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来的文竹死了。那盆在电脑左侧文件桌上努力繁荣了三年的植物,最终死在了周一清晨。行政办来收走花盆时,保洁阿姨扫走了最后一根枝叶,办公室里从此变得空白空荡起来,仿佛从来没有什么生命在那个位置上存在过一般。我数着对面空荡荡的格子间,突然想起鲁迅笔下那些“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此刻正在空调的温润中进化成更精密的现代形态。
三年前,东来从网上买了这盆文竹,开始时它还不及巴掌高,期间补过几次肥泥,慢慢地就开枝散叶了,而且长得很高,能将东来隔开窥视外界,也能阻断外界窥视东来。很长一段时间,我们还会在那翠绿的枝叶间隙交换眼神,用茶杯相碰的轻响代替早晚问候。后来单位落实改革,他的文竹被定性为“团队协同效应”的阻碍,从此沦为指指点点的不祥物。
每个科室都是一座微型剧场。我常看见有些人拿着手机在21寸电脑屏后练习微笑,他们面对不同的人和动物,能把打招呼这几组词语说出二十八种不同的音调。上周二,我看见一个矮而白的女人和一个矮而圆的女人在四十来米的走廊里窃窃私语。隔天,空气中流传着一些夏虫般的碎语,大致意思是,东来工作没有艺术,得罪了很多人,为了团体利益,他可能得走。
果然,年终绩效考评那日,东来的测评结果比去年的糟糕,“职工不会说谎,数据更不会说谎。”考评员扶了扶眼镜,镜片反光遮住他的瞳孔。我看见东来的后颈沁出汗珠,在二月的冷风中迅速凝结成白霜。他的文竹就是在这天彻底死的,细碎的枝叶被折断了,根部被连泥带砂拔除,那种狼狈像极了测评会后他蜷在椅背里的脊椎。
下午下班前,我在六楼的消防通道无意撞见真相。“事已办妥,请您放心;这一次,他那些奖决也洗不白他的黑。”他们每天都在练习不同的语调和不同的微笑,所以哪怕有应急灯照亮,我也无法分辨出这个人是谁。不过那一刻我终于明白,那些“做戏的虚无党”此刻正在用绩效考评上演新编的《社戏》。
东来被下放那天,六楼所有办公室都在闭门办公,六楼那只矮而圆的猫头鹰和五楼那只矮而白的乌鸦也不叫了。阳光透过布满灰尘的玻璃窗,在昏暗的长廊两侧投下病态的白。看起来一派和谐。
接待室新换了茶叶,绿茶,苦味里带着一股无法表述的腥气。我摩挲着东来留下的保温杯,杯底还沾着他没洗去的茶垢。忽然明白鲁迅所谓的“无物之阵”的真意:这栋业务楼里,每个清晨准时响起的脚步声,每封密送领导的抄送邮件,每次恰到好处的掌声都在编织着无形的铁蒺藜。而我们,都成了精密运转的困兽,在绩效的齿轮间互相撕咬,却始终找不到那个“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究竟是谁。
昨天经过东来的办公桌旁,看到他放置文件的烂办公桌贴墙的缝隙中竟冒出一点绿芽。或许是那珠三年文竹遗落的种子,在这回南天里发了疯吧。我盯着那抹颤抖的绿,想伸手帮它一把,突然听见身后传来难以分辨的咳嗽声。再回头时,绿芽已经消失,只剩办公桌上刺鼻的84消毒液的擦痕,在阳光下泛着冷冽的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