或者是觉得对不住我，勒紧裤带给外公打了一口砚台碑，外公可能是年龄老化法艺退化，反正再也没有亮开我那只“白眼睛”。

有了“白眼睛”的宠幸，我的成长中无形又多了一个刺耳的名字“一只眼”，当然，只要有人喊我这个名字，父亲会暴跳如雷，会把这个欺负我的人大骂一通。屋漏偏遭连夜雨，也许是因为我的罪孽太深重，不晓得是哪位“大神”又给了我一个从小中耳炎的病症，右耳长期化脓，最后几乎失聪。长此以往，我养成了性格孤僻、内向的性格，不喜欢与人玩耍，经常跟随着父母亲，或者上山干活，或者走访亲戚。到了读书的年龄，也许是父母亲认为一个耳聋眼瞎的孩子送到学校会被人欺负，也许是大哥二哥读书就已经“有一壶”了的负担，亦或许是我本人因为“怕见不得人”不去学校，反正我压根儿就没打算上学堂，整天就和同样不得上学的大姐二姐一起。对于不得上学的这个事，大姐二姐有一个堂而皇之的理由，那就是“姑娘家是外头人”。

于是，我和父亲的故事就在山野间拉开了帷幕，除了一起上山干活用旱烟充饥学会了抽烟，也随父亲学会了割草，砍柴，常常被镰刀和马儿杆（一种锋利的茅草）把指母削得鲜血直流，这当儿，父亲常常把苦蒿放在嘴里嚼烂敷在伤口上说：“出血了好，有出息，这是止血的良药”。当然也在这些日子里，我在父亲那里学会并背熟了“三三管九，九九还归八十一”的乘法口诀。父亲说，要学会算账，才不会吃亏。

父亲的好多故事已经长满了胡须，有些扎人——父亲也读过书，那是跟随厢房的杨昌廷老先生念的。父亲六七岁的时候，他的堂叔杨昌廷老先生在附近的朝阳山小学教书，每天出发的时候，都会喊：“娃儿，走啊！”父亲就跟着堂叔到学校去，由于没有正规报名入学，父亲就趴在门口或窗口仔细听讲。这样的旁读，让父亲认识了好多字，文化达到了高小水平，使得父亲在后来的生活中能运用自如。他一生敬重的老师就是自己的堂叔，即使是自己的亲堂叔，也以“先生”相称，并且是一生从不改口。

父亲八岁那年，祖父因病去世，祖母大约是怕世俗的偏见和寡妇的为难，狠心丢下八岁的父亲和五岁的姑姑，改嫁他乡，父亲就成了孤儿，与妹妹相依为命。那些年，幸得父亲的伯父膝下无儿，将父亲视为掌上明珠，每天走东去西，去烟馆，去场子，都把父亲带在一起。父亲的任务就是给伯父背烟箱，装烟枪，使得父亲也染上了烟瘾。我只记得父亲给我们儿子儿孙树立了榜样，他说，当年为了戒毒，请人帮自己捆在柱头上熬过了几天几夜。他常告诫我们，鸦片不能碰！那是要倾家荡产，会死人的！

父亲真实的出生时间应该是1934年正月十六，因为从小就没了爹娘，也没有人关注记得他的出生年月。我们只晓得他经常给我们讲，他生肖年号属狗，水深火热的年月，父母给他起了一个丑名“狗仔”，迷信说法是丑名好养活。正因为这个丑名，父亲一次一次在生命的尽头化险为夷。九岁那年，父亲在河沟碾房里，趴在碾槽里睡着了，那庞大的碾圆石头就要从他身上碾过去，正好碰上了四处寻找他的伯父赶到这里救起了他。他说他狗命长，不该死！

岁月蹉跎，历尽艰辛。父亲在帮人家做活的经历中逐渐长大，学木匠、学篾匠，以自己的自身勤劳养家糊口。1957年娶了中伙村张家姑娘做了媳妇，也就是我的母亲。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本就光石板上成家的父母亲的日子过得很是艰难。次年遇大旱，颗粒无收，父亲与同村青年响应赴省“大炼钢铁”的号召，去到省城贵阳，先后在马场坪农场挽草，在省农经委工作。在省农经委期间，为时任张明省长当通讯员（专职秘书），每天腰别短枪，驾驶自行车或三边摩托，穿行于省城贵阳的大街小巷、机关大院。期间为老家一同赴省的青年处理了好多难事，介绍并引荐了好的就业岗位。父亲一生火爆脾气，做事从来都是雷厉风行。“三年困难时期”的一九六一年，母亲在家哺养大哥，由于劳动力薄弱，挣不到工分，无法度日。外公拍去电报称：“儿饿速回！”父亲哪里听得自己的儿子没得饭吃，当即回乡。

