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斌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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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的春天，戈壁滩上沙尘暴肆虐，裹挟着盐碱土，在化验室的屋顶奏响苍凉乐章。李天银蜷缩在军大衣里，借着台灯昏黄的光线，专注地在实验记录本上描绘改良盐碱地的蓝图。风沙叩击玻璃，嘈杂声响恍惚间与十几年前那个决定命运的时刻重叠在一起。
1984年仲夏，蝉鸣阵阵，张掖农校的毕业分配如同一场没有硝烟的战役。当同学们四处打探省城单位的消息，削尖脑袋想要留在繁华之地时，这个来自河西走廊农家的儿子，却在分配表上郑重写下“返乡务农”四个字。那时的他绝不会想到，命运会将他推向更为荒凉的所在——号称祁连山北麓戈壁明珠，实为盐碱肆虐的农业“死地”的黄花农场。
初到农科站那天，白花花的盐碱地如利刃刺痛双眼。斑驳的土坯房前，几个老职工正焦急地给垂死的麦苗浇灌“救命水”。混浊的渠水流过盐碱地，在垄沟边缘析出一层雪白晶粒，宛如大地的“泪痕”。
“这水越浇，地就越糟啊。”老站长递来搪瓷缸，那双龟裂的手如同这片饱受苦难的土地，“小李啊，咱们农场的这片地，就像吃着咸水长大的病孩子，太难治了。”
化验室的铁皮柜里，静静存放着三千份土壤样本，无声诉说着这片土地的伤痛。每一个编号背后，都凝聚着天银骑着永久牌自行车在荒原往返丈量的艰辛。他记得七月正午的戈壁热如烧红的铁板，车胎碾过砂石路发出焦糊味；记得取土时撬开板结如石的地表，盐霜在镐尖闪烁如凛冽刀光；更记得田间“碱窟窿”里，麦苗未及抽穗就已枯黄倒伏，仿佛被无形大手扼住咽喉。
1987年冬夜，气温低至零下三十度，寒风如野兽在土坯房缝隙间呜咽。天银裹着三床棉被，借着电炉微温撰写《河西垦区盐渍化低产田改良方案》。突然“啪”的一声，桌角墨水瓶被冻裂，蓝黑墨水在稿纸上洇散，意外勾勒出祁连山的轮廓。他凝视这意外的“图腾”，想起焦裕禄在兰考绘制的“三害”分布图。那一刻他明白，治沙治碱的伟大魂灵早已在华夏大地代代相传，如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如愚公移山“子子孙孙无穷匮也”。这种精神激励着无数有志之士为土地新生而不懈奋斗。
十年磨一剑。经过无数次试验，这片荒芜的盐碱地终于绽放淡紫色苜蓿花。那一片淡紫如希望之火在贫瘠土地上燃烧。当第一茬绿肥被翻入土壤时，天银和职工们含泪跪地捧起改良后的土壤。咸涩泪水滴落棕褐色土粒，每一滴都饱含多年心血与期盼。老站长颤抖着手点起旱烟，哽咽道：“这地啊，终于有救了。”此情此景，恰似《诗经》所云：“芃芃黍苗，阴雨膏之”，辛勤耕耘终得回报。
1998年，洪水如猛兽奔腾而来，成为天银生命的重要分水岭。在齐腰深的冰水中，他不顾安危转移群众，左腿撞上暗流中的拖拉机残骸，剧痛袭来。恍惚间，他看见二十岁的自己骑着自行车在砂石路上颠簸前行。那个青涩技术员与此刻成熟的农艺师，仿佛跨越时空在此相遇，目光交汇共同守护这片重生的大地。这让人想起《庄子》所言“薪尽火传”，精神的火种在一代代人手中传递。
如今，李天银站在高级农艺师办公室里，窗外万亩滴灌田泛着翡翠般光泽，既是他多年心血的结晶，也是土地新生的见证。尽管岁月流转，天银的旧伤在阴寒天气仍会隐痛，仿佛土地记忆在骨血中苏醒，提醒着曾经的艰辛。办公桌玻璃板下压着发黄的旧照片：年轻的农技员蹲在满是碱斑的地里，手中麦穗低垂诉说苦难，身后是苍茫辽阔的田野。这景象，正应了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士人情操。
每当新入职的大学生请教成功秘诀时，他总会抬手指向墙上斑驳的垦区地图，目光坚定地说：“你们看，每一条等高线都像农垦人饱经沧桑的掌纹，记录着奋斗与坚持；每一块条田都有着科技工作者强劲的心跳，蕴含着希望与梦想。我们不是要强行改造自然，而是要在这盐碱地里探寻土地本应有的模样。”这番话深得《道德经》“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之精髓，道出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真谛。