父亲就这样弃了公家的饭碗，回乡除了打理好家长里短之外，还担任红星生产队队长数年，带领全队人民大搞经济建设，取得阶段性进展。后来，省政府机关大楼遭遇一场大火，许多档案资料都毁于灰烬，加之农经委人事变迁，父亲的工作安置就成了遥遥无期的等待，父亲就成了一名地地道道的农民。他常常对我说：“人啊，一生衣禄是注定的，该你吃尖碗你擀都擀不下来，该你吃平碗，你堆都堆不上去。”父亲的话似乎有着很深的哲理，其实他是在用自己对人生的感悟来教育我们，怀揣一颗平常心，不争名不争利，踏踏实实做好人。

父亲这些扎人的故事一直影响着我——我九岁那年，大哥已经师范毕业，家里只有二哥读书了，稍稍有了喘息之机的父亲帮我送到了朝阳小学读书，他说，一定要认得几个字，才不会被生活所累。积累了“丰富知识”的我进入学堂就是班上的“老大”，个子老大，九岁的我总是比同班那些同学个头要大出好远，当然成绩也是老大，从一年级到小学毕业，班上的第一名就没人与我争过。

我很顺利地进入了初中，读初中那些年，父亲常常被二哥和我的上学费用绞尽脑汁。每到开学季，父亲总是到邻里亲戚处帮人家编几个背兜，说一大堆好话，要不尽的人情，借得一些钱米，我才能背上那只蛇皮口袋翻过大丫口走进校园。记得那一年我转到煎茶中学读初二，满身长满疥疮的我又患了痢疾，人消瘦得不成样子，父亲接到消息后，跑到学校把我背回了家，送村医处，医生说：“这崽崽怕要拖落哦。”父亲对我说：“儿啊，天下只有挑箩兜卖米，没得哪凯挑箩兜卖书，我们不去读书了。”父亲说这句话的时候，我看见他转身抹了一把泪。其实父亲是在安慰我，安心在家治病。

县城的医院住不起，村里的医院条件太差，有一种治疗痢疾的药品实在没有，医生说煎茶卫生院有，父亲立即从村里出发到煎茶卫生院，傍晚时分就拿着药回来了，往返八十多里的山路，父亲硬是两个小时跑了个来回。大约在家耽搁了一个学期治好了病，我又回到合兴中学继续读书，那时候是读初三，可能是读了两个多星期，有人带信来，说父亲晕倒在白果树的地里了，原因是活路多，父亲忙不过来，顶着烈日都下地劳动中暑了。那一次，我背起那只蛇皮口袋回家了，再也没有返回校园，因为我信奉父亲那句话：“天下只有挑箩兜卖米，没得哪凯挑箩兜卖书”，要回去帮助打理农活减轻父亲的担子才是正事。其实，弃学的原因还有一个，那就是初三毕业后要体检过关才能参加中考预选，我，就算了吧。

后来，哥哥姐姐们相继成了家，大哥二哥都成了吃“皇粮”的国家干部，父亲一直和我一起生活，其时我在村里的学堂做代课教师，一代就是18年。年迈的父亲看到我生活的窘迫，代课除了挣点盐巴钱贴补点家用外，生活捉襟见肘。就经常帮我做农活，使得我常常在心里内疚，他却说：“人，能动就不能闲着。”那些年，每到秋收的季节，父亲和我，总是把黄澄澄的稻谷晒干簸净，挑到村里的粮站交售公粮，父亲说：“这个是皇粮国税，可不能马虎，我们自家人也有几个在吃皇粮呢。”说话间，我能清楚地感觉到父亲对于大哥二哥成了国家公职人员是莫大的骄傲。

再后来，我代课教师得到了转正，工作单位从村里到了乡里，父亲随我到了乡里。2016年，我被县委办行文抽调到全省20个极贫乡镇之一的桶井乡参加脱贫攻坚，父亲就被二哥接到修文扎佐。

二零一八年十月初，我到苏州木渎镇考察学习，刚好是最后一天接到二哥的电话，问我哪天回来，说父亲生病有点老火。我坐飞机当天赶回了贵阳，那天晚上，父亲看到我很是高兴，还喝了一小点酒。当晚我挨着他睡，患了膈肌痉挛病症的父亲总是打着嗝，小便失禁，大脑眩晕，专门起来走动，最后晕倒在厨房里。

十月十九日，85岁高龄的父亲因医治无效去世，我们把父亲和他那些长满胡须的故事运回了老家，安顿在老家对面的土坎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